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镜像中的三种身体编码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镜像论文,身体论文,模式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2-0229-04
身体可生可灭，属客观存在。它与生俱来，却“产权”不明晰，它拥有意志，却支配不自由，以至于让人有种“我身非我有”的哀叹。
人类自“发现”身体以来，针对自身的活动也便开始了认识、装饰、控制、改造……这些活动遍布于地球有人存在的各个角落，其历史也是源远流长。而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对于身体的兴趣和专注主要存在于西方社会，它呈现为不断新增并日益流行的许多相关术语，包括身体形象、身体语言、身体活动和身体控制。西方社会促成了身体文化诸产业的出现及其商品化(体育场馆、健身中心、健康俱乐部、杂志、录像带等)，以及身体控制和提升的机制(饮食、锻炼和塑形计划等)。同时，一些迅速发展的科技也被用于人类身体的控制和改造：药理治疗、整容荷尔蒙、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变性手术和荷尔蒙转变便是相对极端的身体改造的例证。
现实生活中日益纷繁复杂的这些身体改造活动，也促使大众传播媒介将身体作为一种表现方法和叙事元素加以运用。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充当着国家“话筒”，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媒介产品呈现的影视镜像当中所渗透的身体文化也势必会对大众产生一种“询唤”功能，从而“生产”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并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再生产。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身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表现。在影视媒介当中，身体文化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认为由影视剧、娱乐栏目、广告所构成的影视镜像当中主要存在三种身体编码模式，以下内容将逐一展开论述。
一、身体伦理
在从动物向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不仅掌握了智慧，也学会了用文明的禁忌来束缚身体的动物性。于是裸露的身体附着了遮羞的衣物，伦理社会取代了乱伦时代，发达的四肢让位于聪慧的大脑，最终身体脱离了狂野而走向理性。但是，文明对于身体的压抑与身体的张扬却成了一对永远难以调和的矛盾。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如果文明驯服不了横行冲撞的欲望，社会的基本秩序将走向失序。中西方在身体与灵魂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中缺少了中介——承载精神和欲望的“身体”，身体作为中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1]。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影视镜像当中，身体伦理都是一种重要的编码模式，其通常围绕“家庭”和“性”问题展开。家是身体存在的基本单位，而性则是身体的本能冲动和唯一的生产方式。这类影视剧通常反映的是伦理道德对身体的控制和压迫，以及身体对宗法伦理的反击和抗争。
道德是宗法伦理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而牌坊则是其用来实施伦理道德教化一种特殊的“大众传播媒介”。根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理论，牌坊既为封建王朝塑造了一批又一批忠臣、孝子、贞女、义士，也为历朝历代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了最为有效的“召唤”功能。电视剧《徽州女人》讲述了牌坊文化之一的“贞节牌坊”，该剧是展示封建礼教、家族伦理、贞节名分的经典之作。
故事发生在一个走向没落的封建家族当中，全剧讲述了一家五个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该剧中名分招安并慰藉了众多女性，一堆石头——牌坊——激励着女性去修正、压抑自己的身体及其欲望，而贞操名节则直接决定着女性身体的存灭。借鉴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理论，或许可对该剧做如下批判性分析。第一，女性的身体是一种“他者”的存在，即依附于男人。在这个“连老鼠都是母的”的深宅大院里，妻以夫荣，母以子贵，女人不可能离开男人而单独存在，她只是一个角色，永远活在男人的世界里，而有些时候男人仅是一种“非在场的存在”，是一个意象，不论生死，他都阴魂不散，时刻萦绕在女性世界的天空。程老太太为了家族香火、名分贞节，守寡一生；大奶奶由“守活寡”到守寡不得，最后一堆“石头”将她逼上绝路；二奶奶受丧夫之痛而精神失常；秋菊苦苦追求，只为个“名分”，最后因为传宗接代的需要，她终于如愿以偿，剧目结尾偌大的一座宅院，只有她一个人迷茫而孤独地守在门口——一个“囚”字，形象而意义深刻；嘉怡新婚丧夫，本来等待她的将是守寡一生的“命”，然而她看透了牌坊，唾弃了名分，离“家”出走，奔向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第二，传宗接代是女性身体的唯一价值。宗法伦理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男权时代，女性的身体只能作为生殖机器，欲望和快感，作为身体的力和能量，应该无条件地储存和藏匿起来。为了维持其高速而有效的生产，禁欲主义利用理性制度和道德伦理来控制身体。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女性必须忽略身体的一切欲望，而将传宗接代视为身体存在的唯一根据。程家大院一切向传宗接代看齐，怎奈世事多变，最后程老太太只能抛开一切世俗常理，勉强接纳二爷与秋菊的私生子来延续香火。第三，身体的欲望要让渡于贞节的需要。大奶奶被一座牌坊剥夺了生存权，此时教书先生有意与其远走高飞，但她宁死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她深知贞节比性命更重要。嘉怡新婚三天丧夫，不但庄家二老命她从今往后恪守妇道，为公子守节，就连程老太太，也将戴在自己的手腕上多年的佛珠摘下来套在了亲生女儿的手上，并安慰她认“命”。女性的处境何其悲惨，至此便可略见一斑。
张艺谋早期的影片对于身体伦理也有所探索和展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影片当中都涉及身体伦理问题。
性不仅是性本身，它还是一个社会政治、伦理和文化秩序的象征。性的禁忌或放纵，标志着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或颠覆。影片《菊豆》中，菊豆是一个遭受着性无能和性变态的杨金山“性”虐待的花季少女；天青是一个有“性”冲动而不得释放的年轻小伙，这是一种十分“不安定”的状态，两人都渴望真正的性生活，抑或处在对彼此的“性幻想”之中。最终身体欲望的洪流冲垮了中国封建父权制禁欲主义的伦常礼教——婶、侄偷情，造成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婶不婶的乱伦局面，生下了名为“弟弟”实为“儿子”的“祸根”，并由他最终终结了这种局面，身体对封建礼教的“革命”以夭亡而告终。
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观念在保守与开放之间徘徊的家庭伦理剧。偏远的山村里葛家的三媳妇枣花与铜锁是小时订的娃娃亲，婚后铜锁对其百般刁难，枣花无奈向其提出离婚，这在葛家及守旧的山村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村民对她指手画脚，但坚强的枣花在葛茂源老汉的鼓励下，终于离开了葛家，走向新生活，而在一些表面看似进步而骨子里却顽固守旧的“封建卫道士”的百般阻挠下，茂源老人最终没能够和枣花娘走到一起，这着实令人遗憾，而慨叹之余也让我们深感破除封建残余思想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剧中，身体有一定程度的觉醒、躁动不安，但是在面对伦理道德时却又迷茫、徘徊，就是那一道矮篱笆，透过它可以看到外边的世界，但那却是一道无形的、难以逾越的伦理道德藩篱。
除了上述身体与封建伦常对抗的伦理剧之外，也有大量影视剧反映当代人的生活及其观念。2009年热播剧《蜗居》一方面反映了被高房价“绑架”的城市年青一代，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当前一种破坏婚姻、家庭和睦的不利因素，即“包二奶”。该剧反映的是当下社会生活中身体的欲望对伦理道德底线和正常婚恋、家庭、性观念的冲击，同时该剧对当前面对巨大生活压力的城市年青一代造成了一定的思想震荡，比如对于像海藻一样的女孩，是走和小贝共同奋斗的道路，还是作宋思明的“二奶”坐享其成？
类似《蜗居》这样的家庭伦理剧还有很多，它们所构筑的影视镜像“对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伦理价值观及其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追求，对当下全球社会的‘道德危机’状况构成了一种精神自省力量，确立了自身积极的文化建构意义”[2]。
二、身体美学
对于身体的兴趣并不是新鲜事物，在古代人体就是艺术领域一个重要的表现对象，比如古希腊的人体绘画和雕塑。如今，身体审美不仅仅只在艺术领域存在，随着身体文化的日益社会化，审美在大众的身体文化中变得日益流行，有关身体的视觉快感就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身体由最初的一丝不挂走到了今天贴满标识和符号。鲍德里亚说：“身体的整个当代史是身体的标识史，标识和符号的网络一直笼罩着它，分解着它，消灭它的差异和它的根本矛盾，以便把它组织进入一种符号交换的结构物质……”[3]最初对于身体的标识是通过衣着表现出来的，据许多人类学家的说法，所有的文化都以某种方式给身体“着衣”，通过衣服、刺青、化妆或其他身体绘饰的方法。
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以身体为中心的身体本身和身体行为的装饰各种时尚工业应运而生。在真理般的科学(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和纯粹自然的生命率动(青春、美貌)名义下，时尚以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规训着身体“应有”的形态和功能，并试图把身体的神话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人们在广告、荧屏、图像中看到和观赏到身体的时尚之态。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俨然成为时尚鼓吹的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消费社会最热门的消费对象。
对于这一消费现象的本质，女权主义认为在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社会中，“性”成为媒介叙事符号，而“女性”和女性的身体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媒介镜像现象”，大众媒介立足于“女性的身体、男性的视角”这种男性与女性“看”与“被看”的绝对二元对立模式。因此，有学者指出“在一个性别不平衡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已被分裂成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决定性的男性注视将其幻想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因此而被展示出来”[4]。
在消费社会中，广告信息是使我们的整个文化迷恋身体的主要教唆者。各种模特以及影视明星常常充当了“形象大使”的角色。他们的身材成为使大众既自卑又羡慕的“理想身体”。电影、电视、各种各样的广告图片是消费文化中标准的身体图像的生产者与供应者，许多青年男女就是以这种标准来监管、打造自己的身体。以广告为核心的视觉文化所塑造的“理想身体”意象是制造这样的消费者的主要工具。广告的配方：先是要制造一个供你对照的“理想身体”图像(就像一面镜子)，使你感到自卑与焦虑；然后又不失时机地给你希望：只要用了我的产品，你也能够有一种理想的身材。
另外，在许多广告中，女性的身体的“美”经常被突出强调为单个“零件”的“美”——美腿、玉颈、明眸、皓齿、白肤、翘臀、秀发等，这些被强调的部位吸引了受众的目光，同时，产品的性能也都与这些被强调的部位密切相关。例如类似于“做女人，挺好”这样的广告语。在这个广告铺天盖地的消费时代，“大众媒介不断地展示身体，诠释什么是女人味，告知什么样的女人是受欢迎的”。[5]因此，消费时代的时尚主要是为女性设定“美”的标准，而这背后隐藏的是男权的“色情”目光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如此之时尚与美无关，这种“美”是一种《病梅馆记》中的“病梅之美”，即“病态美”。
同时，时尚与身体的结合，时尚与性的结合，构造了时尚的自恋，它成为男权时代女性自恋的神话。在充斥眼球的广告业的“规训”之下，当代女性将自我的规划已经变成身体的规划，即是说，女性的自我认同是与保持一个令人满意的身体形象密切相关的。
从直观感受来说，人本身有一种注意的欲望，而广告工业强化了女性对于自己身体“被看”的欲望，广告的大力宣传，使广大女性被这种欲望所挟持，从而不遗余力地去向“美”的标准靠拢。但是对广大女性来说，这是一种“美丽”外衣掩盖之下的“美丽”陷阱，是一种恐怖主义灾难。由此看来，倘若有一天女性的身体不再需要承受如此重负，而提倡原生态、自然真实的美的时候，女性活得自信而自我，不再被“希望被男人看”的欲望所挟持的时候，那将是女权主义的一大胜利。近年来身体美学在影视镜像中的另外一种呈现，便是那些“选秀”、“选美”类型的娱乐节目。不光女色，男色消费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好男儿”、“快乐男声”、“花样男子”等美男形象越来越频繁地活跃在影视媒介上。
在现代社会的个人和家庭消费中，女性都占据一定的主导性。所以，消费市场策略不断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女性群体上，挖空心思地寻找女性的消费心理认同。电影、电视等媒介不遗余力地向女性“献媚”，在把男色当作浪漫与个性的符号进行生产的同时，大大地满足了女性追求美的欲望，即使是与某些社会传统相背离也在所不惜。
消费时代的女性审美视角，正在消解着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特征，同样也影响了男性对自身外在表征的定义，并对主流社会男性形象的界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三、身体政治
在古今中外的伦理观念中，身体在道德领域是罪恶和淫乱的代名词，禁欲主义利用了这种意识形态，将身体中的狂野能量限定在夫妻的生育床笫之间。同时，身体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系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一种劳动力。只有在其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根据福柯的“身体政治技术学”，身体处在各种权力的摆布和操纵下听天由命而被塑造、被改变、被生产。如果说身体只是一个等待判决的对象，那么，权力则是一个主动而积极的生产者，身体和权力展示了被动和主动的对应关系。身体的可变性为惩罚提供了场所和机会，从而使对身体的改造、处置和驯服有了可能。权力对身体“规训”的目的就是要使身体服从社会的既定规范和秩序，而对性的“规训”则是为了把女性身体展示给男性和男性统治下的社会。“训诫”的最终结果是“规范化”，即消除一切社会的和心理的不合常规的行为，通过对心灵和身体的重新塑造，生产出既有用又驯服的主体、高压强制的身体和顺从优雅的气质。
对于身体的“政治技术学”在东西方的影视镜像编码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电视剧《徽州女人》当中，“名分”和“贞节”属于一种无形的“身体规训权力”，其不惩罚或消灭肉体，而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召唤”机制，在它的“召唤”下，广大女性心甘情愿、积极主动地争当封建社会的贞妇烈女。
影片《可可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女主人公玛莲娜因其性感的身体而成为全镇男人的意淫对象和全镇女人的嫉妒目标。最终全镇的女人以她和德国人“睡觉”为名，把玛莲娜当街扒光衣服，侮辱、毒打，并剪掉她的长发，狂泄积压已久的嫉妒，最终看着往日衣着光鲜的她全身污秽、鲜血淋漓，方才罢休。这可谓是野蛮而不讲人道尊严的对于身体的“规训”，仅仅因为镇上的男人们以玛莲娜为意淫对象，而使妇女们怒火中烧，这样的“规训”为的是让她不再显露性感的身体。
张艺谋的影片中也有对“身体规训权力的展现”。影片《菊豆》中一个经典的镜头是：“性无能”的杨金山在晚上所谓的“房事”中，把自家毛驴驮的鞍子架在了菊豆的身上，以此让她就范，而达到自己“性虐待”的目的。这个镜头一方面反映了旧社会女性的处境犹如牲口一般，男人仅把她们当作工具而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种极其残忍的女体规训权力。
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的切入点是：相对于父权、夫权、男权的女“权”问题；相对于父权社会男性对女性身体、女性性权利和性自由的支配、独专和垄断的女“性”问题。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对这一女“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在陈府，只有陈老爷的“性”器才是合法的，他可以将自己的“性”强加或施舍给陈家的任何一个女人——太太或丫环，她们的“性”权力和“性”自由归陈老爷独断、专享，绝不允许他人染指，这就是“红杏出墙”的梅珊被“处决”的原因。同时，该影片对于福柯的身体“政治技术学”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在陈府有一套“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其实就是男权对于女性身体的管理、改造、控制、挟持的“规训权力”。这些“技术”具体包括：“性”宠幸式的点灯、捶脚、点菜和“性”剥夺式的封灯和处死。因为这一套“训诫术”的巨大功用，陈家几个妻妾围绕一个老爷争风吃醋、下绊子、使手段。争宠的结果是，一个死，一个疯，倒是年老色衰、明哲保身的大姨太和那个工于心计的二姨太，得以保全。我们不得不惊叹这些“规训权力”的高明，它让那些本质上同为男权社会“附属品”，形式上角色分工不同(妻、妾或丫环)的同胞姐妹们相互算计、迫害，手段残忍，毫不留情，也就是被压迫者参与了压迫者对自己的压迫。
当然，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常常要涉及性与政治这一文化母体：在以“阶级”为政治斗争主体的运动中，性的占有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根本性标志；在以“民族”为政治斗争主体的运动中，女人的性和身体肩负着“亡国灭种”双重殖民的使命。影片《红高粱》当中，以“我奶奶”为代表的女体和女“性”同时肩负着反封建压迫和反殖民侵略的双重政治意义。
除此之外，身体政治在影视镜像中的呈现，还包括反映种族歧视的影片，例如《飓风》、《撞车》、《密西西比在燃烧》、《炎热的夏夜》等。
一个完整的生命当是身体与灵魂的结合，这就好比形式与内容之相互依存关系。没有灵魂的身体是缺少灵性的，而没有身体的灵魂则是孤单缥缈的。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宗法纲常为了压抑、管束和“训诫”身体而对身体设置了花样繁多、手段残忍的“障碍”和“藩篱”，而深受压迫、伤痕累累的身体的抗争却也从未中断，纵使血肉模糊，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是一部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史，上面讲述着伤痛连绵、血泪交织的故事。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反抗就会有流血、牺牲，这是变革的必要而惨痛的代价，但是，总有一天身体终将冲破牢笼，褪去禁忌与羞涩，走向自由与开放。
对于生命真正的尊重应该是充分承认身体的存在及其对于生命之重要性。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化社会，大众传媒建构的虚拟环境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把握，因此影视镜像对于身体文化的关注与呈现，将影响到人们对于身体的观念和认知，或许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生命之本质与真谛。
标签：媒介策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