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对其他改革中经济的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含义论文,取得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将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化为分散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通常推荐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是“创世纪的”方式或“休克疗法”。东欧和前苏联所经历的改革就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例子。“创世纪的”改革策略的设计者认为，稳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是经济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任何一个部分便不能发挥作用，因此改革要象上帝在7天内创造所有的生灵一样，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另一种与之不同的改革策略是“渐进的”、“有机的”或“进化的”策略。后一种策略是以中国近些年的改革为特征。这种方式是逐渐的，部分的，增长的，连续的，最初通常是试验性的。它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私有化。经济学界曾普遍认为后一种改革策略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前一种主张十分流行，被认为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和可行性。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末。改革以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实现了快速、持续的增长。“休克疗法”从理论上推论就知道在经济增长上会有“J型曲线”效应，即在改革之初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下降，随后将出现有力的恢复。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休克疗法”给东欧和前苏联造成了急剧的经济衰退和超常规的高通货膨胀率的结果。①
中国的改革经验能否为其他改革中经济提供借鉴，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热烈探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成功对把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作为改革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的常识提出了挑战，并显示出进化式的、实验性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优于全面的、自上而下的“休克疗法”。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既不是因为它的渐进性，也不是它的实验性，而是中国独特的初始条件，即一个很大的农业劳动部门，低补贴的人口和一个相对分散的经济体制，对中国的成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由于初始条件不同，东欧和前苏联无法采用中国的改革方式，所以中国的经验没有一般性的政策性含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乐意为这场辩论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中国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是在资本稀缺阶段强制推行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劳动激励不足和部门间资源配置扭曲，进而造成无法有效地利用资源的后果。“休克疗法”试图提供一个能够改进激励并诱导资源存量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的框架。然而，资源由一种用途转为另一种用途要付出代价，建立新制度需要消耗时间和资源。因此，对于“休克疗法”来说，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J型曲线”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中国的改革没有采取重新配置资源存量，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的做法，而是通过改进物质刺激创造出新的资源，并将它们配置到在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制的部门。由于资源存量的生产没有遭受破坏，而新创造的资源配置到与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避免了“存量导向”策略所引起的“J型曲线”的后果，国民经济在改革期间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劳动者激励低下和非优先部门受压抑是所有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的共同特征，因此，中国的改革策略对其他推行相同发展战略的国家具有一般性意义。
二、改革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是50年代初期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这个结构有三个构成一体的组成部分：(1)以人为的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率以及低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价格为特征的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2)按计划配置信贷、外汇和其他物资的资源配置制度和(3)国有企业、集体农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三个组成部分是在资本稀缺的农业国中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内生出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政府接受的是一个饱经战争创伤，89.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工业仅占国民收入的12.6%的农业国。在那个时代，人们把重工业的发达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成就的标志，因此，同印度及许多其他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一样，中国领导人也打算加速发展重工业。1950年中国卷入朝鲜战争之后，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加速工业化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此外，30年代苏联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大萧条形成鲜明的对照——既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鼓舞，又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经验。因此，1953年国民经济刚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中国政府就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使国家尽可能快地形成生产资本品和军事物资的能力。这一发展战略是通过一系列的五年计划得以实施的。
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其建设项目具有三个特征。(1)建设周期长，一个项目要用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方能完成；(2)大多数设备，至少在初期，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3)每个项目都需要大量投资。中国在5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是一个贫穷的、资本稀缺的农业国，其经济也有三个特征：(1)可利用的资本有限，市场利率很高；②(2)出口品数量少且主要由低价格的农产品组成，外汇稀缺而昂贵；(3)国民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经济剩余小且分散。由于中国经济这三个特征与重工业项目的三个特征截然不同，资本密集型工业不可能自发地在这种经济中发展起来。③因此，要发展重工业就必须设置一套扭曲的宏观政策。在一五计划之初，为了减少利息支出和进口设备的费用，政府制订了低利率和低汇率政策。④为了使工业有足够的资本扩大再生产，还实行了包括工资、原材料、能源和运输在内的低投入品价格政策。⑤实行这种宏观政策的理由是，由低价格政策所创造的大量利润，可以使企业有能力返还贷款或为再投资积累足够的资金。由于企业属于私人所有，就不能保证这些由政策创造的利润投放在政府想要发展的项目上，因此，私有企业很快就国有化了。⑥新建的重点企业属于国家所有，以确保利润用于重工业项目。同时，为了使低工资政策切实可行，政府不得不以低价方式向城市居民提供食品和包括住房、医疗和服装在内的其他必需品。低利率、低工资率和低原材料、生活必需品价格，构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基本宏观政策环境。⑦
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造成了信贷、外汇、原材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需总量的不平衡。为了避免非优先部门同优先部门竞争低价格的资源，确保有限的资源用于“赶超战略”所规定的优先项目，在资金、外汇、劳动力、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置机制上，计划和行政控制替代了市场。国家垄断了银行、对外贸易和物资分配系统。⑧
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压制了竞争，利润不再是度量企业效率的尺度。⑨由于缺乏市场规则，管理上的随意性便成为严重的潜在问题。为了减轻这一问题，经营者被剥夺了经营自主权。国有企业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通过一个行政性的资源配置系统获得它们所需的大部分物资投入。产品的价格由价格主管部门决定，即政府主管部门控制了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产品循环。国有企业工人和经理人员的工资和薪水决定于国家的工资水平。投资和流动资金大多来自于国家预算或银行系统的贷款。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发生的亏损则由国家预算核销。⑩简言之，国有企业是毫无自主权的。它们在就业、利润使用、生产计划、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任何自主权。
发展战略和由其导致的政策和资源配置制度还决定了中国农业制度的演变。为了确保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廉价，以适应城市的低价配给制度，政府于1953年在农村实行了强制性的收购政策，强制农民按政府指定的价格，将一定数量的产品，包括粮食、棉花和食用油出售给国家。
除了向工业化提供廉价的食品外，农业还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50年代，仅农产品就占出口总量的40%。如果将加工后的农产品计算进去，农业对中国外汇收入的贡献率高于60%，该情形一直延续到70年代。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外汇是和资本同样重要的限制因素。因此，在发展的早期，国家为工业化进口资本品的能力明显地依赖于农业的成就。
同发展工业相似，发展农业也需要资源和投资。然而，政府不愿将稀缺的资源和资金从工业转移到农业。因此，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过程中，政府采用了不让农业与工业扩张竞争资源的新的农业发展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动员农村劳动力开展诸如灌溉、洪水控制和土地垦殖等劳动密集型项目建设，并通过密植、更为精心的除草和施用更多的有机肥等传统的方法和投入，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产品产量。政府认为农业集体化是实施这些功能的一项制度安排。政府还把集体化视为影响国家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低价收购计划的一项措施。集体农业中的收入分配以每个集体成员在生产中的努力程度为基础。然而，由于农业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点，监督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的努力程度是极为困难的一项工作，因而集体农业中的报酬制度是基于平均主义的。
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源动员能力达到了最大化。由于经济活动中个人的积极性被抑制，所以政府的投资结构成为衡量官方发展战略之结构偏差的最好指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至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份额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尽管3/4以上的中国人口以农业为生，但在1953-1985年间，农业得到的国家投资份额不足10%，重工业得到的投资份额为45%。此外，在包括工人住宅和基础建设的其他投资中，还有很大的份额与重工业相关联。其结果是，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中的份额由1952年的15%提高到70年代的40%。
从中国产业结构判断，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使中国实现了加速发展重工业的预期目标。然而，中国为取得这一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背离经济中的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偏差，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经营者和工人劳动激励低下造成技术效率低下。
1、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如果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则资本将相对昂贵而劳动力相对便宜。因此，中国经济比较优势是在劳动密集部门。如果投资由市场上的供需变动引导，追求利润的激励将诱导企业家采用资本节约型和劳动利用型技术，并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所有这些都将严重损害整个经济的增长。要维持增长率，就必须提高积累率，这又导致了居民消费不足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问题。(11)
2、技术效率低下。 由于利润不再是衡量企业效益的尺度，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又常常不能按时分配物资，经营者被迫维持大量的储存，没有经济地利用资源的激励。职工超员、物资超储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便成为没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全部特征。(12)而且经营者无权决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工人的收入同他在企业的努力没有联系，同企业的盈利状况也没有联系，这样的报酬制度致使劳动激励低下。集体农业中的情形也是如此，由于收入与努力之间的联系很弱，(13)农民的劳动激励也很低下。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性评论
就象帕金斯指出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在开始改革经济结构时心中就有一个设计好的蓝图是不可能的”。然而，借助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是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内生出来的。它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激励不足造成低下的经济效率。早在70年代末以前政府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数次采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性分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性质并没有变化，政策环境和经营体制也没有改进，以致校正结构扭曲和改进经济激励的试图都没有成功。1978年末的改革目标也是校正结构扭曲和改进劳动激励，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是企业改革，即赋予企业部分经营自主权。这些变动的目的是借助于建立职工努力和奖金之间的紧密联系改进劳动激励。这使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出现了小小的裂缝。一旦这个小小的裂缝打开之后，它就朝着彻底摧毁传统体制的方向越来越宽。
微观经营机制改革
开展微观经营机制改革的初始动力是改进国有企业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3)是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在传统经济结构中扩大物质激励的作用等试验性的措施，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措施包括引入企业利润分成、实行奖金与效益挂钩和允许国有企业从事指令性计划外的生产。有出口任务的企业实行外汇留成，企业有权支配所得的外汇额度。第二阶段(1984-1986)的重点是在国有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使企业受市场的影响。从1983年起，利润税替代了利润全额上缴。1984年，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完成计划任务后可以按协议价格出售计划外生产的产品，据此安排它们的生产。这样就建立了双轨制的价格体系。第三阶段(1987-1992)实行了试图划清企业经理人员权利和责任的合同责任制，并得到了广泛采用。最后一个阶段(1993—目前）试图在国有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随着改革推进，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企业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然而，微观经营机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了集体农业体制。农业改革不同于企业改革，在改革之初，政府并没有打算改变农业集体经营制度。虽然在1978年就已经认识到解决集体农业体制中的经营问题的关键是改进农民的激励，但是，政府的正式文件仍然坚持把农民集体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然而，一小部分集体，起先是秘密地，后来得到地方政府的允许，实行了农户租用集体土地的经营体制，并将强制性的收购任务分摊到各个农户。一年后，这些集体的产品产量大大超过了其他生产队的产品产量。后来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新的农业体制，但又将它的应用范围限制在贫困地区，以及农民对集体体制失去信心的贫困生产队。然而，这一限制在绝大多数地区都被忽略了。不管是穷队还是富队，都采用了新体制，生产面貌也都焕然一新。1981年末，即开展最初的价格调整的两年后，政府正式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农业耕作制度。那时，中国45%的农业集体已经解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底，中国的98%的农业集体都采用了新体制。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土地承包期只有一至三年，由于承包期过短严重制约了农民进行土地改良投资的激励。1984年，政府允许将承包期延长到15年。
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实现了它改进技术效率的预定目标。林毅夫估计，在1978-1984年期间，种植业部门产出增长的将近一半(42.2%)，来自于生产率变化。其中，几乎所有的生产率增长都与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的变化有关。其他实证性研究证实了林的发现。好几项研究中的生产函数估计也发现，企业自主权的增加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在一个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扩大企业自主权，会激发经理和工人的随意性行为。由于工资和附加收益增长得过快，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效率提高的情形下出现利润下降和政府补贴增加的问题。然而，一旦赋予企业自主权，再撤销它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所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下降迫使政府试图通过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措施，使企业在经济上独立。
资源配置制度改革
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对放松僵化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施加了压力。由于国有企业有权从事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所以企业一方面需要获得额外的投入，另一方面必须在计划分配体制之外销售超额生产出的产品。在来自企业的压力下，物资供给与计划的联系愈益减少，零售商业逐渐地不再受计划调节了。最初，一些主要投入品仍维持在计划控制下。然而，被控制的产品正在加速减少。到1984年底，信贷审批权也下放到了地方银行。
放松资源配置制度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出现快速增长。乡镇企业在传统体制下就已经存在，它是1971年政府作出发展农村加工业以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之决策的结果。1978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7.2%。改革前，乡镇企业的增长因资金、原材料和市场等方面的束缚而遭受严重制约。改革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两个有利条件。(1)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大量剩余为新的活动提供了资源基础；(2)僵化的传统计划配置制度的放松提供了主要原材料和市场。在1981-1991年间，乡镇企业的数量、就业量和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26.6%、11.2%、29、6%。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同期国有企业的3倍。1992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32.3%。非国有企业的产值份额已由1978年的22%上升到1992年的52%。
非国有企业的迅速进入产生了两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非国有企业是市场的产物。在传统经济结构之外的非国有经济，必须从竞争性的市场中获得能源和原材料，它们的产品也只能在市场上卖出，因而它们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经营不善，它们就无法幸存。非国有经济中的职工没有“铁饭碗”，他们随时有可能被解雇。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增长给国有企业施加了压力，并诱导出将非国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移植到国有企业和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国家政策。以利润税替代利润上交，建立承包合同制和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面对竞争压力所作出的反应。第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大大地校正了结构失调的资源配置。在多数情形下，非国有企业必须按市场价格购买它们所需的投入品，必须按市场价格出售它们的产品。价格信号诱导非国有企业采用劳动更为密集的技术，集中在劳动更为密集的小产业中。(14)因此，非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与中国资源禀赋所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更趋于一致。乡镇企业的进入缓减了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引起的产业结构扭曲。
宏观政策环境改革
在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中，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发展战略的联系最为紧密，对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也有间接的影响。然而，宏观政策的改革大大滞后。我们在后面将要证明，改革中出现的大多数经济问题，例如，活乱循环和寻租行为，都是由于扭曲的政策环境和开放的资源配置和企业制度不一致造成的。因此，中国政府经常面临着两难抉择：或是使宏观政策环境与开放的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制度相一致，或是再实行高度集中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以维持传统经济结构的内部一致性。剥夺企业自主权必定要遭到国有企业职工的抵制，体制复归还会使经济再次出现停滞局面。因此，不管政府是否愿意，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使它与开放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相一致，是保持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始于商品价格体系。国有企业实行利润留成以后，企业被允许进行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企业起先利用非正式的易货贸易的方式获得计划外的设入品，按加价的方式销售计划外的产品。1984年，实行双轨制的价格体系后，国有企业可以以市场价格销售计划定额以外的产品，并据此制订生产计划。双轨制价格体系旨在以市场机制决定边际决策，同时保留国家对物资配置的控制。到1988年，按计划价格出售的零售商品占有零售商品总额的比重已降至30%，国有企业60%的投入品和60%的产品是按市场价格购买和售出的。
宏观政策环境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发生在汇率政策上。在1979-1980年间，官方汇率大约是1.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由于1美元的平均换汇成本约为2.5元人民币，所以按这一汇率进行交易出口品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从1981年起实行了双重汇率体制，其中商品贸易以2.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内部汇率结算，非商品交易仍然采用1.5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1985年以后，人民币逐渐贬值。外汇留成（1979年开始实行）的比例逐渐提高，企业被允许通过中国银行以高于官方汇率的价格将它们的外汇额度卖给其他企业。建立外汇调节中心以后，有关外汇交易的限制进一步放松。1985年在深圳，企业可以在外汇调节中心按协商价格进行外汇交易。到80年代末，中国的大多数省都建立了这样的中心，80%以上的外汇交易是在外汇调节中心进行的。1994年1月1日，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和双轨汇率的并轨，标志着中国汇率政策改革的完成。
利率政策是传统政策环境中受影响最小的领域。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为了促进资本密集性工业的发展，利率被人为地压在很低的水平上。1979年实行改革以来，虽然政府已数次提高存贷款利率，(15)然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利率一直维持在低于市场结清利率的水平上。1993年下半年，政府宣布了建立旨在为长期项目筹措资金的发展银行，并将现有的银行转为商业银行的计划。据预计，完成这项改革至少需要3-5年时间。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完成这项改革以后，利率是否将由市场调节或由政府管制。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头脑中。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至少是低利率政策——是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加速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条件，因此，金融市场上的行政干预很可能会再延续一个时期。
宏观政策改革，特别是有关利率政策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改革，造成了一些经济后果。其一是活乱循环的反复出现。由于利率被维持在一个人为的低水平上，企业试图试获得更多信贷的激励导致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在改革前，资金需求受到限制性的集中配给的压制，1984年秋信贷审批权下放到地方银行以后，引起迅速的信贷膨胀和投资压力。其结果是，同1983年相比，1984年的货币供给增和了49.7%。它使通货膨胀率由上一年的不足3%跳跃到1985年的8.8%，1988年政府试图放开对价格的控制，引起了高通货膨胀预期，而存款利率又没有调整，因此，发生了抢购和挤兑。然而，贷款仍维持在以前的水平上。在这种状态下，1988年货币供给增加了47%，通货膨胀率达到18%。在高通货膨胀期间，经济过热，交通、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相继成为制约增长的瓶颈。由于政府不愿意把提高利率作为抑制投资的措施，而是求助于信货和原材料的集中配给和投资项目的直接控制，导致计划资源配置制度的复归。政府配给和控制使国有部门处于优先的位置上。虽然通货膨胀压力减轻了，但市场疲软紧随其后。
前面已经指出，尽管微观经营机制改革使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有所提高，然而受国有企业的经理和工人随意性行为的影响，国有部门的赤字增加了，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非国有部门。在市场疲软期间，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因在获取信货和原材料方面受到紧缩计划的限制而下降，使国家财政无法忍受。因此，国家再一次被迫放开对信货和原材料供给的控制，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创造必要的条件，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然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开放的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之间的冲突也再次产生。
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开放的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不相协调的第二个后果是寻租现象蔓延。改革以后，几乎每一种受国家控制的投入品和商品，市场价格都合法或非法地与计划价格并存。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之间的差异是经济租。据估计，由控制商品价格、利率和汇率而造成的经济租，至少有2000亿元，约为1988年国民收入的21.5%。1992年，仅出自银行贷款一项的经济租就达到2200亿元。(16)非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都有通过贿赂和其他手段向国家主管资源配置的机构或人员寻租的激励。据报道，在“竞争”下，就是获取低价资源具有优先权的国有重工业企业，为了获得计划配置的贷款和物资或为了准时得到这些资源，也需要向银行和其他资源配置机构行贿。
由于寻租，国有企业常常无法得到计划安排的信贷和物资。寻租还引起了公众普遍的愤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的生存和消除公众不满情绪，1986年和1988年政府两次试图通过紧缩规划重新加强对资源配置的控制。由于国家财政依赖于非国有部门快速增长，后来又放松了控制。目前，除了利率以外，绝大多数物资和商品的价格已不存在行政控制了。
四、改革道路：一个比较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比东欧和前苏联更为成功？学术界已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除了渐进性改革以外，上述研究都强调中国改革之初的产业结构（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农业部门）或分散化的地区经济结构。如果中国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中国独特的初始条件，那么中国的改革经验对初始条件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国家就没有一般性的含义。(17)其实，改革前的中国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是相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相同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制度，它们面临的经济问题也是相同的。经验证据表明，同改革前的中国一样，东欧和苏联都有国有企业过大造成的超工业化，以及服务部门和轻工业部门不发达，职工的劳动激励低下的问题。
对于一个特定资源存量的经济，“休克疗法”试图通过改革经济结构，使资源存量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并把稳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其理由是，(1)企业必须对经济有稳定的预期；(2)企业能获得正确的相对价格信号；(3)企业具有对价格信号作出正确反应的激励。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的惯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一方案相当于在短时间里替代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内生出来的整个传统经济结构。
如果改革无需支付过渡成本，这一方案是可行的。然而，重工业中的一些固定资产并不能用于轻工业生产，其他设备改作新的用途需要进行调整。从事重工业的工人派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前需要进行再训练。而且，建立新的市场制度需要时间和资源。因此，在改革的最初阶段，轻工业的增长或许不能弥补重工业的下降。其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呈一条“J型曲线”。在到达转折点前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幅度有多大？下降将持续多长时间？决定于最初的扭曲的严重程度和能用多快的速度建立必要的制度，这只能靠经验来确定。东欧和前苏联的经历表明，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可能要超过50%，到达转折点需要数年时间。改革的结果如此可怕，政府无疑要遭到合法性的危机。领导人就不可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政治上的不稳定就会紧随其后。除了导致“J型曲线”外，“休克疗法”还可能导致一个大的“L型曲线”。
70年代未中国开始改革时，政治领导人并没有怀疑传统经济结构的可行性或适宜性。当时的改革目标是通过赋予企业和集体农业经营自主权，使劳动者收入和个人努力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改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业的激励。赋予企业部分微观经营自主权使传统经济结构开了一条小裂缝。农业和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表明，赋予微观经营单位自主权，不仅能够改进农业的绩效，而且能够改进工业的绩效。部分自主权还意味着企业家对新创造资源的配置拥有部分控制权。传统经济中的受压制部门是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微观经营机制改革的后果是，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拥有自主权的企业经理人员将他们可支配的新资源配置在盈利性更高的受压制部门。由于仍然维系着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国家还控制着老资源并保证将这些资源配置在优先部门。因此，在改革过程中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增长。而且随着经济增长，按计划价格配置的资源占资源总量的份额越来越小。商品价格放开以后，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异越来越小，放开商品价格引起的振荡也越来越小。
如果上述有关中国经济能够在改革过程中实现持续增长原因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期望能得出下列结论：首先，由于受压制部门的扩张是依靠新创造的资源实现的，它的扩张不会引起优先发展部门的下降；第二，由于新创造资源被配置在更有效率的部门，所以经济可以达到高于改革前的经济增长率。这两个方面都已经被经验数据所证实(18)。在改革期间，除1984年和1992年的农业劳动力以外，各部门的劳动者人数都增加了。就是在这两年里，农业劳动力的下降也不足一个百分点。而且改革期间国有部门投资占中国总投资的水平和份额并没有下降。因此，并非如Sachs和Woo所说，农村工业和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快速增长是由于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转移到非国有部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造成的。从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几个部门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来看，(19)同预料的一样，每个部门的年增长率都在加速。国有工业部门的年增长率也是正的，只是改革期间的增长率低于改革前。
虽然政治领导人最初并没有改革传统经济结构的打算，但是，企业自主权成为对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的一个冲击。第一，在扭曲的政策环境中很难防止侵权行为，所以企业经理人员和工人一旦获得自主权，他们就会充分利用它们来侵蚀利润和国有资产。而且一旦将自主权赋予企业和集体农场，任何剥夺自主权的企图都将遭到工人和农民的抵制。第二，依靠新创造的资源建立的非国有企业位于传统的经济结构之外。它们将同原有的国有企业展开竞争，并迫使政府赋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非国有部门和非优先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将通过寻租活动，即通过向国家主管部门和官员行贿，获得所需的信贷、外汇和原材料。如果国家限制这些企业的活动，就会同1986-1987年间和1989-1991年间的情形一样，造成非国有经济和非优先部门增长率的下降。由于在改革期间来自传统源泉——国有企业——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所以这些部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财政上是无法忍受的。经济增长率减缓也是导致合法危机的潜在原因，特别是对新一代领导人，他们的委任既不是来自革命，也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因此，国家被迫修改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以确保它们同市场取向的企业保持一致。由于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是所推行的发展战略内生出来的。所以，除非政府放弃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否则传统经济结构的改革将永远不可能完成。
五、结论
虽然在改革之初中国领导人的脑子里并没有一张设计完好的蓝图，但是通过本文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遵循了一条可以用诱致性制度创新理论给予说明的道路。传统经济结构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诱导的制度创新产物，它是为动员资源以发展优先部门而设置的。然而，它的经济效率低下。因此，一旦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结构替代传统结构的制度变化就以自我推动的方式发生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改进了国有企业的效率。经济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新的、小的非国有企业的快速进入。由于来自非国有企业和具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冲击，原有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在愈益难以维系的情况下被逐渐扬弃了。在改革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人民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新的市场经济结构。由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改革的受益者。
东欧和前苏联所选择的“创世纪式的”改革方式，试图用更有效率的市场结构替代缺乏效率的经济结构。在取消了不准建立私有企业的禁令以后，私人所有的小企业立即显现出来了，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行缓慢。事实上，这种混合企业结构和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后的企业结构是相同的。然而，中国的改革方式没有造成国有部门生产的崩溃。因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获得了“创世纪式的”改革方式的正面效应，又避免了它的成本。如果考虑制度变迁的过渡成本和途径的相依性，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优于“创世纪式的”改革方式。
至今为止，中国改革的大多数策略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诱导出来的。然而，中国改革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其他相似战略的国家设计改革政策，提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各个国家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的改革设计和顺序应该是“诱致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然而，除了维持经济和政治稳定的总的政策性含义外，对一个经济结构与改革前中国的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的政府来说，下列经验是有用的：
1、赋予微观经营单位自主权，以改进激励结构和创造出新的资源流量。
2、允许新的资源流量以市场价格在计划外配置，准许自主的企业将新的资源流量配置在受压抑的部门，将维持原来的优先部门生存所需的资源仍置于计划控制之下。
3、当由市场配置的新的资源量超过按计划配置的资源量时，放开扭曲的政策环境和计划配置制度，使它们同拥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相一致。
注释：
① 因经互会解体引起的国际贸易衰退，是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的影响因素之一，然而，“休克疗法”无疑是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最为主要的原因。
② 在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前，非正式的金融市场上的正常月利率为3%，年利率为36%。
③ 重工业不可能自发发展的原因是：第一，高利率将使任何长期投资无利可图。例如，假如资本的年利率为30%（月利率为2.5%），项目的建设期为10年，那么到项目竣工时，第一年的1美元投资的本利和为13.8美元。即使项目只需5年时间便能完成，1美元投资到项目竣工时的本利和也将达到3.7美元。很明显，不会有赢利性高到能够承担如此高昂的利息负担的重工业项目。第二，由于大多数设备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而外汇供给极为有限，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使重工业建设项目更加昂贵。第三，因为农业剩余少且分散，难以为巨额投资动员足够的资金。
④ 例如，官方确定的银行贷款的年利率为5%，若项目建设期为10年，第一年的1美元投资到项目竣工时的本利和仅为1.6美元。
⑤ 50年代初期，由于存在着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竞争，工资率大概没有被压低。然而，私人企业不久就国有化了，国家成为唯一的雇主，就能够压低工资率了。其结果是，1952-1978年间，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倍，而同一期间工资率仅增长了10.3%，几乎保持不变（《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151页）。
⑥ 根据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革命成功后，私有企业将和国有企业长期共存。然而，1952年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后，很快就对私有企业实行了国有化。政府改变私有企业政策的目的，是为重工业项目筹集资金。
⑦ 从理论上讲，在资本稀缺阶段，政府采用补贴的方式替代扭曲价格信号的方式来促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发展，在经济上更有效率，然而在补贴政策下，重工业将发生以货币方式支付的巨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个损失，政府必须向其他部门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将难以保持加速重工业发展的政治稳定性。况且在欠发达经济中，政府无法征收到大量的税收。上述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不管在社会主义下还是资本主义下，政府一般都采用价格扭曲而不是补贴来加速优先部门的发展。
⑧ 在文献中，许多作者将扭曲的政策环境和行政控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然而通过上述探讨我们发现，存在这些政策和控制的基本原理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在资本稀缺的阶段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内生出来的。由于在斯大林的影响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选择了相同的发展战略，所以形成了相同的政策环境和行政控制。由于诸如印度这样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选择了相同的发展战略，因而也有相同的政策环境和行政控制。
⑨ 如果企业的产出是其他部门的投入，例如能源和交通，它就会因为产出品的价格被压制而产生亏损；相反，如果企业的产出位于产业链的下游 ，就会因为能够享用低投入品价格和高产出品价格而获得利润。
⑨ 改革前，在城市地区有一些集体企业。但是，事实上，除了是较低级的伙伴以外，集体企业的管理体制与国有企业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11) 平均年积累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24.2%上升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33.0%和第五年五年计划的33.2%。而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则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8.9%下降至第四个五年计划的5.5%和第五个五年计划的6.1%。其结果是，在1952-1978年期间，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几乎保持不变。
(12) Brada估计，捷克斯洛伐克工业超员高达15%。
(13) 林毅夫估计，集体农业中因劳动激励低下造成的损失高达总要素生产率的20%。参见林毅夫提出的有关集体农业激励之监督问题的理论模型。
(14) 例如，1986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为179.9人，每个工人的固定资产为7510元（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87，第3页）；而同年乡镇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为28.9人，每个工人的固定资产为1709元（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第205页）。
(15) 1988年10月，为了制止挤兑风潮，实行了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保值储蓄政策。但是，1991年这项政策被取消了，1993年5月，1年期存款的利率为9.18%，而1-3年基本的投资贷款的利率为10.80%（《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670-671页）。然而，商业贷款的市场利率在15-25%之间。
(15) 国家银行的信贷总额为21616亿元（按市场汇率计算为2485亿美元），而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相差10个百分点，所以仅银行贷款一项的经济租就高达2160亿元。
(17) 正如Sachs和Woo(1993)、钱颖一、许成钢正确指出的那样，东欧、前苏联与中国相比，工人从国有企业转移到非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更高，对工人的补贴更高，经济也更为集中，然而，机会成本更高并不是否定中国改革方式适用性的充分条件。在中国，改革前国家调节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一般低于30%，至多也只有100%。而在东欧和前苏联，许多商品的价格差异往往高达10倍以上。因此，东欧、前苏联与中国相比，工人从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的效果会更为明显。改革前，东欧和前苏联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第二经济的事实表明，如果这样的活动具有合法性，资源将更快地流向被压制的部门。
(18)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98页和第107页。
(19)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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