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上海报业的生存困境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报业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上海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中国的舆论重镇，素为投资者和各政治派别所倚重。抗战结束初期，返沪复刊、迁沪出版或就地新创的各种报纸大量涌现，数量超过战前。然而，这一繁荣景象只是昙花一现，从1945年年底开始，除《新闻报》、《申报》和《大公报》等少数报纸尚能支撑，其他报纸皆陷于困境，不能自拔。究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内战政策破坏了上海报业基本的生存条件，对上海报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一、上海报业的生存困境 从1945年至1949年不到四年的时间，上海的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社会经济衰落，各行各业举步维艰，上海报业也未能幸免，主要表现在纸张供应紧张、邮电费用高涨、劳资冲突频发等。 （一）纸张供应紧张 民国时期，中国一直没能建成自给自足的造纸工业，纸张供应长期依赖加拿大、瑞典和美国等国家。纸张进口必须以充足的外汇储备和稳定的货币体制为基础。但在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愈来愈捉襟见肘；由于大量发行法币，后又实行金圆券改革，货币体制脆弱不堪，严重影响了上海报业的纸张供应。 1946年，由于严重供不应求，加上金价上涨，美元高昂，白报纸价格持续上扬，结果该年全国购纸费用高达3千万美元，将近抗战前的十倍。行政院于是对购纸外汇严加审批，纸张订购受到限制，再加上纸商囤积存货，待价而沽，推动纸价暴涨。在上海，“一批穷报馆，因纸价飞涨而压得透不气来。”[1] 由于外汇存底趋于枯竭和全国反对美货的倾销，自1947年2月起，国民政府开始实行限额输入办法；具体办法是，政府每期分给需要外汇的行业一定限额的外汇，这些行业购买外汇之后再向国外订购原料或成品。[2]国民政府对纸货进口限额严加控制，其中纸张所获限额尤少，远远不敷报业之用。自此之后，上海报界就开始奔走于政府各部门和要人之间，为增加配额而呼吁。 2月23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来沪视察，上海市报馆商业同业公会（简称报业公会）立即派《大公报》、《申报》和《新闻报》等几家报纸的总经理恳请彭学沛转告行政院，放宽全国报纸输入限额，彭学沛答应转达。次日，为巩固效果，报业公会又推派代表亲赴南京向中宣部请愿。但报业公会的游说并无明显效果，仅获得48万美元的纸张限额。 5月，输入限额分配处议定增加第二期（5月至7月）的全国报纸进口额，但比照第一期（2月至4月），也只增加三成。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和报业公会立刻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指出：“报纸进口不敷消费甚多，书报两业同感难以维持。敬恳贵会转请政府，准予增加报纸进口限额，俾得解决艰困，无任企切！”[3]然而，政府未能体谅报界的苦衷，不惟在扩大纸张进口限额上行动保守，而且在外汇结算上不予照顾。8月，政府调整外汇管理办法，规定：除了棉花、米、麦、面粉和煤等日用品可获官价结算，其他输入物质包括白报纸，必须按照市价（即黑市价格）向指定银行申请结购外汇。本来以官价结汇购纸，各报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以黑市外汇支付，则更难支撑。报界无计可施。到了9月，白报纸每令由20万元跳到40万元，10月又猛涨到90万元，“新闻界遭遇困难较民食之白米更甚”[4]。 1948年3月底，时间已过大半，输入限额分配处仍未按计划核定第五期（2月至4月）和第六期（5月至7月）的白报纸进口限额，报业公会又晋京向行政院请愿，痛陈报界的苦状：“惟（第四期）限额既不敷本业各报馆实际需要，且限额递有抑减，于是不得不向黑市购求，以资补充，其价格之差额奚啻倍蓰？”[5]恳请当局尽快核定输入白报纸限额，切勿减少。4月初，输入输出管理委员会终于答复，第五期配额仍照第四期配给，第六期待定。一位记者道出了报馆的苦衷：报纸为大众读物，定价不能太高。尽管报馆可以调高报纸和广告价格，但终归赶不上黑市纸价和按生活指数发薪的排印工的工资；因此，不得不仰仗配给纸，以期节约成本。[6] 而早在1947年年底，为了改变过度依赖进口纸的局面，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计划，决定大幅度减少成品纸的进口，增加纸浆进口，提高国产纸产量。天津《大公报》根据以往的教训提醒有关部门，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所订产量，反而会因为国内生产不足而国外进口不及，无法满足社会需要，造成“文化界的一大危机”[7]。结果印证了《大公报》的预测。由于白报纸输入有限，纸张供应短缺，政府下令各报减张缩版。 （二）邮电费用高涨 民国时期，新闻稿件主要靠电话和电报等技术来传输，而报纸的外埠销售则由邮政和航空部门来完成。抗战胜利后不久，由于物价持续上涨，电讯和邮政等行业刮起了一阵又一阵涨价风潮。 1946年11月初，交通部宣布长途电话费、电报费和邮费同时涨价，涨幅分别达9倍、9倍和5倍；航空寄递费原来已增加不少，此次也随之上涨了5倍。有人计算，以现在的收费标准，外埠读者订阅一份航邮报纸月需2至3万元。报业公会指出：“此与报纸发行影响甚巨。现在物价逐步增涨，发行报纸之成本，随之加重，已感支持维艰。今邮电航费又有巨额增加，实不胜其重负。”《中央日报》、《新闻报》和《申报》等二十四家会员报即刻向全国同业发出呼吁：报纸属于文化事业，非普通商品，政府应予扶持，请求交通部免除邮电航费既加或拟加价码，恢复到10月31日之前的水平。[8]武汉新闻界和山东的临参会也都电请政府减免费用，以利文化发展。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批评“交通当局于邮电、交通、运输加价的同时，即抽紧套在报业头上的绞绳，报业的一线生机就只有断绝的一法”[9]。 在新闻界的压力下，交通部作出新的规定：从12月16日开始，每天下午九时至次日上午七时，京沪之间的新闻长途电话七折优待。[10]由全国各地报纸和通讯社组成的全国联合会表示不能接受交通部的方案，认为，即使七折也比原价还高七倍，而且仅惠及日报，晚报不与，有失公平；最后，组织全国各报请愿团，推定代表向交通部请愿。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当即答应与请愿团商讨新闻邮电费问题。[11] 经过新闻界的不懈抗争，交通部终于作出让步，出台了新的新闻邮电优待办法：京沪间夜间优待新闻界通话办法推行全国，规定白天十二时至二时，新闻界普通电话提前接通，可指定在十二时至二时之时间内接通；在下午九时至次晨七时之时间内，可指定在任何二小时内接通。上项指定时间之电话，必须在一小时前先行挂号。上述办法暂以沪间为限，俟各地有线电话畅通时普遍实施，等等。上海《大公报》认为新办法与最初的价格仍有很大的距离，批评政府“对于国家今日教育文化的贫血状态，不但未尽培植，甚或有意无意中时加摧残”[12]。 1948年6月，报纸邮费和航空运费又开始提价，以此计算，一本杂志的航寄邮费高达12万元，已经超过杂志本身的价格。上海市杂志界一面联合四十六家杂志发表抗议宣言，并推派代表晋京请愿，一面以十六种杂志停刊一期，以抗议政府的涨价行为。 由于物价上涨，邮政、电讯和航空等国营部门的经营成本亦日增月涨，而政府又不能给予适当的补贴，为缓解危机，这些部门于是实行加价政策。这些因通货膨胀造成的支出层层转嫁，推给了报业。 （三）劳资冲突频发 抗战胜利后，上海物价暴涨，生活费用激增，报馆职工屡屡向馆方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但常常遭到拒绝。由于支出浩繁，报馆不得不减薪裁员，又引起职工的不满。资方与劳方的这种矛盾导致报业劳资冲突频频发生。总体看来，劳资冲突更多地发生在馆方与生活状况较职员（如编辑、记者等）更为艰困的工友之间，如排印工友、派报工友、杂役等。具体而言，引发劳资冲突的因素包括：（1）年赏，又称年奖、年终分红，是工厂主在阴历年底发给职工的一定数量的赏金，以奖赏职工的劳动；后为报馆所承袭。由于经济困难，工友每至年关必定向报馆索要年赏，不管报馆是否赢利。（2）借薪，亦称借支，指工友因生活困难或其他原因向馆方预支一部分薪金，这笔薪金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在工资中逐月扣除。有些报馆因财力不足不予借支，而有些工友则希望减少扣薪额度。（3）解雇金，又称遣散费，是报馆解雇工友或因停业遣散工友必须支付的费用，有些报馆少发或不发。（4）报纸批价。为了获利，报贩往往要求压低报纸批价，从而与报馆发生纠纷。（5）底薪问题，即劳方或资方分别要求增加或削减基本工资（工资即底薪乘以政府提供的职工生活费指数）。其他还有节假日休假、欠薪、工资折扣，等等。 据上海市档案馆档案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仅1946年发生各种劳资冲突多达20余起，即便像《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这些财力厚实的报馆也未能幸免。影响较大的是1946年2月发生的排印工友要求提高底薪的纠纷，共卷入二十家大小报纸。这次纠纷先由上海市社会局进行调解，由于资方不服，又由上海市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历时一个多月，其间还发生了工友请愿游行的事件。 由于经济环境混乱，上海报馆的经济命脉大都很脆弱，往往很难满足工友的要求，一旦发生纠纷又协商不成，工友就以怠工或罢工来抵制报馆，令馆方蒙受损失。另外，不同工种的工友所属的上海市报业职业工会、铅印业职业工会、报差业职业工会、派报业职业工会等工会组织也会派代表与馆方交涉，并请求社会局进行调解。如果馆方态度强硬，工会就会向社会局提出申诉甚至联络其他工友统一怠工或罢工，抵制所有报馆。当然，报馆也有自己的团体报业公会。报业公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就劳资冲突问题与各工会交涉或者向社会局申请调解或仲裁。如果努力失败，它所能采取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全体报馆停业。比如，1947年6月，派报业职业公会要求《申报》不收直接订户以及按照批发价再送十分之一的报纸。报业公会深为不满，并以所有报纸停刊表示抗议。[13]然而，这不仅是政府力求避免的，也因为利益分歧，不是所有报馆都能支持的。总之，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防止事态扩大，高唱劳资合作；工友组织严密，权益意识普遍觉醒；报馆经济力量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报馆总体上是被动的，呈现“强劳动、弱资本”的态势。 二、上海报业遭受的影响 总而言之，以上这些因素不仅加大了上海报业的运营成本，也降低了其营利能力，直接导致办报资金匮乏。由于纸张供应日趋紧张，各报馆不得不抑制自己的逐利冲动，遵照政府命令减张缩版，勉强维持。而工友怠工或罢工也常常导致报纸休刊或停刊。 （一）资金短缺 上海报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办报资金短缺。有不少报纸本身有很强的营利能力，由于支出庞大，结余不多。如《大公报》是一张颇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广告充裕，但因为政府配给纸不足，只能从黑市购入，赢余被冲蚀不少。[14]以1946年6月为例，亏蚀最多的是《东南日报》和《益世报》，分别达3亿元和2亿元；其次是《正言报》、《文汇报》、《和平日报》和《商报》，亏空3至4千万元；而较为节省的《民国日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和《侨声报》也有1千万元；《中央日报》因为机关广告颇多，略有弥补，但也亏累3至5百万元。[15]1949年1月，因亏累不堪，小型报联谊会宣布“每日请一律现付”，藉资周转。[16] 为了摆脱困境，一些报馆不得不裁减员工甚至出让房产。1948年底，《中华时报》为节省支出，遣散一部分职员；为解燃眉之急，又出让经理部房舍，换得十八根金条。其编辑部和印刷所本来分置两处，至此经理部房屋了无着落，“栖栖皇皇，境况殊属凄凉也。”[17] 对于报馆而言，如果涨价，意味着增加读者负担，影响销量；如果不涨价，又难以为继。在日渐增加的成本压力下，各报馆被迫开始了持续而又谨慎的涨价行为。据统计，从1947年2月1日至1949年4月19日，上海报业先后涨价21次。以1948年8月19日实施金圆券改革为分界线，前期上涨542倍，后期上涨高达3332倍。但比之物价的疯涨，报纸的涨价对报馆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并补益有限。 与此同时，各报馆还不断向政府申请贷款，请求政府扶持。1946年12月，《益世报》、《商报》和《民国日报》等十二家民营报纸为共谋报业发展，筹备上海市民营报业联谊会。因为年关在即，经济周转困难，联谊会联名呈请行政院和中宣部准予紧急低利贷款，并派代表晋京请愿。 1947年1月中旬，《大晚报》、《华美晚报》、《大众夜报》、《新夜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六家晚报主持人也晋京请愿，请求行政院和中宣部核准低利贷款。 就在同月，市民营报业联谊会会员报馆《东南日报》等报纸再次向政府要求低利贷款。为确保获得贷款，五家拥有印刷机的报馆以机器为抵押，每家申请3亿元，共15亿元；无物抵押的另七家报馆只申请一亿元。“如全部核准，则为二十二亿，数目并不大。”[18] 这些报馆大多废然而返，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前线日报》三家则以其国民党党报和军报背景，获得了一笔“变相贷款”，这就是由国防部新闻局向这三家报馆各预订1万份报纸。这样，三家报纸可以逐月预收6千万元，“此盖不无大补也”[19]。 事实上，在所有报纸中，除了《新闻报》等几家，其他报纸多有朝不保夕之虞。一方面，报馆自有资金不足，盈利空间有限，另一方面，政府又无力支持，众多报纸只能苟延残喘了。 （二）减张缩版 尽管纸张涨价和印刷成本上涨加重了报纸的负担，但多数报纸都倾向于扩张增版。首先，篇幅多有利于报纸销售。在读者看来，报纸张数多虽然不一定表示内容充实，但花同样的钱，当然更愿意购买张数多的报纸。其次，增加篇幅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和广告，当然也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因此，只要条件许可，再加上对赢利的乐观预期，各报都尽量扩充版面。以1946年10月为例，《新闻报》篇幅最多，计四大张；《申报》和《大公报》次之，各三大张；《中央日报》、《正言报》、《东南日报》、《文汇报》、《前线日报》、《益世报》和《和平日报》也都有两大张。 增张扩版本是报馆的市场行为，是符合其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的。但中宣部认为各报增加篇幅，消耗了大量外汇和纸张。为了撙节外汇和避免纸荒，中宣部于1947年2月颁布了缩减报纸篇幅的办法，即原有篇幅在三大张以上者，缩为三大张；三张者改为二张半，二张半者改为二张；二张以下者，可自由缩减。各报只得奉命照办，连不在限制范围之内的《前线日报》、《益世报》和《和平日报》也被要求缩至一张半。三家报纸致电中宣部，请求以日出两大张为最低限度，但未获批准。 9月，国民政府又加大了紧缩报纸篇幅的力度，规定报纸原在一张以上者，自动缩减为一张，原在二张以上者，不得超过二张。此办法可谓将各报逼上了绝境。《新闻报》发表社论，要求政府修正“用纸节约办法”。年末，行政院最终决定将“不得超过两大张”改为“不得超过两张半”。各报仍按兵不动，拖延时间。1948年3月，迫于压力，报业公会议定于四月一日开始执行。结果，除了《中央日报》，其他报纸不得不照办。 （三）休刊或停刊 休刊或停刊是上海报业较为常见的现象，工友怠工、罢工或报馆资金耗尽是导致休刊或停刊的主要原因。1946年2月13日，报业职业工会向各报馆提出排印工友月薪3万元的要求。由于开支浩大，不堪重负，各报馆容请商议。19日晚，工会以资方仍未给予确切答复，议定将排印时间推迟至深夜三点，施行怠工。这样，除了《新闻报》等报因印刷机较为先进，可以如期出版，其他报纸都要滞后。祸不单行，翌日清晨，派报工友又突然要求各报馆将报纸批发价从六六折改为四八折。派报工友在出报的关键时刻提此要求，就是为了让报馆措手不及，乖乖就范。各报以报纸折扣早已列入预算为由，当即回绝。派报工友于是宣布罢工。结果，当日早上，不仅绝大多数报纸未能即时排印，即便《新闻报》、《申报》和《大公报》已经印就，然因无人送报，未能售出。 虽然这些报馆都遭受了怠工或罢工的影响，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以上各报报贩次日恢复派报）。最严重者当属六家晚报因年赏问题连续停刊三天。1947年1月旧历年底，《大众夜报》等六家晚报的印刷工友要求馆方发放一个月的年赏，但各报只答应半个月。印刷工友乃于9日举行罢工。各报工会干事传令工友相互监督，“未获美满解决，暂缓拆排”[20]。六报资方代表请求市长协助解决，后经社会局两度调解，皆无结果。双方再启谈判，卒达成协议。12日，罢工始告平息。 休刊或停刊打断了报纸的正常出版，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读者流失，如六家晚报“在亏累状态之下，支撑已艰”，又遭停刊，“受损甚巨”[21]。另外，休刊或停刊也影响了报纸报道功能的发挥；六家晚报在呼吁工友复工时，就“希望在诸位的体谅下，早日恢复我们报人对社会应尽的天职”[22]。在上述派报工友罢工时，为使读者“不致因而损失精神食粮”，各报临时出版《上海各报联合版》，不登广告，“完全站在报导新闻的岗位上”[23]。 上海报业的生存困境主要是由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内战政策造成的。1946年6月，内战爆发，国民政府的巨额军费支出刺激了财政赤字的骤升，法币大幅度贬值；1948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实施金圆券改革，上海的物价得到了控制，但全国其他地方的物价仍然继续上升，造成上海商品大量外流，而原料却无从购得，限价失败。之后，物价再次飞涨，上海经济一片混乱。[24]生存环境的恶化致使上海报业陷于纸张供应短缺、邮电运输费用高涨、劳资冲突频发的绝境。随着上海的解放，上海报业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改造，成为人民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