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的外交思想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外交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外交论文,后期论文,思想论文,洪仁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留取丹心照汗青”
当太平天国高入云霄的起义烽火在中国大地上渐渐熄灭，天京已经陷落之后，中外反动势力在一派血雨腥风中到处追杀顽强抵抗的天国余部。1864年10月，一支保护着幼天王南走的队伍在石城遭到清军夜袭，一位天国的重要领导人落入清军之手。他在就义前写下了一篇自述。当他挥笔疾书的时候，南宋丞相文天祥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文天祥那首有名的《正气歌》在他心里回旋。他写道：“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1]他怀着同文天祥在《过伶仃洋》诗中表达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样的慷慨悲壮的情怀，横眉冷对敌人的屠刀从容就义。这位以文天祥为榜样而“成仁取义”的天国领导人，就是天国后期曾经总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
我们还可以读到洪仁玕就义前写下的《绝命诗》：“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倾灭，他日必复生。”[2]这首诗反映了洪仁玕对太平天国事业的正义性抱有至死不渝的坚强信念。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信念：天国倾灭了，但是天国的革命精神却闪耀着不灭的光辉，鼓舞着后起的仁人志士。它在新的革命斗争中，在更高的层次上“复生”了。同时天国的业绩和它的英雄们长期为人们所纪念，天国历史的研究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其中包含对天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也包含对天国后期内外政策都留下重要烙印的洪仁玕的研究。
关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研究，经过中外学者的辛勤耕耘，无论是资料的搜求整理和问题的研讨论述都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只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洪仁玕的外交思想和同他的活动相联系的太平天国后期外交斗争作一些探讨。
二、从流亡生涯到总理天国朝政
洪仁玕于1822年出生于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是洪秀全的族弟。他同洪秀全一样，虽然自幼读书，希望从科举出身，但考了几次连秀才也未能考中，只好在本乡私塾当教师。洪秀全对青年时期的洪仁玕影响甚大，在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时，首先追随他入会的便是冯云山和洪仁玕。1847年，洪仁玕还曾同洪秀全一道到广州从美国教士罗孝全学习过基督教义。其后不久，洪秀全赴广西，洪仁玕未能同去。1851年金田起义后，洪仁玕投奔起义队伍未成，1852年曾被捕，脱险后辗转逃亡到香港，在外国传教士处教中文。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后，1854年，洪仁玕曾再次投奔天国，中途被阻滞于上海，同年底再回香港，一直居留到1858年。在香港、上海这段时期，使洪仁玕有条件接触到不少新事物，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各种知识。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总是不忘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曾向瑞典教士韩山文详细叙述了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萌发经过，由韩山文用英语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在报上刊载，宣传了太平天国革命，也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把自己努力学习新知识，认真观察新事物的目的归结为“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指洪秀全）[3]。1858年6月，洪仁玕离港北上，经广东、江西、湖北、安徽等地，辗转征途，备历艰辛，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当时已在天京事变之后，杨秀清、韦昌辉和成千上万的将士死于事变，石达开又带了大军出走，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原来首义领导人已寥若晨星，“朝中无将，国内无人”，[4]洪秀全对于早年即追随他的这位族弟的到来，“分外欢喜”，立即授与“福爵”，很快又晋为“义爵”，加主将，在洪仁玕到天京后才20天，洪秀全改变了天京事变后不封王、不设军师的做法，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在天王领导下总理朝政，并“降照（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5]洪仁玕感念洪秀全的信任，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力图有所作为，在政治、军事、文教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应兴应革的措施，以争取形势的稳定和好转。同时进一步从根本上和全局上考虑治理天国的方略。提出了顺应世界潮流，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进行改革的主张，在他任职后不久写成《资政新篇》，进呈天王，得到洪秀全的基本赞同，他逐条审阅，亲笔加批，并下令作为官方文书正式颁行。
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曾经总理朝政的地位和他撰写的《资政新篇》，都使他成为天国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洪仁玕的全部活动和思想进行评说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要剖析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离不开这个背景的。特别是：(1)在《资政新篇》中，集中表述了洪仁玕的外交思想；(2)在天国后期的一段时间内，洪仁玕明确地受洪秀全的委托，亲自兼管外交事务，据他自己说：“在1861年至1862年之上半年，我掌处理外交之事，直到有某事发生令天王不悦，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6]至1863年时洪秀全又恢复了对洪仁玕的信任，一些重要谈判仍由洪仁玕主持进行。这些都说明，有必要把洪仁玕的外交思想同太平天国后期的外交斗争实践联系起来研究。
三、对天国外交思想的继承与革新
在晚清史的数十年中，曾有十多年的时间存在着清政府同太平天国对峙的局面。和以往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不同，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时代赋予太平天国革命以双重任务，既要反对封建统治，又要同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作斗争。在农民战争烈火中诞生的天国政权，面临着在新形势下处理对外关系的重大课题。
在太平天国起义如燎原之势迅猛展开，为时不多就建都天京形成同清政府对峙政权的形势下，资本主义列强感到出乎意料的震惊，为了刺探太平天国的情况和动向，在1853年至1854年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先后“访问”了天京。他们在“中立”的虚伪幌子下，同时与中国内战的双方打交道，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另一方面向新崛起的太平天国伸出试探的触角，搜罗第一手的情报，以便作出更有利于他们的决策。
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者在创建自己政权的时候，几乎没有可能来规划和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定都天京以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仍然一直在同清军进行血战。他们的经历也使他们不可能具备国际方面的知识，天国的外交原则和政策，是在不得不处理对外关系的具体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在《资政新篇》以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比较集中、系统地阐述天国外交政策的文献。从以前天国领导人有关外事的诏谕如洪秀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7]、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8]等可以窥见天国外交思想和政策的某些方面。还有天国官员奉命处理外事问题的交涉文书，也留下天国对外政策和作法的一鳞半爪。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免不了受宗教思想或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也反映出他们多么缺乏国际知识，当然就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侵略者本质的认识了。但即使在这样情况下，他们始终坚持朴素的反侵略的立场，拒绝了西方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洪仁玕的外交思想，继承了太平天国前期外交政策的主流，同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革新主张：
第一，继承和坚持了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的立场。
通过鸦片战争在中国攫取了巨大侵略权益的西方侵略者，当太平天国突然兴起之际，首先关心的是他们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取得的权益能否保持。他们的驻华使节相继匆匆“访问”天京，就是一半试探，一半恫吓，看天国能否顺从他们的意旨。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就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他怕天国领导人对他作为“胜利”的入侵者的代表地位不了解，特别把通过鸦片战争迫使清廷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抄本递交天国，并在致东王的信中提醒天国领导人说：“我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经商的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在任何形式之下对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抗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抗拒。”什么是“同样手段”呢？为了说得更清楚，又把他称之为“抗拒”实际是炮舰侵略的可耻历史摆出来炫耀说：“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订和约。”[9]太平天国领袖们虽然从未与外国打过交道，又有和西方宗教信仰相同的误解，但朴素的爱国和反侵略思想，使他们对这些来访者保持了一定警惕，对侵略者暗示要天国承认他们从清政府手中取得的侵略权益不予理睬，对他们的恫吓采取了蔑视的态度。虽允许其正常贸易，但强调了“务要凛遵天令”，又针对鸦片的非法输入提出“害人之物为禁”。[10]经过一番试探，西方侵略者对他们摸到的“底”作出了结论，即当太平军取得全国胜利之后，是“极不可能”承认清政府已签订的“条约义务”的。洪仁玕的外交思想继承了天国前期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的原则立场。在《资政新篇》中，进一步规定对外洋入口的鸦片“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还提出要“绝其栽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11]这同不久前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继续向西方侵略者屈服，在条约中规定鸦片进口合法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来天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洪仁玕虽然持欢迎的态度，但明确地规定只许他们“为国献策”，但“不得毁谤国法”，显示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洪仁玕主持和参与的太平天国后期外交斗争中，反映了坚持独立自主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原则立场始终是天国对外政策的主流。天国同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戴着虚伪中立面具进行阴谋活动和最后撕下面具公然与清朝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绞杀革命的西方侵略者进行了更加复杂尖锐的外交和军事的斗争。关于这方面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第二，立足于现实的国际形势，抛弃宗教色彩的大一统观点。
在外交活动和斗争中，首先要了解外部世界的现实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要获得一定的国际知识却并非易事。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就传入了关于五大洲的知识，可是长期的封闭状态窒息了中国对外部世界情况的了解。到了清朝的乾嘉年间，反而认为五大洲之说不过是虚无缥渺的神话，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还弄不清英国究竟在什么地方，政府的高官大吏对世界情况大多茫然无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震惊中逐步清醒过来，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有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但是国际知识传播的步伐仍然非常缓慢，传播的范围仍然相当狭小，许多知识分子对世界形势依然隔膜如故，怎能要求在农民战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天国领袖对国际形势有明确的了解呢！洪秀全虽然到过广州，同外国传教士有过接触，但为时短暂。他借来西方的基督教加以重新阐释，将“拜上帝”、“诛妖”作为起义的旗帜，但对西方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对其他从冲锋陷阵中涌现出来的将领们就更不能要求他们一建立自己的政权就作好同外国打交道的准备，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他们开始同外国人接触时，仅知这些外国人也信奉上帝，因此往往突出了宗教方面的联系，又把这种联系同长期接受的封建传统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颇为独特的宗教色彩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天国前期在外交方面的重要文献《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五十条浩谕》就认为外国人是同敬天父的“夷弟”，宣称“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下万国众臣民蒙上帝化心，晓得齐会天国朝圣祖皇上帝，朝救世圣主，朝万国真主”。[12]在《地官又正丞相地官又副丞相致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札谕》中说：“我主天王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则天下万国皆当敬天从主，知所依靠者也。然特恐尔等不识天情，以为有彼国此国之分，而不知真道之无二也。为此特行札谕：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疆土，坐享荣光。”[13]在这里，宗教观念同中国封建的大一统观念互相渗透，西洋“夷弟”既是上帝的臣民，也应该是上帝“次子”天王的臣民，没有“彼国此国之分”，完全否定了近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也就否定了外交和外交政策的存在，这当然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必须“熟谙各国风教”。他在“柔远人之法”的题目下用了相当篇幅来概述“各邦大势”，介绍了英、美、德、法、俄及一些亚非国家的状况，虽然这些介绍仍然有相当多的不确之处，但他勾画出一幅现实世界的轮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广土众民、国力强盛的“外邦”。表明必须承认这种现实，才能有真正的外交政策，这就在实际上抛弃了虚幻的宗教色彩浓厚的大一统观，把处理对外事务的方针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主张平等往来，反对传统的夷夏观。
太平天国前期，同宗教色彩浓厚的大一统观点互为表里的是传统的夷夏观。中国古代曾把居住中原的华夏族建立的国家看做居于世界中央的王国，而以“蛮”、“夷”、“戎”、“狄”蔑称被认为缺少文治教化的四方异族。随着交通的发展，又把“蛮”、“夷”的范围扩展到更多的外国，把同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商务关系看做是“来贡”、“来朝”。鸦片战争前的清廷在闭塞状态和传统自大心理的支配下，仍然以这种夷夏观来看待和处理对外关系。但是腐朽的中国封建王国抵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鸦片战争中英国的炮舰首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其他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强加于中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头脑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夷夏观仍未改变，仍要维持“天朝”体制，甚至把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说成“抚夷”。虽然这时有些有识之士已主张要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抵抗西方，如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认为“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14]所说的“蛮”、“夷”已只是沿用旧称而不含轻蔑之意，但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要坚持“夷夏之大防”的大有人在。连后来洋务派办同文馆请外国人作教习也还有倭仁等大臣出来高呼“师事夷人，可耻孰甚！”[15]可见这种夷夏观的确根深蒂固了。太平天国许多农民战争的领袖们也不能摆脱传统的“天朝意识”的影响。据洪仁玕的回忆，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前曾说：“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有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16]表现了平等往来的对外思想。但是在太平天国建立之后，正如农民领袖的封建化迅速发展一样，在天国的对外政策中，再也难以发现这种思想了。能看到的是传统的“天朝意识”同宗教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要外国“夷弟”或“番弟”承认天王是“天下万国真主”的要求，把外国的派出人员看做前来“归顺”或“来贡”、“来朝”。洪仁玕主持朝政后，对这种“天朝意识”、“华夷思想”提出了批评，他说：“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蛮’、‘戎’、‘鬼子’一切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之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17]这是一种国家间平等往来的思想。从承认世界上存在各个主权国家的现实到主张各国间平等往来，这在当时条件下既要冲破宗教色彩的一统观，又要抛弃传统的夷夏观，这是需要进步识见，又需要革新勇气的。虽然由于资本主义列强抱着对中国侵略、压迫的目的，真正的平等往来不能实现，但这种思想比起过去被“天朝意识”、“华夷思想”所浸染的对外观念来说无疑是一种革新和进步。
第四，允许同外国的正常贸易往来，提倡通过竞争“与番人并雄”。
天国前期对与外国通商的问题即采取了开放姿态，主张“万国皆通商”，[18]除严禁鸦片贸易外，允许外国人在天国统治区域从事正常贸易活动，但不承认清政府与外人在不平等条约中关于通商口岸的规定，提出“立埠之事，候后方定”，要求外国“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19]
洪仁玕重申了允许外国人来华通商的政策。同时，他还意识到不能将中国的市场拱手让给外商，而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同外商进行竞争，实行“与番人并雄之法”。他说：“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桂（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他批评那种“拘拘不与人交接”是“浅量者之所为”，但也要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加以约束。他批评“前之中国不如是焉，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20]他把开放、管理和竞争联系起来，特别是表述了要靠自己的经营同外国进行“商战”的思想，都是对前期对外贸易政策思想的发展。
第五，把外交和近代化改革联系起来。
洪仁玕主张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和巩固、推进天国的革命成果，必须努力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革新的纲领和计划，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兴器皿技艺”，发展工业；“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发展交通运输业；“兴邮亭”，立“新闻馆”，开办银行，设立医院，直到奖励发明，实行专利制度等。《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在谈到他对洪仁玕的印象时说：“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21]他把通过内政改革以增强国力同外交联系起来，认为要在国际上立足，必须“内修国政”，他希望“众志成城”去创造“新天新地新世界”。[22]他对“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感到惋惜，并警告说：“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所以应当“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23]通过改革和实施近代化计划，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使中国强大起来而不受外人的欺凌宰割。
四、洪仁玕与天国后期外交
天国前期和后期的外交环境是不同的。天国的兴起形成同清政府对峙的政权，也就在天国、清廷和外国侵略势力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段时期内西方列强迫于形势，对天国采取虚伪的“中立”政策，同时对清政府加紧讹诈，要求“修约”，直到1856年10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列强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取得了更多的侵略权益。为了实现这些权益，他们已露出愿意协助清政府对付太平天国的倾向。但由于清政府尚未完全“驯服”，而太平天国还控制着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所以他们还是采用狡猾的两面手法与天国打交道。1858年11月，英国侵华军司令额尔金率舰队从上海溯江西上，太平军在其舰队进入天京江面时开炮轰击，英舰还击后离去。其后，天国向英方表示歉意，并带给额尔金一份“诏书”，以洪秀全惯用文体写成。内容有：“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等语。[24]同年底额尔金返航东下路过天京时派威妥玛等与天国谈判，天国方面同意了英国在事先通知条件下其舰只可在天国控制的长江江域通过。这反映了天国领导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有因自身力量削弱和同清军血战之际下愿再树强敌的考虑。同意外国舰只通过长江，虽然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天国领导人缺乏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因素，并不懂得允许外国舰只在内河航行是损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但仍是一种不应有的妥协和失误。
1859年，洪仁玕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天国朝政时，西方列强采取两面手法来对付天国的情况仍然继续着，但形势的发展使他们同天国的正面冲突加剧。首先表现在太平军进攻上海问题上。
1860年春，为了打破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洪仁玕与李秀成、陈玉成等会商并协力取得击破清军江南大营的胜利，其后洪仁玕提出乘势挺进夺取常州、苏州、上海等地，然后以巨款购买外国轮船组成水师，水陆并进以彻底改变西线形势。在李秀成指挥下，太平军先后夺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盘踞在上海租界的西方侵略者十分惊恐。这时上海的清朝官吏竟求援于正在北方扩大侵略战争进攻京津的英、法侵略者，并雇佣以华尔为头目的洋枪队以阻止太平军攻取上海。在准备进军上海前，洪仁玕曾在外交上预作安排，以期减少阻力，照会上海英、法、美领事要求其严守中立，但照会被拒绝收受，而外国军队竟在上海布防。洪仁玕到苏州会见英国教士艾约瑟和杨笃信时愤慨地说：“这种行为，首先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侮辱，其次，在太平天国与满清交战之际，外国人直接违反了中立的态度。”[25]由于在上海首先形成了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来对付太平军的局面，太平军虽然重创华尔的洋枪队却未能攻取上海，洪仁玕希望从外国人手中购买轮船的计划当然也未能实现。
此后不久，英、法侵略军就于1860年10月进入北京，在进行野蛮的烧杀劫掠之后，迫使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清政府已向外国侵略者完全屈服，外国侵略者也急于实现其扩大了的侵略权益，他们互相勾结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条件进一步成熟。但狡猾的侵略者还在等待有利时机，特别是英国，当法俄已向清政府提出“助剿”时，还打着“中立”的幌子进行活动。1861年春，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还到天京“访问”，继续假意表示他们只是保护通商口岸利益，不会参加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同时要求太平军保证不开到距上海周围30英里的地区。天国方面派出赞王蒙得恩的儿子赞嗣君蒙时雍进行谈判。同意暂不进攻上海，但只限于当年内。此外，英国的翻译官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也到天京进行活动，受到天国官方礼遇，同洪仁玕及李秀成之弟李明成等俱有交往，他在友好往来的掩护下探听虚实，搜集情报。同年5月，美国海军将领司百龄也到天京活动，要求取得像英国那样在长江航行的权利，天国方面也作了肯定答复。天国领导人虽曾对“洋兄弟”有某些幻想，也做过某些妥协，但在领土问题上是不含糊的。李秀成自述中谈到一件事说：“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天下，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26]虽然此事尚无更多具体佐证，但它反映了天国领导人坚持独立和维护领土主权的态度。当西方侵略者的伪装面目逐步暴露，他们的认识也在曲折中逐步提高。
1861年底，天国方面答应的太平军暂不进攻上海的期限将满，何伯又派出舰长宾汉向天国提出照会，重申太平军不得开到上海周围；还加上不得开到九江、汉口周围等蛮横无理的要求。天国方面仍由蒙时雍出面提出复照，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指出以前同意当年不进攻上海，是念英国乃是“宗教同源”之国，但是“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对你们说来，经营商务是谋生之道，但是，在我们看来，保卫疆土是神圣义务”。照会尖锐地揭露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箝制我军行动”，坚决表示：“此项提议，我国焉能照准。”[27]这一答复，当然是在洪秀全和当时总理朝政兼管外交的洪仁玕指示下作出的。它不仅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而且根本不承认外国侵略者的在华特权，坚持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反对外国干涉。1862年春，太平天国的军队再次向上海进军。此后，西方侵略者就完全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开始了直接的武装干涉。同时，对太平天国大肆诬蔑攻击。1863年洪仁玕在天京会见英国教士卢卫廉时对西方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再次有力地阐述了天国反抗侵略、维护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立场。他说：“要是他们使我们不得不认为自己被当做匪徒看待的话，那么报复的日子总会到来的！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我们要摆脱异族的统治，那些首先向南京开火的人一旦落入我们的手中就会自取灾祸。”[28]太平军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了英勇的较量，先后击毙了法国侵略军司令卜罗德、洋枪队首领华尔和中法混合军统领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达耳第福等人。但终究由于天国自身的弱点和敌人的强大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这样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所述的天京陷落后洪仁玕壮烈殉难的一幕，洪仁玕在从容就义前留下的遗言中，非常明确地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他分析那时的军事形势，认为天国“确受重大损失，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29]这是对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天国革命的清醒认识，这是一个革命者、爱国者通过许多经验教训达到的认识高度，这是当时天国领导人之一对天国失败外部条件作出的最深刻的总结。
五、天国外交和洪仁玕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学术上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观点是正常的。一些问题已通过讨论求得共识，也有些问题仍然需要讨论，这里愿就自己的一孔之见提出一些质疑和看法。
对太平天国研究做过很大贡献的罗尔纲先生曾对天国外交政策作过一些重要论断，他在《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中说天国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定下了首先打倒清封建王朝，而后驱逐外国侵略者的决策”，又说天国在攻克南京之前就“定下了使外国侵略者不助清朝与己为敌的决策”，“太平天国根据这两个决策，定下了它的对外方针政策”。[30]在《太平天国史》外交志中又强调说“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有一个先后的步骤。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制定对外的方针政策。他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戒备，他也不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帮助，但却不要轻易失和以树大敌。他预定在把清朝打倒之后，第二步就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31]这个关于太平天国早就制定了先反封建、后驱逐外国侵略势力“两步走”的决策看来是把天国的对外政策理想化了。无论天国前期或后期的全部外交思想和实践，都很难说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天国一开始就有朴素的反侵略思想，对西方侵略者也有所戒备，但是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的形势既然是农民战争碰到的全新课题，要求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一下就有清楚的认识甚至很早就预定了先反封，后反资本主义侵略的“两步走”决策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上面已经谈过，天国领导人要在缺乏国际知识和毫无经验的条件下，在同清军殊死搏斗的战斗环境中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只能在接触和斗争中逐步认识对手，逐步提出和发展自己的对外政策和策略。坚持独立、平等和反侵略构成了天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他们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比起清朝统治者不断屈辱投降而又坚持妄自尊大的外交，不但本质不同而且高明多了。罗尔纲先生对那种认为天国失败最大原因是不懂外交的见解的批评是对的，但是，对天国的对外政策也不能加以理想化和拔高，我们在评论天国对外政策的时候：第一，在肯定和颂扬他们坚持独立、平等、反侵略的立场同时，还应该看到他们在斗争中的弱点和失误，而其根源就在于对西方侵略者的本质缺乏认识；第二，他们的有些做法可以解释为策略上的运用，但不能掩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洋兄弟”抱有的某些幻想；缺乏对西方侵略者本质的清醒认识就很难实行正确的策略；第三，评价其对外政策，要从全部事实出发，不能从个别材料加以推导；第四，不能把历史客观上赋予太平天国革命以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任务同天国领导人主观上的认识和决策混淆起来。总之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
关于洪仁玕及其思想的评价也曾褒贬异词，这里只就涉及外交方面的问题谈一点看法。有的学者曾认为洪仁玕和外国传教士“勾结”过，到天京很可能是受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客的鼓励，来削弱天国的革命性质，把它变成温和的改良主义，因此洪仁玕乃是“革命阵营中改良主义思想家”。[32]这种看法在后来的学术讨论中已被大多数意见所否定，对洪仁玕的正面评价渐趋一致，但洪仁玕是否让外国传教士影响了太平天国对外斗争的方向还有必要作一点探讨。
洪仁玕的经历使他与外国传教士有较多交往。他在《资政新篇》中曾公开列举了同他“相善”的外国传教士。他到天京后又有不少外国传教士怀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目的访问了天京。有些传教士确曾希望洪仁玕能传播基督教的“正统”影响，“纠正”天王的“谬误”，洪仁玕也表示过他致力于“传布基督福音”的愿望。但他并没有混淆政治上的界限，上面提到他在《资政新篇》中主张允许外国传教士到天国统治地区传教，但只准他们“为国献策”而不得“毁谤国法”。[33]到天京一段时间后，他还曾向外国传教士表示，过去“至京朝主”之时曾想致力于传播基督福音，但是，在洪秀全身边“时蒙圣训，指示奥义”的情况下，使自己“心地稍开，智（志）趣略进，时觉此中乐趣无穷”。[34]当时洪秀全坚持拜上帝会的教义，坚持自己曾升天亲见天父，坚持他是上帝的“次子”，并要求外国传教士承认和信仰他宣扬的教义，从而在宗教观点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洪仁玕的上述表示说明他在身负天国重任后已了解到放弃洪秀全改造过的教义而成为西方基督教的附庸是行不通的，他必须支持洪秀全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其后，他曾明确地向外国传教士说过：“天王不允许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教义，”“传教士不应来南京。”[35]还曾就外国传教士在天国传教问题表示：“天王关于此点不欲依赖外援，他以为中国人可以自己做这件事。”[36]外国传教士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他们中间除了少数真正同情天国事业者之外，大都转而对天国进行攻击。
在涉及天国外交问题上，需要弄清楚的是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作用。他不仅由于洪秀全与洪仁玕曾向他学习基督教义而有较早接触，而且后来曾在天国为官并参与过天国的外交事务。1860年10月他接受洪秀全的亲自邀请到了天京，受到洪秀全的礼遇，被封为“接天义”，并成为洪仁玕的翻译官。1862年1月他以洪仁玕杀死他的仆人并侮辱他本人为由从干王府出走，以后又自相矛盾地说那个仆人未死，并攻击洪秀全是“狂人”，太平军是“强盗”。洪仁玕自述中曾谈到罗孝全说：“当我在位时，我得一洋人为助，遇有交涉事即请其任我之翻译，此人居于吾府，受我款待多时，但一日因些少误会便不告而别，逃出城外，无论如何不能挽留之。”[37]有的著作说罗孝全在1861年2月“被任‘洋务丞相’(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主管外交事务”。[38]还有的著作说天王“任命他为外务大臣”。[39]这种说法来源于当时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但其确切性是值得怀疑的。把这份报纸用英文提到的罗孝全的职务回译成“洋务丞相”、“外务大臣”，且不论其是否符合太平天国后期的官制，从常用的概念上显然容易引起混淆，由此而断言他“主管外交事务”，甚至说他“真的成了太平天国的国务卿”[40]就更需要商榷了。看来还是以洪仁玕自述中所说为可信。在此期间主持太平天国外交事务的是总理朝政的洪仁玕而绝非担任翻译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这一点应当是十分明确而不能含糊的。即使罗孝全以“客卿”的特殊地位和通过翻译工作干预过外交事务，还有的材料说他曾负责处理有关外商事务等，但从上面关于天国后期外交的叙述可以看到他并不能干扰天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他的逃离正好说明他与洪秀全、洪仁玕的矛盾和他的失败。对他在天国外交中的地位和影响应当给以恰如其分的估计。
洪仁玕没有“里通外国”，也没有让外国传教士操纵天国的外交政策，应当说是可以作出明确结论的。他的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主张也并非受资本主义国家政客的鼓励来宣扬“改良主义”也早已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他是那个时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因为“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41]在那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先进的爱国者，为了救中国，既要抵抗“侵略的西方”，又要学习“先进的西方”，正确处理这种关系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同时，因为中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对象，他们并不容许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总是同中国的反动势力结合起来镇压革命运动，这是整个近代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同近代一切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洪仁玕也无疑具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他的奋斗和牺牲应当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从不同的侧面来说，他是忠诚于天国革命的领导人，是天国卓越的思想家，也是应当列入近代外交史的爱国外交人物。
注释：
[1][6][29][37] 《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2] 王庆成自英文回译，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
[3]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卷。
[4][5][26] 《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7][24] 洪秀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8][10][12][18][19] 《东王杨秀清答复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9]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
[11][17][20][22][23][33] 洪仁玕：《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
[13] 《地官又正丞相地官又副丞相致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札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14]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15]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
[16] 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
[21] 容闳：《西学东渐记》。
[25] 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27][28][36] 呤唎：《太平天国亲历记》。
[30] 罗尔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见《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
[31]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二册。
[32] 侯外庐：《论洪秀全与洪仁玕》，《新建设》，1952年，第4期。
[34] 《干王洪仁玕致英国教士艾约瑟书》，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35][38][40] 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39]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4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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