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中的网络议程设置
——基于“漳州PX事件”的社会网络分析
翁士洪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关键词] 城市治理；网络参与；议程设置；微博舆情；社会网络分析；“漳州PX事件”
[摘 要] 在中国的城市治理中，公众通过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的网络参与可以改变公共议程设置模式。地方政府在进行城市治理实践中也开始形成新.的网络议程设置机制，可将之概括为“蜂王模式”。在网络参与新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议程设置及整个决策过程中主动回应、主导公众网络参与。“蜂王模式”的作用机理体现在，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公共议程设置中公众的网络参与对城市治理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于是议程设置的机制也出现变化，地方政府主动回应网民诉求和发布相关信息，从而主导议程设置。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回顾
随着全球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有关城市治理的研究也大量涌现，当前，学术界日益关注国家在治理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治理模式(1) 乔恩·皮埃尔、陈文、史滢滢：《城市政体理论、城市治理理论和比较城市政治》，《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2期。 、规划(2) 罗震东：《秩序、城市治理与大都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城市规划》，2007年第12期。 、策略(3) 崔晶、宋红美：《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策略转换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与价值(4) 张衔春、单卓然、许顺才等：《内涵·模式·价值:中西方城市治理研究回顾、对比与展望》，《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 等问题。虽然研究旨趣与方法各异，但多数将城市治理置于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新制度环境中。当前，学界已经形成一种较普遍适用的研究路径，即从公共参与角度来研究，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日益凸显网络参与的新背景下如何实现良性有效的公共参与方面(5) 罗小龙、张京祥：《管治理念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学刊》，2001年第2期。 。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则为治理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6) 孟天广、郑思尧：《网络治理中的政府新媒体》，《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1期。 。有学者就提出在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中建立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委员会组织。研究者们认为，从公共参与的客体上提出程序性制度设计将有效促进公共参与路径(7) 张衔春、单卓然、许顺才等：《内涵·模式·价值:中西方城市治理研究回顾、对比与展望》，《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 。
根据这种思路，只要公众处于较宽松的公共参与制度环境中，中国城市治理转型中的多数问题便较易得以解决。上述理论在学界和公共政策实践部门都颇有影响。但是这在理论和经验层面都存在问题。现实中，由于现有制度设计缺陷，尤其政府与公众间有效互动不足等，在公共决策中公众参与机制作用并未很好体现。这表明，还有一些影响公共参与效果的机制与因素没有被观察到(8) 张福磊：《城市治理研究与建构主义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8期。 。
在理论层面，城市治理研究的传统路径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当前，对有关城市治理中的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等方面，国内学术界尚缺少深入的系统性研究(9) 曹海军、霍伟桦：《城市治理理论的范式转换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7期。 。另外，国内现有研究通常将政策执行研究和制度文本分析加以割裂(10) 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有明显不足。可见，影响公共参与效果的深层机制，亟待解决。
此外，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对议程设置这一政策起点关注很多，而且通常将政策议程提出者和民众参与或支持两个维度结合起来(11) Kingdon J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2003):88-106. 。有关公共议程的前沿研究，围绕议程设置模式(12)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类型(13) Soroka S N. Issue Attributes and Agenda‐Setting by Media, the Public, and Policymaker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2, 14(3):264-285. 、主体互动(14) Meijer A., Burger N. & Ebbers W. Citizens4Citizens: Mapping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ronic Journal of e-Government, 2009, 7(1):64-80. 、网络参与对公共议程的影响(15) Barbosa A F , Pozzebon M., Diniz E H . Rethinking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From A Citizen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 91(3); Zheng Y, Schachter H L. Explaining Citizens' E-Participation Use: the Role of Perceived Advantages. Public Organization Review, 2017,17(3):409-428； 陈姣娥、王国华：《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期。 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带着目的性对数学理论知识和题目进行分析，对于观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在分析过后要让学生进行自我总结，发现自身不足，及时优化整改。针对数学逻辑性较强的特征，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相关教具向学生进行具象展示，使学生能够形象生动的对几何图形等知识进行充分理解，有效优化抽象知识，学生在对几何图形进行直观感受后，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教师也能够利用学生的思维特点进行教学模式的改变，有效进行知识拓展。教师还要转变教学评价方法，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日常表现进行综合客观评价，让学生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足，使学生各项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1982年，戴金星[14]认为，硫酸盐与烃类等有机物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大量H 2 S，主要反应见式(3)～式(4):
近年来，一些新兴研究试图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公共政策执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尤其是有关公共危机事件中微博舆情互动规律的研究(16) 康伟：《基于SNA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关键节点识别——以“7·23动车事故”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3期；Xia Z Y., Yu Q. & Wang L. The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in Micro-blogging Environment: Take the Case of Dealing with Governmental Affairs via Micro-blogs in China,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and Soft Computing, 2012, 141(6):26-35；Wei J , Bu B , Liang L . Estimating the diffusion models of crisis information in micro blog.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2, 6(4):600-610. 。比如有研究表明，网络舆情的多重叠加效应容易改变舆情传播结构(17) 康伟、杜蕾、曹太鑫：《组织关系视角下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协同治理网络——基于“8·12天津港事件”的全网数据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4期。 。此外，最近有学者用城市危机事件案例分析了网络结构和关系对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协同治理的影响(18) 李伟权、刘雁：《微信舆情叠加效应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阻断问题研究——以广东A市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4期。 。
2015年4月6日18时56分许，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开发区的腾龙芳烃PX项目发生爆炸起火，造成13人受伤。2015年4月22日国家安监总局的事故调查报告表明：漳州古雷PX事故原因是在设施安装过程中的重大隐患未排除，二甲苯装置焊接不实而断裂，导致燃爆，被定性为责任事故。从2015年4月6日PX项目爆炸事件发生后，互联网上掀起舆论大讨论，尤其微博平台上聚集了大量网友参与讨论。相关舆情量在2015年4月6日21时达到高峰(见图1)。之后，政府介入并成功引导舆论，从而由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上升为政策议程。
吕温出使吐蕃途中写了《经河源汉村作》，诗中“伏腊华风亦暗存”指河湟地区已经几乎沦陷为吐蕃管辖，在吐蕃统治下的汉族遗民只能暗自保存民族风俗；“暂驻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是诗人停车后真实地看到眼前汉族遗民居住的村落、遗民的生活现状，作者无奈没有能力为同胞去改变现状，只能无助地流泪，无力地感叹。《蕃中答退浑词二首》中“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2]444也是吕温出使吐蕃途中所作，吐谷浑部落沦陷，汉族遗民成了“没蕃人”，看到昔日祖国的使者，“没蕃人”哭诉现状，表达对祖国的思念。吕温在出使吐蕃途中，用诗歌记录下这一时期流离失所的百姓——被历史遗忘的遗民们对故土的思念。
本文将重点关注新媒体时代中国城市治理公共议程设置中的政府与网民互动机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建构新的分析模型，以解读这一复杂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案例概述
我们不是为了单纯的教语法而教语法，语法教学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语法规则的传授只是语言的输入，输入的目的是为了输出，也就是使学生能够正确、准确地运用这门语言。语法教学的最高境界是学生把语法规则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在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时候能忘记母语的存在，也感觉不到英语语法规则的束缚，直接用英语来思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要根据不同语法项目的特点，结合教学实际，积极探索与创造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在这里，我介绍一下自己在英语语法教学方面所采取的几种方法。
这些都为本文的探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以此，我们可以结合公共议程设置理论，以微博舆情网络为特定场域，从政府与网民互动这一特定角度对城市治理中公共议程设置的复杂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为了增添文章表达的“亮色”，可恰当运用一些表现手法，比如“ 先抑 后扬”“伏笔 ”“铺 垫”“ 插叙 ”“对 比 ”“借 物 抒 情”“ 托物 言志”等，使得文章读来生动形象，丰富优美，抒情真切感人。如《阿长与约山海经跃》，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长妈妈的感激和怀念；《羚羊木雕》一文成功运用插叙，补充交代了“万芳”的仗义，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收到良好的表达效果。
其中C D 为点度中心度，X ij 表示点i与点j有联系，X ji 表示点j 与点i有联系。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Social Network Analysis) (19) 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6页。 方法，定量分析该事件中由行动者及其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微博舆情网络拓扑图，从而得出这个网络属性和特点的结论。“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之集合”(20) 刘军：《整体网分析:UCINET软件实用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2页。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运用SNA来研究社会危机事件和重大公共事件，并实现其可视化(21) 张古鹏：《小世界创新网络动态演化及其效应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15年第6期；康伟、陈茜、陈波：《基于SNA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合作网络研究——以“4·20”雅安地震为例》，《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5期；杨庆国、陈敬良、甘露：《社会危机事件网络微博集群行为意向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1期。 。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漳州古雷PX事故发生后的37小时内，互联网上关于“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相关信息约为5.4万条，其中微博信息最多，为5.2万条，新闻信息0.1万条，论坛信息较少。事件关注度在4月6日19时开始汇聚，21时至24时时段内达到峰值，成为引爆舆论的第一个时间节点；7日9时至12时时段内，关注度出现第二个高点；至8日8时漳州PX项目爆炸事故所引发的各种讨论仍在徽博上进行(见图1)。此次事件的关注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同类事件中并不多见。
图 1“漳州古雷 PX事件”舆情热度
三、网络议程设置的网络结构与关系
(一)“漳州古雷 PX事件”议程设置过程分析
本案例中的议程设置过程比较清晰。2015年4月6日“PX项目爆炸事件”发生后，各地民众迅速通过网络传递相关信息和进行讨论，形成公共议题，政府迅速作出回应。事故发生当晚，中央与省领导很快就作出重要指示，福建省委书记坐镇对事故处理作出具体安排部署，说明政府主动将之纳入政府议程。第二天早上，漳州市政府已启动应急方案，上午漳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进展，并宣布成立事故调查组，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依法处理，并提出整改要求。4月8日凌晨，被扑灭的储油罐发生复燃，接报后，省委书记、省长等领导立即连夜赶赴现场指挥。国家安监总局、环保部等部门和福建省及漳州市领导及专家拟定科学扑救方案。在决策时，邀请民众代表列席政府决策会议，直接参与决策过程。9日上午，福建省安监局局长公布事故初步定性，并调查事故原因。
与传统议程设置不同的是，互联网成为议程设置的核心要素与讨论平台。网络议程设置的全过程如图2所示。
图 2“漳州古雷 PX项目爆炸事件”议程设置过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网络议程设置的微博网络结构
依据图1，本文以“古雷PX事件”中舆情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和可靠性最强的网络平台―微博―作为样本采集来源，通过滚雪球算法在新浪微博平台上使用爬虫爬取用户节点和联系边(22) 微博滚雪球算法的运用及下文使用的公式1-8均参见：Fan P , Li P , Jiang Z , et al.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topology and information propagation on Sina-Microblog//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ce & Security Informatics. IEEE, 2011: 396-401. 。将微博账号视为网络节点，各个微博账号之间的转发视为网络节点之间存在信息的传播，即边或关系，经过分析得到网络拓扑图。例如，“央视新闻”转发了“漳州消防”的信息，则表示“央视新闻”和“漳州消防”之间的联系为1；反之，“漳州消防”没有转发“央视新闻”的信息，则“漳州消防”和“央视新闻”之间的联系为0。本文抽取整个网络舆情中转发数量前103的微博账号以作为样本，其转发量占全部5.2万条微博整体网转发量的90.06%，通过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构建了103×103的关系矩阵。再使用UCINET6.0软件进行网络结构分析，图3为可视化结果。
图 3“漳州古雷 PX事件”网络议程设置的微博网络结构图
从图3可以看出，处于整个舆情网络结构核心位置的网络节点主要有漳州消防、iSea海滨、中国消防、新浪福建、央视新闻、暴雨雷霆、新浪厦门、厦门日报等。本文将使用中心性等指标来测量网络整体结构。
臭氧以气态或水性状态用于食品应用。新鲜或鲜切蔬菜的消毒是一种可以利用两种臭氧形式来进行的例子。食品应用中臭氧处理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供气系统；臭氧发生器；用于臭氧水溶液的臭氧接触器，或用于气态臭氧处理的处理容器；臭氧测量装置及臭氧废气破坏系统。
1.点度中心度分析
分析点度中心度可以发现在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核心节点，它的联系越多，则该节点的信息传播能力就越大。在有向网络中，点度中心性分为点入度和点出度，分别表示“被关注”和“关注”的程度，类似于明星与粉丝的关系。在测量上，点度中心度就是网络中与该点之间有联系的点的数目。其表达式为：
C D =∑X ij +∑X ji
(1)
从当前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来看，生产资料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其产品价格难以得到真实反映，多大数资金的公允价值可靠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虽然相关资产价值可在市场中通过运用现值技术来对公允价值进行估计，但现金流量和折现率信息的缺乏，也使得公允价值判断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企业公允价值明确存在主观性，会计信息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所以会计信息使用者会对公允价值可靠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企业经济情况、财务风险等因素存在也会对公允价值计量造成影响，因此影响了企业管理者的经营决策。由于当前我国相关会计准则仍然不够健全，所以给公允价值运用带来一定的难度，极大的降低了会计信息可靠性。
不同于点度中心度重点在单个关键节点，若要分析整个网络中各个节点的集中程度，就需要测量点度中心势。点度中心势的表达式为：
(2)
从表1中可以看出点入度前10基本都是消防类和新闻媒体类等官方账号，他们发布的信息具有权威性，得到了很多用户的关注转发，在网络中迅速散播，是整个舆情网络的主要信息传播者，体现了他们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信息传播能力。其中，“漳州消防”的点入度最高，为44，受关注转发的程度远高于其他用户，由于其消防的性质而成为整个网络的中心。“海峡导报”和“米瑞蓉”的点出度最高，为15，说明两者都大量转发了其他账号。图的度数中心势是描述图中任何一点在网络中占据的核心性，用中心势刻画网络图的整体中心性，该网络的整体中心势为27.26%，说明网络的集中趋势不是很明显，各个用户之间关系较为松散。点出度中心势为11.81%，数值较小，表明微博用户关注账号，集中趋势不明显，注意力较为分散。点的入度中心势为40.52%，说明用户关注的人数比较集中，很多人都关注了“漳州消防”和信息的初始源 “iSea海滨”。
测量中间中心度可以刻画行动者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或控制信息资源的程度。一个节点的中间中心度越高，它所发挥的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越重要。其表达式为：
在总投资方面，由于方案1和方案3分步实施，后续投产项目统一按7%贴现率折算到2021年。方案1总投资为6.836 3亿元，单位容量投资为358万元/MW，但天然气气价等发电成本较高，导致综合电价约1.3元/kWh较高；方案2柔直联网一次建成，总投资约8亿元，单位容量投资为456万元/MW，综合电价约1.1元/kWh；方案3总投资为6.927 2亿元，单位容量投资为363万元/MW较高，由于内陆主网上网成本电价相对较低，方案3的上网电价较低。先考虑投产本地气电，后建设柔直联网，提高了气电机组发电量，充分降低了气电电价，因此电价最低，约为1元/kWh。
2.中间中心度分析
(3)
中间中心势与点度中间势有所不同，测量的是整个网络中中间中心性最高的节点的地位之重要程度。它的计算公式为：
(4)
在表1中，“漳州PX爆炸事件”舆情传播网络的中间中心势为9.59%，表明在整个舆情传播网络中，控制信息资源的重要节点分布较为集中。节点“海峡导报”“暴雨雷霆”和“新浪福建”的中间中心度位列前3，在“漳州PX项目爆炸”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这些关键节点控制信息流动的能力最强。如果失去这些节点，那么经过这些节点的所有最短路径就会改变。
3.接近中心度分析
K-核就是指在一个小团体内部任意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至少保持K条联系。“漳州PX事件”舆情传播的K-核分析结构图可见图4。据K-核测量结果可知，“漳州PX事件”舆情网络的最大K值为6，节点数目为24，在整个舆情网络图中所占比例超过23.3%，数据表明这些重要节点构成了整个网络中的“凝聚子群”，主导着交流信息。
(5)
其中，d ij 表示节点j到节点i的最短路径距离；n -1表示最大可能的邻居节点数。
对一个社会网络来说，接近中心势越高，表明网络中节点的差异越大，反之，则表明网络中节点间的差异越小。不同于点度中心势，接近中心势用来按量整个网络中各个节点的差异程度。接近中心势计算公式为：
(6)
“漳州PX爆炸事件”舆情整体网络的接近中心势为44.08%，说明该舆情网络中，节点的差异性大。接近中心度排第一的是“漳州消防”，为153，说明该节点与其他点的距离和最小，距离其他各节点最近，在获取信息时越不容易受其他点的控制，在传递信息方面更加容易和顺畅。从分析结果来看，三个指标排名靠前的节点有很大的重复性。
式中:ψ(x,xk)是核函数，目的是从分解信号抽取特征，将分解信号中的样本映射为高维特征空间中的一个向量，以解决原始分解信号中线性不可分的问题。
表 1“漳州古雷 PX事件”微博舆情节点中心性测量结果(前 10)
(二)网络议程设置的微博网络关系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中的K-核与核心-边缘来研究网络关系这一变量，因为它们能够全面分析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从而更好地解释议程设置中的网络关系。
1.K-核分析
接近中心度是衡量节点通过网络到达其他节点难易程度的指标。当行动者离其他人越接近时，则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越是不受控于其他人。在微博网络中，紧密度分为出紧密度与入紧密度，分别表示网络中的该节点到达其他节点和其他节点到达该节点的难易程度，接近中心度的表达式为：
图 4“漳州古雷 PX事件”网络 K-核分析
2.核心-边缘分析
为验证中国城市治理公共议程设置中的政府与网民互动机制，本研究首先引入“漳州古雷PX项目爆炸事件”进行焦点案例分析。由于此事件是PX项目和重大社会危机事件的标杆之一，故而对于此案例的实证研究具有普遍价值。本文的研究路径与以往案例研究和量化文本分析的研究不同，本文更关注微博舆情这一具体场域中政府和网民互动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对公共议程设置的影响机制。
顾名思义，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是要找出在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和边缘地位的行动者在哪里，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是否紧密。核心—边缘关联模型的模型表述如下：
ρ =∑ij α ij β ij
(7)
(8)
上述公式中，α ij 表示样本数据中节点间的关系，β ij 指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下节点间的关系。只有当初始矩阵与理想矩阵相等的时候，ρ 值达到最大，此时的网络结构就是一个核心-边缘结构。
“漳州PX事件”的舆情网络核心—边缘测量结果显示：其中50个用户位于舆情网络的核心区域，其余53个用户则处于舆情网络的边缘区域，群体中核心成员较多，核心成员与非核心成员区分不明显。 其中，位于核心区域的主要是传播信息的新闻媒体(新浪厦门、央视新闻、头条新闻、人民日报等)、负责解决爆炸火灾安全问题的消防类账号(漳州消防、中国消防等)、拥有第一手信息源的微博用户(iSea海滨、我是海边人等)以及对“PX事件”进行讨论的名人大V等账号(崔永元、任志强等)。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ing condition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Mianning
表2为运用UCINET软件对“漳州PX事件”进行核心-边缘结构模型相关系数测量的结果。“漳州消防”的核心度为0.467，远高于其他核心节点，表明“漳州消防”处于信息资源交流核心区域，和其他节点的信息交流深度与广度最大。由于是工厂爆炸这种安全事故，事故性质决定了消防类官方账号拥有事故处理最新情况，最受群众关注。
表 2“漳州 PX事件”舆情网络核心边缘分析(前 10)
四、城市治理中网络议程设置的制度逻辑
由于利益主体具有多元性，公共利益也有两面性，使得倾向于公开的公共利益和知情权、民主政治、公众参与等因素相关(23) 王敬波：《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公共利益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尤其在网络时代复杂程度更高。近年来，有关中国地方政府议程设置活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形成了许多理论。政府为何以及如何将公共参与纳入到政策议程设置中来？对此，学界主要提出了中国地方政府的两种机制，即“权宜之计”和“行政吸纳”的治理机制，前者将之阐述为以权宜性策略来回应内外压力(24) O'Brien K , Li L .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9, 31(2):167-186. ，后者强调主动建立种类咨询委员会来吸纳民众参与(25)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43-44页。 。然而，在这个无法通过正式部门或法定机构来统摄的新媒体网络平台上，上述两种机制中地方政府都难以有效回应社会诉求。于是，地方政府在网络参与新制度环境下进行城市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网络议程设置的机制。这一新机制的特征与上述文献讨论的“权宜之计”和“行政吸纳”治理机制有着显著差异，为区别起见，本文称之为“蜂王模式”。当然，三种模式并非是排斥的，而是各有其适用条件。三者主要差别体现在，“权宜之计”主要强调权宜性而非制度性策略，且是被动回应，“蜂王模式”与“行政吸纳”则都建立了正式制度或机制来将之纳入其中，是主动采纳，但是“行政吸纳”更加依赖决策咨询委员会等法定机构，“蜂王模式”则更倚重政府与社会及公众的协商与合作。此外，“蜂王模式”与另外两者不同的是，它更加适应网络社会新技术要求。下面将讨论这一模式的内涵特征、作用机理、产生根源与内在困境，从而揭示这一新的城市治理中网络议程设置的制度逻辑。
(一)内涵特征
所谓“蜂王模式”，是指政府在议程设置及整个决策过程中主导公民网络参与，扮演着类似蜂王吸纳众多工蜂共同构筑蜂房的角色。“蜂王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动、民意部分参与，其特点是虽然政府回应程度较高，但网民参与程度不高，网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也较少。
随着新媒体时代到来，一方面，政府不断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开始摆脱旧的管理思维，利用网络进行宣传以达到官方目的，蜂王模式开始变多；另一方面，在网络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都可以利用网络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政府部门为了减轻民众施加的压力，积极主动地作出回应，引导事件发展，以达到自身目的。在本文讨论的典型案例“漳州古雷PX项目爆炸事件”中，政府成功引导舆论，通过社交媒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与社会上的网民建立了较好的沟通机制，化解了以往地方政府的被动局面和维稳产生的矛盾，事件得到政府的正面积极回应成为事件解决的重要原因。
《居官水镜》共四卷，卷一分“杂说”与“理县事宜”两部分。“杂说”是“从政经验型”式的概论，对官员进行劝诫或教育。第二部分“理县事宜(关牒各衙)”，已有近似公文的性质，关牒是指行文通知。
(二)作用机理
“蜂王模式”的作用机理体现在，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公共议程设置中公众的网络参与对城市治理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先主动采取策略，公众的行动随之而来。比如在“漳州PX事件”中漳州市政府吸取了本项目的源头2007年“厦门PX事件”中的沉重教训，借鉴了厦门市政府后期比较成功的处理经验，“PX项目”爆炸事故发生后，迅速主动回应和发布信息，在整个微博舆情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节点很多都是“漳州消防”“福建消防”“福建警方”等官方微博。“漳州消防”作为事故的救援方，掌控事故现场最新信息，每发布一条信息都会引起各大微博转载，控制着最多的信息资源，对舆情信息的传播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围绕城市治理中的重大公共事件，微博系统这一新媒体所形成的全新网络结构对公共议程的作用很大，不断重塑各主体的行为选择，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和单向性的议程设置模式，呈现出自下而上和交互性的特征与趋势(26) 翁士洪、张云：《公共议程设置中微博舆情互动的社会网络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年第1期。 ，类似“自媒体触发模式”(27) 陈姣娥、王国华：《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期。 。公共议程中的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三大议程之间交互影响。于是，在网络参与新制度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机制也出现变化，地方政府主动回应网民诉求和发布相关信息，从而主导议程设置。在“漳州古雷PX项目”爆炸事故发生后，先后有当地部门、省级部门乃至国家部门进行回应，出现了多层次、高频率、高级别的官方回应，这更说明此起事故的社会影响之大及其对政府管理部门的“考验”。民众迫切需要了解事故的救援进展、发生原因及后续危害等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官方也迫切需要用一次次回应和更多的行动来安抚民众的情绪。在“漳州PX事件”微博舆情传播网络中，官方类微博无论从点度中心性、K-核分析，还是中间中心性的测量结果来看，其排序都较靠前，是整个传播网络中的重要核心节点，传播的舆情信息来源较广，也具有较强的舆情传播能力。
(三)产生根源
那么，地方政府为何改变公共议程设置模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这是因为，政府决策需要确保体制能够提升“回应性”(responsiveness)(28) King G , Pan J , Roberts M E .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2014, 345(6199):1251722-1251722. ，及时回应民意，以保证不发生线下群体性事件，从而威胁或破坏稳定。从深层次看，渐进式改革需要同时注重政府治理绩效与社会秩序稳定，因此政策制定者一方面希望发挥民众协助党和政府提高决策与治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参与会导致失控，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强调由政府引导和管控。而且在现实的政府决策过程中，尤其在涉及环境保护等公共项目的重大决策中，“网民和政府两个行动主体间缺少有效政治沟通，双方缺乏信任，所以出现危机事件与群体性事件”(29) 翁士洪：《参与-回应模型: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以公共工程项为例》，《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5期。 。为规避风险，政府必须改变议程设置的机制，主导决策。正因此，唐文广等人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大陆会感到政府对民意的回应远比在台湾地区积极。
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重大决策的问题，由此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与更高的要求，比如：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把“公众参与”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并重点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的“决策公开”。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提出建立政务舆情回应问责制度。这些要求暗含着新的制度创新思路，要求地方政府将回应民众关切作为政府决策首要议题。对地方政府而言，这也成为贯彻和转变这些政策思路，产生“蜂王模式”的现实根源。
图8(a)的趋势和图5(a)相同，都是膜厚越大相变后透过率净降低量越大，不同的是图5(a)中20 nm到40 nm薄膜的透过率降低量增幅大于40 nm到60 nm薄膜透过率降低量增幅，而图8(a)则显示的是20 nm到40 nm薄膜透过率降低量增幅小于40 nm到60 nm薄膜的透过率降低量增幅.和图8(b)相比，图5(b)也有反射率净变化量40 nm>60 nm>20 nm的变化趋势，只不过图5(b)表明相变后薄膜对1 064 nm探针光的反射率降低，而图8(b)是相变后薄膜对3 459 nm探针光的反射率升高.
(四)现实困境
尽管“蜂王模式”是一种新型机制，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现实困境与挑战。一是这种主动回应具有内在的紧张性，政府“通过行政渠道满足民众的表达意愿以此抑制民众的政治诉求”(30) 王清：《从权宜之计到行政吸纳:地方政府回应社会方式的转型》，《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6期。 ；二是政府仅仅是听取和咨询式吸纳意见，实质性的民众参与不足，效果不确定；三是缺乏公民对政府有效、制度化的监督和评估(31) 翁士洪、顾丽梅：《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8期。 。
另外，虽然“蜂王模式”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在本质上又是脆弱的。而且因为关于法治实施的制度设计效力欠缺，民意往往只能与中央政府直接相通，这会使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机构可以绕过制度渠道直接干预下级或地方事务，从而使公众对地方政府及官员产生不信任感。
从公众角度而言，“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更加强化了反对和质疑PX的心理。今天，信息越来越发达，公民意识越来越强，地方政府在建设PX等重化工项目时，特别是在规划初期，公众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有关项目的利弊与风险等重要信息，必然会强烈反对。在此大环境下，当安全事故发生后，如果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公布信息，甚至事故原因调查过程令人质疑，那么就更加容易强化本来就对这些项目存在的疑虑和不安全感，其结果可能对未来PX项目建设问题产生不良的影响。
五、结语：亟待深入研究的网络议程设置机制
本文通过引入议程设置研究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网络参与新制度环境下的城市治理实践，以及网络议程设置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以福建“漳州PX事件”为例，生成了微博舆情网络拓扑图，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围绕重大公共事件所形成的微博这一新媒体的全新网络结构对公共议程的作用很大，改变了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新媒体时代中国公共议程设置出现新的模式，呈现自下而上和交互性的特征与趋势。
第二，在网络参与新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议程设置及整个决策过程中主动回应、主导公众网络参与。在“漳州PX事件”微博舆情传播网络中，官方类微博无论从点度中心性、K-核分析，还是中间中心性的测量结果来看，其排序都较靠前，是整个传播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传播的舆情信息来源较广，也具有较强的舆情传播能力。
第三，本文勾勒出网络议程设置的新型机制“蜂王模式”，并通过分析这一模式的内涵特征、作用机理、产生根源与内在困境，揭示出这一新的城市治理中网络议程设置的制度逻辑。
“蜂王模式”的分析视角使研究者对公共议程设置的实际演变过程有更加清晰的分析，有助于形成宏观决策与中微观议程设置相结合的过程、结构与机制的总体性分析视角，可以为分析许多领域的公共议程设置，比如环保领域、重大公共项目领域、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三重一大”决策领域、民生民心工程领域等提供较强的理论解释力。
以环保领域的公共议程设置为例，“蜂王模式”的理论框架可以将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关注但解释角度不同的问题统一在一种研究框架中，整合跨学科的知识谱系，并将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通常分立的三大公共议程融合在一起，并可以有效分析三大议程之间的交互影响和作用，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
谈起沃尔沃的设计，从事设计工作的唐晓龙总是滔滔不绝，他和俱乐部中的老前辈们一样对经典的沃尔沃情有独钟，但同时也对沃尔沃全新车型的北欧设计爱不释手。一辆出厂于2001年的沃尔沃V70是唐晓龙如今的座驾，而他也向我透露他的下一辆车会是全新V90 Cross Country或者全新S90。
这说明， 如果我们沿着“蜂王模式”的分析视角更详实、细致地梳理各层级政府在议题选择、方案设计、决策、回应、监督与评估等方面的具体策略与方法时，就有可能形成一种结构清晰、逻辑合理的知识体系。
“蜂王模式”分析模型有助于解析城市治理中的网络议程设置的行为逻辑和政民互动的微观机制。
[中图分类号] D03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9)05-0081-09
[收稿日期] 2019-05-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JZD02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翁士洪，男，江西上饶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李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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