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哲学思想与中国比较教育——兼论与国际比较教育对话的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哲学思想论文,中国论文,立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教育的国际视野与国际理解的比较教育是近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比较教育的创始人朱利安拥戴法国1789年大革命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曾充满热情地投身于反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1794年他参加了国民教育执委会的工作，积极倡导国际教育的比较研究，促进诞生不久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他将教育的视野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扩展到其他欧美国家，并试图以刚刚形成的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通过比较的方法，建立教育的科学。如果说朱利安建立教育科学的主张由于孔德哲学的局限没能实现，那么，他提出的以国际视野为主要特点的比较教育则在近现代教育，乃至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朱利安之后，比较教育在欧美国家首先获得了发展。这种发展是与一系列名字联在一起的，如库森、萨德勒、汉斯、康德尔等。这些人在西方社会发展与哲学变迁的条件下，对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与方法论作了很多重要论述，大大推动了比较教育的理论建设。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生活的国际化进程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指标、政治系统、文化模式、教育发展进行对比的兴趣空前增加。每一位政治领导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每一位专家和实际工作者都力图得到更多的国外有关信息，进行研究，以扬长避短。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活动最广阔领域的教育，更是如此。这个领域目前已拥有10亿学生5千万教师。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早已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事情了，更不仅局限于欧美国家，它已成为当代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的许多基本问题具有全球性质。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比较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显示出它在教育改革与发展、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中的前沿性的地位与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曲折过程中，不少学者对西方比较教育专家的理论、思想、观点作了系统的介绍，对我国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和比较教育研究的开展作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
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面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紧迫要求，比较教育在我国实施科教立国发展战略的宏伟事业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就要求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为达此目的，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在走向世界，积极地从国外优秀文化中得到必要的借鉴的同时，还必须走向民族的自我，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吸收独特的营养，丰富自己。这既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深入发展的条件，也是我们同国际比较教育对话的基本立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 Arnol Joseph)认为，任何文化——历史都是对生存环境的挑战的必要的回应。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生活在不同自然与社会条件下的各民族，对各自面临的自然界与社会问题所作的不同回答。这种回答凝结着不同民族的独特智慧。西方民族文化的传统是历史所形成的西方人的这种回答。西方学者十分重视其民族文化传统，他们认为，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对教育哲学来说也是如此[1]。不仅如此，某些西方学者还将自己的传统文化视为强势文化，将西方当作世界文明的中心，要求各民族对之顶礼膜拜。这种文化上的民族沙文主义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单纯地以西方比较教育理论、思想、观点作参照系来寻找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道路，就离开了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跃进的传统文化，就失去了与国际比较教育对话的应有立场，也就无法建立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世界。
孔子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巨人，其思想已积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本文仅涉及孔子在社会大变革实践中形成的思想，不是而后形成的儒学及国学。其中孔子的哲学思想表现出对人类生存的深厚的人文关怀，闪烁着对自然与社会求索的智慧，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文化支架。哲学是文化的精华。我们以民族文化为背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比较教育与孔子哲学思想之间的文化通约性。我国比较教育应当注重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比较教育的发展，是西方学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并对其基本精神进行了新的解释，内容有了创新，是西方民族文化辩证发展的产物，并不是为异文化所取代的过程。只有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才能得以建立一个能与国际比较教育，特别是西方比较教育进行对话的基本立场，同时，在这一对话中实现各自的超越。
研究孔子的哲学思想对于今天跨世纪的比较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从中我们可以汲取民族文化传统的宝贵的智慧。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提纲式的探讨。
一、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与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
“和而不同”源于《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中“和”是孔子哲学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它表示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与平衡，充分体现出孔子思想的开放性质。这一哲学范畴最早出现于西周末年。《国语·郑语》载：史伯认为：“以他平他谓‘和’”，并提出了“和生实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其中蕴含着只有不同因素的吸收与统一，才能推动事物产生与发展的深刻哲理。孔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和”的重要，并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此处的“同”是指相同的东西，简单地增加或同一。孔子主张的“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无根据的吸收，或不加分析地苟同。孔子提倡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善于运用自己的正确思想去吸收与扬弃他人的东西，绝不能追求简单的统一、同一、相加、添加或附和。正是“和而不同”的观点使孔子思想在我国社会大震荡的春秋时代，成为一个坚守自己，包容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的思想系统。“和而不同”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高度的思辨性和鲜明的批判精神。它的意义所指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有着哲学上的规定作用。
我们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国际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趋势、典型经验和杰出思想、理论，研究其背景与条件，促进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为世界教育事业的共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观点启示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对发达国家东西不能盲目崇拜，不加分析地全面肯定，不能对国外制度、理论、模式生搬硬套，不是简单拿来，更不是要求把国外教育思想不加分析地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加以运用。在这方面，我们是应该汲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沉重教训。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国曾经简单地把苏联的经济学、教育学等作为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走过一段弯路。近些年来，我们在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思想、理论、经验等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中，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中都取得了过去根本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又不能不看到，在这种研究中还存在某些“同而不和”的现象。这是深入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应该引起注重的问题。
比较教育应该是一个开放系统，面向世界，研究国际教育的优秀思想与先进经验，兼收并蓄。这种研究与学习应当是在深刻了解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了解本国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有分析、有批判的，也就是有原则的吸收，这就是“和”，不是盲目引进，不是“同”。开放改革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里面也包含着比较教育研究者的辛勤劳动。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保证我国教育改革深入健康的发展，比较教育研究需要探索和总结“同而不和”的教训，取“和”而去“同”。
国外比较教育学者也曾提出过不能简单不加分析地介绍国外教育情况。1900年10月，萨德勒在英国吉尔福德做了题为“从外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我们到底能学到多少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呢？”的讲演。在讲演中他批判了他所处的那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认为这就好象“孩子们在庭院里追逐玩耍，在这些草木茂盛的地方摘些花，从那些草木繁茂处采集些叶子一样”。比萨德勒早些，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在积极倡导吸取国外教育中的科学知识，研究欧美教育的同时，又坚决反对不顾民族特点，对国外、特别是欧美教育的盲目吸收。乌申斯基坚决否定了把各国教育实践的优秀典型加在一起，就可创建为所有国家和民族适用的教育制度的可能性。而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经过我们的解读，则可以哲学层次上更突出、更集中地反映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所应坚持的方向。
孔子在他的时代不仅提出了“和而不同”，而且还指出了达到“和而不同”的重要途径。这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妄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孔子这四毋，不是要淹没自我，萎缩自我，这里面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因素。孔子这些话对我们的启示是：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应当有一个严肃的学风和端正的态度，对国外教育现象切不可作主观臆测，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当然，这里绝不是降低描述性研究的价值。这种性质的研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基础的、重要方面。只要我们对国内教育与对象国教育都有深刻的把握，那么这种以本国教育为潜在比较对象的描述性研究的成果就会具有典型意义，就会对本国的教育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一以贯之”与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的一个命题。《论语·卫灵公》载：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问答中的“多学”指的是内容广泛的学习，并且都在识记的水平上加以掌握。“一以贯之”，是指总结概括，融会贯通。宋人朱熹认为，孔子之所以问子夏这个问题，是因为子夏本人多学而识。作为老师，孔子为使子夏不停留在学问的表层，而启发他深入学习，发现并掌握本质的东西。正如《论语集注》卷八所言“夫子欲知其所本也，故问以发之。”掌握知识，追求真理，只靠多学，多闻，多见，或只停留在感性水平上是不够的，必须深入探索，一以贯之。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一，可以理解为事物的一般，带规律性的东西，本质特点或基本性质。后来，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方以智曾对“一以贯之”作过精当的阐发。他指出：“一是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一外无多，多外无一，以乃真一贯首也”（《一贯回答》）。他认为，离开了万物的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多”中寓于着“一”。
我们可以从孔子“一以贯之”这一哲学命题中更深切地体会到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目的：从对众多纷繁的国际和本国教育信息的思考与理解中探求带有规律性的一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著名的比较教育学者，正是在对当代国际教育研究中，潜心探索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经济、教育与儿童发展等方面的规律，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一以贯之，将很多重要研究成果贡献给了我国新时期教育事业，大大促进了我国教育工作者教育思想的更新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世纪之交，各国纷纷调整各自的教育政策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各国教育发展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在教育思想与理论的构建上，世界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不同流派和思潮。为了从整体上提高比较教育研究的水平，应该从国际教育现象的“多”中去求一，“一以贯之”。一方面及时地提供反映国际教育一般规律、特征、走向的大量的高质量多样化信息，这就是所谓一中之多；另一方面就是在对复杂的教育现象的分析中，揭示人类跨世纪教育的大规律、大趋势和教育某一方面的特殊规律，这即是所谓“多中之一”。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为了做到一以贯之，学思结合，信息的搜集与分析的结合是十分必要的。孔子在论及求知方法时，提出了学思结合的著名论断。《论语·为政》载：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仅仅是博学好问，而不对事物进行理性思维的深入考察与分析，便会迷罔混乱而不明真相；反之，不学习，不实践，苦思冥想，就会使问题得不到解决，心情也会为之危殆不安。所以孔子又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孔子把学思结合看成是获取知识，探求真理的基本方面。
孔子所说的“思”，即思维，探求真知的思考，也暗示思考与探索中的新发现，新收获。他称赞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又说：“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孔子反对不动脑筋思考，主张心知其意。总之，孔子在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上，在它们各自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与相互作用上都进行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述。尽管孔子学思结合的论述偏重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我们仍然能寻找到通向一以贯之的道路。当然，孔子的学思结合并不能从指导思想、观察视界、研究内容上代替我们今天比较教育的学与思。萨特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我们比萨特更了解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对当代国内外教育现象的认真了解和严肃思考相结合，是探求规律，“一以贯之”的必要条件。
三、“执两用中”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
孔子后代门生子思所作的《中庸》曾记载孔子一段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尔言，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两用中就是这段话的简缩。它代表了孔子中庸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它包括二层意思：第一是抓住两端，叩问其两个相反的方面，心知两个相反的极端；第二是扣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不以其中任何一个极端作为标准，而用其“中”。这里的“中”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其哲学内涵绝非是“调合折中”，而是恰到好处，是最优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是“增至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最佳程度。其实质是对相对静态的正确性、真理性的追求。这是孔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用中”的方法是我国辩证思维的精华，它给人的是事物的完整画面，是一种整体性思维，追求能在所规定的界限内制约矛盾的度，以求得平衡，求得自然，社会及人身的和谐。
“执两用中”，就是主张认识的完整性，克服片面性，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视全为偏。荀子曾说过：“圣人知心之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具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荀子·解蔽》）。作为孔子学说传人的荀子把“中”与“偏”相对而言，认识到思想方法片面性的害处，告诫人们不要走极端，不要犯片面的错误。
执两用中，过犹不及，孔子以深刻的思辩性阐述了事物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孔子曰：“君子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甚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事情，不绝对肯定，也不绝对否定，只是用道义去评价它。他强调对待任何事物都应有一个适当的标准。孔子的上述思想强调看待事物既要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承认一定条件下事物的平衡状态的合理性，但又要坚守事物的限度，防止向消极方面的转化。
执两用中，对于丰富比较教育研究及其方法论有重要意义。我们会从中汲取到民族文化的深厚营养。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比较教育方法论形成早，而且影响较大。如何对待西方比较教育各种不同的理论，也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有倡导科学方法的理性主义，又有反对科学方法论的非理性主义，在西方比较教育研究中有描述法、历史法、因素法等传统方法，又有世界系统分析、普遍教育理论等多种新的方法论。面对这些哲学基础不同，价值取向各异的方法论不应盲目地接受其一，而排斥其他，当然也不会全盘接受或否定。我们应当采取执两用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做不是……就是……的选择，而是经过冷静的全面的分析，采取既不……也非……的辩证批判，吸取不同比较教育理论的合理成分，指出其不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比较教育长期受西方理性主义科学方法理论的影响，往往缺少对其进行必要的剖析。而我们对其对立面——非理性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则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冷静认识。
奥地利籍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提倡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其所著“反对方法”，就是非理性主义方法论的代表作。按照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与科学方法论相对的这一极，而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费耶阿本德批评了西方科学研究中遵循的一致性原则，即假设应与已有理论和经验事实相一致的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损害了科学的批判精神，使理论成为教条，将阻碍科学的发展。他指出，“纯粹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拥有的事实都是受过理论“熏染”的事实。因为对事实的任何一种认识都是在一定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所谓理论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表明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的假设与已有理论的不一致，并不能证明新理论的错误，强调理论与事实相符的原则是不恰当的。
同时，费耶阿本德从对科学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一些最重要的发展恰恰是由于一些人没有受到流行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原则的束缚。费耶阿本德认为，在科学研究上不应有强加的规则和规定，任何有关方法的理论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不能生搬硬套。他强调，科学是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科学的认识过程不仅有理论成份，还必然包括一定的非理性成份。费耶阿本德由此提出各种已有的科学方法论的各种规则都是不恰当的，科学研究不应该规范化，科学研究不可能规范化。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但我们从他对上述这些观点的叙述中可以深深体会到西方比较教育所常乐道的方法论的深刻的局限性，拓宽了我们方法论的视野，看到了被西方比较教育忽视的非理性因素，更加理解了科学研究的自由与创造的重大意义。同时，这对于认识并突破西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局限，创造性地构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也是很有益处的。
执两用中，的确对于我们研究西方比较教育理论与观点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开启。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知识基础、科学素养，还必须具有追求真知的理想与志向，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学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解释学认为：学问与理解，不只是一个知识问题，不是单纯地辩名析理，也不仅是个寻找方法的问题，它的核心是教养问题。把真知与人格教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孔子哲学的重要特征。孔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这种精神对于今天包括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在内的我国学者仍然是巨大的激励与鼓舞。
综上所述，执两用中的实现需要知情意的统一。研究者自身的品格、感情意志因素对于研究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言为心声，这在西方哲学方法论中是少见的。这正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杰出处之一，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的一个反映。我们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的研究语言应该是“生命整体的全部涌流”。研究者自身素养的提高应当成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以上我们粗浅地叙述了孔子哲学思想某些重要观点对比较教育研究方向、目的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启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把孔子的论题作为原则性文本进行解读。我们深深感受到，任何历史都没有远去，孔子的哲学思想及其丰富的智慧使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我国精神文化领域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尊严和光彩。离开民族传统文化，离开对孔子学说的研究，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当然，作为神圣历史链条中必然一环的孔子学说，在具有深刻的超越时空的价值的同时，也具有同样深刻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所说的最大限度地保持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着对传统文化的分析、批判与改造，使之成为建构我国比较教育理论，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当前，西方步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多尔(Doll Williame)对此作了如下描绘：今天，在本世纪最后的10年里，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范式的形成。汉斯·孔称后现代主义为“宏大模式”，以说明后现代主义时代视野之广阔。这个范式不仅波及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而且还呼唤着新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宇宙学。在数学里，混沌理论已进入复杂科学，在人文科学里，特别是在艺术和政治领域里，关于后现代的性质与地位已进行了多年的激烈争论。由于现代性已自我耗尽，西方社会学理论同意哈贝马斯所言“现代主义……死了”。正象2个世纪前诞生的启蒙主义理性一样，大概不至一个，而且是宏大的设想或观点将在下一世纪攫住我们的注意力。[2]
从朱利安、库森开始建立的西方比较教育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现代主义正在成为过去。欧美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以发展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宗旨的结构功能主义、人力资本说、世界系统分析等都在经历严峻的挑战。西方比较教育正处在危机之中，或者说是处在新理论的酝酿时期。这是由于其发展的哲学条件正处在转型时期。后现代主义以模糊的形象在人们各种各样批评中走向新的世纪。这是一种后哲学文化。西方现代哲学已经走向终结。一些西方人在重新审视他们曾引以自豪的文化之后，经过批判与反思，开始走出他们的精神家园，而直面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各民族文化在未来将得到弘扬，文化多元汇集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
在这种深远而宽阔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探求孔子哲学思想的智慧，努力保持并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哲学文化的精髓，积极研究国外比较教育的理论观点，将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比较教育研究的开展，对形成与国际比较教育对话的基本立场，都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V.7.1985,Oxford,p.3804
[2]Williame Doll,Jr.Apost—modern perspective on curriculum.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1993,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