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以大跃进时期为中心（续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军译
我想以“共产主义精神”、“资产阶级法权”和“共产风”这三个概念为线索，考察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思想和努力克服其过失行为，转而调整政策的过程。
1.反右：“共产主义精神”——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
（11）毛泽东想以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为动力，推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4月，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1〕。他说，人民群众以一穷二白这一不利条件为动力，自觉与自发地勤奋劳动，他们已没有过去“奴隶”的容颜，变成了“主人”。
毛泽东想以外敌的侵略这一不利条件为动力，把促使民族觉醒奋起的革命战争的理论应用于经济建设上。另外，“共产主义本来就有群众的自发性这一要素”〔2〕，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实践论》）。这里表现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8月，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说，比起1949 年的全国解放和朝鲜战争的胜利以及工商业改造来说，大跃进更使我高兴。
作为共产党领导动力即人民群众的思想，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以下三点：
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即社会产品的丰富；人民觉悟与道德品质的提高；全民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消失；对外防御以外的国家职能的消失〔3〕。毛当时熟读了《共产党宣言》， 找到了通过加速公有化程度来加速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根据〔4〕。
第二，毛泽东主张恢复22年战争中的军事共产主义，即官兵一致、战斗中的相互帮助、供给制和为人民服务等，以此来教育干部和群众。另一方面，要求破除因建国后共产党进入城市，在受到中国资产阶级和苏联的影响下形成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即等级制、工资制、干部特殊化和脱离群众等〔5〕。毛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实现平等是群众以“冲天”的干劲在大跃进中奋斗的关键。
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是指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手段作为按劳取酬的权利（劳动的等价交换原则）这种含义。可是，毛泽东把这个扩大解释为是在经济上产生贫富不均的根源，也是在政治上产生干部与群众不平等的根源。如果按照列宁的理论是指（1）所有制；（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分配这三个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的话， 那么毛泽东把“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由（3）扩大到（2）。
第三，毛泽东想把人民公社同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原始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即，毛泽东提出，历代的农民革命斗争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二世纪末三世纪初，魏国的张鲁提出的五斗米道，诸如免费医疗、“吃饭不要钱”、置义舍、“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都与人民公社相近似〔6〕。
总之，毛泽东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战争的体验以及农民战争的历史这一基础上，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时，虽然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思想的结合，但重点显然是放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2.反“左”“共产风”——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至庐山会议（1959年7—8月）
（12）在1958年9月10 日北戴河会议发表“人民公社决议”之后不到两个月，即10月末，全国有99%以上的农民加入了人民公社。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最先察觉到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错误，着手进行调查和纠正。从反右转为反“左”。
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7〕上，毛泽东引用了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0月）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主张要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区别开，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开，强调这两个阶段的过渡要花费时间，需要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向共产主义迈进，在发展自给生产的同时，必须发展商品生产。他把重点从共产主义思想转移到社会主义制度。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虽主张废除严重的等级制度和干部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等部分，但又认为还应该保留工资制和必要的差别以及“多劳多得”等其他部分，改变了以前的主张。这意味着要打破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但经济上的那部分要保留。如果引用12世纪南宋钟相的农民暴动的口号，大概就是实行“等贵贱”，但不搞“均贫富”。
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写明人民公社“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1959年2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8〕上，就人民公社运动问题高度评价说，广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和干部，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积极性，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然后又指出了一些缺点，号召克服“共产风”。所谓“共产风”，就是指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风潮。
毛泽东指出，12月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样，基层党员对公社与生产大队（管理区）和生产队（原来的高级合作社）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引起广大农民的抵抗。也就是说，县、公社的党委会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激化，农民不把农产品卖给政府，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会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原来的初级合作社）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毛说，在那之前，应该首先检查纠正自己的“平均主义倾向（即否认公社内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差别，贫富平均分配的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即无偿地抽调生产队的财物、积累和劳动力向公社集中的倾向）”，主张实行“按劳分配”和（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等价交换等社会主义的原则。毛泽东反思到，我们在公社所有制问题上进展太快了，提出应该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要把生产队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这个建议，并得到会议通过。在此基础上，让贫困的生产队发展生产，使其赶上富裕的生产队，扩大公社的积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是说，描绘出全面考虑人民生活、公社积累和国家需要三方面关系的全部构想。
（13）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贫农、下中农想揩农民的油，历来是跃跃欲试的，一有机会就讲平均主义。不要把富裕中农当作地富反坏去剥夺。”〔9 〕他主张应该实行与认为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两条道路的对抗这种看法不同的，比保护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更接近实际的路线。另外，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收到了下述《湖北省麻城县的报告》〔10〕。
报告说，在麻城县召开了万人大会。首先，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然后，公社退还了从生产队调出的金钱和物资；向口粮不足的生产队立即供应粮食；对于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数日后，县委要求生产队把去年的帐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帐。要求有问题的干部作自我批评，让干部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清算问题。
毛泽东称赞了这个报告，他写了这样的批语：“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批语发至中央、省、地、区的党委会。1963年以后的“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运动就是它的继续。
（14）依靠农业集体化，进行原始积累，推进高速工业化，这是斯大林的建设方式。毛泽东打算进一步加速这种建设方式，他从上面一号召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结果下面就猛烈刮起县、公社的党委无限制地从基层党委和农民手中调拨财务、劳动力和农产品的“共产风”，进而产生了“浮奈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再加上“共产风”，一共“五风。”〔11〕毛泽东感到自己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不一致了，开始纠正。为此，他改变了当初的主张，肯定了“多劳多得”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并指示实行这个原则。这是主张尊重同国家和集体相对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是极为重要的思想。这成为克服大跃进缺点的引线。毛把核算单位从公社降到生产队，又让召开干部和群众的集会，纠正共产党工作方法的错误。在由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转向调整的过程中，这种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必须重新建立个人与集体和人民与党的关系这种认识的端倪。
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精神”和“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共产风”这三者的关系从理论上考察得不充分。
第一，“资产阶级法权”，本来是马克思和列宁在经济上的概念，由于毛泽东把它扩大解释为政治概念，于是主张在经济上保存“资产阶级法权”，只在政治上破除它，这种主张作为理论是行不通的。
第二，毛泽东过高地评价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提出了过高的增产指标，为了实现它，引起了人民公社征用生产队的财物、积累、劳动力，将其集中于公社的“共产风”。
（15）在纠正“左”的过程中，党中央就1959年的钢的生产问题，从1958年8月制定的3000万吨目标降到1958年12月的2000万吨， 又降到1959年4月的1650万吨，根据5月陈云的建议，进一步降到1300万吨。
3.反右 反右倾运动——庐山会议（1959年7—8月）及其以后
（16）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自己承认“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12〕。认为大跃进的缺点是没有综合平衡，应该把安排经济计划的顺序从过去的重、轻、农倒过来为农、轻、重〔13〕，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毛泽东打算在肯定大跃进成果的基础上克服“左”的缺点这条线上统一党中央的意志。可是，他把彭德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看作是全面否定大跃进和对它的领袖威信的挑战，于是反击说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是“右倾机会主义”，掀起了反右倾运动，给365 万人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从反“左”一下子转为反右，继续开展大跃进，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的指导思想很强烈，因而“共产风”又猛烈地刮起来，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很大损失。
后来，毛泽东于1961年1月18 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庐山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6月12日， 毛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思到：“一反右倾，‘共产风’又出来了，几个‘大办’出来了：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 ”〔14〕
4.反“左”调整——从“十年总结”（1960年6 月）至七千人大会（1962年1—2月）
（17）1960年，国民经济情况恶化，粮食供应不足，浮肿和死亡人数增加。6月，毛泽东谈到“调整”，写了“十年总结”， 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调查研究。7—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讨论了“调整”问题。8月末，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党中央下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紧急指示”，命令彻底归还自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机关单位从人民公社、县和公社从生产队、县和公社以及生产队从社员个人手中无偿征用的财物和产品，努力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在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了八字方针。
后来，毛泽东组织了调查研究，强调要克服生产队之间和公社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3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稳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增产。6月， 曾作为共产主义因素被提倡的公共食堂供给制，事实上被废除。9月， 毛泽东提议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原高级合作社，是由生产队改名的）降为生产队（原初级合作社，是由生产小队改名的）， 经过反复讨论和调查， 于1962年2月作为党中央的批示被正式确定下来。
1959年7月以来， 毛泽东为克服干部的“共产风”（后来的“五风”），主张活用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过几次修改的结果，在1962年9月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 规定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八项注意是：（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参加集体劳动。（三）以平等态度对人。（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15〕。这是想把革命战争的纪律改编为经济建设的纪律。据说这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但不久就束之高阁了〔16〕。
另外，这个《修正草案》在毛泽东在世时没有修订，据说在那里写明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这个制度三十年不变的原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张春桥宣传“以贫穷为动力的过渡”时，毛也不允许变动〔17〕。
在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虽然抽象地但承认了党中央所犯错误的责任在自己，强调要逐步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增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必要性。说中国要发展生产力，要赶上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百年，这在事实上撤回了用15年时间赶超美国的目标。2月，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 组长陈云代替毛泽东行使指导国民经济的职责，按照那条路线，调整逐渐步入轨道。
结束语
（18）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想把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开辟一条中国独自的建设道路，这个运动的成果，是使人民大众的“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扩大了，工业生产力提高了，创办了地方工业和农村工业等。然而，这个运动由于上层指导能力的不足和下层的冒进，带来了莫大的牺牲，受到了挫折，转变为调整政策。毛泽东的责任重大。
可以认为，在毛泽东指导这个运动，并努力克服那些缺点的艰苦奋战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精神”、“资产阶级法权”和“共产风”等与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以及人民与党的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重要问题，这无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展开，还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值得探讨。
另外，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跃进受挫的教训是深刻的，在60年代，他对经济工作的指导，再没有重犯冒进主义的错误，同意陈云等同志的意见，继续支持调整。
我认为，60年代毛泽东思想中的经济（调整）与政治（阶级斗争）的不吻合为研究“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线索。
注释：
〔1〕《介绍一个合作社》，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 乙种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
〔2〕〔5〕《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30日上午， 选自《学习文选》2。
〔3〕《在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1958年8月，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以下简称《毛稿》7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4〕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10日，选自《毛稿》7。
〔7〕《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6日—10日，选自《学习资料》续1。
〔8〕《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选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毛稿》8，1993年。
〔9〕《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选自《毛稿》8。
〔10〕《介绍麻城的经验》，1959年4月2日，选自《毛稿》8。
〔11〕《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1960年11月15日，选自《学习资料》续1。
〔1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与教育出版社，1958年。
〔13〕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
〔14〕〔16〕〔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15〕《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
〔18〕石仲泉：《艰辛的开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87年，选自《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