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价值、企业生态系统与企业竞争范式的转型_商业生态系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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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业革命的到来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理论界和产业界的共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新工业革命的内涵界定、阶段判定、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影响效应以及应对策略等相关研究中。[1][2][3]其中，新工业革命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可能产生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和重点。从宏观影响来看，黄群慧和贺俊(2013)研究了新工业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影响，认为新工业革命将使得制造和制造业的经济功能可能被重新定义，国家和企业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和要素结构乃至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可能被重构。从中观影响来看，戚聿东和刘健(2014)探讨了新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认为新工业革命将推动产业组织模式出现规模经济效应弱化、产业集中度和规模起点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下降、中小企业优势显现、可竞争市场结构形成等特征。从微观影响来看，王钦研究了新工业革命将带来的企业管理变革，认为新工业革命将对已有企业管理理论和逻辑形成挑战，管理变革呈现出社会资源“再组合”的趋势性特征。[4]由于企业是宏观经济发展和中观产业组织运行的微观基础，由此导致新工业革命在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影响都必然以企业这一微观主体为载体，这意味着研究新工业革命在微观层面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显然，现阶段，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相当缺乏，尤其是对新工业革命之于企业竞争行为(范式)的影响更是缺少系统研究。

       按照库恩对“范式”的界定，企业竞争范式可以认为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们对企业竞争领域中基本问题的根本认识、信念及其基本观点，是人们思考、认识企业竞争的理论模式或框架”[5][6]。实际上，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类似，新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由此必然引起以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为基础的企业竞争范式的全面转变(Perez，2004)。这意味着在新工业革命情境中，企业需要重新思考“为什么而竞争”、“用什么去竞争”、“怎样竞争”、“在何处竞争”等基本问题，超越传统的竞争理念、竞争方式、竞争基础、竞争重点，适应新工业革命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唯有如此，企业才可能在新工业革命所引致的动态复杂竞争环境中获得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一、竞争环境：超竞争环境成为新常态

       企业竞争范式转变的最直接诱因是企业竞争环境的变化，企业如何适应甚至塑造外部环境始终是企业竞争战略理论研究的核心与难题。在新工业革命中，企业竞争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大大增强，超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环境的新常态。[7][8]

       (一)工业革命与企业竞争环境的关系演进

       从工业革命与企业竞争环境的关系演进来看，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改良与应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机械化生产方式得以形成和广泛应用。自此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前，技术创新的步伐较为缓慢且主要为连续性创新，消费者的需求重点是数量满足且具有同质性，工厂制的组织形式较为简单，处于卖方市场中的企业竞争强度较弱，可以认为企业处于相对稳态的竞争环境中，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都较低。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电气时代”，以“福特制”为代表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并迅速得到普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半阶段，经济创新以系统集成创新为主，而由于替代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较少，系统集成创新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也相对缓慢，消费者的需求同质化程度依然较高，而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的组织模式复杂度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有所增加但总体不高，可以认为企业处于低度动态的竞争环境中，环境的易变性处于中等水平，不确定性较低，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模糊性较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半阶段，信息通信技术不断得到快速应用和发展，间断性的技术创新时有发生，消费者的需求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特征，虚拟组织、企业联盟等组织形式和组织间关系的复杂程度明显提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变得激烈，可以认为企业处于动态的竞争环境中，环境的易变性很高，不确定性非常高，复杂性较高。模糊性较高。现阶段，正在出现的新工业革命将人类引入“智能时代”，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开始出现并可能得到广泛应用。在新工业革命时期，“破坏性创新”[9]、“大爆炸式创新”[10]不断涌现，消费者的需求进入个性化与动态化阶段，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成为主流，企业的有形与无形竞争对手随处可见，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前所未有，可以认为企业处于一个超竞争环境中，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都十分巨大。在超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不断以加速度创造和侵蚀，企业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盲目追求将是致命的，企业的竞争战略应该是不断破坏产业中已经存在的优势来源，并创造新的优势来源(见表1)。[11]

      

       (二)新工业革命中超竞争环境的特点及成因

       新工业革命所引发的超竞争环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变化”的常态化、复杂化和不可预测性，由此导致超竞争环境具有竞争的高度不确定性、竞争边界的高度模糊性、竞争的高强度和高速性、竞争的高频互动性和竞争优势的暂时性等主要特征(王发银，2007)。新工业革命背景下超竞争之所以会成为企业竞争环境的新常态，主要诱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常态化技术创新是超竞争新常态形成的孵化器。新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首先是技术领域的重大创新和广泛应用，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簇群”集中突破的结果。新工业革命在时间上涵盖了将要进入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拓展期和整个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12]，因此新兴技术群体不断涌现并集中爆发，不仅以信息技术突破为基础的数字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和增材制造等基础制造技术获得巨大创新，而且能源、材料、生物等领域技术也出现革命性的突破并协同融合。这些意味着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技术创新速度和应用广度都将前所未有，连续性创新和非连续性创新成为常态。技术创新的异常活跃和多种技术的交叉渗透，不仅会重塑已有的产业，而且新兴产业也会不断出现，甚至导致产业技术路线也快速更替；不仅会大大缩短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和新产品的开发周期，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而且还会深刻影响产能利用率、生产成本、产品质量、需求结构等产业主要竞争要素。由此可见，常态化技术创新将深刻改变现代企业竞争的本质和内容，大大增强竞争的动态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深层次对超竞争环境的常态化起到孵化作用。

       第二，全面高度信息化是超竞争新常态形成的倍增器。新工业革命赖以发生的信息通信技术高度发展并全方位深度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数字化的商业情境无处不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经济成为社会主流。高度发达和普遍应用的移动互联技术不仅重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改变了生产者的价值选择空间和在相互博弈中的话语权，而且推动更多的行业和市场呈现出多边效应和网络效应[13]，企业之间的互联性、互依性、互动性更强。分布式发散式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也加快了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步伐，各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而“创客运动”则推动着“创客空间”的迅猛增长并日益塑造全民创造的商业格局。由此可见，全方位高度信息化不仅增加了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大大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推动可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出现，从时空和主体拓展上倍增了超竞争环境成为新常态的概率。

       第三，虚实全球一体化是超竞争新常态形成的助推器。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对经济全球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全球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导致全球市场正式形成。同样，新工业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一方面，新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促使国际分工协作迈向更加深化和高级化，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全球供应链发展到“无尺度”阶段，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更加便捷，“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组织模式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基于全球价值链进行全球布局，资源配置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推动形成现实空间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新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各种虚拟社区的繁荣与发展，生产领域出现“网络社区智造”、“创客”在开源社区(网络平台)中的成果共享、全球网络化制造组织等各种新模式，生活领域则出现范围越来越大、细分越来越多的虚拟社区，这些新模式与虚拟社区将全球的经济社会要素通过网络连接起来，推动形成虚拟空间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促使企业需要面对来自现实空间上和虚拟空间上规模更庞大、差异更显著、联系更紧密、边界更模糊、动态变化更剧烈的全球竞争，助推超竞争环境成为新常态。

       第四，产需模式的嬗变是超竞争新常态形成的加速器。新工业革命引发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巨变，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动态化、感性化和体验化趋势更加显著，所谓“新新人类”的新一代消费者逐渐成为需求市场的主体，需求拉动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催生需求的相互转换日益频繁。与新的消费需求模式相适应，并得益于数字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和增材制造等基础制造技术的创新和突破，生产方式与产业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嬗变。前者实现了由单件小批生产、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制、全球化个性化制造的转变，并由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制造系统、由工厂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后者则呈现出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组织网络化、产业集群虚拟化的新趋势。产需模式的深刻变化不但使企业所面对的竞争环境由行业内静态的网状结构向无边界的面状和立体状结构转变，促使竞争边界变得高度模糊，而且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速度显著提高，竞争重点发生转移，竞争的动态性和难度大大增加，这些都加速推动超竞争环境成为新常态。

       二、竞争理念：基于共享价值的竞合观成为新主流

       新工业革命是一次“产业架构”的革命，是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新架构的过程[14]，它对价值创造模式、价值创造主体、价值创造来源、价值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分配方式都带来了深刻变化，最为突出的改变是将涉及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各利益相关主体由传统的价值冲突转变为价值共享。更进一步地，在新工业革命造就的超竞争环境新常态下，单纯依靠企业内部的协作、流程改进等已难以实现价值链或价值网络中的价值增值，基于价值冲突的对抗性竞争变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并成为主流的竞争观将是合作竞争。

       (一)新工业革命催生共享经济新模式

       在新工业革命中，通讯互联网与逐渐成熟的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相互融合将造就物联网革命，这一革命正在催生一种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经济模式，即协同共有的共享经济范式。[15]共享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零边际成本，以及价值可以在协同共享上分享。这一经济范式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协同共有：

       第一个层面是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共有，即越来越多的新一代消费者变成产销者，他们依托强大的物联网和协同共享平台，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生产和分享越来越多的商品、可再生能源、产品和服务[16]，并在社会共享中免费进行相互协作创新。

       第二个层面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共有，也就是说，价值创造是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互”过程中得以完成，因为数字技术使得消费者不再是产品和服务的纯粹被动接受者，相反，他们会通过与企业的“交互”主动参与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全流程，这意味着企业和消费者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是传统的“零和博弈”的价值分配，而是基于共赢的价值共享。

       第三个层面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共有，既包括企业与协作系统中的企业协同共有，又涵盖企业与竞争者之间的协同共有。从前者来看，新工业革命推动价值创造日益从线性思维向网状思维转变，从企业延伸到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络，价值网络中无论是企业与具有垂直化产业链关系的企业，还是与其他结点企业，它们之间都呈现出更为紧密的协作关系，共同创造的价值将会在企业与价值网络中其他节点企业之间进行共享；从后者来看，常态化的超竞争环境不但使得企业与协同系统中的企业具有“共生”关系，而且导致企业与竞争者之间也呈现出越来越高程度的“共生”关系。一方面，竞争压力机制促使企业与竞争者相互呈现螺旋式成长，共同推动产业持续创新和保持兴盛，由此企业与竞争者可以共享产业繁荣带来的正收益。另一方面，动态复杂的外部环境使得企业与竞争者各自都可能面临着生存危机或发展困境，进而推动企业与竞争者更加频繁地基于各自优势采取联合应对行动，合作创造并共同分享更多的价值增值。

       由于共享价值“是一种达成经济成功的新方式”[17]，因此成为共享经济这一未来经济新方式的核心。无论是第一个层面的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共有，还是第二个层面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共有，抑或是第三个层面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共有，其本质都是不同群体共同创造并分享共享价值。共享价值模式对前两次工业革命下的传统价值创造方式进行了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价值范畴认知的新超越。共享价值隐含地假设不同价值主体的价值偏好是多维而非单维，通常涵盖经济价值偏好、社会价值偏好和环境价值偏好。[18]也就是说，共享价值强调“是社会需要而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需要定义了市场”，因此价值范畴应当超越传统上仅仅突出的“经济价值”，而将其拓展至涵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在内的综合价值。二是对价值创造主体的新界定。共享价值具有开放性，其价值创造主体认知超越了传统的线性价值链，取而代之的是价值网络和价值星系，具有网络型、动态化的结构，这意味着共享价值拥有一个由企业与多元群体共同组成的网络型价值创造主体。三是对价值创造来源的新拓展。共享价值大大拓展了前两次工业革命下的主流价值创造来源，基于网络型价值创造主体间的互动合作推动各主体的价值创造优势和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产生显著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效应、协同效应和耦合效应，大大丰富价值创造来源，促进价值创造途径升级。四是对价值分配方式的新变革。不同价值创造主体的价值偏好多样性和差异性、共享价值的共有属性和增值特点决定传统的价值分配原则在共享价值模式下变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以价值共享作为价值分配的基本准则和主要方式。

       (二)合作竞争是实现共享价值的理性选择

       共享经济新模式对共享价值的高度强调，以及超竞争环境成为新常态，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以竞争为中心的战略逻辑，企业之间的纯粹竞争或单纯合作关系认知被颠覆，竞争与合作被看作一种存在于企业间关系的阴阳体，它们共同发挥作用、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换。正因如此，Brandenburger & Nalebuff(1996)就将合作竞争即竞合概念首次引入到战略管理领域，指出企业既表现出共同创建市场时的合作行为，又表现出进行市场分配时的竞争行为，并将合作竞争界定为“组织与利益相关组织在利益博弈中形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合作竞争本质上是企业间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分享过程中基于利益部分一致的结构而动态互动(Padula & Dagnino，2007)，通过竞争与合作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间的战略依赖，产生出价值创造的新系统(Dagnino & Padula，2002)。如果说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合作是一种“正和”博弈，那么合作竞争就可以认为是“变正和”博弈，这使得合作竞争代替传统的对抗性竞争成为新工业革命中的主流竞争观。更进一步地，按照合作业务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关系，合作竞争可以区分为二元竞合和网络竞合，前者又进一步包括简单二元竞合(在同一价值链上的竞争与合作)和复杂竞合(在不同价值链上的竞争与合作)，后者也可以进一步分为简单网络竞合(在同一价值网络上的竞争与合作)和复杂网络竞合(在不同价值网络上的竞争与合作)。无论是二元竞合还是网络竞合，企业之间都可能会在多个不同的关系层面如生产层面、资源层面和社会层面进行互动，其成功与否则主要取决于“合作动机、相互依赖、相互信任与承诺、正式的责任和冲突解决机制、有效的整合和沟通机制”(Zineldin，2004)。

       实际上，在共享经济新模式和超竞争环境新常态下，共享价值正在定义企业需要面对的全新商业实践，企业核心活动追求的目标由纯粹的经济价值转变为共享价值，价值得益也由单纯的经济价值偏好满足拓展到多元价值偏好满足。对于处于价值网络中的企业来说，无论是共享价值创造潜力的充分发挥还是自身价值得益的最大限度满足，合作竞争都是超越纯粹竞争或单纯合作的更优理性行为。一方面，从价值网络角度来看，网络成员之间合纵联横地开展合作竞争，能够更为灵活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和能力潜力，增进信息共享，形成学习竞赛，促进对于价值创造而言至关重要的显性知识或隐性知识的增加和扩散，激发更多有实质意义的创新，提升知识、信息、技术等共有要素的多重使用效率，创造更多新的商业机会，推动形成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效应、协同效应和耦合效应，实现共享价值的增值和价值网络的扩大。另一方面，从企业角度来看，合作竞争使企业既能获得互补性资源而扩大资源边界并超越资源限制，又能获取学习知识与技能的机会和增强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既能通过增加范围经济性和网络经济性而获得更高的经济租金，又能通过借助网络成员的社会价值创造优势而开展更多的社会化创新并更好地满足自身的社会价值偏好。

       三、竞争方式：生态圈竞争成为新潮流

       新工业革命推动企业与众多实体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构成互赖、互依、共生的生态系统，形成不同层面和形式多样的商业生态圈。企业与各实体在商业生态圈中既有明确分工，又彼此强烈互动，每一个企业的健康与绩效水平都取决于商业生态圈的健康与绩效状况。[19]由此，企业竞争的方式也由传统的企业个体间竞争(可以称为竞争1.0)和供应链或价值链间竞争(可以称为竞争2.0)向商业生态圈间的竞争(可以称为竞争3.0)转变，依托商业生态圈的竞争方式成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新潮流。

       (一)新工业革命推动生态圈模式大发展

       生态圈最早属于生物学上的概念，指的是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的统合整体，后被应用到经济领域，指的是经济运行中众多主体通过相互间的连接、依赖与协作而构成的生态系统。本质上来说，生态圈是经济领域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一次革命。基于这一界定，商业生态圈概念被得以提出，并被认为是“一种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订机构、工会、政府、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等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组织或群体构成的动态结构系统”[20]，是由众多具有共生关系的主体构成的经济共同体。[21]商业生态圈往往是为满足某种新的市场需求，通过融合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投资链、服务链等一系列产业发展的核心链条，并在集合交叉、相互作用后，形成开放、复杂、多维度的网络体系生态环境。这使得商业生态圈超越了企业和行业的边界，兼具自然生态系统和商业经济系统的特征，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复杂性、自组织性、复杂适应性、网络动态性、共同演化等显著特点。而且，商业生态圈作为一个集合性的大生态系统，又包括了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生产制造生态系统、商业应用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生态系统和外部辅助环境系统，这些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商业生态圈的可持续发展。

       新工业革命为经济领域的生态圈模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便利的条件。一方面，在新工业革命所引致的普遍性数字化商业情境下，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独立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已变得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与不同主体以及不同主体之间互动共同构成的合作网络才能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企业只有构建或依赖一个由不同功能的“物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商业生态圈，才可能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和满足新的市场需求。例如，苹果构建了包括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组装企业、软件提供者、娱乐产品提供商以及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不同角色分工的企业的商业生态圈，并与他们一同通过苹果的终端为用户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高度发展与广泛应用，使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并导致以信息和数据为价值载体的价值流在不同价值创造主体间能够实现更迅速、精准和便捷的转移。这使得企业与不同主体以及不同主体之间在实现复杂连接和网络化的同时，又能以较低成本实现快速多维的互动与协同，推动商业生态圈呈现显著的“1+1＞2”的整体涌现性特征。从现实来看，生态圈模式已被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所采用，并正在不断创新和涌现商业生态圈新型态，如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创新型商业生态圈、以分众为代表的整合型商业生态圈和以百丽为代表的进化型商业生态圈，而新工业革命势必会进一步加快生态圈模式的发展步伐，推动商业生态圈进一步多样化、丰富化、多层化和新型化。

       (二)由企业个体与链式竞争转向生态圈竞争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企业横向规模得以扩大，资本集中度得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有所体现，产业组织模式以机械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工厂组织为主导；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升级企业对内部规模经济的追求，规模经济特征显著，产业组织模式以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由此可见，前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公司规模型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内部规模经济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依托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提高“市场势力”和“议价能力”。为获得内部规模经济性，企业通过不断“重复”地扩大再生产、横向的兼并收购、“垂直整合”供应链和价值链而实现规模扩张，最低有效规模的起点成为企业竞争的基础。在这一情境下，企业个体之间的对抗竞争以及所依托的不同供应链和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主导方式。前者假设企业能够相对独立地满足客户需求和为客户创造价值，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能够清晰界定，增强企业自身实力和收益能力、采取适宜的博弈竞争策略是企业赢得相互之间竞争的关键。历史上就出现过多个著名的大企业之间对抗竞争的案例，领先竞争战略、跟随竞争战略、首动优势战略等也被广泛应用于企业个体之间的竞争实践。后者强调为客户创造价值是依托供应链和价值链所整合的一系列顺序相连的活动，通过线性组合将投入转化为产出，并假设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实力与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健康状况紧密关联，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满足能力和收益能力，因此企业个体之间的竞争就被拓展至它们所依托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构建、打造与提升强大、健康、可持续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成为企业赢得竞争的关键。

       新工业革命引起生态圈模式在经济领域的兴起与繁荣，推动着产业组织模式由传统的大企业主导型和供应链主导型向产业生态型转变，竞争优势来源由传统的内部规模经济向外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转变，价值创造模式由线性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模式向价值网络、价值星系和价值生态系统模式转变。在这一情境下，企业的兴衰甚至生死存亡深受其所在的商业生态圈影响，商业生态圈的健康状况往往会决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实力。由此，企业竞争方式就由传统的企业链个体之间的单打独斗竞争、供应链和价值链之间的链式竞争转变为商业生态圈之间的整体竞争。商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可能是不同商业生态圈整体之间的竞争，也可能是商业生态圈不同构成系统之间的竞争，如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生产制造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商业应用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服务提供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商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相对企业个体之间、供应链和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更具复杂性、动态性、持久性和残酷性，商业生态圈在竞争中失败将意味着处于不同生态位的大量组织衰败甚至死亡。现实中，商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案例不断涌现，如在计算机通信行业中“Wintel”种群同“ARM”种群的竞争从未停止，“微信”生态圈与“短信”生态圈之间的竞争仍在持续，不同手机操作系统的生态圈之间竞争依旧激烈，等等。因此，构建和打造具有共生、互生和重生功能的商业生态圈，动态优化和提升商业生态圈的生存能力和持久力，成为企业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赢得竞争的关键。

       四、竞争资源基础：战略性资源构成出现新变化

       按照资源基础观，企业是“异质性”资源的集合体，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是拥有战略性资源(Wernerfelt，1984)。Barney(1991、2002)提出战略性资源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即VRIN框架，之后又发展为VRIO框架，即战略性资源的异质性包括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性和组织性。根据这一界定，新工业革命促使企业的战略性资源边界发生动态变化，战略性资源的构成要素出现重新组合，不同类型战略性资源在企业竞争战略中的地位也随之调整。

       (一)资源边界由“供给侧”拓展至“需求侧”

       以Barney为代表的传统资源基础观学者更多地从“供给侧”来考察战略性资源，强调战略性资源的企业内部来源和上游企业来源，缺乏对“需求侧”资源的重视。资源边界相对狭窄，忽视了更广阔范围的资源(Adner & Kapoor，2010；王钦、赵剑波，2014)。然而，新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企业与需求侧的关系，极大地提升了需求侧的用户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地位。用户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与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进入到企业业务全流程并成为产品与服务提供的主动参与者，比如，海尔在推出“雷神”游戏本中，用户就参与到产品公测、迭代和服务的过程中。用户作为产品和服务亲身使用者，有时相对企业内部员工和价值网络其他主体更具创新敏感性，因此成为企业重要的创新来源。Chatterji & Fabrizio(2014)的研究发现，专业级用户在职业领域和爱好领域会进行大量创新，领先用户会比其他人群更早形成产品需求。特别是，在非连续性创新和相对较新的技术领域，与用户的合作研发将能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正因如此，Modcloth & Shopbop利用网站上的用户数据和用户反馈来设计时尚产品：Muji公司允许消费者对家居产品的核心部件进行修改和再组装；Fiat制造的Mio，通过与1.7万名消费者交互，产生了11万条创意。由此可见，用户不仅仅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者”，而且已经内化为企业的战略性资源，企业的资源边界由“供给侧”拓展至“需求侧”，形成新的战略性资源再组合。

       (二)数据成为重要战略性资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广泛渗透，信息数据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以“海量”、“高速”、“多样”、“易变”和“价值”为显著特征的大数据时代已悄然到来。在这一背景下，正所谓“三分技术，七分数据，得数据者得天下”，数据已渗透到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现代企业新的战略性资源。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在新工业革命推动形成的数字化商业情境中，实时用户数据已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起点，是技术与商业模式之间的连接桥梁。[22]特别是，基于用户“交互”的大数据因为具备无限接近用户的潜能而能够帮助企业洞悉用户的真实需求，对用户进行更加准确的细分，并实现产品的即时、精准、动态定位，进而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价值主张。正因如此，近些年来发生了多起针对具有实时用户数据资源企业的并购案例，如2014年Google公司就以32亿美元收购了Nest公司。二是在企业所构建的商业生态圈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和紧密，他们之间的交互行为产生大量实时数据，这些数据是企业与生态圈其他主体开展竞争和合作决策及行动的基础。特别是，海量数据的激增和价值网络的迭代可以促进信息、资源和价值在商业生态圈内流动、循环和转化，通过监测、分析、预测、共享多方数据的实时互动能够优化不同主体的决策和相互协同合作，推动商业生态圈实现更加良性的发展，提升企业依托生态圈竞争的能力。三是大数据引发了企业思维方式的变革，推动企业以低成本和低风险获取和利用其他外部资源，并实现对自身资源、结构、流程、商业模式的创新，促进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和价值传递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成为企业战略性资源的数据决不是割裂的、孤立的、静态的“初级产品”，而应该是具备“海量”、“高速”、“多样”、“易变”和“价值”特征的大数据，前者流动性强、可获得性强、价值流逝速度快且其利用方式容易被模仿(李文莲、夏健明，2013)，后者则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难以被模仿，通过有效的组织和整合能够产生很高的价值。

       (三)平台成为新型战略性资源

       新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双边(或多边)市场需求的迅猛发展，双边(或多边)用户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交易频率急剧增长，这使得交易成本成为企业构建交易结构和交易机制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企业所在商业生态圈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推动实现无障碍零距离沟通、开放的信息和标准、资产专用性的降低、少数人的联合等多种方式而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李文莲、夏健明，201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平台经济作为“服务经济的皇冠”而快速崛起，平台战略或平台型商业模式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不仅众多互联网企业广泛推行平台模式(如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商城、苏宁云商)，而且传统制造企业也开始实施平台化转型(如海尔集团)。企业的盈利模式由原来的“投入—产品—消费者剩余”模式转向“投入—平台—网络价值补偿”的模式。平台作为“连接”和“聚合”双边(或多边)市场不同主体的普遍组织形式，由于能够降低各参与方的交易成本和充分发挥网络的同边效应和跨边效应而正在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新的主要手段，并构成企业战略性资源的新内容。实际上，无论是用户平台、数据平台、技术平台还是三者兼而有之的平台，其强网络效应、长尾经济性和高转换成本会降低平台服务提供者所面临的进入者威胁和竞争(Klemperer，1987)，由此导致平台市场经常呈现出“赢者通吃”的规律，总是更加优越的新平台代替旧平台(Evans & Schmalensee，2007)。这意味着在平台市场中，企业要想赢得竞争，只有成为市场制造者、受众制造者和需求协调者等各种形式的平台型企业，构建更具创新性和更加优秀的平台才是可行的实现途径。也就是说，企业只有不断打造、完善和重构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性和组织性的平台，形成企业新的战略性资源，才可能获得动态性的竞争优势。

       (四)关系资本成为更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关系资本是个体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信任、友好、尊重和谅解的关系，能够为个体带来价值收益。关系资本因为具有异质性、排他性、情感性和获利性特征而能够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在互联网经济和平台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关系资本成为企业在商业生态圈中实现网络化成长的内在物质基础、外在交易规则和价值来源[23]，在企业战略性资源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一是商业生态圈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关系资本能够促进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进行资产、信息、资源等要素更加有效的交换与共享，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形成更多的关系性租金。二是商业生态圈中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使得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从单次博弈转变为重复博弈，从一对一的两个主体博弈转变为关系网络中的多个主体博弈，极大地增加了发生机会主义的成本，进而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三是商业生态圈中知识的共享与扩散十分重要，而关系资本在促进合作伙伴拥有的默会性技术知识转移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是组织间采用研发合作模式进行创新的关键要素，因此能够促进企业与其他主体的合作创新、知识创造和知识共享，增强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四是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商业生态圈的运行呈现出社会资源“再组合”的趋势性特征。而关系资本则会强化社会资源“再组合”，打破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不仅能够通过生态圈内部关系而获得生态圈的利益优势和内部组织控制的成本优势，而且能够借助所在生态圈与其他生态圈的关系而获得更大范围的利益，即企业的关系资本不仅仅局限于所在商业生态圈内，而且可以将生态圈与外部之间所构建的关系内化为企业的关系资本。五是关系资本是商业生态圈运行的重要治理机制，它通过非正式契约方式对生态圈各成员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是商业生态圈运行正式制度规则的有益补充，能够提升整个商业生态圈的运行效率和绩效，而企业则可以通过价值共享获得更多收益。

       五、竞争能力基础：核心能力发展呈现新动态

       核心能力理论对资源基础观中的广义资源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将其所涵盖的企业能力与资源进行了区分，将能力界定为配置、开发、保护、使用和整合资源的主体能力，并认为作为企业中积累性学识的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来源(Prahalad & Hamel，1990)。然而，核心能力的“核心刚性”局限性使得动态能力理论得以提出和发展，这一理论认为企业构建、调整、整合、重构内外部资源或能力的能力，即动态能力是快速变化环境下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Teece，et al.，1997)。按照这些界定，新工业革命对企业竞争环境、竞争理念和竞争方式的巨大改变，促使企业的能力基础也需要相应地调整，突出表现是双元能力成为企业更重要的动态能力以及制造能力回归成为企业的核心能力。

       (一)双元能力成为更重要的动态能力

       “双元”概念最早由Duncan(1976)引入管理学并用来描述组织能力，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已广泛渗透到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创业管理、组织学习等研究领域。按照双元理论，在日益动态复杂的环境下，企业经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管理悖论：效率与柔性、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连续性变革与非连续性变革、竞争与合作、全球性整合与本土化回应等，成功的企业必须具备双元能力，能够有效实现同时并存但彼此相异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24]特别是，企业应该同时具备探索性能力和开发性能力，前者表现为搜寻、变异、冒险、实验、柔性、发现和创新等组织学习行为，能够使企业通过非连续性创新而不断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后者表现为优化、筛选、生产、效率、选择、实施和执行等组织学习行为，能够使企业在既有经营领域通过连续性创新而提升效率。通常来说，对探索性能力的过分强调会使企业陷入“创新陷阱”、“次优均衡”和“路径依赖”，而对开发性能力的过分强调则会导致企业出现“核心刚性”和“能力陷阱”，因此，无论是按照权衡取舍观的单路径选择，还是依赖传统组织模式的双路径并举行为，都会导致企业陷入两难境地而处于竞争劣势地位。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按照双元理论，构建具备双元能力的双元性组织，包括结构式双元性组织、情境式双元性组织和领导式双元性组织，以使企业在组织内部将两种看似矛盾但又必须统一的活动方式结合起来，将有限的资源在两种活动间进行有效配置，促进动态协同和路径突破，最终达到一种最优均衡。显然，双元能力不仅包括适应环境渐进变化的一阶能力，而且包括通过跨界搜寻、异质性知识整合而获得的二阶能力，属于企业动态能力的范畴(Danneels，2008)。

       新工业革命极大地增进了具备双元能力的双元性组织的适用情境，即组织面临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悖论、悖论的组成元素之间存在某些兼容性、组织有能力在内部同时融合悖论各组成元素。[25]从第一个情境条件来看，新工业革命引致的超竞争环境使得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具有高度动态性，企业不仅要有效地经营当前事业，还需要主动地考虑和适应明天的需要，由此产生了高水平的开发与高水平的探索需要并存的悖论。同时，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利益相关方需求的多样化、多重性程度显著提高，他们对企业的要求不尽相同，甚至可能相互对立冲突，由此企业不得不面对如何平衡处理这些相互对立冲突需求的悖论。此外，新工业革命使得基于共享价值的竞合观成为主流的竞争理念，高竞争性和高合作性并存的悖论也成为企业需要面对的情境。从第二个情境条件来看，新工业革命虽然导致了更多战略重要性悖论的出现，但也促使悖论构成要素之间的战略性兼容与运营性兼容出现。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打造可持续的商业生态圈成为企业与各成员共同的目标，也是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重要方式，因此悖论的各种构成要素都应服从于这个统一的战略目标，即具有战略兼容性；悖论所需要的信息、数据、用户、平台、关系资本等战略性资源具有很大的可拓展性，而配置这些资源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也具有相通之处，即具有运营兼容性。从第三个情境条件来看，新工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简单的双极化思考将不再是唯一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容纳悖论的两种构成要素同时高水平存在。而且，权衡取舍观强调悖论将导致管理理念和组织惯例方面的冲突也能被克服，因为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通过空间分离实现结构式双元、情境式双元变得更加容易。可见，比较丰裕的资源、双元性成员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将使得悖论的各构成要素能够共同协调地存在于企业之中。这些都表明，新工业革命引发大量双元性组织的适用情境频繁出现，推动双元能力在企业动态能力的构成中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制造能力回归企业核心能力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及其期间，单件小批量制造是工业生产的主流范式，工厂完全按照客户的个性化要求，使用通用机器每次完成少量非标准化产品。在这一制造范式中，依赖于技术工人个人技能的生产制造能力是工厂的核心能力，它直接决定了工厂能否提供客户所需的产品。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事实，大规模生产取代单件小批量制造成为工业生产新的主流范式，其核心是通过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少品种”产品。在这一制造范式中，生产对机器的依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则是较低的，高度标准化的生产过程使得制造能力在价值创造链条中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不再是企业的核心能力范畴。

       然而，新工业革命又一次颠覆了传统的制造范式，大规模定制和全球个性化制造代替大规模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新范式，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产品架构和制造流程的重构，运用可重构生产系统和增材制造技术，将产品的定制生产问题全部或者部分转化为批量生产(黄群慧、贺俊，2013)，对消费者的差异化甚至个性化需求作出快速响应。在这些新型制造范式中，制造的战略功能得到重新重视，制造直接成为一体化“并行”创新过程的重要部分(Pisano，et al.，2012)，在价值创造链条上的地位也得到重新改写，传统的“微笑曲线”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可以说，以数字制造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为基础的、系统高度集成的制造能力再次成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可重构生产系统和增材制造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否相对竞争对手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甚至个性化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规模定制范式和全球个性化制造范式中，制造企业对员工的能力要求也与大规模生产范式下发生较大变化，传统上对员工简单的机械操作能力和掌握多种机械工作原理、熟悉机械操作诀窍的技能要求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员工兼具能够准确理解市场需求和产品架构并能直接参与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创造能力和执行能力(黄群慧、贺俊，2013)。也就是说，新工业革命引发制造能力重新回归企业的核心能力，不仅仅反映在高度复杂、高度柔性的制造系统的稀缺性、可延展性、价值性和难以模仿性，而且体现为相伴随的知识型员工所拥有的综合性创造能力和执行能力。

       六、竞争重点：订单赢得因素发生新转移

       历史上工业革命发生的过程，也是企业竞争重点或竞争优先级不断更替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企业参与竞争的资格条件(订单资格因素和企业在竞争中赢得订单的决定性要素，即订单赢得因素)也不断演变。新工业革命推动订单赢得因素由传统的价格和质量转向速度、服务和参与，即竞争重点由成本竞争、质量竞争向时间竞争、服务竞争和基于用户参与的竞争转变。

       (一)时间竞争变得更加迫切

       随着超竞争环境成为新工业革命中的新常态，企业在竞争中以更快速度对用户需求作出响应和满足变得尤为关键，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从需求侧来看，不仅针对同一类产品的市场个性化需求不断涌现，新需求始终在动态变化，而且市场需求的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快，全新的下一代需求往往会对上一代需求进行颠覆，前者可以认为是连续性需求变化，后者则被看作非连续性需求变化。也就是说，新工业革命将推动连续性需求变化成为常规，并使得非连续性需求变化频繁发生。二是从供给侧来看，一方面，连续性创新与非连续性创新的经常存在，使得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和新产品的开发周期大幅缩短。比如，一种新产品从最开始的构思到商业化投产，其周期在19世纪大致为70年，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则缩短为40年，“二战”后至60年代更缩短为20年，到了7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缩短为5～10年，而到现在只需2～3年甚至更短的时间[26]，未来预计会进一步缩短。另一方面，可重构生产系统和增材制造技术使得个性化产品能够得以快速生产制造，极大地缩短了从原材料到上市产品之间的时间周期。这些都表明，快速响应的品种适应能力将是企业竞争制胜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企业通过开发性能力培育和使用来实现成本下降与质量提高等订单资格因素的满足，而且要求企业通过探索性能力构建和应用来争取在响应速度这一订单赢得因素上获得优势。

       (二)服务竞争变得更加关键

       新工业革命将进一步加快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在服务经济时代，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不再仅仅停留在产品本身，而是要求提供更多的与产品相伴随的服务，这促使企业的管理模式由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按照现代营销理论，一个整体产品应该包括三个层次：核心产品(核心价值)、实体产品(产品实物)和外延产品(附加利益和服务)，企业只有同时达到这三个层次的要求，才可能让消费者获取相对的最大满足。这意味着成功的企业不仅仅是实体产品的提供者，而且必须是有效的服务提供者。实际上，企业对整体产品的提供过程，也是产出服务化沿着产品→产品和附加服务→产品服务包→基于产品的服务或功能的演进过程。更进一步地，新工业革命将推动制造业由传统的生产型制造向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方向转变，制造业服务化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任何制成品均“嵌入”了服务因素，企业提供的将是包括实体产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等构成的更加完整的“包”。需要强调的是，服务竞争要求企业从传统上将服务作为产品的附属品转变为提供基于产品的服务或功能，从以往的有限服务向全生命周期服务转变。

       (三)基于用户参与的竞争变得更加常态化

       在新工业革命深入推进和广泛影响的背景下，拥有更大范围和更高质量的用户参与成为企业竞争制胜的重要法宝。这主要是因为：一是用户对于参与企业产品与服务提供过程的诉求日益高涨。一方面，用户拥有对企业产品与服务提供过程的知情权、监督权，用户只有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才会信任甚至才会接受，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参与是用户购买和使用企业所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基础。另一方面，体验和参与越来越成为用户购买和使用企业所提供产品与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与参与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用户对产品与服务的感知价值，增强企业所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二是企业对产品与服务提供的有效性依赖于用户的参与程度。在商业生态圈中，用户是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用户不仅能够通过将最前端的需求及时反馈到企业而增强企业的创新敏感性，而且可以通过直接成为企业创新的参与者而提高企业创新的成功可能性，甚至用户还会通过成为产销者和创客而与企业合作，拓展企业资源获取范围和价值创造空间。可以说，用户进入到企业业务全流程并成为产品与服务提供的主动参与者将会极大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用户参与已然成为关键的订单赢得因素，这既是用户提升自身感知价值的需要，也是企业提供更富吸引力产品与服务的要求。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企业竞争范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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