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昶[1]2016年在《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所说的中原是以嵩山地区为中心,范围涉及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关中地区以东、河北南部等区域,重点空间范围限定在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区域。该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腹心地带,地形多样,资源丰富,气候适宜,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系列城市,为我们深入研究城市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运用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学、社会学等方法,并结合文献学相关资料,对中原早期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历程、城市社会的复杂化、城市性质及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界定了本文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对文中出现的存在争议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回顾并梳理了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并介绍了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中原早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探讨。综合考察中原地区城市的聚落形态、数量、规模、建造技术等方面,认为早期城市经历了裴李岗文化时期和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孕育、仰韶文化晚期的起源、龙山文化时期的推广、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初步发展等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第叁章为中原早期城市社会复杂化历程研究。通过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不同文化城址内房屋建筑、墓葬、祭祀遗存、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的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晚期两座城址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但二者表现的并不一致。龙山时期不同文化城址内遗存反映的阶层分化情况也不一致,其中陶寺文化城址内社会阶层分化情况最为显着,阶层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明显。与陶寺城址相比较,王湾叁期、后冈二期、王油坊类遗存城址所反映的阶层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但也在不同方面表现出当时城内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同一文化城址之间的复杂化情况也不一致,如王湾叁期文化的城址之间,王城岗与古城寨城内的社会较为复杂,郝家台与蒲城店城内的社会则相对简单。新砦期两座城址,其中一座城址的材料尚未公布,仅从新砦城址内遗存分析,其城内社会阶层分化较为简单。二里头文化城址内的社会人员可以划分多个阶层,其中二里头遗址内各层级社会人员均有,而其他城址内生活的人员既没有最高层,也没有最底层。第四章是中原早期城市的性质研究。综合分析仰韶至二里头时期各个城址的规模、位置、城内布局、文化内涵等情况,认为仰韶时期的两座城址均属于区域性政治中心。龙山时期诸城址的性质,有些属于所在文化区域的政治中心,如陶寺和平粮台。多数属于所在文化一定范围内的政治中心,如王城岗、古城寨、新砦、徐堡、西金城、孟庄等城址。一部分应该是所属文化区域内防御、扩张的军事据点或重镇,如蒲城店和郝家台等城址。个别如后冈城址属于后冈二期文化分布范围内小的中心聚落。新砦和东赵小城两座新砦期城址,前者属于新砦期文化的政治中心,应是都邑;后者应属于防御性质的城市,但也不排除其作为一方政治中心的可能。二里头时期的城址,既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军事方国性质的大师姑和望京楼等城址,也有为大师姑和望京楼城市提供物质资源的储备中心东赵中城,亦有二里头文化向南方扩张之时建立的军事重镇蒲城店城址。而辉县孟庄城址则很可能属于先商文化的军事方国。第五章探讨中原早期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综合分析文献和考古材料,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初步形成,至新砦期和二里头时期最终形成。通过对文明要素情况的梳理,可知除了城市的起源、推广与发展的过程与文明起源、形成的时间一致,其他文明要素要么在文明起源之前已经出现,要么在文明形成之后才最终形成。城市出现与发展本身即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集中反映,城市社会的复杂化也是整个社会复杂化的缩影,城市性质的确定是社会性质确定的重要证据,城市群布局也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见证。而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阶层分化以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对社会进入阶级状态以后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中原早期城市是该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物质体现。第六章为结语,总结了本文研究取得的重要收获与成果。
李丽娜[2]2010年在《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龙山至二里头时代,一般是指中国文献记载的夏代及其以前的尧舜禹时代,其中龙山时代代表了公元前3000～20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而二里头时代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但其并不能完全包括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因为这些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年代多数已进入了商纪年。考古资料表明,龙山至二里头时代是中国史前城邑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龙山时代各地区城邑的蓬勃发展和二里头时代中原地区城邑的继续发展而周边地区城邑的相继衰落。由于城邑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被看作是国家和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进行比较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和形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依据各地区间地理环境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差异,在龙山至二里头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区的基础上,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可分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巴蜀地区、太湖地区和河套地区等六大区域。在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基础上,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可进行一定的考古学分期,其中,龙山时代城邑可划分为4期,二里头时代城邑依据其共存关系,可初步分为两期。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时空范围的确定无疑为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由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各地区城邑的对比分析可知,在分化到融合的历史大趋势的推动之下,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经历了由多到少、由简单到复杂、由多中心到一个中心的变革。而这一过程正与文献记载的从“万邦”林立到夏王朝统一国家的出现的社会变革相一致。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也是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的特点,即多元一体的演进模式。在这一演进模式的推动下,龙山至二里头时代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由“万邦”社会正式迈入到了文明与国家的社会。
邵凤芝[3]2001年在《试论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的诞生》文中提出城堡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史前城址的介绍、分析，阐明史前城址与文明诞生的关系。文中介绍了目前已发现的五十余座史前城址的基本情况，并进行了区域性分析，总结了各个区域城址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古代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史前城址中形成的等级结构及城址中所产生的各种文明因素，并对与城址和文明有重大关系的良渚、山东龙山文化衰落及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刘瑞俊[4]2010年在《内蒙古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起源探索》文中研究说明游牧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是工业文明以前的人类两大主要文化,都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适应性地创造的人类文化。游牧文化是我国历史上北方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游牧生计方式是游牧文化形成的基础,对游牧生计出现的时间的探索可以为游牧文化的起源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线索。本文主要借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民族学资料,借鉴西方社会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出发,以新视角对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再阅读,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对一些概念如“北方草原地带”、“长城沿线地带”、“畜牧”、“游牧”等加以限定,强调了这些概念在本文中的含义和所指涉范围；概括介绍了中外学者在游牧文化起源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接着主要从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与游牧生计的关系、动植物的驯化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资料等方面论述内蒙古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的形成时间。作者主要观点如下：(1)主张文化生态适应说。生态环境对生计方式的选择起着很重要的限制作用,游牧生计方式和草原生态的资源特性直接相关的,是生存于草原地区的人们在特定的草原生态环境下所创造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适应方式。强调长城沿线地带与北方草原地带是两个不同的生态文化区,以长城沿线地带的气候环境的变化所分析得出的结论只是反映了长城沿线地带的经济生活的变化,并不能等同于草原地带的游牧生计的发生时间。(2)研究游牧生计方式的起源时主张以牛、羊等草食性动物的驯化成功作为畜牧或游牧业出现的前提条件。马在游牧社会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骑马术的出现及其在交通联络、信息沟通和社会管理控制上的运用,提高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社会间的联系的效率与特征,促进了游牧社会、游牧文化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也体现在骑射技术在军事上的发挥应用使游牧民族得以凭借其卓越的骑射技术驰骋于世界历史舞台上,对整个世界文明发生影响；其重要性不是体现在日常的游牧生产生活活动中。马的驯化成功或者骑乘术的出现,并不是探讨早期游牧生计方式形成的必要条件。(3)在对考古学资料的运用上,强调对草原边缘地区的考古学资料所显示的与畜牧经济、游牧生计有关的迹象以及资料中呈现的草原地带与长城沿线地带的互动的现象去推论草原地带的早期游牧生计方式的形成,而不是把长城沿线地带(农牧交错地带)的考古学材料作为直接证据。(4)有关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文化起源的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青铜时代起源说”和“农业分离说”。笔者认为这种现状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一、缺乏有关早期游牧人群的文献记录资料；二、游牧生活方式下早期游牧人群的遗存难以形成和留存下来,而在形制及装饰图案方面表现游牧文化或者说草原文化的风格的金属器物能够遗留下来；叁、主要依据长城沿线地带的的考古学资料；四、对游牧文化特征的认识；五、认为游牧经济是“依赖性”的或“非自足”的。(5)本文主要创新性结论是：作为游牧生计的生态基础的草原景观在晚更新世以来就已经存在,牛、羊等能够为游牧人群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草食性动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驯化成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具备了游牧生计发生的必要条件。根据草原边缘地区长城沿线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的分析,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长城沿线地带出现的石城址所显示的草原地带与长城沿线地带的人群互动的迹象的分析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已经存在着以游牧生计为主要经济形态的人群,草原地带的游牧生计方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形成。
常怀颖[5]2005年在《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初探》文中研究说明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河南中、西、南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复杂,多种考古学文化处于犬牙交错的分布态势之中。由于对不同文化分布区域内的临近遗址间的年代学早晚关系缺乏细致的梳理,因此这一问题在当前学术界尚存在争论。但同时,由于上述时空范围恰好处于社会复杂化的关键进程中的核心地区,对于文明的形成与扩张的理解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故而有必要重新加以整理和探讨。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基于对各遗址基本考古学材料的整理,以不同流域为区域划分依据,对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河南中、西、南部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相互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梳理。经由地层关系所确定的各遗址自身年代学早晚关系确定相同地点不同时期文化面貌的差异与演进过程,并由此探讨不同考古学文化在各地区的势力消长过程。 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力图构建起以物质文化材料为外在反映的早期社会族群关系与认同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早期文明的扩张方式与扩张过程中,中心地区与文化边缘地带间文化、经济、信仰等相关问题的互动进行探讨,因此与传统考古学注重对于文化谱系的梳理方法已有一些区别。因此本文在方法的使用上以传统考古学分析方法为基础,侧重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阐释模式,从宏观角度看待文化样态转换背后的社会问题。 为了这一目的,本文经由年代学的考察,在大致获得能反映社会某种变革的阶段性的分期方案,作为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演进的纵向依据后,以陶器群为切入点,展开对社会问题的探讨。由于陶器的稳定样态风格可以理解为生活
王震中[6]2004年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一、文明起源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重建过去是历史学者的任务,但在今天看来,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结合。诚然,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也以有丰富的史书、浩瀚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而举世瞩目。在传统史学中,中国的历史自叁皇五帝开始,一直是清
高芮[7]2017年在《海岱地区史前社会与早期文明进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岱地区是史前文化遗址集中发现的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之后发展为岳石文化。该地区文化特征明显,发展脉胳清晰,连续性较强,在以本地区文化为主导的情况下完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明因素的萌芽、产生及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海岱地区史前文明起源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海岱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距今约8000~7300年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这个阶段已有粟、黍和稻的栽培,只是采集仍然占一定比重,农作物栽培规模可能不大,也有了家猪和家狗的驯养。陶器制作工艺还比较简单甚至原始,出现与栽培农作物相适应的石质农具。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母系氏族的平等社会。氏族成员地位平等、共同拥有氏族财富,他们生前过着集体生活,实行族外婚,死后有意识的以单人葬的形式按次序埋葬在公共墓地。同时此阶段有了早期宗教信仰,人们进行某种活动时会进行祭祀。第二阶段是距今约7300~5500年文明要素的萌芽阶段。海岱地区在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时的社会生产总体上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与进步,农作物种植范围扩大,家猪等家畜的饲养更加普遍,专业性农具逐渐普及。陶器制作开始使用轮制技术,还新出现了装饰性玉器、纺织技术。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北庄遗址的的房址、墓葬等反映了此阶段已出现对偶家庭,从大汶口遗址、王因遗址、刘林遗址等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看到,此时在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偶婚制阶段的时候,部分地区已开始由母系逐渐向父权制过渡。东贾柏遗址灰坑中放置地平龟的现象表明当时宗教信仰有了一定发展。第叁阶段是距今约5500~4500年文明要素的群生与早期国家萌芽阶段。此阶段,海岱地区的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表现在粮食作物产量大增,家畜饲养更加普遍,陶器、玉器及纺织业等手工业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同时,小家庭已经成为独立的生活单位,但小家庭依靠家族进行生产活动,家族在一个大家长的领导下过着集体生活。随着父权制的确立,男性在生产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似乎显示当时已存在首领崇拜。第四阶段是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国家出现的状况。这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依然长期稳步发展,房屋建筑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丁公遗址发现的明确为文字的陶刻符号,以及藤花落等遗址发现的大型宗教祭祀现象,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发达。龙山文化时期已完全处于专偶制家庭阶段,与此同时,城子崖、五莲丹土、藤花落等大型龙山文化城址的城墙、城壕、宫殿性建筑、城门门卫等说明当时已有强制性公共权力,出现了早期国家。海岱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实现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跨越。最后还将海岱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在生产力状况、社会演进方面作了比较,显示了海岱地区在史前早期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海岱地区四个阶段的文明演进过程为摩尔根、恩格斯关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又一重要的文化遗存证明。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家长制家庭公社阶段逐渐形成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专偶制小家庭,期间至少经历了1000年,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与恩格斯认为的在农业社会出现后至文明时代开始前的绝大部分时段处于偶婚制家庭阶段,只在专偶制家庭出现前的短时段内是家长制家庭公社的观点不同。
李栋[8]2010年在《先秦礼制建筑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是人们举行崇拜、祭祀等活动期望与祖先和神灵进行沟通、交流的主要场所,不仅代表了当时最高级别的建筑技术水平,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布局规划思想,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舞台之一,是复原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自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以来,礼制建筑就是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对象,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遗迹层出不穷,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为进行该阶段礼制建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利用的材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多有关于古代建筑和礼仪制度的记载,民族学的材料也为研究古代的祭祀内容和思想提供了佐证,这些都为对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古代礼制建筑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对某一类型或者某一具体时段的礼制建筑进行形制和功能的论述,又以对汉唐及之后历史阶段的探讨最为热烈,而对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关注较少,对整个先秦阶段礼制建筑的系统研究尚属空白,对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相互间承继关系的讨论也属薄弱环节,甚至先秦时期礼制建筑的概念如何界定、性质如何划分、具体包括哪些类型的建筑遗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先秦时期的礼制建筑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条件已经具备,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的主体共分九大部分。首先是绪论,包括礼制建筑概念的辨析,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先秦礼制建筑的发现与研究概况,与礼制有关的其他建筑形式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对礼制建筑概念的界定是本文论述的起点和基础,也是贯穿全文的总纲领,因此这一部分中先将建筑史学界和考古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的礼制建筑概念作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对先秦时期礼制建筑的定义,即由国家主持建造,供统治者使用的,体现统治者身份和地位的以明礼乐、宣教化为目的的建筑设施,其所包括的建筑类型,狭义上来讲有宫庙、祭坛和祭祀坑,广义上还包括城址和墓葬,本文论述的是狭义的礼制建筑。为综合考察礼制建筑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史前时期的原始宗教遗迹、距今约5000-4000年时的礼仪性建筑、夏商西周的礼治建筑以及东周时期的礼制建筑。接下来是对本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的介绍。然后以1949年和1978年两个时间点为界,把对先秦时期礼制建筑的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划分为叁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主要田野工作和研究成果作了简要述评。城址和墓葬虽然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也属广义的礼制建筑范畴,对它们的研究也促进了宫殿、宗庙等狭义礼制建筑研究的深入,因此本文把先秦时期城址和墓葬的研究成果也作了概述。第一章是史前时期的原始宗教遗迹,即礼制建筑的前身,亦可称为前礼制建筑。因学术界对这一建筑形式有不同的称谓,本章首先对定名为“原始宗教遗迹”的过程作了说明,并借鉴宗教学的研究成果把考古发掘的史前时期的原始宗教遗迹分为自然崇拜遗迹和祖先崇拜遗迹两大类,自然崇拜遗迹根据崇拜和祭祀对象的不同,又可细分为土地崇拜遗迹、动物崇拜遗迹和天神崇拜遗迹,然后是对每一种类的原始宗教遗迹的梳理和论述。第二章是距今5000-4000年左右时的礼仪性建筑以及这一时期的原始宗教遗迹。礼仪性建筑既是原始宗教遗迹的最高发展形态,同时又是后世礼制建筑的萌芽,故亦可称为准礼制建筑。礼仪性建筑主要包括史前城址中的大型房屋建筑遗迹和各地发现的形制各异的祭坛,另外红山文化的东山嘴石砌建筑和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由于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故单独作了论述。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小型原始宗教遗迹仍然存在并继续向前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不仅数量大增,还出现了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特点。第叁章是夏商西周时期的礼治建筑,即礼制建筑的早期发展形态,主要包括大型的宫殿宗庙建筑以及一些规格较高的祭祀遗迹。本章以时代为序对夏商西周时期王国和方国都城遗址中的礼治建筑做了梳理,对每座礼治建筑的性质等问题作了论述。第四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建筑,从这一阶段起,我国古代的礼制建筑也进入了与汉唐时期礼制建筑相衔接的发展轨迹。由于东周时期的都城遗址经过科学发掘的仅占少数,大部分都城内的礼制建筑仅能根据相关的迹象作出推测和初步的分析,故本章主要选取了内涵比较清楚的东周城址内的礼制建筑遗迹进行了论述。第五章是先秦礼制建筑的布局与规划思想。从考古发掘的遗迹现象以及古代文献对先秦时期建筑的记载中,笔者提炼出六点先秦礼制建筑的规划设计思想,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中尚左的尊卑观,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近山傍水、便民利君、兼顾实用与审美的思想,辨正崇方的科学追求以及前朝后寝、左庙右宫的礼制建筑格局,并对传统的“左祖右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六点布局与规划思想来源于人们的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第六章是对先秦礼制建筑营建技术的全方位解析。依据礼制建筑的建造形式,先秦阶段的礼制建筑可分为房屋型礼制建筑和非房屋型礼制建筑,房屋型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宫殿和宗庙建筑以及史前阶段承担礼仪功能的大房子等,非房屋型礼制建筑主要包括祭坛、祭祀坑等,两者相较,房屋型礼制建筑是人类追求先进建筑技术的主要着力点,非房屋型礼制建筑的建造技术比较简单且多从属于房屋型礼制建筑,所以本章对建筑技术的分析以房屋型礼制建筑为主。主要包括祭坛和建筑台基的夯筑技术、房屋墙体的建造技术、柱洞与柱础的演变、地面和墙面的处理、房顶的结构和瓦的使用以及排水设施等。第七章是对先秦礼制建筑所反映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史前时期原始宗教遗迹和礼仪性建筑所反映的社会演进模式可分为原始宗教主导型和王权军权主导型两种主要类型,分别以燕辽地区、太湖地区和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为代表。进入历史时期,礼制建筑则成为王权和族权、神权博弈的主要场所,夏商时期宗庙建筑的地位要高于宫殿建筑,反映出王权受制于族权和神权的史实,从商代后期开始,王权的地位逐渐加强,到周代尤其是东周时,王权取得了对族权和神权的压倒性胜利,反映在礼制建筑上就是宫殿建筑的地位明显高过宗庙建筑。最后的结语部分,是对前文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并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将来的研究设想。
魏聚锋[9]2011年在《陶寺聚落与酋邦社会》文中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典型代表的陶寺文化是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以陶寺遗址为具体案例,通过系统研究获知陶寺文化的发展历程、所处的社会阶段等,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一些特点和形成模式。本文充分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生态环境、聚落形态演变、酋邦社会特征等方面对陶寺文化进行了探讨。我们首先对陶寺遗址古环境研究已经取得的孢粉、浮选、植硅石等分析成果进行整合,再结合地理、气候等方面的信息来大致复原陶寺先民的生活环境。然后我们以陶寺文化的叁期划分为框架,从聚落形态演变的动态进程来考察陶寺城址兴起、发展、衰落的过程。最后运用酋邦理论对陶寺遗址重要的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得出陶寺社会尚处于酋邦阶段,其文明要素既有酋邦社会的一般特征又具陶寺酋邦独特面貌的结论。
余侃华[10]2011年在《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乡村遇上城市化,当传统遇上工业化,乡村现实的种种乱象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种种愁绪,似乎注定不可避免。乡村聚落空间作为我国城市化由“量变”到“质变”的“预留地”,如何让乡村聚落空间以乡村的方式重生,在乡村快速转型的当下,对于我们既是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西安大都市地区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孕育着众多形态独特,民风古朴的乡村聚落。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下,西安周边的乡村聚落的风俗、风情、风物面临着“去域化”的境遇,传统的乡村事物也逐出现渐朝不保夕或日渐衰败之势,聚落空间在现代化宏大工程的改造中也越来越变的与城市趋同。本文以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为实证研究地域,系统地阐述了乡村聚落空间调控机制的理论与方法,拓宽了对乡村聚落的系统认知,促进了从系统科学及人居环境科学角度研究体系的完善,为规划领域的引导与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框架,冀望为实现“生态优美、经济发达、社会和谐、城乡融合、文明开放”的乡村聚落空间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全文大体可以分成叁个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为研究缘起与基础研究,共两章,该部分主要阐述了文章的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和概念界定,以及从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乡村聚落的研究进展、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概述,搭建乡村聚落研究的多维理论基础框架。第二部分为系统分析与发展启示,共叁章,该部分通过对乡村聚落空间系统的整体分析、动态分析与多维解构,为后续的系统设计手段提供分析基础；并通过解读国内外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寻找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探寻适宜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自身发展路径。第叁部分为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共五章,该部分首先基于实证研究对象,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进行了发展历程、地域条件、城乡关系、空间形态的多维审视；其次从实践层面出发,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发展体系(价值体系、目标体系、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再次从机制构成(系统构成、要素机制和机制功能)、系统分析(环境分析、目标分析和结构分析)、调控方式(调控的方式手段、调控的阶段划分和调控的形态划分)叁个层面对调控机制机理进行解析；最后从发展模式途径、空间规划途径和实施保障体系叁个层面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发展途径进行了重构。
参考文献：
[1]. 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D]. 李昶. 郑州大学. 2016
[2]. 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研究[D]. 李丽娜. 郑州大学. 2010
[3]. 试论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的诞生[D]. 邵凤芝. 河北大学. 2001
[4]. 内蒙古草原地带游牧生计方式起源探索[D]. 刘瑞俊.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5]. 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初探[D]. 常怀颖. 四川大学. 2005
[6].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C]. 王震中.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 2004
[7]. 海岱地区史前社会与早期文明进程研究[D]. 高芮. 重庆师范大学. 2017
[8]. 先秦礼制建筑考古学研究[D]. 李栋. 山东大学. 2010
[9]. 陶寺聚落与酋邦社会[D]. 魏聚锋. 河北师范大学. 2011
[10]. 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余侃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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