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沟文化的人类生存环境探析_考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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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理论恢复远古先民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滇西旧石器时代晚期塘子沟文化①研究中必须探讨清楚的重要环节,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是古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环境的不同导致人类用以适应、利用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从而由根本上制约着人类早期文化的发轫并深刻影响着一种人类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近几年来人类学中新出现的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已展现出广阔领域和巨大潜力。动物的存在都需要特定的生态环境,任何动物群落都必须反映与之相应的自然环境,环境的改变必然在动物群中打下深刻烙印,故动物化石中包含着大量古环境研究所必须的信息,它使考古学研究得以在新的层次上展开和深入;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首要而基本的活动是向自然界摄取食物,肉食品种完全依存于所在地地貌、土壤、水源、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动物群落;因此,通过对考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种属特征、数量、比例和组合关系等研究,可以复原当时当地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状况。塘子沟先民经济生活以狩猎为主,兼事采集、捕捞,出土动物遗骸众多,这对以动物考古学进行古环境研究相当有利。

近些年来,随着田野调查、发掘和理论探索的进展,塘子沟文化面貌日臻清晰,我省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日趋深入,但对当时人类生活环境迄无专题论著。拙文就塘子沟文化呈述若干思考认识,冀能抛砖引玉,谬误之处敬希方家指正。

一、塘子沟文化及其分布范围

塘子沟文化是1981年以来发现于横断山南部怒山尾梢区域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保山、施甸一带各盆地周围的一种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迄今共已发现遗址6处。除施甸姚关大马圈岩房遗址因早前遭严重破坏已无文化堆积可供发掘外,已发掘了5个遗址,其中大规模正式发掘1处,抢救性清理发掘3处,勘探性试掘1处,均获重要发现。塘子沟遗址收获丰硕,5遗址总计出土人类和动物化石、植物果核、炭化树根以及石、骨、角、牙器标本3600多件,火塘和房屋遗迹7项。

业经正式发掘的塘子沟遗址,位于保山市西南36公里的蒲缥盆地北山南麓塘子沟村小山顶,为盆地边缘向内延伸的半岛状山巅台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左右。出土人类化石7件(头骨一具,上下颌骨和单颗牙齿6件),分属老、中、青4个个体,显示蒙古人种特征,命名蒲缥人;石制器400件,石器有刮削器、砍斫器、单平面砾石手锤、尖状器、琢孔石器、琢坑石器、石砧、敲砸器等11类;骨器46件,包括锥、针、镞、饰品4类;角器71件,包括角铲、角矛头、角锥和角棒;牙器7件,为熊类犬齿制作的牙锥;动物化石标本计无脊椎动物、鱼类、鸟类、哺乳类4纲、38种的1800多件。文化遗迹有:分布于北侧探方底部夯土层面柱洞5个;东部探方揭出圆形火塘1个,内含红烧土、炭屑、烧骨较多。此外,还出土当年被人工击碎的骨骼化石200多公斤和植物果核化石、炭化树根若干。塘子沟遗址的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1985年碳[14]测定距今8000年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碳[14]测定距今6250±210年,树轮校正年代距今6895±225年,综合年代为距今七、八千年之间。

塘子沟遗存显现着与我省及我国其他旧石器晚期文化迥然不同的地方特征。首先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工具器物群,最典型的是兼具敲砸器、石砧、砾石锤等多种功用的单平面砾石手锤,数量占全部石器的近30%;其它如琢坑石器、角牙锥、角矛、角棒等均为全国首见,角铲的类型和数量远远超过全国前此出土之总和,骨角牙器在器物群中不再是辅助性工具,而是与石器并驾齐驱,骨角牙器与石器之比为1:1.4,制作石骨角牙器的技法和工艺水平均胜于其他旧石器文化;其次是狩猎工具的数量质量在全部生产工具中占显著优势,采集工具居次要地位,在人类食用后的遗弃物中动物骨骸数量巨大,表明人类经济生活是属以狩猎为主兼事采集捕捞的较特殊类型;再次是遗址中出现了我国时代最早的房屋建筑遗迹,这对研究我国房屋建筑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塘子沟发掘之后发现的5个遗址中,业经抢求性发掘的是龙王塘、万仞岗、老虎洞3处,业经勘探性试掘的是火星山大岩房遗址。龙王塘洞穴遗址位于保山坝西北侧山麓,洞底平面约100平方米,文化层厚1.4米;出露灰坑1个,内含密集的灰烬、炭屑和烧骨;出土石制品41件,骨锥5件,石器有石砧兼手锤、刮削器、敲砸器、琢孔石器、尖状器等;鸟类、哺乳类动物化石标本150余件,其中有近12000年的世界绝灭种巨貘;还有动物骨骸化石10余公斤。万仞岗岩厦遗址位于施甸姚关盆地北侧小汉庄村东数10米处,面积约30多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多;出土人类头骨化石1具,命名姚关人,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化石标本50件,骨骼碎片15公斤,石制品165件(石器有单平面砾石手锤、琢孔石器、砍斫器、刮削器、敲砸器、尖状器、砾石等),骨角器10余件;文化层中烧骨、烧石、炭屑较多,灰烬层与石灰华胶结为坚硬板块。火星山大岩房岩厦遗址位于姚关盆地西边火星山峡谷北侧山腰,面积约50平方米,两层文化层均含火塘、烧结土、灰烬、烧骨;下层出土打制石器51件(器型为单平面砾石手锤、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骨锥、骨针、角锥31件;上层出土磨制石器8件,为石、砺石和石器残件。大岩房遗址西去1.5公里山腰的大马圈岩房岩厦遗址,面积约70平方米,调查中在岩厦之下和厦前缓坡地面采集石器20余件(器型为单平面砾石手锤、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石砧兼手锤)、骨锥1件。以上3遗址骨骸石化程度,器物制作水平均接近塘子沟,年代亦当相去不远。老虎洞洞穴遗址位于姚关盆地南侧石坝村庙房山西麓,洞口岩厦覆盖面6平方米和洞内深达41米、高宽各数10厘米的地下都有文化堆积,文化层厚1米多,内含丰富的灰烬、烧土、烧骨,并与石灰华胶结为十分坚硬的板块;出土石制品193件(石器有单平面砾石手锤、砍斫器、刮削器等),骨锥、骨铲、角锥11件,鱼、螺、鸟和哺乳类动物化石586件,石化程度较高,器物制作较原始,云南省地震局炭[14]实验室1989年1月测定其年代距今18408±1181年。以上5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均类同于塘子沟。6遗址统属以塘子沟为代表的同一文化共同体。

依据上述各遗址表现一致的基本文化面貌,塘子沟文化是以单平面砾石手锤为代表的、石骨器并重的、以狩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业经科学测定的延续时代由距今近2万年至7千多年,处子地质时代更新世晚后期到全新世早后期,考古时代的旧石器晚末期。分布于怒山南部区域东北起于保山坝、西至蒲缥坝、南达姚关坝约300平方公里地带。

塘子沟文化是我省继元谋人文化之后建立的第二个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塘子沟文化的发现,把我国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分布扩展到一个新的重要区域,它填补了滇西地区的一大空间空白,证明了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一支就繁衍生息在这一地区;它对研究旧石器时代滇西地区和祖国内地及与东南亚的文化关系,对进一步弄清云南境内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和相互关系,都有重要学术价值;它填补了我国史前考古序列中重要的时代空白,把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下限推移到了全新世早期,对考古时代的划分提出了新课题;塘子沟文化还表现了新旧石器时代转变期的鲜明特点,对探索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联系、转折、承袭等过渡规律有特殊意义。

二、塘子沟文化动物群

塘子沟文化区出土动物化石相当丰富。发掘规模最大的塘子沟遗址仅125平方米,勘探性试掘的大岩房遗址仅约4平方米,5遗址总计发掘面积只有150多平方米,出土“陆海空”动物化石标本包括骨角牙在近2900件,动物个体数估计达400以上,还有骨骸块片化石数百公斤。此外,此区范围还发现时代相同相近的化石地点七处,出土了种类、数量可观的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因此,尽管由于遗址堆积的人为因素(如狩猎对象都只是有限的部分种类、有些猎物骨骸被谟置遗址之外)、埋藏中化学过程分解和侵蚀破坏、考古发掘的局限性等等,化石种类不可能包括当时动物的全部,但已可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当时生态环境的基本面貌。

按考古工作程度和动物分类范畴,上述动物化石分属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规模正式发掘的塘子沟遗址化石,各探方文化层中均分布密集而杂乱,化石表面多覆盖有灰华层,呈黄褐、灰白和黑色,大量骨骼有烧烤痕迹,出土无脊椎动物螺2种、蚌2种、蜗牛1种共220件,鱼1种3件,鸟3种64件;哺乳纲计5目(灵长目、啮齿目、食肉目、奇蹄目、偶蹄目)13科25属29种1966件②,个体数>250(详见下表)。第二部分是小面积抢救清理和深掘的4遗址出土化石,出土现象、化石颜色与塘子沟近似,不同者为老虎洞、万仞岗大量化石与其它文化遗物、灰烬和石灰华胶结为坚硬板块,老虎洞、龙王塘化石石化程度高于其它遗址;出土17种动物中有食肉目的狼、奇蹄目的巨貘、偶蹄目的麝等种类为塘子沟所未发现。第三部分是在生产中、基建中、流水冲刷中出土后,调查采集了标本的化石点,它们是:蒲缥坝西北侧塘子沟西南山脚,在地表下2.4米深处掘出的7.5平方米范围有厚20厘米的化石层,收集了6种动物化石;保山坝西北侧卧佛寺溶洞深约200米处发现野猪野牛等门齿、臼齿、骨骼化石,嵌存于钙质胶结的钟乳石、粘土物质内;保山坝东北侧水寨发现巨貘牙化石;保山坝东侧水井坡溶洞内掘出东方剑齿象化石;保山坝东侧大青山出土一批野牛骨牙化石;施甸坝中西侧土官村田坝小沟下和保山、施甸两坝之间的小官市发现亚洲象化石;七个地点发现的8种动物中有长鼻目的东方剑齿象、亚洲象、奇蹄目的中国犀牛等种类为5遗址所未见。综合5遗址7地点出土动物化石计4纲44种约2900件。哺乳动物均属我国南方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塘子沟文化区哺乳动物化石统计

三、动物群和古地理反映的人类生活环境

塘子沟文化动物群的明显特征是:动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密集;按动物地理学区分,是典型的南方型属种组合群体、东洋界种类③西南亚区动物群,其中的大熊猫、剑齿象、巨貘、犀、圣氏水牛、水鹿、毛冠鹿、鼯、鼠等等是东洋界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和典型代表;动物化石中虽夹寻有个别古北界属种如棕熊,但东洋界动物群的标准分子占大多数,其余如豹、虎、狼、青羊等是适应性强、分布全国各地的“广布种”,这种东洋界属种占极大优势的动物群表明当时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从动物生态学观点看,山区森林类动物占绝大多数,灌丛和草地类次之,难于捕猎的水栖半水栖和鸟类动物为数亦不少;以动物考古学原理分析,人类主要的狩猪对象是陆地动物中的水鹿、毛冠鹿、小麂、赤麂、牛和圣氏水牛,捕猎较少的是猎、犀、熊、豪猪、黑鼠、鱼、螺、蚌和鸟类,其它均为偶然猎获种类,偶然猎获动物包括了当地大部绝灭、绝迹种。塘子沟文化区动物群中有6个绝灭、绝迹种:巨貘和东方剑齿象已在世界绝灭,爪哇犀和中国犀牛已在中国绝迹,爪蛙犀仅见于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热带草原地区,大熊猫和圣氏水牛已在云南绝迹,这些绝灭绝迹种是探索当时环境、气候的标识器。

在塘子沟文化区出土的44种化石动物中,有32种即占73%的种类栖居活动于高、中、低山地或丘陵及多岩地带的森林中。其中一些专栖密林深处,如棕熊、黑熊、赤麂、豪猪、象,有的多在常绿阔叶林中如短尾猴和野牛,有的栖息于多藤木和附生植物的热带雨林如大鼯鼠,有的群栖于高大的乔木林枝之上如短尾猴,多数种类则兼栖针、阔叶混交林,而鸟类则多以温暖湿润生机勃发的丛密树林为生息繁衍的天堂;这些动物中的不少种类如野猪、野牛、豺、狼、象和猴类是成群或集大群活动的;有些动物如虎、象、野牛活动范围很广,它们被普遍发现于各盆地周围表明数量不少(以当时最难猎获的虎为例,5遗址中有4遗址出土,未见虎化石的老虎洞亦因虎栖得名,姚关南侧大象山1987年还发现距今千年左右的完整的虎亚化石④)。以上说明,当时连接于各遗址的森林区域面积辽阔,广袤千里起伏连绵的怒山林区四境延布;虽然紧接各遗址的都是中低山峦,但森林都连接至不远处的高山密林;密布群山的树木既有针叶林、阔叶林、高大乔木林,更多针阔叶混交林,并多藤本和附生植物。

在塘子沟文化区出土的44种化石动物中,有15种栖居活动于灌丛草地(含兼栖森林和灌丛草地的11种)。其中有些喜居丘陵、山坡、山麓和低谷草丛草地,如小麂、赤麂、豪猪、中华竹鼠;有地兼栖高草地和山坡灌丛,如水鹿、毛冠鹿、青羊、野猪、猪獾、麝;有的常栖灌木丛如大灵猫;有的喜在稀树草地或林缘草地如野牛。这些动物证明,当时在群山之间和山峦与湖河之间交错存在相当面积的一些丘陵、缓坡和谷地,生长着丰茂的灌木丛草,为灌丛草地类动物提供了较广阔的生活天地。

44种动物中有9种的生活与竹林密切有关。大熊猫生活于高山原始竹林中,主食竹叶竹笋竹茎;竹鼠喜居山坡竹林,喜食竹子地下茎(可致大片竹林枯萎死亡);毛冠鹿、野牛、象、鼯鼠、猕猴都兼栖竹林或竹阔混交林;短尾猴、豪猪虽常栖阔叶树或在山坡草地掘洞而居,但都常到竹林食竹笋。此区多竹,文献和地方志也屡有记载。塘子沟文化区现今仍有较多的竹蓬和小片竹林。当时的竹林不仅交错分布于针阔叶林区内,同时还生长在高、中、低山草地乃至谷地水边。

44种动物中有水环境动物20种。全水栖动物有鱼、蚌、螺5种,它们是终生生活在江河湖泊池溪水中或底部的水族。半水栖动物如水獭,常活动于湖泊、河流、溪水中或沼泽近处,在水边堤坡树根下、石隙内或灌丛杂草内掘洞而居,擅长游泳和潜水,主食鱼类亦食水鸟、蛙、蟹。其它喜水近水动物有虎、犀、棕熊、黑熊、大熊猫、猕猴、象、野猪、水牛、猪獾、黑鼠、小灵猫、蜗牛,前6类善游泳或能泅渡。这些动物证明当时此区有广阔的水域,水源充沛,各盆地古湖宽深,四山林间沟谷、溪水、河流交错汇聚,山麓下、草坡前、湖泊边沿沼泽发育;岩带、溶洞、岩厦的形成与地下水有关,大量泉水活动形成石灰华,喀斯特和石灰华的发育也表明区境水源充沛。

塘子沟文化动物群处于十分繁盛的发展时期,一般说来,气候温暖期即是生物繁盛期,而该动物群中热带亚热带种类所占比例又很高,故塘子沟文化动物群生存期应是此区气候最暖期。剑齿象、亚洲象、爪哇犀、中国犀、牛、圣氏水牛、巨貘、叶猴、大鼯鼠、大熊猫、大灵猫、小灵猫、花面狸、中华竹鼠、短尾猴、巨松鼠、水鹿、毛冠鹿、麝等等都是喜暖(有些还特别畏寒)的动物,前10种是代表性的南方热带种类,象、犀等是适应性差而对环境敏感的低海拔热带动物,象的生活区要求最冷月份的气温必须在10℃以上,剑齿象虽已绝灭,但适应性与之接近的印度象现栖于海拔1000米左右的热带区域,大熊猫活动于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区,毛冠鹿栖于海拔1000米——4000米之间的山区,而在地质史上,由于第四纪印度板块对欧亚板块挤压逐渐加剧,喜马拉雅山(包括怒山在内的横断山区属于喜马拉雅褶皱带)的隆升幅度越来越大,仅全新世(距今1万年)以来就上升了500米左右⑤(一说1200-1500⑥),有关气候地层学资料也表明,我国由更新世未期进入全新世至距今7500年左右,气候转至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⑦,塘子沟文化处于这一气候期,因此,依据动物活动规律和地质史、气象史资料推测,塘子沟文化所在各盆地当时的海拔高度约在1000米左右,气温接近现今西双版纳,亦即现今象类分布的最北界。塘子沟文化区(期)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居住洞穴、岩阴之下或极简陋草木棚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活无疑颇为有利,人们毋需以太多精力与寒冷斗争而可用更多精力解决食物问题,利于生存繁衍。个别喜栖寒凉环境的北方种类夹杂于该动物群,是因为塘子沟文化区处于怒山北寒带与南热带的生物过渡区,区域附近虽多为海拔800米以下的热带河谷和1800米以下的亚热带中山区,但也有终年积雪的高山如保山坝北的道人山,总体上仍属“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环境。

综上所述,我们可大致勾画出塘子沟文化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面貌。许多不同生态动物构成的群落性质和地质地理的沧桑变迁都证明,塘子沟文化时代北区环境不是单一的自然景观,而是兼有高中低山密、岩带、坡谷、湖盆的地貌环境、较今暖热湿润的气候环境和以森林为主的森林、草地、河湖、沼泽错综交叉、动物密集的生态环境。广阔连绵的群山是昔日茂密森林之所在地,山间许多坝子是当时的湖泊,坝子边旁若干区带是当时的沼泽,山间、湖畔、河边分布着缓坡草地。山上到处是一望无际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万木葱茏,浓荫蔽日,藤蔓攀结,山野叠翠,众兽出没,禽鸟竞飞;缓坡平地绿草丰茂,灌木浓郁,野象游弋;群山围绕着水波荡漾的一个个大小湖泊,湖河滩涂浮游生物众多,为鱼蚌类提供着丰富食物,湖中鱼群肥美,螺蚌群生;泥塘中犀、牛、猪嬉戏翻滚;成群的偶蹄类动物在山坡、丘陵、草地、河湖间奔窜觅食。这种山海优势给居住在山麓坡边湖畔的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来源,人们广泛从事走兽、飞禽的狩猎和水族的捕捞,以求食物丰足。捕捞活动有固定的区域限制,不同于漫山采集和追逐野兽的谋生方式,有利于先民们定居生活习惯的形成。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是塘子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客观条件,繁衍生息在这块沃土上的先民们,就凭借这种客观条件,在与大自然艰苦斗争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老文化。

在以上包括6遗址在内的塘子沟文化区总体环境中,各遗址(古人类居住地)的小环境存在一些较重要的差别。虽然它们都一样的依山面水,侧后峰峦列峙,附近有小河溪流,但有的遗址如龙王塘座落在山下部颇为平坦宽阔的Ω形台地后侧,动物化石兼栖森林草地种类和竹林类较多,台地中多泉水、河流,反映一种更为草丰竹多的景观;有的如姚关古湖湖畔三遗址,址前台地均较窄陡,三遗址距离、年代相去不远,出土16种动物化石应属同一群体,13种哺乳动物中有9种主栖或瘘栖灌木草地,有常在多岩地带活动的麝,有喜入喜近沼泽活动的犀、水牛、野猪、虎等,证明在湖外林山、岩带与水域之间既有沼泽,又有面积较多的缓坡丘陵草地,这与现今地貌尤其是盆地北南两边万仞岗、老虎洞地带一致;大岩房动物化石种类虽所见不多(仅鹿麂牛虎),但对恢复当时生态环境尤其是湖西环境仍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遗址所在虽山势颇陡,但沿西北而上也不乏近水草地,动物反映的以森林为主而濒临水域草地的景观与地貌形势相一致;有的如塘子沟遗址座落在古湖半岛顶坪之上,三面湖水浩茫,在业经逐一鉴定的1684件各类动物化石标本中,与大批森林草地类共出的鱼螺蚌等水族占了220多件,反映一种临近山林草地的海岛景观,捕捞量多和出现房屋遗迹表明先民居住比其它地方人群更趋稳定。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居民普遍居住洞穴,在没有足以防避风霜雨雪雷电野兽虫豸的房屋建筑和被褥垫盖之前,洞穴是人类理想的栖身环境,6遗址中时代最早的2处在洞穴之中,较晚的3处在岩厦之下,最晚的1处在旷野之上,塘子沟文化的主人们可能正经历着人类走出洞穴、走向平地居住的过渡时代⑧。

四、环境的变迁和给人的启示

以塘子沟文化区为腹心的横断山南部区域,古代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山地广袤千里,河流纵横,大小湖泊作南北向带状分布,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茂,动物繁盛,湖泊近旁多有宜于人类居住的溶洞、岩厦、台地,人类就在这一适宜自己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里经历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社会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成为与祖国大家庭息息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自然地理特征来看,塘子沟文化区域的地貌与现今大致相同,但生态环境已有很大差别:森林减少,大面积的原始莽林不复存在了;水域缩小,许多古湖山泉不复存在了;气候变化,由暖热而趋温凉了;动物种类尤其是数量大为减少,密集的动物群不复存在了,若干种类绝迹了。究其原因,首先与地势的抬升、原处封闭状态的各古湖出口的切割导致湖水干涸为盆地等地质地理变迁及自然灾害有关,但最主要的是近几千年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人类的开垦耕种、开发建设、捕猎毁林引起巨大变化,使许多动物在此区失去栖息之地,被迫转移它方,有些则完全丧失生存条件而衰灭、绝迹了。无论为自然史人类史研究的需要,为人类今后的生存发展,现在都亟应珍惜已出土和未出土的动物化石,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护好野生动物。

注释:

①关于塘子沟文化的详细介绍和论证,参见:耿德铭《怒江中游史前文化遗存综说》,载《考古》1991年第7期;

耿德铭、张兴永:《塘子沟文化及其考古学意义》,载《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一期;

张兴永、耿德铭、李枝彩等编著:《保山史前考古》,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1月版。

②《保山史前考古》P50塘子沟哺乳动物群统计表中,误将小麂、赤麂、水鹿、毛冠鹿标本之和数860件列为各有860件,将圣氏水牛与牛标本之和数379件列为各有379件,计算有错,本文按笔者当时填制的表稿予以纠正。

③东洋界,世界动物区系之一。世界动物群据其各自特征和分布规律归属6个区系;古北界、新北界、东洋界、澳洲界、旧热带界、新热带界。东洋界(区)主要是亚洲热带部分,包括南亚、我国南部及东南亚,亦称“印度——马来西亚区”。古北界包括我国北方(西部延伸至滇西北)在内的欧亚大陆及北非等,动物群代表寒冷气候。我国南方因自然环境很复杂,与古人类伴生的动物化石种类虽多是东洋界种属,但也包括一部分广布种和古北界动物。

④耿德铭:《得自虎穴的珍贵文物》,载1987年10月16日《春城晚报》。

⑤里寞:《喜马拉雅山何时升起?》载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地球》杂志,1990年第4期。

⑥徐馨、沈志达:《全新世环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

⑦王青:《大汶口文化自然环境探讨》,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⑧本节主要参考文献还有:

吴汝康等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周廷儒:《古地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陈永森等:《云南地理》,云南师范大学地理系编印,1989年;

夏武平等编著《中国动物图谱·兽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孙秋萍主编:《动物世界》,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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