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传记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90年代的继续发展
经过80、90年代之交、纪念鲁迅诞生110十周年的繁荣之后， 鲁迅研究仍保持强劲的势头继续发展，在世纪末之前又出现了6 部新版鲁迅传。依次是：
唐弢著《鲁迅传》（未完稿）。这是一部未完稿，全书原拟完成40—50万字，但唐弢先生生前仅写出十一章，从鲁迅出生写至自日本归来，其中第一、二章系定稿，三至十一章为初稿，《鲁迅研究月刊》征得唐先生家属同意，在1992年5—10 期上连载了这十一章遗稿。
青年鲁迅学家和散文家孙郁在《未完成的雕像》（注：载《读书》1993年第4期。）一文中， 对唐弢这部未完成的鲁迅传作了极为精当、中肯的评价：“这十一章的遗稿，为当代传记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唐弢以杂文家和藏书家闻名于世，他对笔记文学和版本目录学的嗜好，也感染了这部传记。其考据、钩沉、议论、状物、水乳交融的描写，真是漂亮。”他“充分注重史实，从史实以及鲁迅作品、日记、书信提供的线索出发，殊多考订之笔。”而“专于考据，亦精于杂感。在诠释之中，常露出鉴赏家的惬意。清幽舒朗的雅兴，疏简清秀的笔致，构成了唐弢作品极特别的文化品味。”孙郁的评骘是非常精粹的。
唐弢这种充溢着“精善秀雅之气”的“书话”文体与杂文笔法，首先在对鲁迅的外围背景，即乡俗、家世、时事、亲友的描绘中闪出光彩。例如写鲁迅所处的历史环境，没有像其它鲁迅传记那样从政治上叙述，而是从绍兴的文化名人、名胜，长埋地下、质地醇厚的“女儿酒”以及“绍兴师爷”、“钱猢狲”谈起，评点了绍兴士大夫之间的相骂之风，特别是颇为生动地详述了绍兴民间关于明代艺术家徐文长的传说，认为这些故事“集中了绍兴人的智慧、机灵、促狭、滑稽的风格”。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传主鲁迅尚未出场，已从乡俗氛围中嗅出他的精神风味了。而对鲁迅亲人的描述中，最传神的是祖父周介孚，他为人耿直、恃才傲物的性情、与越中文人李纯客相投的骂风以及对小品文的特殊好感，都被唐弢写得绘声绘色、跃然纸上，从中更令人感到了鲁迅性格的由来。唐弢也并不为贤者讳，开头第一章结尾就归纳出了鲁迅性格的特点：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家庭境遇“使他怀疑，使他忧郁，使他孤独，使他有时瞧不起人，使他不断向自己的心申诉。”“有时瞧不起人”，是鲁迅自己总结的性格弱点，我们为什么要替他隐讳呢？唐弢这样写，就是要把鲁迅当作人而不是当作“神”来写，写出鲁迅个性中的“野性”与“莱漠斯”精神，写出一个特殊的人的个性特征。以后，唐弢始终从文化源流和乡俗本根上紧紧抓住鲁迅精神气质与个性特征的形成缘由，从“喜汉魏六朝古典文学，时时诵读”的寿镜吾那里，发现了鲁迅喜好魏晋文章的最早源头；“至于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则成为鲁迅一生复杂性格的多元的综合。浙东农村风习中立志复仇和善于诙谐的特有的气质，哺育了正在成长的童年的鲁迅。”又通过当时杂书、掌故、刊物的博览和秋谨、徐锡麟等浙东人物性格的描摩进一步烘托出鲁迅的个性与气质。
正是从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气质”的准确把握出发，唐弢对一些鲁迅研究领域长期存疑的问题谈出了他的灼见，并更为充分地发挥了他作为杂文家的辩才。例如认为鲁迅对农民起义持批评态度的原因是“对于打倒了皇帝自己再来做皇帝的这种历史循环表示过厌倦”，对于刘邦、项羽要“取而代”的秦始皇的“这个长期不变的‘如此’感到深刻的不满”。而那些过高评价农民起义、并以此贬低鲁迅思想的历史学家则是“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又认为鲁迅是“用自己头脑里已有的思想形象去理解尼采”，“鲁迅的介绍尼采思想是进步的，为当时中国改革所需要”，“鲁迅后期对尼采虽然有进一步的比较客观的认识，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他，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星星点点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就是鲁迅思想、性格中“始终保持着一点野气，一点非理性的因素”。这种非常新鲜的观点，绝非是追求时髦而来的舶来品，而是老年唐弢从多年体验、切实分析中自然得出的真知灼见。这些灼见，使得这部未完成的鲁迅传闪烁出异样的光彩。令人想象到，倘若唐弢先生能够全部完成，该会出现多少灼见？尤其是对鲁迅晚年的评述，写到唐先生的亲身感触时，该会是怎样的异彩迸射呀！想到这里，又不能不令人感到无限的遗憾！
当然，这部未完稿也存在难以避免的欠憾。主要是在局部和细节虽然时见灼识和光彩，但在整体思路上仍然没有跳出旧的窠臼，没有达到新的高度，缺少一种穿透力与大气魄。
彭定安著《走向鲁迅世界》。
这本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5月出版，68万8千字，本来是在82年版《鲁迅评传》基础上进行修订，结果改动、重写部分大大增加，索性放手新写，新内容计50余万字，原版材料仅保留10余万字，成为一部全新的鲁迅传。
彭著92年版在鲁迅传记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多重性的立体结构与复式笔法。
李春林、臧恩钰对该书作过这样的概括：“书中的‘世界’具有三个层面：世界本体（时间的与空间的）；鲁迅及鲁迅心中世界；作者心中的鲁迅以及作者透过‘鲁迅“眼”’所看到的世界。亦因之，本书有了四种质素：人类历史中的中国近现代史及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面面观；鲁迅本体，他的生平、思想及作品；浸染了作者个性色彩和诗情的鲁迅形象、他的方方面面；与鲁迅产生和声、发生共振的作者本人的理论天地与情感世界。同时，本书也就蕴含了三种品格：史传；史论；史诗。是史、论、诗的交融，理与情的熔融，学术著作与英雄史诗的会融。”（注：李春林、臧恩钰《评彭定安新著〈走向鲁迅世界〉》，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李、臧对彭著所作的三个层面、 四种质素、三种品格的概括是准确的。
正是从这种多重性出发，彭著建构起了多极的立体结构。彭著82年版，就已打破了以往鲁迅传记的直线型平面结构，创造出了一种灵活洒脱、多样交错、近于立体的新格局，92年新版则更加发挥了所长，使结构更为宏伟、复杂、系统化。作者以时间为经，以鲁迅的多重世界为纬，章中分节，节内分段，各章、节、段都标以醒目、富有诗意的题目，像“在世界的海边”、“绍兴：浩瀚世界的美丽一角”、“海草国门碧”、“故里寒门恶”等等，都很美妙、引人。这样，就如组装成了一座大厦的框架，可以依照已定的架构，分步骤、分层次、分侧面地砌砖垒墙，做到既胸有全局，又有条不紊，波澜壮阔而又层次分明地构筑起了一个复杂、多极、气势恢宏的“鲁迅世界”。这个世界是复式多极的，不是单线平板的；是立体多角的，不是平面僵直的；是富于变化的，不是单调停滞的；是色彩缤纷的，不是黯淡一色的。走进之后，即令读者眼花缭乱，兴致盎然。例如第一章“人间冷暖：鲁迅世界的诞生”，开端引用鲁迅自传的一句话说明他来到人间，然后从点拓展到面，渲染、烘托世纪末动荡激变的时代背景，又从大到小、从世界到中国、到绍兴、到周家，逐层聚焦透视，幻化出“绍兴：浩瀚世界的美丽一角”这一幅彩色宽银幕电影一般的优美画面，随后从静到动，描绘孩提时代的鲁迅向知识的世界走去。章节、段落之间的递进、组接，很有些像电影导演剪辑、组合镜头时所使用的蒙太奇手法，自然巧妙，错落有致，摇曳多变而从容不迫，规模宏大而条分缕细，于洒脱中见章法，自由中显谨严，宏放中含精细。而对于贯串鲁迅一生的某一侧面，例如作者有独到体会的艺术思维与创作心理的发展脉络，则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插入分段的评述，虽然断开，却无割裂之感，使人感到各段之间的连续性。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就在于全书有一个复杂而又统一的合理结构，作者胸有蓝图，善于铺陈渲染与布局架构，做到了既汪洋恣肆、挥洒自如又剪裁合度、条理清晰。
设立了复杂、多极的立体结构之后，彭著又充分运用复式笔法去砌装、修饰这座恢宏的大厦，或叙述，或评议，或描绘，或抒情，或大笔勾勒，或细毫描摹，或款款而论，或一语中的，使这座大厦多姿多彩、绚丽斑斓。“绍兴：浩瀚世界的美丽一角”、“朦胧的觉醒与最早的抑郁——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等等，都是书中的精彩之笔。
另外，彭著还在鲁迅创作心理的探索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例如以“蚌病成珠”这一提法概括鲁迅的创作心理就很新颖、中肯。鲁迅一生的种种不幸与悲剧的确如蚌病一样，反而造就了他如珍珠一般的深刻、优美之作，形成了他特有的沉郁、犀利的美学风格。
当然，彭著仍然存在缺憾。前文评价82年旧版时说“作者立论大胆有余，而谨严沉积不够”，92年新版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仍然有大作煌煌而有时又阔论泛泛之感。试拿该书第一章时代背景的洋洋大论与唐弢未完稿第一章的绍兴乡俗述说进行一下比较，就可加深这种感受：彭著以排山倒海之势大论世纪末动荡激变的历史潮流，并未能显现鲁迅的独特个性，因为其他文化巨人也是这样的；而唐著则轻轻一述绍兴的“女儿酒”、“钱猢狲”，特别是一讲那个徐文长的传说，一位奇倔、诙谐的绍兴黄酒酿出的鲁迅形象立时活脱脱地跃然纸上了。
吴俊著《鲁迅评传》。
这本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作为《国学大师丛书》之一于1992 年8月出版，13万5千字，以鲁迅的学术生涯为主要线索， 而以其中的几项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及成果如校勘《嵇康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等为结构重心，分门别类地描绘并阐释鲁迅的学术生平、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
第1章导论， 从“五四”时代中国传统国学研究向现代国学研究转型的历史背景这一大视野中，说明鲁迅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批判是出于“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需要；他之“憎”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正植根和伏源于他之“爱”，是要以现代精神和现代方法整理和研究国学，这正是鲁迅国学研究的时代特征与个性动因。所以，“鲁迅是中国现代国学研究中表现出最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特点的典型代表”，“不愧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一位思想伟人，并树立了一种崇高的文化人格形象”。由于作者志在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和学术思想史论，认真研读过一些国学著作力图真正全面地把握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思想实质与精神面貌，用现代的科学眼光来审视和分析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这一章导论写得很好，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度，令人信服地解释了鲁迅为什么既激烈批判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又毕生浸润于国学研究中的疑问，这都是从宏观背景上进行“俯视”而不就事论事的现代学术视野与思维方式发挥了作用。
第2章“师心使气 希踪古贤”， 评析了鲁迅在章太炎影响下扬弃了对于林纾、严复之辈桐城派古文的敬意而悉心于魏晋间文、倾慕嵇、阮的心灵历程。在烛幽发微的评析中，作者不时发出切中肯綮的议论和回肠荡气的感慨：“正是在嵇康的诗文中，鲁迅才顿觉有知音、知己和大获吾心之感动，使他长达数十年并历十数校而浸淫于这位命运艰厄、心灵卓绝的古代贤哲的精神世界中。”“这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学术的动机，不如说更多的是他自己一种精神的要求和心灵的满足。知嵇康者，非鲁迅莫属；而知鲁迅者，其选谁属？其人安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不能不发古人之叹。”这些闪烁灼识、感人肺腑的议论和感慨，是吴著最精彩的光点。
第3章“纵游稗海 上下千年”，评述了鲁迅纵游杂史稗海、 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史著作的历程及其独特的方式与心态。认为《中国小说史略》是在详备资料的基础上产生的划时代著作，其主要特色是“史识”，“有广泛的思想涵盖面”，因为“鲁迅是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而又为学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才最足以堪当才、学、识三方面都超然出群的一部专史著作。”这样，吴著就敏锐地抓住了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社会批评家与一般专家、学者的区别，不致使自己对鲁迅著作的认识降低到一般性的学术层次。另外，吴著还透辟地指出：“鲁迅比他以后的小说史家都要显出更纯粹的文学家和学者的身份本色，”“赖以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标准，除了作品的文学性而外，恐怕就没有其它因素堪当其任了。”能够把这点坚持到底，只能归因于鲁迅的人格素质。然后，吴著又指出了鲁迅该著的“缺失”是“缺少一种从语言发展视角来论述和阐明古代小说进化的明确的历史线索”。这绝不是贬损鲁迅，而是体现出了一种平等对待研究对象的科学态度。
第4章“潜心金石 冥思真极”，显得比较薄弱， 只能从外围和第二手材料中进行一些推测和想象，不能深入内里进行分析。不过，作者对此也坦言浅陋，承认无力揭示真谛。这并非作者一人不行，恐怕中青年学者都缺乏此项学力，从中也说明要真正读懂鲁迅，不在学术功底上下大力气，真是不可能的。不过，作者还是有所发现，指出“佛气”与“尼采”之间的联系以及二者在鲁迅生命意识中的价值，即是一例。
吴著刚出版时，有人曾经耽心把鲁迅列为国学大师会缩小他的价值，而细读该书之后，这种耽心就消失了，因为吴著是从“学术”之“一隅”，窥视鲁迅作为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的文化底蕴与深厚功力的，把他与一般专家、学者严格区别开了。学术是鲁迅的根柢，是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吴著刚刚开了一个头，还企盼后来者写出更为完满的鲁迅学术评传，一是要对金石学、佛学等较深奥的领域有更深的涉猎，二是要更加重传的成分，不要再分作专论。
吴俊还有《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出版。虽然不算是正式传记，但也从个性心理的角度评述了鲁迅一生的心灵历程，对以后的鲁迅传记写作有所启发。
王晓明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17万4千字，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中的一种，是一部用散文语言叙述鲁迅的一生、“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记。
这部传记出版后影响较大，很受青年读者欢迎。从鲁迅传记学史的视野中观察，此传受到欢迎的缘由是非常显豁的：在人们对众多一般化、公式化的鲁迅传记感到厌倦的时候，王著却反弹琵琶，弹出了新调门，道出了新感受，说出了新话语，品出了新味道，从而也开出了新生面，怎么能不受人欢迎呢？
王著之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
态度新。王著在序中直白道：“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鲁迅了吧。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这种感情态度的转移，在鲁迅认知史上是非常关键的环节。长期以来，政治造神运动波及鲁迅研究的最大恶果，就是把鲁迅当作神来崇拜，这样就必然失去了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的感情态度，不可能进行科学的认知。80年代初，学术界已经明确感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口号。然而，提出口号是一回事，在认知和研究中真正实现感情态度的转移又是一回事，经过近十年的痛苦磨砺，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鲁迅研究学者开始在实践中完成这一转移了，而王晓明则是其中引人注目者。
思维新。由于不再将鲁迅视作一个偶像，而当作我们中间的一个同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的人，就必定会随着感情态度的转移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不再按照“唯上”、“唯书”的思维模式进行诠释和膜拜，而是从鲁迅的客观实际与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进行独到的评骘与阐析，这样就在思维活动中开出了新生面。
体式新。随着思维方式的拓新、思维空间的拓展，传记的体式也因而更新。不再按照以往的既定模式写什么思想发展与世界观转变，而是旨在凸现鲁迅的“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并以此为宗旨安排全传的结构与章节，形成新鲜而富有个性的体式。
话语新。在新的体式中，就必须熔铸新的话语系统。王著设计了“我”、“你”、“他”三点交流的格局，使作者、读者、传主之间循环对流，仿佛三个朋友在围炉夜话、私下谈心，以汨汨如溪流般静淌的散文语言娓娓道来，的确是动人心扉、感人肺腑。在读者对有些板着面孔、讲报纸语言的鲁迅传和研究论著厌烦的时候，忽然读到王著，怎能不欣喜、欢迎呢？
感悟新。在态度、思维、体式、话语焕然一新的情况下，王著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及其作品内涵、处事方式产生了许多独到的新感悟。例如第二章“天突然坍了”，写早慧、敏感的少年鲁迅在祖父犯科场案、家庭坍垮之后的内心感受；第六章“待死堂”，写鲁迅在绍兴会馆的独身生活、与朱安的悲剧婚姻“对他造成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特别是第十八章“横站”，把鲁迅和周扬们的矛盾概括为“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的政治集团的矛盾”，都是发人深省的深邃感悟，充分显示了作者天赋甚高的灵气与悟性。
另外，王著在运用史料方面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不直接引述，用自己的话进行既不失实又生动流畅的转述，并在各章后边注明出处。这样一方面避免了直接引述的累赘与不顺，另一方面也消除了无根据信口胡说之弊。再者，王著17万字，篇幅适中，不像有些大部头或多卷本的鲁迅传那样难购难读，适合青年的需求和口味，所以出版后受到年轻读者青睐，的确是很自然的。
但是，这部鲁迅传又确实存在很严重的偏颇，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过于偏重个人的生命本能而忽略甚至摒除了人的社会性的集体意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的鲁迅传记和鲁迅研究论著的确存在过于强调社会性集体意识的政治化倾向，忽视了个性心理的研究。然而，倘若为了纠正这种偏向，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偏重个人的生命本能而忽略甚至摒除了人的社会性的集体意识，就可能陷入更大的谬误。例如王著第十五章“一脚踩进了漩涡”，把鲁迅在上海时期同情共产党，反抗当时的社会黑暗，解释为不愿意失去许广平的爱慕，不甘心被视为落伍，而“不料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甚至鲁迅抗议国民党当局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义无反顾参加杨杏佛葬礼等等，都被视为“丧失理智的狂暴”。这样，作者就不仅完全摒除了人的社会性的集体意识，而且失去了最基本的历史公正，连前文所述的曹聚仁的立场都不如了。第十六章“新姿态”，连鲁迅当时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意义的话，也被指斥为“是完全照着共产党‘第三国际’——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无论斯大林和当时的“第三国际”有怎样的错误，反对法西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终归是历史的主流，鲁迅坚决站在这一主流当中，是他爱国的民族热情与反抗奴隶统治的一贯思想的必然体现，也是他被尊为“民族魂”的重要原因，怎么能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呢？
二、过于强调绝望和虚无而抹煞鲁迅“反抗绝望”的内心理想。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 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可见鲁迅的并不是因绝望而颓丧，而是战斗得更勇猛，更悲壮了。倘若像王著那样极力渲染鲁迅的绝望和虚无，甚至还嫌他没有“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把晚年达到峰颠的后期杂文说成是“文气似乎都衰竭了”，就不能不说是太失之偏颇了。
王著有很突出的优点，也有很明显的偏颇，在青年人中又有较大影响，因而对其优长处应予彰扬，而对其偏执处又须特别纠正。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才对鲁迅传记写作的健康发展有利。
陈漱渝著《鲁迅》。
这本书由中国华侨出版社作为“名家简传书系”之一于1997年4 月出版，13万8千字，是在作者83年版《民族魂》的基础上增删、 修订而成的鲁迅传新品种。新本增加了5章：第十章“阿Q诞生”、第十一章“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第十九章“景云深处是吾家”、第二十章“妻子 秘书 学生”、第二十一章“两人世界到三口之家”。旧本中的“二十八、一份珍贵的情报”，全删了；“二十六、共产党人的诤友”，内容也有所补充和增强。其余各章，基本照旧。
新本加强了对鲁迅作品的分析，新写的第十章“阿Q诞生”， 描述了鲁迅从想到阿D、阿Dn、阿Kuei一直到阿Q的构思活动，追述了鲁迅留日时期读到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开始思考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过程，并自然归结到阿Q典型形象的塑造上面， 虽然没有什么文艺理论的新名词，却比一些煌煌大论分析得更切实、更合理。
更为突出的，还是进一步发挥了作者考证史实、严格求真的特长，丰富了鲁迅的生活细节。新写的第十一章“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对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历史疑案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分析，最后通过香港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的说法和周作人信中对这一说法的首肯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又以郁达夫、许寿裳、章川岛、俞芳等所有相关人士的回忆作为旁证，令人信服地认定这样的结论：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起因是周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的挑唆，而且主要是由于经济问题。笔者以为，在所有分析二周失和的文章中，陈著这一章当是考证最为细密，周严，分析最为充分、透辟的。其它新写的“景云深处是吾家”等三章，生动、细腻地描绘了鲁迅与许广平婚后的感情生活与得子后的幸福，大为丰富了传记的生活内容。修订的第三十章“共产党人的诤友”，合情合理，符合史实，很有意义。而删去的旧本“二十八、一份珍贵的情报”，也是出于对史实真确性的更加严格的要求，因为“神秘西人案”一事还须进一步验证。
总之，作为一部简传，陈著新本已经属于上乘了，但是如果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则仍觉得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论评稍嫌薄弱，需要进行充实、深化，才可能更为理想。
陈平著《鲁迅》（长篇小说）。
这本传记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4月出版，90万字，分上、 下两部，从少年鲁迅离别故乡、乘船去南京上学写起，以前的事适当插入追叙，一直写到鲁迅逝世，是至今为止卷帙最长的鲁迅全传。
看来作者对鲁迅的有关资料还是下了很大功夫，记叙得相当全，一些琐事都写进去了。有些章节也作了小说式的描写，还算可读。但是，不能不承认这部传记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主要根据是：
一、平铺直叙，没有进行艺术的编织和提炼，读后令人有资料长编之感，缺乏吸引力。
二、对生平琐事力图面面俱到，而对反映鲁迅精神世界和个性特征的典型作品和典型细节却忽略了，例如包含了鲁迅全部哲学的《野草》就没有正面描述，这不能不说是拣了籽麻而丢了西瓜。
三、有些章节作了小说式的描写，而多数地方流于罗列和直叙，没有达到长篇小说的艺术标准。
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要写出成功的鲁迅传，必须对鲁迅的生平、思想、著作进行一番透彻的研究，努力把握其本质特征，并以此为灵魂提炼材料，精心构思，予以艺术的表现，仅仅满足于面面俱到地平铺直叙是不行的。如果打算写成长篇小说，就更需要下一番艰苦的精神劳作，精心选择中心事件，提炼情节，设计场景，塑造人物，描绘细节，还须讲究语言，绝非可以一蹴而就。
钮岱峰《鲁迅传》。
这本传记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99年1月出版，55万8千字，是从出生到逝世评述鲁迅整个一生经历和著作的全传，也是20世纪出版的最后一部鲁迅传记。
从整体来看，钮著达到了一定水准，叙述从容、舒缓，有时也不乏生动和富有哲理的议论，作者的宗旨是“作传的客观化”，追求“和谐”，因为他认为“只有和谐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在一些地方、特别是鲁迅后期的评价上有些汲取了近来的新观念而与以前鲁迅传记有所不同的说法。例如指出鲁迅在接受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要进攻苏联的观点时，也受到了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翼理论批评家、包括鲁迅在内对“第三种人”的斗争确有左的倾向，但把一切归咎于左翼作家和鲁迅也是另一种立场的过激；鲁迅不是圣人，他对陈仲山、徐懋庸等人信件的处理都有欠妥之处，不同意“为他造像的后世功利主义文学家”和“终端价值定论”者的归纳等等，都有一定道理。
如果钮著早十年问世，一定会取得较大的成功。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它出现在世纪之末，在众多鲁迅传记之后，作者又缺乏鲁迅研究方面的更为长久、深厚的积累和素养，对传主的称谓也不甚合适，发表《狂人日记》之后，传主就以鲁迅之名出现于文坛，钮著却仍以周树人称之，令人感觉不适。加以在总体上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因而没有引起研究界的注意。由此也说明在已有多种鲁迅传记行世的情况下，一方面迫切需要有新的突破，需要看到新的观念、新的内涵、新的形式的鲁迅传，另一方面这一突破又是异常艰难的，没有实现明显突破的鲁迅传实在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实在没有再行出版的太大必要了。
总之，90年代的鲁迅传记写作有了更大的发展，其特征是传记写作的表现手法更为多样化，文体结构也更为复杂，汲取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一些新成果、新观念，从写作态度上说，进一步把鲁迅当作“人”而不是当作“神”来写，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有违公允的偏颇，末期新出的两部鲁迅传不尽理想，说明要实现突破尚需付出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