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区建设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区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生态旅游区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生态旅游区建设最初是从欠发达的国家开始的[1]。非洲的肯尼亚和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是发展生态旅游区的先驱。哥斯达黎加是拉丁美洲开展生态旅游颇有成效的国家，为了发展农业而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土壤贫瘠。1970年，为改变这一状况，成立了国家公园局，先后建立了34个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开展对森林非破坏性的生态旅游活动。非洲的肯尼亚是当代成功开展生态旅游的国家之一，其最初建设生态旅游区是逼出来的。肯尼亚以野生动物数量大、品种多而著称。1977年肯尼亚政府完全禁猎大型动物。于是一些由此而失业的人被迫开辟新的谋生形式，提出了“请用照相机来拍摄肯尼亚”的口号。他们以特有的生物多样性、独特的生态系统、迷人的野生动物以及阳光充足的海滩招揽游人。生态旅游区由此而生。
根据Grolier[2]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100年后，“原野公园法案”在议会通过；此后，美国建立了一套全国原野游憩系统，并将该系统中360个单位分成自然、历史、游乐三大类，16种类型。到1988年，有15个国家将其10%以上的国土划为保护区（国家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植物园、树木园）[3]。1991年加拿大官方保护区达2945个，总面积70.80万
，占全世界保护区面积的12.5%。英国自1949年通过“国家公园和乡村通道权法”至1991年，建立了11个国家公园、242个国家保护区、241个地方保护区、5个海洋保护区、5671个科研保护区，总面积超过2万。
2 理论研究进展
对生态旅游区的探索虽早有涉猎，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保护区管理，缓冲区可持续发展，消费者的环境教育，生态旅游区的生态、审美、社会、文化、经济影响，生态旅游与当地社会发展，生态旅游与道德规范、生态旅游教育，生态旅游与公共政策，生态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旅游案例研究等。Boo(1990)、Fennel and Eagles[4]等人在对哥斯达黎加等发展中国家保护区中的生态旅游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生态旅游能够在提供社会收益并反过来为自然保护提供激励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将生态旅游、公园管理和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很多目标并获得环境收益。目前，对于生态旅游区资源保护的重视和实际贡献仍然是研究者着力推广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各种方针、纲领、规范中必须强调的一个主要方面。Brandon K.(1996)出版的《生态旅游与保护：主要问题回顾》全面地阐述了作为保护工具的生态旅游与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保护的联系，并指出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收益的旅游是存在于一定条件之下的。
1980年，美国著名旅游学家豪金斯(Hawkins)编著的《旅游规划与开发问题》的论文集首次对生态旅游区规划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7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5个国家发展生态旅游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出版了《生态旅游：潜能与陷阱》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主要研究了这些国家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政策与管理，特别就自然旅游的发展与保护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生态旅游区发展的角度，对改进这一地区旅游业规划与管理提出了重要的建议。这个报告对这些地区乃至世界生态旅游区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前，澳大利亚、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都十分重视生态旅游区的研究。1997年澳大利亚国家旅游办公厅进行了一次市场调查，旨在更好地了解生态旅游市场及更有效地推出生态旅游产品。1994年加拿大的哥伦比亚发表了综合市场研究，关注的是评价目前及将来在这些地区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报告的作者从许多方面搜集信息得出它们的研究，资料来源包括对生态旅游的文献回顾，旅行交易调查和对几个加拿大和美国都市居民的总体消费调查。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生态旅游市场确实在泛化。1991年以来生态旅游协会就与华盛顿大学(GWU)合作，面向社会提供生态旅游的教育和培训，还通过专题讨论会和论坛，提供最新的生态旅游发展趋势和各种生态旅游区规划管理方法。
中国生态旅游区建设实践较早，较系统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擅长于区域研究的地理研究工作者也加入到生态旅游研究的行列。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挂靠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1995年1月在西双版纳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1996年6月在武汉召开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调整、补充方案，列出“承德市生态旅游”、“井冈山生态旅游与次原始森林保护”等作为生态旅游区建设实施项目[5]。1999年被国家旅游局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1999年召开了全国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全国首届产业生态学与循环经济学术讨论会”，分组讨论了生态旅游。现已出版了9本专著[6～13]，700多篇生态旅游方面的论文。
目前，国际上生态旅游区研究的领域前沿包括（牛亚菲，2000）：(1)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机理研究。包括旅游环境影响因子的确定；不同类型旅游区的环境敏感性分析；不同旅游项目的环境影响程度；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研究等。(2)生态旅游评价标准和开发模式研究。包括环境标准、经济标准和社区发展标准；生态环境脆弱与敏感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综上所述，生态旅游区研究经历了自然旅游—森林旅游—生态旅游—生态旅游行为—生态旅游区理想模型—生态旅游区环境评价的发展历程，现正朝着理论化方向发展。
3 生态旅游区建设及其问题
3.1 国外生态旅游区建设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生态旅游区建设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掀起了热潮。肯尼亚、厄瓜多尔、多米尼加、伯利兹、蒙古、越南、斐济、印度尼西亚、纳米比亚、乌干达、津巴布韦等非洲、亚洲和美洲国家都已将自身作为一个生态旅游目的地而加以大力建设和促销。国际援助和贷款机构以可持续农村发展、增加当地收入、生物多样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名义，向生态旅游区投入大量资金。一些旅游行业组织纷纷投身到生态旅游区建设中来。2002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态旅游年”，在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世界各地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生态旅游区的建设活动，再一次推动了生态旅游区建设。
Miller在拉美国家公园生态开发计划中所做的工作，被认为在生态旅游区建设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20世纪80年代，一些旅游企业家从当地人那里租赁或者购买土地，建设生态旅舍(ecolodge)。在与自然有关的旅游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生态旅游建设也快速增长。
大多数生态旅游区位于发展中国家。Lew对44个经营东南亚生态旅游的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接待人数最多的6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尼泊尔、不丹和新西兰。这还不包括该地区的生态旅游散客。英国生态旅游者感兴趣的目的地依次为：欧洲、亚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地区与非洲[14]。
比较成功并得到国际上认可的生态旅游区建设项目包括：厄瓜多尔的社会生态旅游项目(Community Ecotourism Program)、马来西亚下基那巴丹干河谷项目(Low Kinabatangan River Valley in Malaysia)、南非的斯姆臣祖鲁自然遗产(Simony Zulu Natural Heritage Site)、墨西哥的艾尔马逊特生态保护区(EIMazunte Campesino Ecological Reserve in Mexico)、哥斯达黎加的桑塔艾琳纳生态旅游热带雨林保护区(the Santa Elena Ecotourism Rainforest Reserve)和蒙特沃德克罗德森林保护区(Montverde Cloud Forest Preserve)、Andean region和Amazonian、Patagonia's Lakes Region、Argentina's Tierra del Fuego、澳大利亚的大堡礁(Australia's Great Barrier Beef)and Wet Tropics、乌干达山地大猩猩栖息地(Uganda's Mountain Gorrilla Habitat)和坦桑尼亚大型动物园(Tanzania's Game Parks)等。
与生态旅游区建设具有较高关联度的活动是国家公园的建设。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地貌的原始状态，同时又作为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教育并为国民提供游乐、休闲、了解和欣赏大自然神奇景观的场所。从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可看出，国家公园是较为理想的生态旅游区。为了保护自然景观和面临灭绝的稀有动植物，美国于1864年设立保护区。1872年，在黄石地区，建立起7700多的国家公园。从美国建立黄石公园至今100多年来，世界上已有124个国家建立了2600多个国家公园。公园内的建筑设施和保护措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日益完善。至“二战”前夕，世界各大洲都相继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战后，保护区建设得到更快发展，保护区数量不断增多，面积不断扩大，功能逐渐趋向综合化。据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同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e Resources)统计，至2003年，全世界自然保护区总数已超过1.3万个，总面积大约占全球总面积的10%，许多国家保护区的面积已达到或超过国土面积的10%，有的甚至超过20%。
在生态旅游区建设中，较为人们关注的是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建设。到2001年12月11日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5届会议，“世界遗产委员会”共审议通过了124个缔约国的721项世界遗产。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正式提出建立世界地质公园以有效保护地质遗迹。在北京出席30届国际地质大会的欧洲地质学家建议创立欧洲地质公园，经5年的运作已建立了包括10个成员的欧洲地质公园网络。2001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决定，支持其成员国提出的创建具独特地质特征区域或自然公园，推进具特别意义的地质遗迹全国全球网络建设。
3.2 中国生态旅游区建设
3.2.1 古代生态旅游区建设。《史记？殷本记》（司马迁，公元前91年）记载：“（纣王）好酒淫乐……益收狗马奇物，充韧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乐戏于沙丘”。周代出现了苑圃，驿道沿途建有“一市二宿三庐”等接待设施。300km驿道建有市、宿、庐约600余处（郑向敏，2000）。除了硬件建设外，周代还很重视软件建设——服务态度的改善。“宾至如归”就始用于西周，一直沿用至今[15]。有据可考的古代生态旅游区建设遗迹，主要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的苑囿、园林和接待设施的“馆”、“驿”、“舍”、“店”等等。春秋战国时出现了“崇大诸侯之馆”建筑，秦汉时，建有“秦苑汉宫”、“商旅同次”。秦末汉初出现的风水思想，开始参透到、“秦苑汉宫”、“商旅同次”的选址和建设之中，具有一定的人类生态和文化生态含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绘画等艺术的发展，促进了自然山水旅游，以山水为主体的景观建设，也得到空前发展。《桃花源记》和当时许多讴歌自然美的田园山水诗的出现，为生态旅游区建设提供了理想的空间构图和意境蓝本。到了隋朝，生态旅游区的建设，明显地表现出对植被景观建设的重视，隋炀帝三下扬州，遍植垂柳，形成了“绿杨城郭是扬州”的景观格局。唐代在建设大众化景区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长安城东较远的杜曲和樊川一带，开始出现了公共游乐的郊野旅游区。一些名人，也投入到郊野景观建设当中。王维在辋川，就湖光山色之胜，以画设景，以景入画，建设了孟城坳、华子岗、斤竹岭、白石滩等景观。白居易选址庐山，建造草堂，面峰腋寺，观“匡庐奇秀”，赏“山寺桃花”，“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白居易，《庐山草堂记》）。南宋时期，为了适应景观建设的需要，出现了早期的职业景观建设者——“山匠”、“花园子”，专门从事堆山叠石或养花植树等景区建设工作。明代出现了景观建设的理论著作，如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清康熙后期，建造离宫别苑盛行。郑板桥、石涛等画家文人，也在景观建设中施展才华。
3.2.2 现代生态旅游区建设。中国现代生态旅游区建设，主要表现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地、国家地质公园的设立和建设。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到2003年底，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区1758个，国家级171个，面积达1.45亿
，占国土面积的14.44%左右。我国已有19处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中国项目。截至2004年1月公布第五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我国批准建设了145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439处国家森林公园，28处世界遗产名，44个国家地质公园。先后有6处湿地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2004年有张家界、黄山、嵩山等8处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开发较早、建设较为成熟的生态旅游区主要有张家界、香格里拉、中甸、西双版纳、长白山、澜沧江流域、鼎湖山、新疆哈纳斯等。
3.3 生态旅游区建设的问题
生态旅游区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据一项对全国100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的调查，有44%的保护区存在垃圾公害，12%出现水污染，11%有噪声污染，3%有空气污染，有22%的自然保护区由于开展生态旅游而使保护对象受到损害，11%出现旅游资源退化，一些地区还大兴土木，大造人文景观，破坏了自然美。仅有16%定期进行环境监测工作，有的保护区连一台必需的测量仪器也没有，根据科学监测对游客数量进行控制的保护区仅占20%。谢凝高(2002)认为有4类情况威胁世界遗产，其中，失控的旅游和过度的旅游开发是重要的一条。在生态旅游区，屋满为患比人满为患更可怕。目前开发的很多生态旅游产品，着重强调了生态旅游“认识自然、走进自然”一面，而忽略了生态旅游“保护自然”的目标。因此，在实践中产生了生态旅游标签被乱贴、当成招牌的做法。许多地方的所谓生态旅游其实只是自然旅游或者观光旅游的变形而已，这样的生态旅游建设必然会引发大量的环境问题。生态旅游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
3.3.1 盲目兴建，违反规划。由于生态旅游的兴起，各地旅游经营者不顾景区的保护要求和规划，盲目兴建各类旅游设施，很多违反了规划的目标。如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为开展旅游业，竞违反河道管理规定，在二道白河上游河段，拦河修建综合旅游馆，迫使河流改道，水质污染，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张家界景区的城市化、商业化以及“天梯”建设，均属此类问题。
2003年1月6日，广西北海银滩列入整治对象的30余栋建筑被全部夷为平地。武夷山在申报世界遗产时，拆了许多“负建设”项目，现在又死灰复燃；这种“大炸大拆”、“拆后又建”、“边拆边建”、“建炸恶性循环”的现象，已引起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忧虑。
3.3.2 过多占用绿地，破坏植被。生态旅游区开展生态旅游，不可避免的要兴建一些旅游项目，如交通线路的建设，服务设施的建造等，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占用绿地，破坏植被，影响动物的栖息地，最终使景区的生态指标下降。如张家界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严厉批评后，一边拆民房，同时却在金鞭溪上游建设更加坚固的大型永久性接待设施。
3.3.3 旅游设施与景观的不相容性。这主要涉及到生态旅游区旅游服务设施的景观相容性，包括建筑物的形态、线条、色彩和质感。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所兴建的服务设施应在以上4方面与整个保护区保持协调。如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学者就对泰山脚下兴建豪华旅游大宾馆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主要是这些宾馆与整个泰山的文化景观相冲突。2002年初，投资数千万元的南京紫金山观景台，建至5层时，因破坏了紫金山景观而被爆破拆除；2002年“十一”前夕，投资1.2亿元，运行不到半年的张家界天梯被停运；总投资1.6亿元的武汉外滩花园，被责令拆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