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性文学概观——中国女性文学现代行进的分支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香港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总格局中，香港文学是非常特殊的一章。一方面，它承继着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又有着自己许多独异的意蕴特色。
作为国际商埠，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地处中西文化碰撞融汇的前沿地带，节奏快，信息灵，观念新。经济的高速发展，电视传播事业的发达，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使香港文学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读者市场”，使得香港读者偏爱“快多式”的通俗文学。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香港文学呈现出通俗文学繁盛而严肃文学沉寂的局面。直至八十年代初，严肃文学方随香港经济的起飞和社会转型而取得了突破。由于香港文学界有识之士的辛勤灌溉耕耘，加之内地掀起的台湾文学热冲击，尤其是“九七”香港回归在即，香港严肃文学终于在风云际会中呈现兴旺之势。
在香港文学总体背景上形成的香港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香港文学卓有成绩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前，亦处于沉寂阶段；八十年代后，渐呈勃光之势。虽在群体意识和总体成就上远不及内地女性文学，亦不及台湾女性文学，但在香港文坛上却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较之内地和台湾女性文学，香港女性文学有着自己独异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踏上了一条中西交融和雅俗渗透的艺术道路。以下从主题学和分类学两方面概述香港女性文学。
一
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实行的是与内地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商业大埠，西方的文化观念，也随着令人眼花撩乱的各种商品一起汇聚在这个国际文化大都会，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改变着香港人传统的东方文化心理结构，亦影响改变着香港人传统的婚恋观。反映在香港女性文学中，以香港人婚姻和恋爱生活为题材或涉及这方面内容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乃至有形成主潮的趋势。
抒写爱的追寻及对婚姻的怀疑失望，几乎是香港女作家大多数婚恋小说共同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在香港女性文学所表现的城市女性的婚恋悲剧中尤为突出和集中。如林燕妮《爱的追寻》中的女主人公絮青，年纪轻轻的离过两次婚，后又与一位世家子羊文彬同居；同居三载，这位公子哥儿却没有打算与她结婚。她终于明白，文彬“懂得股票，懂得国际财经，但是对于爱情，他一辈子也懂不了多少。”于是抽身，去“追寻完全属于她的爱”去了。方真娥《艳痕》中的女主人公叶晴，出外旅行提前返家，亲眼目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厮混，更不能容忍的是丈夫回答自己质问时的流氓无赖式的诡辩。叶晴终于失望已极，从23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在这些人间悲剧中，作为妻子的女人，总是充当着悲剧的女主角。“婚姻作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法律保证的约束力已无足轻重”。〔1〕把现代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怀疑、 失望和恐惧心态揭示得最淋漓尽致的，是钟晓阳的《良宵》。《良宵》把一对新婚夫妻的良辰吉日置于一场灾难的背景下来描写。窗外，十万火急的消防车鸣着警号呼啸而来；室内，被冲天火光映红了脸的新郎新娘却彼此仇恨，彼此防范。洞房之夜，新郎发现与他交拜天地的竟是一心复仇的鬼新娘；而被红绸蒙蔽的新娘想象中的新郎则非常阴险骇人。所谓“恩爱”夫妻，各怀鬼胎；喜气洋洋的花烛洞房，成了黑暗阴森的恐怖世界。《良宵》运用荒诞手法，以喜衬怨，以喜显悲，写尽了现代人对婚姻的一曲‘哀歌’”〔2〕。
揭示崇尚自由与迷恋金钱的畸型婚恋关系，也是香港女性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商品社会的高度发展和西方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在婚恋关系中权衡经济利弊的考虑，已渗透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及人际交往中。香港女性文学亦就多有对既崇尚自由又迷恋金钱的畸型婚姻关系的揭示。陈娟的《绿萍的青春》与亦舒的《喜宝》，是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作品。十八岁的绿萍，心甘情愿地嫁给八十一岁的高老头，这是她对自己的自由支配和自觉的选择，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经济利益的考虑，是为钱而嫁。然而绿萍的如意算盘落了空：高老头死后留下的一纸遗书，粉碎了这位年青遗孀分享遗产的美梦。绿萍终于又因钱而疯。亦舒笔下的喜宝，这位曾靠自己的努力考入英国剑桥大学的女留学生，也成了腰缠万贯的巨富勖老头的情妇。喜宝的美貌、肉体交换勖老头的钱袋的算计上，更是表现出赤裸裸的拜金贪欲：“我晓得他有钱，但是我不知道他富有到这种地步。在这一秒钟内我决定了一件事，我必须抓紧机会，我的名字一定要在他的遗嘱内出现，那怕届时我已是六十岁的老太婆，钱还是钱。”但当她终于从死者那里得到梦寐以求的“金山”时，却倍感孤独凄凉，由此更显示出拜金式畸型婚恋的悲剧性。绿萍式、喜宝式老少姻缘的畸型婚恋，其悲剧内涵并不完全在于双方年龄的悬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在于这种婚姻行为缺乏彼此相爱的感情基础。因而，“尽管这种婚恋行为是以当事者自由结合为其形式的，其实双方并无维系正常夫妻关系的感情纽带，而只能是这种婚恋行为买卖婚姻的一个变种。”〔3〕
独身女人——“女强人”形象的增多，也是八十年代香港女性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七十年代末以来，伴随着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香港女性就业机会的空前增多，香港城市女性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女性独立意识亦前所未有的增强。在开放的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积极参与的香港职业女性，在开放的中西文化融和的氛围中培养了独立、宽容、通达的意识观念的香港现代女性，她们分散在洋行、律师楼、银行担任高级要职。她们极有理想、抱负、才华而又极为能干，为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
与此社会现象相适应，近年来，香港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众多“独身女人”形象。她们中不少是事业上的女强人。施叔青的《愫细怨》中的愫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这位因丈夫有了外遇而与之分居的职业女性，婚变的打击并未使她委靡不振。相反，她很快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了上司的信任，委任公司的主任之职。对于愫细而言，这种因婚变而带来的独身女人精神上的自由，比起经济上的独立显得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身女人的增多，显示了香港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亦透露出香港女性婚恋观念的现代嬗变。
香港女作家笔下的独身女人，尽管在事业上独领风骚，却多与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无缘。她们或由于工作和事业的需要，无遐顾及爱情婚姻；或是愿做一个不受男人和婚姻束缚的“自由女神”。如《愫细怨》中那群活跃于中环写字楼的女强人们。“她们早就退出爱情的圈子，不再玩这种伤神的游戏了。男人是世界上最不牢靠的东西。情爱嘛，激情过后，迟早会过去的，这是女将们在身经百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然而，爱情之于女性，依然是“不能忘记的”，在她们内心深处，依然珍藏有对理想爱情婚姻的渴望。香港女性文学在描写这些独身女强时，很少从正面描写她们创业的艰难和拼搏，以及成功后的喜悦和雄心，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写出了她们在爱情婚姻上的失意和苦闷，孤独和寂寞。
尽管这些独身女人的心灵深处藏着爱情与事业不能两全的痛苦，但是，她们走出去，参与社会竞争，她们就是“自由女神”，她们为事业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的苦涩也随之变为自豪。这一类“独身女强人”形象的出现和日益增多，一方面表明今日香港的城市职业女性独立自强意识和能力的普遍提高，她们以自己的成就和风彩证明了“女人不是次一等的人类”；同时也或深或浅地反映了融合中西文化观念和意识的香港社会较为普遍的宽容、通达、开明的婚恋观。
二
任何一种文学都无法摆脱其地域文化，其生命力也正植根于同区域文化的适应中。产生于香港这样一个商业消费社会中的女性文学，深受香港都市心灵的呼应和香港都市文化氛围的制约，而呈现出严肃女性文学与言情女性文学共生共存的局面。
在香港，可以归入严肃女性文学的女作家不少。张爱玲、施叔青、钟晓阳、西西、黄碧云、陈娟、林燕妮等。其中最能代表严肃女性文学而又各具鲜明特色的代表作家是香港本土的西西及来自台湾的施叔青和来自内地的陈娟。
▲西西 西西自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坚持严肃文学的创作，并不断在艺术上进行创新试验。她是地道的香港严肃女作家。其作品在内容上不脱离香港本土的特点，所写的绝大部分都是香港的凡人小事。因此，她的小说以浓郁的香港本土情怀而为时人赞赏。被称作香港小说里程碑的《我城》便是以童心颇重的“我”（阿果）的视角和语调活生生地写出了一个香港城。
《我城》是西西小说创作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她发表的作品，多是灰色的“存在主义式”的小说。从《我城》开始，西西的一系列作品都表现了对香港“小人物”的同情与关注，西西尤其理解年青人，善于发现他们心灵中美好和善良的成分。她能感受到青年们刚刚踏入社会时所产生的那种兴奋、好奇，对于自己开始独立而感到自豪的心情。这一点在《我城》中表现得最为集中。这篇小说的两个主人公阿果和麦快乐都从事着最普通的工作——修理安装电话和公司管理员，西西所欣赏并予以突出表现的，即是他们那种乐业敬业，乐于助人的精神。西西表现了一种将自己的注意力与爱全部倾注于小人物身上的平民精神。这与内地女作家池莉在《烦脑人生》等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不是居高临下地对待小人物，而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之中的平民意识，是相通的，因而也是十分可贵的。因为无论是内地、香港，还是西方各国，那种在平凡的工作中乐天敬业的精神都是美的。
虽然西西是位女作家，但她以女性的恋爱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却极少。只有《感冒》和《象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在后者中，西西满怀崇敬的心情塑造了一个具有敬业乐业精神的殡仪馆女化妆师的形象，“更加突出地表现了作者认为任何职业都是具有一种崇高价值的思想。 ”〔4〕
如果说西西在她的作品中所赞许的那种乐天敬业精神，与中国传统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那么，在艺术技巧方面，却“主要汲取了现代主义最前卫作品的影响。”〔5〕其近作《哀悼乳房》， 以一种松散的笔调放弃了小说的故事性，采用强烈的暗示、预先提醒等手法，不断刺激读者产生新的阅读兴趣。《陈塘关总兵府家事》则从十个叙事者的不同视角把一个传统的李靖哪叱父子的故事翻出新意。
在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勃兴的时候，香港女性文学这种新的写作姿态，通过西西（还有黄碧云）等的作品出现在读者视野中。如果我们参照世界文学的后现代格局，亦参照内地女性文学九十年代的后现代格局，这一现象的出现就不是孤立的了。应该说西西、黄碧云们是严格意义上香港严肃女性文学的奠基人物，她们的写作对于香港文学、香港女性文学均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
▲陈娟 陈娟于1981年由大陆赴港定居，不久即崭露头角，在香港文坛频频获奖。尤使她享誉香港文坛的是1985年出版的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昙花梦》。此后，陈娟的目光较多注视女性世界，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以香港病态社会为背景。香港女性的不幸命运似乎是陈娟小说景象的圆心，许多辛酸乃至悲惨的故事都是从这个圆心辐射出去的。比如，《初到贵境》中的翠茵，当上打工仔的第一天就被繁重的活计压得喘不过气；《燕玲小姐的日记》中的燕玲，被残酷的生活一步步逼向绝境；《尼姑，尼姑》中林翠颖虽然工于心计，牺牲爱情，出卖肉体，换取一份殷实的家业，而最终落得夫离子散，孑然一身；纵然满身珠光宝气，也难以掩饰内心的悲哀。
陈娟小说中女性意识和悲剧意识最充分最浓郁的是长篇小说《玫瑰泪》。女主人公花含苞不仅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而且气质优雅心底善良，她刚涉世香港便一步步陷入社会的“陷井”而不能自拔，受尽蹂躏欺凌之后被恶势力活活吞噬了年青的生命。这是一株被风雨雷电摧折的鲜花。作者注重揭示香港社会的阴暗面和种种丑恶现象，如同她的《香港女人》所反复表现的主题一样：一是金钱对友情、亲情、爱情的玷污和伤害；一是在金钱诱惑的环境的压迫下，人性被扭曲的现实。但《玫瑰泪》的感染力还在于，作者独到的眼光还常常从现实的生活投向遥远的历史，冷峻地审视帝王将相和封建道学对爱情、女性的种种偏见与悖论，使作品具有更多发人深思的思想内蕴。如果说一些香港女作家注目于表现香港上流社会女性失落孤寂的心态命运，一些香港女作家热心于创造事业女强人的形象，那么，陈娟则把更多同情的泪水献给自己的姐妹，关注的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女性，《玫瑰泪》即是一篇投向吞噬女性生命的恶势力的檄文。
《玫瑰泪》是陈娟艺术风格渐臻成熟的一个标志。作者常常在对人物的描写和情感抒发中，揉进许多历史典故和古典诗词，使作品充满书卷气而大大增强了文学性。陈娟的小说比之于单纯的市场消费文化，显然是严肃的高层次的艺术产品，尤以内地人外来者的视角，为香港严肃女性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施叔青 在台湾早已成名而于1978年移居香港的施叔青，是近年来香港文坛十分引人注目的作家，亦是香港女性文学中坚女作家。施叔青六十年代在台湾的小说，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常借助对人的精神底蕴的分析来认识社会。死亡、性和疯颠是其小说中循环不息的主题。1970年后她在美国所写的小说侧重于表现留学生活与心理，以《蓦然回首》和《“完美”的丈夫》等作品汇入了“漂流文学”的潮流。移居香港后，她以一种外来者的眼光，以一个成熟作家的笔力，创作了以《香港的故事》为总题的系列小说，主要表现香港上流社会的生活，尤其是三十多年前被政治风暴从上海滩冲卷到香港，并在这里支撑起香港经济一角的特殊阶层的生活，着力表现他们内心的挣扎和困惑，侥幸的得意和失败的颓伤，表面的和好与背后的争斗以及对逝去的上海滩时代的怀念。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香港中上层女性。施叔青主要是写她们内心的空虚、寂寞、苦闷与追求。有的为了爱情的饥渴，寻找第三者同居；有的为了满足虚荣心，紧紧地缠着有钱有势而实际并不爱她的人；有的因不会生育，以做善事来慰籍空虚的心灵，等等。她探求的是商业文化背景下上流社会女性的心态。这是与她的人生体验和文化教养密切关联的。如《窖变》中因丈夫老病而不得不为古董生意周旋于掮客行商间的朱琴；如耐不住家庭隔膜而堕入茫茫人海的方月；如《冤》中因丈夫死因无处诉冤而神经错乱的吴雪……作家一方面深入这些人物内心深处，剖析出她们自觉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一方面又通过她们的种种遭遇，揭示出人性遭受斫伤和摧残的悲剧。而且还通过她们的活动，常引出上层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出相当广阔的香港生活层面。在艺术上，《香港的故事》总的趋向是写实，它写的是当代香港人现在的故事，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港式意识。但施叔青又赋予传统结构以开放的形式，在写实中融汇了各种现代感觉和技法，使容纳其中的香港社会生活呈多侧面的丰富形态。《香港的故事》既是施叔青个人创作的突破，也为香港女性文学增添了新的光辉。
三
言情女性文学是香港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独领风骚者是亦舒、严沁和岑凯伦。严沁和岑凯伦的写作路子基本是“琼瑶式”的，多是英俊的白马王子遇到了美丽的窈窕淑女，模式较为单一，其观念也多在个性解放与传统观念之间游荡、困惑，缺乏深刻的社会内涵。
亦舒是一位饮誉香港内外的高产言情作家。她十七岁崛起于香港文坛，已出版小说四十多部。如《玫瑰的故事》、《香雪海》、《银女》等等。“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她俩都善于以女性的视角和感受，用清新纤丽的文字，抒写委婉动听的爱情故事。但亦舒的小说具有典型的港式意识，内容主要抒写香港上层社会生活，琼瑶作品中童话式的女学生，在亦舒作品中，已被务实进取至美至真的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所取代，其现实感明显增强，亦舒的言情小说描述了香港下层普通人困窘的生活，揭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如《喜宝》；亦舒描绘过许多缠绵美丽的爱情故事，但却颇有沉缅于虚幻的爱情，反而揭示了爱情的虚幻。她对金钱万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喜宝坐拥“金山”却真的一无所有，成为一个“有钱的穷人”，作品充溢着人生智慧和哲理深度，其中贯穿了现代知识女性对生活、社会、人类的理性思考。这些都是亦舒新于琼瑶、高于琼瑶的地方。亦舒的言情女性文学以现实生活为背景，题材和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其中透露的时代信息，触及的社会问题以及对香港社会人情世态的描写，使其言情女性文学具有了严肃女性文学所具有的现实精神。
综上所述，香港严肃女性文学在艰难前行中充满了生命活力，促使通俗言情女性文学不断提高其层次；同样，通俗言情女性文学同现代都市心态呼应的成功亦早已引起严肃女性文学的关注与借鉴。严肃女性文学与言情女性文学互相渗透，使得香港女性文学出现了雅俗共赏的中间地带。钟晓阳自18岁发表《停车暂借问》（1985年）起，作品题材大部分属才女诉闺情，但其写实的典型，写意的神韵，都使其作品超越了浮浅的通俗言情女性文学层次。八十年代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留学巴黎的黄碧云，其小说集《其后》、散文集《扬眉女子》等多写已入世的香港男女青年漂泊不定的生命感，无论是在港岛本土，还是在异域他方，都典型地表现了香港人的生存状态。这些都是寄于雅俗共赏的形式之中的。香港言情女作家李碧华往往先写成纯流行文学的电影剧本，拍成电影后，她又将其改成小说，明显增多了严肃文学因素。李碧华的小说越来越多地在言情框架中注入历史小说的因素，使得通俗言情女性文学与严肃女性文学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香港女性文学的“旋风”梁凤仪挟财经女强人的自身形象崛起于香港文坛。短短几年，出版《豪门惊梦》、《花魁劫》、《醉红尘》等小说散文近五十部，先后风靡港台，随后在内地引起“旋风”式的轰动效应。
很难将梁凤仪的小说界定为严肃女性文学，她的小说更多被视为言情小说。有悲欢离合的情节，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但又迥异于一般的言情小说：在悲欢离合的情节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在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中，映照出香港商业社会的众生进相。应该说，梁凤仪是以严肃的态度写言情文学的。诚如著名女作家宗璞所说，是“高档通俗”作品〔6〕。
梁凤仪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香港及海外社会经济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故自称其为“财经小说”。作品所叙述的紧张故事与尖锐情节的冲突，主要都是在金融、贸易领域内展开。金钱的聚敛与散失，契约的签定与撕毁，赢利与亏损，投机与风险，和爱情、亲情、友情交织在一起，既展示了香港社会的繁荣兴旺和斑斓多彩，又揭示出香港社会的光怪陆离与波谲云诡，写出了在这个既象天堂又象地狱的社会中搏击、奋斗、挣扎的形形色色人们的不同命运。作为一个女作家，作为一个香港商界女强人，梁凤仪笔下写得最多最成功最动人的形象，是在经济浪潮中奋力拼搏的职业女性形象。她笔下的女性，无论出身低微还是高贵，均本性善良，自重自强自立，勇于拼搏，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胜者，成为强者。比如《豪门惊梦》中挽夏大之将倾，从而拯救了乔氏大业的顾长基；比如《花魁劫》中从柔顺的贺氏小妾逐渐变成完全控制了贺氏集团的女强人容壁怡；比如《花帜》中机智和正义揭露当权者与巨贾财阀狼狈为奸的杜晚晴……。梁凤仪所创造的一系列既具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更具当代女性强者风采的女性人物，给香港女性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亦丰富了中国女性文学女性人物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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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正面临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九七”香港回归时对香港社会及人心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势必辐射到文学领域，加之内地新时期女性文学、台湾女性文学的交错影响，必将促成香港女性文学的新变化。不仅梁凤仪小说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已有所反映，据悉，“施叔青不再细放都市男女的情场波泾，而雄心勃勃地要重塑香港殖民历史。”〔7〕还有一些香港女作家， 亦潜心于一九九七年的重大题材创作，香港女性文学必将由此再出发，走向它新的发展历程。香港女性文学有可能使香港这一国际性都市获得它所渴求的文化深度——我们期待着。
注释：
〔1〕〔2〕〔3〕钱虹《香港人婚恋心态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1
〔4〕李子云《在寂寞中试验》上海文论1989.3
〔5〕见《童话小说——与西西谈她的作品及其它》一文。 该文见《象我这样的一个女子》附录
〔6〕见庞冠编《梁凤仪现象·序》
〔7〕黄万华《消费的文学和文学的消费》福建论坛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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