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与无私无畏、群众路线——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无私无畏论文,实事求是论文,访谈录论文,群众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实事求是”本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治学原则，是毛泽东对它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将它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那么，为什么我党能够把它作为思想路线呢？
陈先达教授：“实事求是”，语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中的《河间献王传》。书中说汉景帝的儿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意是赞扬刘德的治学态度的。如果说，作为一个治学原则比较容易些，作为一个政治原则，即当领导的能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当部下的敢于坚持真理说实话，这是很难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也有些有作为的君主，能兼听纳谏，从善如流，这是极少的，而且是一时一事。事事如此的从来没有过。在封建社会中也不乏敢于进言，坚持正确意见的人，像毛泽东表扬的汉武帝时的后将军赵充国。他在《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中坚持屯田西北，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张，反复陈述，终于使自己的意见得到采纳。也有些人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不惜一死，进行所谓“尸谏”。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最后是定于帝王一尊，政出一人，好恶由之，不可能也不会真正实事求是。因此，作为路线，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惟有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党人才可能做到。即使如此，共产党领导并不必然是实事求是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路线的提出和恢复都是经过艰苦的甚至是激烈斗争的。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赋予新的涵义，是党内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血的教训的经验总结。正因为我们党坚持这条路线，才有可能夺取全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可是1956年以后，在差不多20多年中，我们违背实事求是的路线，办了不少错事、蠢事，有的甚至是坏事。是经过党内的激烈斗争，粉碎“四人帮”，并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特别是通过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才使实事求是路线的恢复和贯彻成为可能。邓小平正是从这个角度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意义的。他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记者：看来实事求是的路线得来真是不易，但为什么这个原则在党内提倡多年，真可谓年年讲月月讲，可不实事求是的事却随处可见。即使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者有时也难以实事求是。
陈先达教授：我们长期把实事求是当成一个哲学命题，当成认识论问题，以为强调调查研究、多下去走走就可以实事求是，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在有些情况下，敢不敢实事求是是个政治品质问题，愿不愿实事求是是个道德品质问题，如何实事求是才是认识论问题。
记者：请您详细谈一谈。
陈先达教授：首先，在原则问题上，能坚持实事求是，不唯命是从，在上级表示宽容和民主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而在与上面的意见相反的情况下则很难坚持。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时更加困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死谏一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酿成悲剧的事是有的。在“大跃进”年代，彭德怀因为坚持实事求是付出了多大代价。这位战功卓著，为人民立过不朽功勋的“彭大将军”终因为民“鼓与呼”遭受贬谪，最后含冤而终。彭总的冤和死，表明他是一个极有无产阶级党性、极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知道“大跃进”浮夸饿死人的不少，可据实力争敢顶敢说的人并不多。亩产多少万斤相信的人不多，特别是老于农事的干部心里有数的人肯定不少，但跟着往上加产量的人特多。看起来最实事求是的是《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他敢于说皇帝是光屁股的。原因是他没有恐惧，没有私心，只有事实，或者说心中只有真理，大臣们则不然。安徒生这篇童话的永久价值正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真理：无私才能无畏。毛泽东把能不能实事求是说成是党性问题，是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问题，非常正确。没有党性或党性不纯是决不能也不敢实事求是的。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五不怕”之类，讲的都是政治胆量问题，即舍身求法、为民请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没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在事关个人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是很难做到实事求是的。
当然，对于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还有另一面，即党内生活正常化问题。没有党内的民主，没有集体领导原则，权力过分集中甚至一个人说了算，是很难使实事求是的路线真正得到贯彻的。“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是必然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党内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也容易发生。毛泽东虽然倡导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特别是在“文革”中，我们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一言堂”和个人崇拜，使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干部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说明，要真正使实事求是的路线得到贯彻，既要教育各级干部敢于说真话，又要上级领导容许、提倡、鼓励说真话，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否则，实事求是只能是一句口号。邓小平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强调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纠正。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空气最好的时期。这是我们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但不能说，现在就一切完美无缺万事大吉。在一些干部中，说空话说假话，不实事求是的情况并不罕见。这方面，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还有很多事要做。
记者：您刚才分析了在重大政治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不易的原因，那么，并非重大政治问题而就是日常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也不容易。明知有错，否认事实，掩盖缺点，死不认账的人并不少见。这又是为什么？
陈先达教授：这里同样包含一个做人的道德问题。对这种人只讲认识论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人交往中，从来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人是没有的，我们也不能这样要求。在这里不能乱扣不实事求是的帽子。但我们提倡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处世处事处人的一些原则问题上，应该力求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饰非，不溢美，不隐人之善，不掩己之过。这种人，是有党性的人、道德高尚的人。即使由于认识限制一时难以达到，一旦觉悟是能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的。
记者：这是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党性强、道德水平高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事求是呢？
陈先达教授：不能这样认为。这里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实事求是，从认识论角度看，也有个如何才能做到的问题。毛泽东当年提出实事求是问题时，既从党性角度讲到反对主观主义问题，批评主观主义是没有党性或党性不纯的问题，也从哲学角度讲到如何实事求是的问题。教导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还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里包括极为丰富的需要认真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何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如何才能占有材料、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材料、如何把正确的认识化为行动的向导、如何检验我们从中引出的结论的正确性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实践的问题。历史事实证明，一个人不管党性多强、道德水平多高，如果在思维方法上不坚持从实际出发，掌握充分可靠的材料，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同样难以做到实事求是的。
记者：这样说来，实事求是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对于我们的广大干部来说，如何才能身体力行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先达教授：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科学性问题又有价值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任何一条原理，都包括这两方面的问题。就拿实事求是这个原则来说，能讲的人不少，真正实践并不容易。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与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相结合才有成效。对别人讲马列是容易的，对自己讲马列是困难的，那怕是坚持50%都不容易。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无私无畏，不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是不行的。不相信，我们可以扪心自问，面对重大的原则性的尖锐问题，如果从私利出发，敢于实事求是、能够实事求是吗？
记者：列宁曾说过，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这是不是说，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陈先达教授：您说得非常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我们就实事求是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很少读到谈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关系的文章。其实这是一篇大文章。要实事求是当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等等。这是属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可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群众和群众路线，是很难做到实事求是的。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我以为列宁的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记者：这是为什么？
陈先达教授：我们应该懂得一条简单道理，在社会生活中，尊重实际、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是一致的。所谓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从群众的实践活动出发。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或当前的改革开放，最正确的政策的产生和制定，都必须从群众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出发。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好，任何脱离群众实际水平和状况的政策，都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总路线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党历来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就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认识论结合在一起，使得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有群众路线作保证。我们还应该明白，我们不是为了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而是因为只有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切实保证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是最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最实事求是的政策是符合群众利益，反过来说也行，最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是最实事求是的政策。如果心中没有群众，制定政策时就容易主观武断，好大喜功；执行政策时就会唯上、唯书而不唯实。因为唯上、唯书可以邀功，可以有“政绩”，可以得到上级的青睐。这可是关系到个人仕途升迁的“大问题”。至于群众利益和群众意见只要能糊弄过去就行。是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干部能实事求是呢，还是陈希同、王宝森之流能实事求是呢，除非是白痴，没有不明白的。心中没有群众，决不能实事求是，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也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可不是每个掌权者都明白的道理。领导者往往特别喜爱听话的干部，以是否服从自己的意见为升迁选拔的标准。这样的用人制度，当上级决定与实际不合，要下级实事求是地把群众利益放在获取上级的好感之上，没有高度的党性是难以做到的。群众路线是共产党人的生命线。我们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太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致我们的年轻干部忘记了还有这条路线。单位无论大小，都是领导说了算。据说上级是绝对真理、下级是相对真理、群众没有真理。这当然有点夸大其词，但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
记者：我们如何才能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更好地结合起来呢？
陈先达教授：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不致变成一个空头口号，不仅要进行认识论的宣传，而且要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要使我们的干部懂得，共产党的任何干部，对群众的实际利益漠不关心甚至损害群众利益，对群众的不满和意见满不在乎，这就不是共产党人。如果说对一个人的意见还可以“满不在乎”，对少数人的意见还可“听之任之”，可对社会群众性的不满漠然处之，其结果只能极大挫伤群众积极性，甚至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其实即使是对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见也应该重视，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妥善处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信访工作，重视群众来信，其原因正在于此。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把实事求是与尊重群众和尊重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这表现在他尊重群众的创造性和首创精神。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从农村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就是证明。邓小平非常尊重群众的物质利益，把发展生产力使广大人民富裕作为制定政策的最重要原则。只有关心群众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才可能实事求是，才不会制定超越阶段甚至不管群众死活的荒谬政策。邓小平批评“四人帮”的穷过渡，说国家这样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痛心地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制定政策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利益角度说，就是看群众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符合最广大人民最高利益为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策就是可行的政策。邓小平制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都体现了尊重群众、尊重实际、尊重实践这三者统一的特点。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归根结底是以群众根本利益为标准。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加强，最终符合并落实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否则，即使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有它们的综合国力，但贫富对立、两极分化，这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大多数人的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是共产党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牢固站稳这个出发点，才可能实事求是，才愿意实事求是，才能够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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