析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析哈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以提出批判的解释学、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而闻名于世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本世纪70—80年代转向了交往理论的研究。他针对工业文明在现代西方的崛起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异化状态，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交往异化理论。该理论以其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主体间交往在由自在向自为的演进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从而揭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潜藏在文化领域（符号和意义得以表达的领域）深层的矛盾，并提出了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构建合理社会的方案。它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十分普遍的异化现象，从而在我国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努力完善社会交往系统，防止和及时消弥工业文明中可能出现的人的异化状态，克服和抵制潜在或显露的拜物主义和技术崇拜，发展社会主义平等、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与评析。
一、交往与异化
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在解释交往的含义时，把交往命名为“交往行为”。在他看来，人类行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具性行为”，又称目的—理性行为，它是以技术的规范作为导向行动，并且立基于经验知识以工具为媒介的行为。工具行为的行为目标是指向自我成功的，行为动机具有“冷淡持中性”，它主要依靠认知真实性运行。第二类是“战略性行为”，它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进行的“合理选择”行为，这种“合理的选择行为”是按照行动方案进行的，而行动方案又是以分析知识为基础的，它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价值系统）和一般准则的推论。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劳动”就是包含上述两类行为的范畴，它是属于工具性和策略性的“目的——手段”式行为，即劳动只表示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第三类是“交往行为”，它与前二类截然不同，它是交往参与者遵循有效性规范、保持社会一体化的行为。交往行为的动机具有交互性，它在社会主体遵行主体间认可的规范的有效性基础上展开、运作。
哈贝马斯之所以重视“交往行为”，主要原因来自于他与他力图加以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歧。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错误在于“把交往行为归结为劳动、或者从交往行为中去推论劳动”，“按照生产的模式理解反思”，“把反思的过程降低到工具行为的水平”。（注：哈贝马斯：《认识和人的旨趣》，波士顿1971年版，第44页。）于是，交往行为被归结在工具行为上，工具行为成了一切范畴的生产的范式，一切都成了生产的自我运动。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没有能正确理解交往行为本身的特殊本性与独特逻辑。而按照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他把交往的核心要素表示为“理解”（verstehen ），认为它是交往的主观特征。他说：“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换言之，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注：《我和法兰克福学派—J·哈贝马斯同西德〈美学和交往〉杂志编辑的谈话》 ）在揭示“理解”的本质时，哈贝马斯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行》，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 页。）可见，无论在狭义还是在广义上，哈贝马斯都把理解看作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意识活动。在对理解本质作出这样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又强调，语言即是那服务于理解的“沟通媒介”，且作为交往中介的语言并不是独自式的形式语言，而是对话式的日常语言，因为“日常语言具有使个体通过在对话关系中的普遍范畴得以理解的结构”，从而使诸主体在交往中既能通过相互认同，相互了解和相互承认而在某些普遍的方面取得一致，又能够在相互之间保持距离，维护其自我的同一性。那么，语言又是如何形成成功和正常的有效性沟通？哈贝马斯认为，这只有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对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肯认，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起作用。于是，哈贝马斯又提出了作为沟通的一般理论——“普遍语用学”。他说，“普遍语用学”就是分析说话行为，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探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他们二者如何通过语言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的学说。他从普遍语用学角度立论：现代理性必须是一个追问意义的“过程”，即人们通过语言的交往活动所达到的一种具体的“共识”。这种在交往过程中所进行的普遍共识就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即“交往的理性”，这样，“交往”逐渐等同于语言，语言成为人类交往行为最主要的形式。显而易见，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为变成了人类主体“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它是以语言为中介所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说透一点，交往已经不是主体之间的客观活动，而是“定向于主观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哈贝马斯正是通过对交往作上述语言学和释义学的诠释，并从经验过程的角度来分析理解过程的超验性，从而确证了交往的社会本体论意义。
由于“交往行为”被哈贝马斯限定在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方面”，因此，哈贝马斯特别注重“话语”的分析。他注意到贝尔的说法：后工业社会的逻辑便是消灭人们的交往方法，使人的交往和行动失去明确的意义。他也注意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干预活动已经侵入了交往者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控制着人们的交往，导致交往关系的物化，行为领域的金钱化和官僚主义。特别是随着以目的——工具合理性为主旨的“官僚制化”的蔓延，这种“官僚制”已无孔不入地广泛渗透到经济、文化意识、社会生活乃至最隐秘的家庭生活领域，成为现代国家和社会无所不包的一条根本性的组织原则和管理方式。其结果是传统的社会调适和管理的手段逐渐被取代，权力的实施越来越倾向于依赖科学技术、专业化和各种管理方法。这样，在当代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控制下，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不可替代的整合媒介——语言的作用，被系统的整合媒介——权力、金钱所取代。由于权力和金钱等“非语言的驾驭机制”贯穿于社会系统之中，成为生活世界中交往的手段，这就使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语言交往受到侵犯和干预，语言的沟通成了利益交换，价值共识为可操纵的媒介所扭曲，作为行动者本身的人也丧失了目的性而沦为工具性手段，人们之间无法共同理解，共享文化，文化再生产出现困难，并因此出现了“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危机。哈贝马斯称这种在社会文化互动或沟通中所产生的异化现象为“有意被扭曲的交往”或“伪交往”。
现代世界的异化现象既然如此普遍，如此深刻，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对此，哈贝马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一，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人的工具行为或曰劳动不断“合理化”，即“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它意味着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在人的工具行为不断“合理化”的同时，人的交往行为即“相互作用”非但没有“合理化”反而越来越“不合理化”。他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生产力的潜在能力就具有一种能够使人的意识中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消失的形态，”即“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还会逐渐地把交往行为本身吸收到自身的功能范围中来。”（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105—106页。）“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依托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却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和人在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手段化，人们在劳动中往往被消解了情感、特性、价值、多样性，只是作为一部机器的零件、一种工具、一种抽象的实体在起作用，人越来越丧失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这种情形中，处于交往之中的人都往往以不同形式沦为手段，沦为某种物或客体，而这种交往主体的手段化又会导致交往主体的片面化，即相互交往的人们不是作为特定主体的规定性而进行相互平等的交往，而是作为片面的、被动的人进行片面的、扭曲的、异化的交往，从而使人与人的交往与理解难以真正建立起来或者只能虚假地建立起来。
第二，哈贝马斯还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有形的例证”运用于自己的交往研究中，进一步论证了社会系统扭曲性交往产生的条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基于对神经病症机能的研究，认为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压抑而得不到正常的渲泄和满足，是导致精神变态患者语言和行为不可理解的重要原因。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哈贝马斯对由于病态言语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扭曲性交往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本来，人类的认知能力、行为动机和互为主体性的语言是交织并关联的，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表达欲求的语言符号，已被社会或其他权力的压抑而给予系统性的排除，欲求成了被禁止的或在沟通范围中被拒为合法地谈论的，最终这欲求形成所谓的“语言私有化”的现象。这些表达欲求的语言符号在获得一种私人特有的意义之后，便不能按照公共语言的规则加以使用，于是出现用词不当以至精神错乱等病症，病症“从语言的公共使用的逻辑同语义学的虚假的同一性中获得力量。（注：《认识和人的旨趣》第257页。）这具体表现在语言符号规则的应用上“违背了人们普遍同意的规则系统”，形成了不可理解的语义内容，即语言符号是公共的，但符号的意义和内容是私人的，这种隐秘的意义既无法为他人、也无法为病人自己觉察，因而无法实现自我认识。语义学失去了其特有的“情境的独立性”。可以说，正常交往中的“我”是主体间可交流的、被认可的，而扭曲性交往中的“我”则是私有的、难以理解的。这里，哈贝马斯对这种病态的扭曲性交往进行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理解另一种病态不明显、表面上正常的扭曲性交往，即普通的社会曲解交往。这种交往与纯粹解释性交往模式相偏离的程度“随着在一个特定社会里制度化的系统所特有的压抑程度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反过来，这种压抑程度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取决于权威的组织化即政治经济权力的制度化。”（注：哈贝马斯和昌曼合著：《社会理论或社会工艺学》，1971年德文版，第146 页。）在这种交往中，日常语言受到扭曲，已由对话走向了独白。这种由独白方式构建的语言系统实际上就是表达经验——分析科学的形式语言，它脱离了主体的结构，是对语言的工具式使用。它所能达到的，不可能是主体际的理解，而只能是其自身的自我理解。显然，它已自动丧失作为沟通的媒介和功能的角色而变成一种操作化的语言，服务于有组织暴力的合法化；语言不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性，即“问题不是语言中包含着欺骗，而是语言本身便是欺骗。”（注：哈贝马斯：《论社会科学的逻辑》，1988年英文版，第172页。） 这种操作化、功能化的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充当着协调和从属的工具，它的流行证明着社会的同一性和一致性，证明着社会对肯定性思考和行动的鼓励以及对超越性批判观念的拒斥。这种语言的意识形态化必然导致“同意本身的主体间性变形，并一贯地歪曲日常交往”。（注：（哈贝马斯：《解释学要求普通适用》，见《哲学译丛》1986年第3 期，第32页。）在这样的语境中，即使交往主体之间有某种“认同”，也是迫于社会力量的支配、控制与操纵，因而是一种虚假的“意见一致”。这样一种违背主体意志的扭曲性交往是一种“无效交往。”
二、从交往的扭曲性走向交往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揭示现代社会中交往的异化现象及其内在机制，决不是为了与这种异化认同，而是为了探寻扬弃异化的途径，以期待人类生活世界的恢复，促成单向度的工具理性社会向全面发展的交往合理性社会的跃进，从而得以在理想的语境进行理想的对话。基于此，哈贝马斯要求“交往合理化”，即要求交往不受国家、不受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干预，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强制的生活世界上。为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去努力。
（一）改变社会的“舆论结构”，达到“社会的合理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的合理化就是社会运用文化上现成的合理性结构来改造它的基础结构”。（注：哈贝马斯：《我和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译丛》1984年第1期，第76页。） 从而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压抑与权力操纵的生活世界中。他援引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如下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促使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合理化的含义首先是服从于合理的决断标准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对应的是……工具活动的标准渗透到了其他生存领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81页。）哈贝马斯肯定了韦伯在研究当代社会时引入合理化概念的意义，但又批评他未看到隐藏在合理性背后的强制性的政治统治的问题。他说，韦伯太突出显示目的合理的行动，这种行动要求高效率的技术手段以及合适手段之间的选择是前后一致的。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和交换意见的，交换意见的行动最清楚地体现于不着重成功而着重互相了解的对话中。它是独特的、中心的和首要的社会行动。哈贝马斯论证说，显示目的的合理性在现代世界中的特殊形式与统治地位并不是历史地必然，相反，以种种显示目的合理性和歪曲性的强制力却使生活世界（及其特有的交换意见的合理性）失却原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伴随着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对生活世界的渗透，公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被转化为对政府权力的消极盲从。国家尽力用自己的干预能力来“制造舆论”，以使自己的政策能“在舆论的气氛中受到欢迎”。这样一来，人与人的交往不仅受制于语言，而且受制于社会的权力和制度，这些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它们作为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日常交往实施无意识强制，从而形成歪曲交往。这种歪曲交往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所以，哈贝马斯说：“阶级利益是公众舆论的基础，可是这种利益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公共利益相适应。因为这个舆论必须能够被誉为‘公众’的舆论，也就是要打起公理的招牌，从而被当作是合理的舆论”。（注：转引自波朗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 页。）基于以上认识，哈贝马斯断言：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履行庇护者职能的虚假意识。释义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人们的意识从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解救出来，充分发挥舆论的更大作用，“使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以舆论为媒介”，反过来对国家进行干预，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结构改变到能使其不受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力所干预，真正代表民众的意志的独立的领域，排除各种误解，达到交往合理化。
（二）提高“道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已（immerschon）运行于其中的境域。“生活世界的结构一般具有三个层次：文化、社会、个体。“文化知识以符号形式体现出来——体现在使用对象和工艺中，体现在格言和理论中，体现在书籍和文件中，这不少于体现于行为中。社会体现在制度化的秩序、法律规范或规范调整的实践活动和使用的交织物中。最后，个性结构体现在人的有机体的根基中。”（注：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哲学文集》，法兰克福／美因1988年版，第69页。）“生活世界”的这三个要素相互联结，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关系网，起着“信念储存库”（Reservoir von Uberzeugungen ）的作用，为交往行为的主体在交往中的互动，提供以语言结构建造出来的、可在交往共同体中进行交流的“信念”。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所谓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它作为文化传统，在交往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文化对生活世界的过度压力，哈贝马斯提出一种“理想语言环境”的理论。他说，“语言环境”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它的内容是语言交往，是语言理解，它的意义在于带来意见一致。而要建立理想的“语言环境”就要重构人类“语言行为”的交往和理想所必须满足的客观条件和逻辑前提。
首先，一个成功的语言交往活动，不仅是说出合乎语法规范的句子，更重要的是使对话双方进入彼此认同的人际关系中。从这种语用学观点出发，哈贝马斯提出，任何正常的“语言行为”都内在地隐含着以下四方面的有效性要求：（1）话语的可理解性， 即说话者所说的句子必须合乎语言的规则系统，以便让听者能够从语言结构中获得正确的相互理解；（2 ）语言表述形式的真理性，即说话者提供的陈述确实为真，或者被陈述的命题必须满足真实性条件，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说话者的知识；（3）说话主体的诚实性，即言述者真诚地表达他的观念、 内心真实的情感和交往意向，以取得听者的信任；（4 ）言述应为听者和读者所共同承认的规范性语境确立一种正当性、妥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四项有效性要求，构成每次沟通行动的背景知识，言说者必须预设并满足这些普遍且不可避免的条件，才能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其次，一个成功的语言交往行动，应该接受全人类应能遵循的普遍伦理原则的指导，使主体之间获得普遍的意见一致，达到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际相互依存。这里，哈贝马斯所谓“普遍的伦理原则”是指人的权利平等，尊重人作为个人的尊严。他认为，在人群共同体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道德规范之类的社会整合形式，只有“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才对交往与交往结构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他把晚期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道德理性”的提高，指出当代唯一的现实性问题就是发展教育，即通过交往活动动机的“道德化”和“社会意识的改良”来造就一批真正具有“道德意识”的人，去争取社会的改善，建立合理的行政机构。哈贝马斯说，一旦使“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的那些准则在理智的辩论中暴露出是无用的东西之后，普天之下就会确立起摆脱思想压迫和强制的自由交往——一种崭新的人类关系形式。
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合理化的实现和作为主体际共同视界的生活世界的恢复是紧密相关的，都意味着在理想的语境中进行理想的对话。这就是其在交往实践中期望的终极状态。
三、“交往异化论”之我见
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后工业社会，也是一个社会交往实践居于前台的社会。虽然交往实践中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但就其直接性而言，主要表现在的是人际关系，亦即主体间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主客体关系为基本结构的物质资料生产应当服务于以主体间性为基本结构的人际交往。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正是适应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这一新变化而提出的，尤其是该理论之所以形成的特定背景和现实依据，触及到西方文化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我们加以讨论和重视。
首先，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扭曲性交往”或“伪交往”的研究揭示了现代社会交往中的非合理性，即现代交往在为人提供创造性空间，带来巨大社会效率的同时，也往往忽略公平，使当代人陷入普遍异化状态中。人是作为抽象的符号和特定的角色定位进行交往，人的目的性被手段性所取代。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物化的“被迫交往”的论述是相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态下，人的发展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状态下，交往是以交换价值为媒介的，因而在生产方式上，是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这种生产目的的狭隘性必然导致现代社会对人类理性文化的片面理解和发展，造成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异化了的价值关系。特别是在资本统治下，这种物化交往关系进一步加剧，使得“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的普遍形式”。（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3—516页。） 且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生产力，“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472—473页。） 这样一种工具理性主义势必把人与人的互为主体性关系变成了相互利用的、冷酷无情的“目的—手段”或“主体—客体”关系：“在交换的主体的意识中，情况是这样；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人来说只是手段”。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交往，实际上他们只是物质上彼此为对方存在。与马克思相比，虽然哈贝马斯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实质的深刻理解，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这种物化交往产生的根源，但是，应该肯定，他用“扭曲性交往”和“伪交往”来揭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给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次，哈贝马斯对交往作了语言学的诠释，主张通过语言的交往来达到普遍的共识，并借此整合社会。他的这一方法虽然有着浓厚的哲学解释学的色彩，但是，其独特的思维视角是颇有价值的。因为从交往活动本身来看，它是交往主体借助于一定的交往媒体、交往中介进行的活动。交往的媒介虽然首先是物质的，但我们同样应充分重视观念形态的变化，特别是语言的媒介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问题曾作过许多重要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把握思想，他还说：人类“从事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的倾向……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结果”。（注：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101页。）因此，无论何种形式的交往，都需要借助于人们所共同理解和接受的感性中介系统——语言符号系统，并通过它们进行信息的同构或不同构转换，实现双方在思想、情感、信息上的沟通和对于活动本身目的、意义的理解，由此协调彼此的行为。哈贝马斯无疑在这方面做出了富有理论新意的探索。他通过研究言语行为的构成、特性以及语言交往的种类与模型，研究言语行为的可能理解性的先决条件、言语行为的有效性基础等，系统说明了社会化过程，即说明如何把个体的意义（即某一个人创造出某个词汇，以及个人赋予该词汇以含义）导入公共语言之中。他从释义学角度所作的这些尝试，对于人们营造良好的对话环境，实现“文化体系的合理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无法苟同。
第一，笔者不能赞同他把社会交往行为仅仅归结为“言语行为”。
由于受黑格尔“人伦体系”中的关于劳动与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理论的影响，哈贝马斯把主体之间的互动及理解（“相互作用”）同“劳动”区别开来，认为“劳动”只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理性关系”，而不能建立人与人的关系，只有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才涉及人与人的“道德—实践关系”，只有“相互作用”才是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社会交往行为”。这就取消了劳动的社会性和它在建立人际关系上的作用，从而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的理论。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基本上是局限于精神交往的范畴，主要是指精神领域的交往活动，即借助于谈话或符号性活动作为理解彼此相互情境和相应行动计划的媒介，协调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并取得一致性的整合。由于哈贝马斯把精神交往从整个交往活动中孤立出来，把精神交往作为独特的、中心的和首要的社会行动来研究，这就使其交往理论距离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出发来正确理解历史发展越来越远了。
众所周知，马克思谈“交往”时的基本前提是：“在现实世界中，各个人之间的交往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5页。）也就是说，他首先把生产方式看成是形式社会交往的基础。他认为，交往是包括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在内的内容广泛的社会活动过程。正如物质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人们物质活动和能力的交换过程一样，精神交往，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变换过程，是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能力、成果交换、交流的过程。精神交往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之一，维持着已经扩大的社会交往网络，并构成社会内聚以及实现社会整合的精神基础。精神交往本身不仅直接被精神生产和物质交往所制约，而且，归根结底，它也是由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所决定的。它不能脱离物质交往而独立存在。但是，哈贝马斯仅把交往理论看作一种关于人们如何正确使用语言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理论。他从语言来理解交往，最终把“交往行为”精缩为“意义沟通的行为”（“言语行为”），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科学地把握精神交往的实质，也不可能恰如其分地估价精神交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第二，笔者不能赞同他关于通过理性的力量和语言的合理化运用来实现“交往合理化”的观点。
哈贝马斯从释义学的角度提出了在通过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发生误解的问题，他不仅分析了造成误解的个人心理上的原因，而且还着重研究了造成误解的社会原因，特别是他主张通过改变“舆论结构”，来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表明他也力图要到社会制度、社会机构等社会现实本身中去挖掘产生扭曲性交往的社会根源。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由于他把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语言符号、思想观念的因素看成第一性的，没有看到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因而势必最终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扭曲性交往”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是由社会文化的压抑性与舆论结构的不合理所造成的，从而排除了造成理性异化的深刻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根源，所以他提出的有关如何消除交往的扭曲性走向交往的合理化的方案也必定带有空想的性质。
首先，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改变人们的对话环境，消除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本质，使社会的全体成员拥有平等机会参加交往，在无任何拘束、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对话”，从而消除彼此间误解和冲突的根源，达到人与人的“理解与团结”、“谅解与宽容”。（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生产》，参见《哲学译丛》1992年第6期。） 哈贝马斯的这一主张显然是片面夸大了语言在社会交往实践中所起的作用。
诚然，语言对于人类积累资料和交流信息等认识活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它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就是一种交往活动，社会就存在于沟通和交往之中，而这种沟通和交往必须依赖于语言。如果没有语言起沟通思想的作用，人们就无法相互了解，清除误解，达到协调一致地统一行动的要求。但是，必须明确，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主要不是依赖于语言，而是依赖于社会实践，包括科学实践、生产实践等等。社会实践是“精神交往”和以语言交往为中介的“意识交往”的客观基础。不仅如此，就语言本身来说，它也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种以改变人际交往关系为目的的现实的交往活动，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81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上很少纯粹用语言手段进行交往，语言交往通常总是在一定的非语言交往的伴随下进行的，真正有效的、可以达到相互理解的语言交往活动必须与整个实践交往背景相一致。因此，改变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活动最终要追溯到变革外部对象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上。哈贝马斯割裂人的言语行为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语言视为独立的抽象的符号王国，把交往活动都封闭在这个独立王国之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理解以获得意见一致的关系，而不是劳动中的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关系。这就表明他所憧憬的“交往合理化”并不意味着什么实体性的东西，充其量只是表示对理性谈话抽象原则的全面遵循。而他的“理想语言环境”也只是主观设定的、缺乏现实根基的圣殿。
其次，哈贝马斯把“交往合理化”的实现寄希望于“道德理性”的提高，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也承认，道德是人类不可或缺和行之有效的调控和组织形式，它指的是以价值评价方式调节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的总和，它通过示范感化作用和舆论约束作用发挥影响，使人们遵循共同的社会规范标准抉择行为，来为一定的社会生活服务。道德规范对社会生活的能动作用是全方位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首先受道德规范制约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提醒人们注意“道德—实践知识”在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从而促使人的解放中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道德—实践知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只有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才得以形成和发展。其作为交往性知识，不过是人类物质交往经验的理性化，它依赖于交往实践的发展。哈贝马斯把建立理想的道德规范看成是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变革的法宝，这显然是片面夸大了道德规范在改造社会方面的作用。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是把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矛盾主要寄托在改变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展的轨道上，主张通过社会意识的解决来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这样就把问题本末倒置了。恩格斯曾指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9页。）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自由关系是由现实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不平等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主观的不平等说到底是客观的不平等关系的反映。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与分工、消灭旧的生产方式与旧的交往方式，才能消灭产生“扭曲性交往”的物质根源，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联合形式，使个人的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从而扬弃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工具理性交往形式，建立一个相互关心的、互为目的和互为主体性的、共同自觉控制自己行为后果的“集体的理性”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5页社会。）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以往的“被迫交往”转变为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概而言之，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从解释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现代社会中交往的操纵性、压抑性与被扭曲性问题，并把抽象的交往解释性模式与具体的社会变革的反现存性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主张利用语用学的作用来实现现实社会中的“交往合理化”，这表明他并不想从根本上触动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关于“理想语言环境”的构想虽显示出他对西方文明发展的深刻反省的精神和重建人类精神世界的良好愿望，但他所讨论的言语活动，陈述的有效性等，又明显禀有德国浪漫主义精神。他自己也承认这种理想的语言环境过去从未存在过，目前也仍然是一个乌托邦。但尽管如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从负面揭示了当代世界中不健全的、走向异化的交往，其关于扬弃交往的异化、建构合理的和健全的社会关系的种种设想或许可以为我们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及时纠正工业文明本身的偏差和弊端提供某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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