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仙乐[1]2008年在《论丁玲的思想转型及其二叁十年代的创作》文中认为丁玲是“五四”最后一个女作家,也是左翼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丁玲以及她的文学创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研究她第一个时期即从处女作发表到奔赴保安前(1927年-1936年)的小说创作,并将其统称为丁玲“二叁十年代的创作”。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丁玲在本阶段发生了思想转型,并导致创作上有所转变,这可以用丁玲转型现象来概括。它是丁玲创作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也是研究丁玲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在左翼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因此,本文从丁玲的创作文本出发,结合史实(包括历史文献和相关回忆录)探讨丁玲转型的实质,总结转型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归纳转型现象发生的原因,分析此现象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影响,并力求给予丁玲二叁十年代的思想与创作转型应有的客观评价。论文主要由叁大部分组成:首先,探讨丁玲思想转型的轨迹及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通过比较阅读可以发现,作者的创作动机、写作方式与小说内容、结局在转型后都有明显的改变。其次,还原历史语境,探讨转型现象发生的原因。丁玲转型有其独特性,当时的生活背景、左联体制、评论界的外在影响,以及丁玲个人的情感与创作的内在需要等都是诱导她转型的因素。最后,研究丁玲转型现象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主要探讨丁玲转型现象在左翼文学史、女性文学史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对丁玲个人创作史的影响,力图还原丁玲文学的真实性与真实的丁玲。
郭爽[2]2012年在《徘徊于文学信念与政治意志之间》文中认为作品是作家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通过对作品的细读可以探究出作家的创作心境，从文本的缝隙中能够分析出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和时代对作家的影响。1930－1949年间是丁玲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也是丁玲小说创作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通过对丁玲1930－1949年间小说文本的细读，探究丁玲本时期思想和创作上的特征。并且，以此为突破口深入了解一个时代作家的创作心境。本文认为徘徊于文学信念与政治意志之间是1930－1949年间丁玲小说创作的最基本姿态。1930－1949年间，丁玲的小说创作经历了“左联”时期和“延安”时期两个基本的阶段。加入“左联”初期，丁玲受政治思想影响较小，仅将政治作为作品的大背景，创作风格上更多的是“五四”时期创作个性的延续。并且受“革命＋爱情”风气的影响，革命和爱情往往同时出现在丁玲的作品中，并且时刻碰撞与冲突着。《一九叁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就是前期的代表作。后期，随着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思想对其影响不断深化，丁玲自身的政治因素也不断觉醒。“大众化”逐渐成为丁玲小说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丁玲开始进行自己思想和创作上“精英”到“大众”的转向。《水》就是这一转向的完美阐释。无论是从选材、人物形象塑造、人物面对灾难时的态度，还是作品的描写手法上，丁玲都创造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既在政治的影响下倾斜地探索着，又在坚持自己的文学信念中试图创新着。“延安”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点。前期，丁玲由于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为抗日救亡的事业服务着，所以创作风格上个性比较鲜明，文学家的敏锐和自觉随处可见。此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无论是贞贞，还是陆萍，主人公的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出现莎菲的影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流露在字里行间，延续了丁玲早期创作的些许特征。但在敏感和质疑的背后，依然是对解放区的新的“希望”。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丁玲人生中的重要一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蜕变”。在政治的高压和文学批评界各方面的压力下，丁玲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小心翼翼地调整思想和创作。最后，交出了新的答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时的丁玲自觉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创作的指向标。作品从主题、选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色彩。但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后的丁玲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学追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同时，依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丁玲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
陆文采[3]1995年在《丁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丁玲以她独特的创作成就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站立于急剧变化,纷纭复杂的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原野。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艰难的艺术探索的旅程,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启示和深沉的思考。她那“一个浪来”“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又被沉入海底”的离奇浮沉的政治生涯,似乎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成熟的艰苦历程的代表。正由于这样,丁玲研究在新时期以来,成了研究者的热点。 一、新时期丁玲研究的总体估价
王珍[4]2017年在《论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历史化呈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不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丁玲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而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丁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女作家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使丁玲的创作独具特色,使丁玲其人及其创作呈现出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此起彼伏的纠结和变奏。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的矛盾与冲突使作家陷入“自我战斗”的痛苦深渊,但正是这两种意识不断斗争形成的张力促使丁玲在生活中、创作中不断反思与前行,从而丰富了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使其思想更具独特性、复杂性与丰富性。创作书写的独立思考与自觉,革命预设理念下始终未泯的个性主义,使丁玲小说蕴含着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具体而言,丁玲的人生历程和创作中均呈现出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纠结,并以其独特的语言方式呈现出来。首先,丁玲遭遇家庭变故后寄人篱下的生活及其坚强母亲成长变化的影响促使了丁玲女性意识的萌芽,这也是丁玲生命中女性意识根深蒂固的根源;周围早期革命者的频繁往来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丁玲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日后走向革命作好了铺垫。其次,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呈现,依次历经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的反叛,革命意识的萌芽、深化与女性意识凸显、潜隐,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冲突等发展变化。最后,语言是作家独特思想、意识得以呈现的载体,小说复杂的思想内涵往往通过作家独特的语言来呈现。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交织与变奏通过其独具特色的语言呈现出来,其语言变化与两种话语交替更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丁玲小说通过具有自我意识与自我认知能力的现代个体所遭遇的内心困惑与社会困境,以及人物如何一步步走向革命并使之成为克服自我困境、拯救自我的出路,呈现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此起彼伏的纠结和变奏,展现出丁玲思考的自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人性关怀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宝贵的文学价值与思想意义。
肖常纬[5]2007年在《论丁玲二十世纪20年代—40年代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文中研究指明在二十世纪20年代登上文坛的女作家中,丁玲无疑是一位大家。跨20、30和40年代,并在这叁个时期都有杰出成就的作家并不多,而丁玲则是其中的一个。她这几十年的创作,从都市到农村,从女性到男性,从追求虚无的个性主义,到真诚的追求革命,主人公身份、道路、思想感情都发生很大变化。丁玲的小说作品在《丁玲全集》十二卷里只占了四卷,相对而言,小说的数量是不多的,而且还包括了那些因时代和历史的原因未完稿的一些,如《母亲》、《在严寒的日子里》等作品,这无论对作家、历史还是读者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这叁个年代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丁玲小说创作中的男性形象变化的波浪线,这些男性形象的身份又分别随着时代大潮的变化而变化,丁玲对男性的看法和感觉也在跟随时代的变化而进步。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丁玲小说创作中男性形象变化极为突出的叁个高峰时期。(一)早期小说创作,大致是指从发表《梦珂》开始到《韦护》发表的前期。这个时期的小说,写得几乎都是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男性在这个阶段被置于解构的地位。这个时期的小说,丁玲主要解析了五四退潮后都市男性思想上的空虚、无聊,他们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而热衷于对都市女性的欲望追逐,他们是都市文化的主导者和异化者。(二)左翼时期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以《韦护》、《一九叁○年春上海》(一、二)为代表。分析丁玲30年代初期小说中的革命男性,他们有着革命的热情和坚定的革命信仰,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坚定地实践着男儿“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本色。但革命的外衣也掩饰不了他们内里的男权意识。(叁)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以《讲话》为界限,本文只谈前期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在这一阶段里,我们看到丁玲正一步一步地寻找着适合于自己的题材和人物,而且,她的创作也是在一步一步地向适合自己的目标靠近。本文只择取其中写于1937年的《东村事件》和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写于1941年的《夜》,这叁篇小说,作者都集中描写了革命战争中的工农阶级的觉醒和自我超越的过程,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顽强拼搏精神。但丁玲也批判了这些革命男性身上落后的小生产习气仍在乡村、革命队伍中作祟,他们身上的封建男权意识还在解放区残害着解放区的女性。
黄玉玲[6]2014年在《自觉皈依与潜在反叛》文中认为作为“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的延安思想以及创作的复杂现象在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这种复杂性，主要指的是延安时期丁玲潜藏的个体浪漫自由与自觉皈依的政治革命信仰之间在磨合时产生的尴尬与矛盾。本文从现象分析与原因探讨两大方面着手，对丁玲延安时期创作的复杂性进行分析。论文以毛泽东发表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报告和延安整风运动为分界线，将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因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发表是丁玲努力践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重要表征，而且它对丁玲后半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本文将其列为丁玲创作的“后延安时代”单独进行分析。论文的另一部分则试图从丁玲自身以及延安创作环境两方面探讨导致丁玲延安创作复杂的原因。论文最后探讨了当代文学语境下丁玲持续的延安矛盾创作状态。
尚林枭[7]2015年在《丁玲与延安：关于作家在革命熔炉中蜕变的个案考察》文中指出丁玲是中国革命作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除开她的艺术成就,她的一生也是一个传奇,经历了五四,左联,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文革的迫害,最后凭借坚强的毅力来到新的时代。经过对丁玲作品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将丁玲的创作历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五四时期、左翼时期、初入延安时期、深入延安时期、融入延安时期与新时期。除了五四时期,丁玲的一生都在革命的洪流中浮游。1929年一1930年,丁玲创作了叁部“革命+恋爱”的小说,这也可以看做是丁玲迈向革命的第一步。然而随着“革命+恋爱”小说的被清算,丁玲转向左翼,开始真正进行革命写作。然而此时丁玲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革命,对革命的描写多是出于自己的幻想。直到进入了延安,丁玲才开始真正接触到了实际的革命。延安时期是丁玲自我与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从开始的歌颂延安,到后来的杂文创作,再到延安文艺整风后的自觉皈依革命。丁玲的自我与革命经过了一段复杂的调整与争斗过程,丁玲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追逐革命功利性,另一方面被动地接受革命的强制性要求。革命与自我作为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的方式存在于丁玲的作品中,形成了丁玲的作品中理念预设与文本的裂隙。所谓理念预设与文本呈现的裂隙,是指作家创作中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差异。这个裂隙从左联的革命书写开始便存在,在延安初期讴歌革命热情的作品中,也可以发觉不和谐的音调,即便是丁玲蜕变后,这种裂隙也依然存在。丁玲文本中产生的这种裂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通过系统的分析,笔者发现,到了延安,丁玲自我与革命的关系则呈现复杂的状态。丁玲在革命功利引导下的创作总是出现自我的声音,而暴露延安黑暗的杂文书写中也总是能看出丁玲作为党员对革命自觉性的一面。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无数知识分子实现了新生,丁玲也皈依了革命。然而,丁玲的作品仍然存在理念预设与文本的裂隙。通过对史料的翻阅,发现丁玲延安时期的转变与当时的共产党的政治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丁玲在骤变的政治面前迷失自我,最后在革命的强势话语控制下,走向了新生,然而丁玲的自我却无法磨灭。本文力图回溯到延安当时的政治语境,探究延安时期丁玲自我与革命的关系,并分析延安时期丁玲自我与革命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以丁玲为个案,可以了解延安知识分子与延安这个政治场域里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与磨合,并可以透视知识分子集体发生蜕变的历史。
蒋晓兰[8]2013年在《论丁玲小说的女性书写与审美》文中研究指明丁玲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早期的小说创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书写,体现了女作家特有的审美观。这种女性书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独特鲜明的纯女性视角,大胆反叛的人物模式,强烈张扬的女性意识,震人心魄的女性悲剧,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蒋素珍[9]2005年在《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邓君汝[10]2010年在《艰难的转变——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文中研究指明由一位描写女性题材而闻名的自由主义作家,转而走向革命大众的描绘,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无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转变。从这转变之中,可以看到丁玲在意识形态要求和艺术创作规范之间的摇摆不定,体现着作家的主体性和艺术个性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深层次冲突与矛盾。
参考文献：
[1]. 论丁玲的思想转型及其二叁十年代的创作[D]. 曾仙乐. 暨南大学. 2008
[2]. 徘徊于文学信念与政治意志之间[D]. 郭爽. 沈阳师范大学. 2012
[3]. 丁玲研究述评[J]. 陆文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5
[4]. 论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历史化呈现[D]. 王珍. 重庆师范大学. 2017
[5]. 论丁玲二十世纪20年代—40年代小说中的男性形象[D]. 肖常纬.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6]. 自觉皈依与潜在反叛[D]. 黄玉玲. 南昌大学. 2014
[7]. 丁玲与延安：关于作家在革命熔炉中蜕变的个案考察[D]. 尚林枭.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8]. 论丁玲小说的女性书写与审美[J]. 蒋晓兰. 参花(文化视界). 2013
[9].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J]. 蒋素珍.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0]. 艰难的转变——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J]. 邓君汝.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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