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中的核讹诈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森豪威尔论文,朝鲜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后，把结束朝鲜战争作为对外政策考虑的首要任务。与中、朝所奉行的灵活策略不同，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以扩大战争范围、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相威胁，通过扩大战争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但由于受到诸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艾森豪威尔政府又不敢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只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用和平手段结束战争。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核讹诈作了不切实际的描述，片面夸大核威慑的作用。事实证明，美国鼓吹扩大战争的种种论调和以原子弹相威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
关键词 艾森豪威尔政府 核武器 朝鲜战争 中美关系
朝鲜战争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束，特别是对于美国的核威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国外史学界（特别是美国史学界）往往作出不切实际的阐释。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策划“大规模报复战略”之下的内在困境。
一
1952年12月初，艾森豪威尔为履行竞选诺言，在上任前秘密视察了朝鲜前线。这次视察使他对形势有了更为具体深入的了解。他认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忍受朝鲜战场上的僵持局面，不能继续承受着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必须设法打破僵局。在他看来，“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战争的”，但同时他又对“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等人提出的大规模进攻方案不感兴趣，认为这些计划近乎“发疯”。他说：“鉴于敌人阵地的力量已得到加强，显然，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而且，“这样一次进攻将需要把战争扩大到跨越鸭绿江”，攻击中国境内的供给基地[①a]。毫无疑问，这位带着结束朝鲜战争承诺的即将入主白宫的新总统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返国途中，艾森豪威尔与即将上任的一批内阁成员在“海伦娜号”巡洋舰上就新政府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关于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等人坚持，美国应准备打破僵局，必须让中朝方面明白，无限期地“拖延”实现停战将会导致美国扩大战争，“美国不仅要从朝鲜，同时还将从它自己所选择的其他两三条战线上对中国发动进攻”，甚至可能要动用核武器。12月14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对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我们不能期望用言语来打动它，不论这种语言是多么娓娓动听；而只有用行动——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②a]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欲以强硬手段来实现朝鲜战争的“光荣停战”了。
恰在此时，被杜鲁门政府革职的前“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提出了一套解决朝鲜冲突的办法：他敦促艾森豪威尔与斯大林直接会晤，起草一份使朝鲜中立化的协定，如遭拒绝，艾森豪威尔应将美国的意图明确地告诉斯大林，即将使用核武器来轰炸中朝军队在北朝鲜的集结地，并投放大量适当的放射性物质，封锁鸭绿江以南的主要供应和交通线，或者轰炸边界沿线的中国军事基地和设施，同时在北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以此来扫清朝鲜北部。此外，麦克阿瑟还力促艾森豪威尔应当进一步对中国相威胁，即通过对中国国内进行大规模轰炸，以“摧毁红色中国发动现代化战争的能力”。
麦克阿瑟的这套方案不过是旧调重弹，对此，艾森豪威尔持怀疑态度。他告诉麦克阿瑟说：“我必须考虑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对进行这场战争达成的谅解，因为如果我们要轰炸鸭绿江那一边的基地，如果我们要扩大战争，我们必须肯定我们不会冒犯全世界人民。”在麦克阿瑟看来，这样的回答近乎是胆怯。后来他对一些密友说：“艾森豪威尔的问题是，他没有魄力作出决策。他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①b]
艾森豪威尔虽然决心打破朝鲜战争的僵局，尽早结束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局面，但如何实现这一意图，却是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难题。他认识到，中朝军队已经构筑了“横跨整个半岛、犬牙交错的地下工事”，又在纵深组织了牢固的阵地，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大大改善，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这一切都意味着任何正面进攻将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若仅仅是为了把接触线推进到新安州和兴南之间的半岛狭窄腰部而发动一场进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艾森豪威尔认为，为使停火迅速达成协议，有必要采取除了常规地面进攻以外的行动，即使用核武器或者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打击中国在满洲的机场，封锁中国海岸，还要采取其它类似措施”。同其前任杜鲁门一样，艾森豪威尔也确信，增加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压力对于结束朝鲜战争是十分必要的。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的“放蒋出笼”便是这种压力的一部分。他在致国会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称，“我已发布命令，第七舰队不再用来保护共产党中国”，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这一举措目的很明确，即“提醒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僵持的日子为期不长了，朝鲜战争或者结束，或者扩大到朝鲜以外”，他深信这样做有助于迫使中朝方在谈判中作出让步。[②b]
2月1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主持召开了新政府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们应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该地为这类武器提供了极好的目标。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能沿着过去模糊不清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考虑到盟国的态度，他指出：“可以肯定，我们应就此与盟国进行外交谈判。如果他们反对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他们提供将共产党击退所需的三个或更多的师，以取代原子武器的使用。”此后，艾森豪威尔多次强调要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半岛腰部达成停火。[③b]
杜勒斯国务卿也对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抱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认为尽管苏联已成功地将核武器和其它武器分开，将之列入“特别”一类，目前的世界舆论也不利于使用核武器，但美国应尽力消除围绕这类武器使用问题上的“禁忌”。[④b]
在美国军方，对于使用原子弹存在着分歧。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很难奏效，因为中朝军队正在深挖防空洞，而且越来越深。他坦率地承认：“我们上一周的试验表明，如果他们挖得很深，人们可以接近爆炸地点而不受伤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观点与此相左。他声称，鉴于任何逐步升级的地面行动都会造成很大的伤亡，美国或许不得不动用它所拥有的所有武器，其中当然包括原子弹。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则提出，倘若批准使用核武器，那么他的空军部队将被授权轰炸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而不仅仅限于攻击北朝鲜的目标。[⑤b]
1953年4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处征询各方意见，拟就了题为“美国在朝鲜行动方针”的报告，即国安会第147号文件，提出了“体面”结束战争的不同对策。文件认为，未能在朝鲜达成停战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中朝方面的军事压力不够。为此，文件提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第一种要求维持目前的军事行动，将冲突限制在朝鲜境内；第二种则主张不受限制地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在每一种战略中又包含着三种不同的行动方针。
根据第一种战略的A方针，要求继续进行目前的战斗，同时增强南朝鲜的军事力量，使之可以替代美国承担起作战的主要责任。B方针是，以加强“联合国军”的地面行动为主，辅以持续的海、空行动，以便给对方造成代价更大的损失，并促使对方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C方针是，通过一系列联合地面行动，给对方造成最大限度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耗，并在半岛腰部建起一条防线。
第二种战略所列的三种行动方针都以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为前提。D方针要求逐步扩大并加剧军事压力，其中包括对中国大陆进行直接空袭和海上封锁。E方针要求对朝鲜腰部地带发动协调攻势，同时对中国实施封锁和海空袭击，以便“最大限度地破坏敌人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和物资，在半岛腰部建立起一条防线，并取得朝鲜战争的有利解决”。F方针规定，在朝鲜发动大规模协调攻势，对中国实施海空打击和封锁，击败并消灭在朝鲜的共产党军队，在建立一个“统一的、非共产主义的朝鲜”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关于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文件分析说，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将大大增强“联合国军”的作战能力，并弥补因在朝鲜扩大使用常规力量而对其他地区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它将大大削弱中国军队目前的战斗力，并有助于增强美国的核力量在全球战争与有限战争中对苏联的威慑作用。再次，它比使用常规武器能够更有效地、更快地、更廉价地消除对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地位的威胁。同时，文件也没有回避使用原子弹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诸如，倘若这类武器不能奏效就会影响其威慑作用；可能招致苏联的核报复；减少美国的核武器库存及在将来的全球战争中进行核打击的能力等等。
文件特别提到美国的盟国可能不会赞成使用核武器，会怀疑这种作法能否取得相应效果，实现在朝鲜的停火；还会担心使用这类武器不仅不能结束战争，反而促使事态更趋恶化，导致一场西方与中国或苏联的全面冲突。因此，文件担心使用核武器将会使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失去盟国的支持。
至于中、朝会对此作出何种反应，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处看来似乎不必太理会，只是简单地提到“共产党人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受到损害的程度”。不管怎样，这一文件的出笼表明，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美国决策者愈来愈想凭借手中的核优势向中朝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停战协议。[①c]
二
对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扩大战争的企图，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1953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指出：“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妄图扩大朝鲜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②c]
与美国政府的无理阻挠、军事恫吓甚至企图冒险的僵硬作法不同，中朝方面始终坚持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谋求达成协议的立场，在谈判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真诚地希望双方尽速实现停火，结束战争，并为此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为使美国片面中断的谈判迅速恢复，并取得成效，中朝方面决定在战俘问题上再作让步。同年3月3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指出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有关战俘遣返的原则，也不是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而采取的新的步骤。
周恩来的这一新建议获得全世界舆论的普遍支持，认为它为朝鲜停战消除了最后的障碍，显示了中朝谋求和平的诚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讲话称，周恩来的声明“提供了一个可以据以有益地恢复停战谈判的基础”。外交大臣艾登亲自致函杜勒斯，敦促美国抓住时机，奉行灵活的谈判政策。[③c]4月26日，中断了半年之久的代表团谈判大会在板门店复会。
面对突然而来的和平前景，杜勒斯国务卿感到忐忑不安。他并不希望战争很快就停下来，而是主张战争继续升级，甚至动用核武器。3月初，在与艾登会晤时，杜勒斯提出，美国将以半岛腰部地带作为其军事目标。他认为，为了结束战争而扩大战争是很有必要的。24日，他发表演讲，把朝鲜和印度支那比作“两翼”，声称只要共产党的军队可以自由地从一侧转移到另外一侧，那么这一地区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和平。3月底，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的特别行政助理休斯说，如果共产党接受了朝鲜停战，他将感到很遗憾，因为“我不认为我们能够从解决朝鲜问题中得到很多好处，除非我们把中国人狠狠地揍一顿，在整个亚洲面前显示出我们的明显优势之后”。[①d]
在4月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对美国是否应当遵守已经达成的停火条款持有疑问。他认为美国现在有很好的谈判地位，有可能得到一种比仅仅在三八线停战更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三八线停战不仅会使朝鲜继续分裂下去，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对南朝鲜不利。他建议美国把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即“统一”朝鲜和在半岛腰部划线这两项要求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倘遭中朝拒绝，美国就取消谈判。[②d]
杜勒斯的好战主张在国务院内遭到几位官员的强烈反对。东北亚事务处处长杨格认为，所谓的两个停战先决条件“对我们危害极大”，并且与朝鲜“基本的政治和军事现实相抵触”。他指出，那种腰部划线的观点是一种幻想，“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共产党人在谈判桌上接受我们在战场上没有能迫使他们接受的东西”。远东事务处的奥格本也认为杜勒斯的主张是“危险的”、“不现实的”，建议政府减少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尽可能多地谈论和平而不是战争”，“努力减少让中国共产党人把美国看作是政策僵硬并且好战的理由”。[③d]
中朝方面3月30日在战俘问题上所作出的让步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不啻是一种示弱。尽管谈判代表团在板门店恢复了接触，并就遣返病伤战俘等问题达成了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了扩大战争的企图。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使用核武器比使用常规武器更为廉价和有效，以常规力量向半岛腰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攻势只会产生新的僵局而不是停战。在5月6日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提议对北朝鲜的四个飞机场实施核打击，称这样可以“试验一下原子弹的效能”。[④d]
美国军方一直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的第147号文件持保留态度。在国防部长威尔逊的要求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于5月19日端出了“结束战争”方案，主张“扩大并加剧对敌人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对中国大陆直接实施海空打击，发动协调攻势以占领半岛的腰部地带”，支持国民党军队作牵制性进攻。军方认为，要想确保上述行动取得成功，就必须大量使用原子弹，这是最为有效、最廉价的解决办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时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所有必要的行动，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原子弹的广泛使用”，都必须实施得能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并“给敌人在军事上和心理上造成最大程度的影响”，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提议的那种逐步升级和使用有限力量的办法将会减少成功的机会，甚至最终归于失败。[⑤d]
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军方的这一方案。艾森豪威尔首先表示理解参联会的观点，同时对苏联可能的报复行动“极感担忧”，但他最终确信，美国行动愈快，苏联干预和战争扩大的风险也就愈小。在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提出，他并不认为实施参联会应急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建议录以在案。他表示：“如果形势迫使美国扩大在朝鲜的行动，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的计划最有可能实现我们所寻求的目标。”[⑥d]至此，美国政府完成了扩大战争的战略部署。
三
尽管美国决策者的冒险企图得到了国内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喝彩，资深参议员诺兰、詹纳、塔夫脱、弗兰德斯都极力鼓噪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和空中打击，通过扩大战争来谋求在朝鲜的“体面”停战，国会原子能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甚而向艾森豪威尔保证，如果政府决定使用核武器来结束战争，他们将予以全力支持[①e]，但对美国政府来说，要扩大战争也不是没有困难。杜勒斯曾坦率地承认，如果想在朝鲜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美国就要花大笔的钱，而且还要付出“威胁性通货膨胀和新的经济管制”的代价。显而易见，这是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的基本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的。正如财政部长汉弗莱所言，如果艾森豪威尔真的希望减少税收、削减财政赤字的话，那他“就必须从朝鲜撤出来”。[②e]
此外，美国的盟国坚决反对扩大战争，希望立即实现停战。虽然西欧各国对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普遍感到高兴，但却非常担心共和党右翼及麦卡锡主义对其政策的影响。对于“放蒋出笼”的举措，欧洲国家深表不安，认为这很可能是美国政府扩大战争的第一步。艾登直率地告诉美国人，英国对新政府未与盟国磋商就单方面作出这一重大决定表示“遗憾”，并警告说这一步骤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同时又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好处可以作为补偿”，无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他明确指出，伦敦反对任何使朝鲜冲突进一步扩大的行动，要求美国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之前须与英国进行协商。[③e]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国也对美国的草率行事表示强烈不满。
5月7日，为使战俘遣返问题顺利解决，中朝方面再次作出妥协，采纳了美方建议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主张成立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留在原地，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安排，并由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进行四个月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这一方案的提出使双方的立场更为接近，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但是，由于李承晚政权坚决反对将朝鲜籍战俘交由其他国家看管，美国政府又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提出了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就地释放”的反建议，致使谈判再度陷于僵局。
美国在战俘问题上的出尔反尔遭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丘吉尔在议会发言时公开批评了美国在板门店谈判中停滞不前的消极立场，认为是美国在拖延停战协议的达成。他呼吁立即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尽快解决朝鲜问题。加拿大政府对美国政策的多变表示震惊，外交部长皮尔逊尖锐地谴责了美国的僵硬立场，认为中朝5月7日的方案已经在战俘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谈判。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缅甸等国都对美国谈判政策的倒退表示“忧虑和担心”。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艾伦于5月19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西欧盟国普遍对美国“不妥协”的谈判立场感到不满，并对美国未与他们进行磋商就贸然作出重大决定的作法表示严重关注。他建议政府在谈判中尽可能采取灵活的态度，而不是使和谈归于破裂。[④e]
盟国施加的压力势必会对美国的政府决策起一定的牵制和约束作用。在讨论第147号文件时，美国领导人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该文件所提议的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作法不会得到盟国的同意，这样的行动将会使西方联盟关系出现危机。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美国的看法总是与盟国多少有些不同；如果当时美国作出使用这种武器的决定，“将会使我们和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鉴于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停战谈判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这使美国决策者愈益感觉到，他们并不能为了取得“令人满意”的停火而为所欲为。
制约美国扩大战争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苏联的威慑力量。同杜鲁门政府一样，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美国进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招致苏联的卷入，从而使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收拾。美苏冲突的可怕前景，不能不使美国在决策过程中有所顾忌，采取一些相对谨慎的行动。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中、朝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迫使美国决策集团最终不得不放弃扩大战争的冒险企图。至1953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陆军部队已达19个军，总兵力达135万余人，还有20多万兵员集结东北，随时准备补充前线；朝鲜人民军兵力也增加到6个军团。此外，中朝军队的装备大为改善，阵地更加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处的一份报告曾正确地估计说，中国军队“士气旺盛，后勤供应充分，纵深防御极佳，且在人数上居于优势”。美国情报部门尤为关注中国空军力量的增强，认为中国在东北和朝鲜集结了2350架各类飞机，其中包括1000架喷气式战斗机和100架伊尔—28喷气式轻型轰炸机，在战斗效能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情报部门警告说，鉴于中朝军事潜力日益增强，倘若它们发动攻势，“联合国军”的处境将岌岌可危。[①f]
四
1953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到了紧要关头。美国政府通过几个渠道向中朝施加压力，试图迫使其在战俘问题上再作出让步。25日，美国方面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规定所有非遣返者，都应移交给中立国委员会接管，印度在该委员会中担任主席，在经过120天的解释后仍未遣返者或是获释成为平民，或由联合国召开政治会议来解决。美国政府指示谈判代表团应向中朝方申明，美国的这一立场是“最后的”，并建议休会一星期，以便使对方有充分时间考虑这一方案，倘遭拒绝，则终止谈判。[②f]
施加压力的另一途径是敦促苏联说服中朝接受美方建议，美国国务院指示驻苏大使波伦，要他转告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美国最近提出的谈判方案是美国的最后立场，具有“极大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美国已为弥合谈判双方之间的距离“尽了最大的努力，走到了极限”，倘若未能在这一“最后谈判条件”上达成一致，那将会导致“美国想极力避免的局势的产生”。国务院还提醒波伦，在向莫洛托夫重申美国的立场时切不要给人以最后通牒之嫌。[③f]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它对中国施加的最大压力是核讹诈。5月初，美国将核弹头运至冲绳。21日，杜勒斯在印度公开向中国发出威胁。他告诉尼赫鲁总理说：“如果（朝鲜）停战谈判破裂，美国将很可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这或许会导致冲突范围的扩大。”同时又说，只有“发了疯的人”才相信美国会扩大这场已经损失15万人和耗资100亿到150亿美元的战争。杜勒斯确信，他的警告由新德里传到了北京。[④f]
其实，美国发出的种种威胁纯属虚张声势。在谈判桌上，双方的立场渐趋一致，谈判进展较为顺利。至6月8日，终于就战俘遣返问题达成了协议，消除了朝鲜停战的最后一个障碍。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1953年9月，毛泽东在分析美国接受停战的原因时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⑤f]对于中国来讲，接受停战的考虑也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中朝军队在作战能力和战场态势上均处于有利地位，掌握着主动权，这时易于实现和平并能得到保障；第二，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出兵参战的目的即是为了使朝鲜问题能够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经过近三年的艰苦较量，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实现停战在政治上、外交上对中国都是极为有利的；第三，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加紧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快使国民经济状况得到根本的好转。
但是，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对于朝鲜停战的原因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片面夸大美国核武器的威慑力，一味强调美国的军事恫吓和讹诈对中国领导人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确信，中国之所以在战俘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乃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施加了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不少美国学者也认为，朝鲜战争的停战，与美国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密不可分，甚而是核威慑的直接结果。显然，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纯属主观臆测。
第一，中国领导人从来就不相信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武器，认为原子弹只不过是美国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样子虽然可怕，但实际上并不可怕，而且，原子弹已非美国独有，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它的作用也就越小。相反地，美国的人口、工业高度集中，原子弹对它的威胁更大。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领导人一直对核武器在战场上的作用抱蔑视和怀疑态度，坚信志愿军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地保住阵地，击退敌人的进攻，而且也完全能够对付敌人的核打击。
第二，中国领导人一直就高度注意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并作了充分的准备。艾森豪威尔一上台，1953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提醒说，美国正试图增强南朝鲜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封锁中国海岸，利用国民党军队，轰炸中国东北，甚至考虑使用原子弹。同年2月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首先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并不惧怕战争。如果美国新政府还有意于用和平方法结束朝鲜战争，那么，它就应该无条件地恢复板门店的谈判。如果它仍然执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仍然无意恢复板门店谈判而继续和扩大朝鲜战争，那么，朝中人民在这方面也将继续斗争下去，并且是有充分准备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政府扩大战争的图谋洞若观火，但决不会因此而在美国的威胁、讹诈面前屈服、让步，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周恩来后来在外交部的一次会议上谈到美国的公开威胁时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击破。”[①g]
第三，美国的核讹诈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决策都没有产生什么作用。为表示和平诚意，尽速实现朝鲜停战，中朝方面在3月30日、5月7日先后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主动作出较大让步。艾森豪威尔也承认，中朝5月7日的建议构成了“可以接受的停火协定的谈判基础”。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所谓美国向中国发出核威胁之前。事实上，就在美国政府内部加紧策划扩大战争计划和叫嚷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发起了强大的夏季攻势，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美李矛盾，而且也有力地促使美国政府加快作出妥协让步的决策。
第四，尽管杜勒斯一再声称他发出的核威胁由尼赫鲁转达给了北京，但尼赫鲁对此矢口否认，说他从未将这类信息告诉中国领导人，这就使得杜勒斯的核威胁论不攻自破了。[②g]那种认为“是美国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才导致朝鲜停战”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注释：
①a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一），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13—114页。
②aRobert Donovan,Eisenhower:The Inside Story,New York,1956,pp.114—115.
①bWilliam Manchester,American Caesar:Douglas MacArthur,New York,1978,pp.688—689;Stephen Ambrose,Eisenhower:The President,New York,1984,pp.34—35.
②b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一），第147页。
③b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Vol.15,Washington,1984,pp.769—770.
④bFRUS,1952—1954,Vol.15,pp.825—827;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125.
⑤bFRUS,1952—1954,Vol.15,pp.817—818;John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e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1987,pp.125—126.
①cFRUS,1952—1954,Vol.15,pp.838—857;Edward Keefer,"PresidentDwight D.Eisenhower and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Diplomatic History,Summer 1986,Vol.10,No.3,p.273.
②c《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③c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国际事务概览，195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Burton Kaufman,The Korean War:Challenges in Crisis,Credibility,and Command,New York,1986,p.307.
①dLeonard Mosley,Dulles:A Biography of Eleanor,Allen,and John F.Dulles and their Family Network,New York,1978,p.332;Emmet Hughes,The Ordeal of Power,New York,1963,p.105.
②dFRUS,1952—1954,Vol.15,pp.892—895;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210.
③dFRUS,1952—1954,Vol.15,pp.908—910;Foot,The Wrong War,p.212.
④dFRUS,1952—1954,Vol.15,pp.975—977.
⑤dFRUS,1952—1954,Vol.15,pp.1059—1064.
⑥dFRUS,1952—1954,Vol.15,pp.1064—1068.
①eHerbert Parmet,Eisenhower and American Crusades,New York,1972,pp.302—303.
②eFoot,The Wrong War,p.215.
③eCallum MacDonald,Korea:The War before Vietnam,The Macmillan Press,1986,pp.178—180;Britain and the Korean War,Oxford,1990,p.86.
④eKaufman,The Korean War,p.316;Rosemary Foot,A Substitute For Victory: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at the Korean Armistice Talk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171—172.
①fFRUS,1952—1954,Vol.15,pp.867—869.
②fFRUS,1952—1954,Vol.15,pp.1085—1086.
③fFRUS,1952—1954,Vol.15,pp.1108—1114;Roger Dingman,"Ac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88/1989,pp.86—87.
④fFRUS,1952—1954,Vol.15,pp.1068—1069;Robert Divine,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30.
⑤f《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1—102页。
①g《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页。
②gRosemary Foot,"Nuclear Coercion and the Ending of the Korean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88/1989,Vol.13,No.3,pp.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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