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19年：重要理论的创新与交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界、思想界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逐渐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从提出到基本形成，是对中国建国几十年，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极“左”路线的反思，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的思考的结果。伴随着伟大变革，也必然引起思想理论战线的振荡，为了帮助读者加深学习理解十五大文件，这里仅对19年来对社会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争论作了一定的回顾和选择。
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掀起了对文化大革命，对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发表的《学好文件抓好纲》所坚持的“两个凡是”思想的反思。文章认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反对用现成的条文、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这场讨论对于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冲破个人迷信、搬开“两个凡是”这一障碍、推动全面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禁区。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现象。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定第一份联产承包合同书，率先搞起“大包干”责任制，引起全国的关注，毁誉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包产到户不等于分田单干，是社会主义性质。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只要不分田到户，怎么搞都行。包产到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不是倒退。
另一部分人认为，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是一回事，而且很快就会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不论从时间上看，或从承包单位的规模来分析，包产到组，联产承包制都是对集体经济的一种倒退。认为过分强调包产到户的增产作用，是美化个体经济。
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80年代初对于人的问题、人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异化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应当超越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普遍使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揭露剥削现象，劳动异化现象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发生一些问题，如果用异化概念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就会引起思想混乱。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都存在异化。经济上的异化主要不是剥削造成的，而是由于不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和官僚主义造成的；政治上的异化，是指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思想上的异化主要是个人迷信及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主要是权力的异化，当然，社会主义的异化是可以克服和限制的。
关于人的本质，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一“强调了人、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解放”就被认为是历史唯心主义；长期以来我们不重视人，现在应将人放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位置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对于这场争论，胡乔木发表了重要文章，将人道主义，区分了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道德关系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只是在伦理意义上的使用，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异化问题，从而基本上结束了这场争论。这场争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道主义、正确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及坚持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起了积极作用。
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对新儒家的研究
中国大地上80年代、90年代两次兴起了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热，这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将中国文化放在了整个世界的大视野中，必然加剧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相互借鉴，因而，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它的特点，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则是关系到我们改革开放向何处去，中国变化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文化圈“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与现代化相连，“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的深入思索的结果。
1、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评价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研究中，学术界的争论十分激烈，有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集中体现在牵动民族意识神经的哲学观念，即传统哲学的循环论的发展观、“华夷诸已辨”的地理观，以宗法为主的人伦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反创造性思维”，扼杀了人们的竞争精神和创造精神。
另一种观点不同意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性”的。他们指出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包含了不少外来文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既致思于社会治理、探求“治世之道”，也力图寻求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作出科学解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与短处相较，前者是主要的。中国哲学是属于世界的。它的未来命运不仅要由中国人，也要由全世界进步人类确定。因而，对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和国粹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2、新儒家研究
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是对以往批判传统文化的反思，是与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与腾飞进行思考密不可分，也是大陆以外地区新儒家思想对大陆思想界影响的直接结果。
“新儒家”并非通常所指的宋明理学，而是指近代一个复兴儒家学说的思潮。新儒家认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是科学技术，它不仅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平衡，也使人类丧失了所具有的道德和人性，这一弊病可以由中国传统文化来解救。
新儒家思潮在国内引起了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不可能的，儒学的核心已经衰亡，比西方文化低一个层次，以低层次的儒家文化为载体吸收，融汇西方文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儒家学说赖以生存的是农业宗法社会，而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现已不复存在。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儒家的复兴是一种趋势，西方需要以儒家的伦理体系来协调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所以儒家学说在中国复兴，不无可能。1987年9月， 全国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学者指出，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首先把人的价值提到第一位，一切以尊重人、服从人性和协调人际关系为主旨的，正是儒家的古典人道主义。儒家的价值观和思想不仅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实质相互协调，而且前者还包含着后者的内因或动力。
上述问题的讨论表明我国理论界已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五、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生产利润，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消费需要。
有的学者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归结为满足人民个人消费、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社会保险、集体福利等公共消费和满足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以及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同样是利润，因为把生产的目的规定为满足人民的需要，是从产品经济出发的。与资本主义利润的区别，只在于利润归谁占有。
六、通货膨胀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界和经济理论界围绕着我国物价1980年和1985年两次较大幅度的上涨，对通货膨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大致可以1984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有无通货膨胀和是否可以保持一个最佳通货膨胀率展开的。有人认为在我国不会有“实质性的通货膨胀”。
另一些人持相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但如果违反纸币流通规律也会货币贬值的问题。还有很多人指出，如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不仅在理论上有产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出现通货膨胀问题。
少数人主张，我国可以保持一个“最佳通货膨胀率，例如1—3%，以利于经济的发展，即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的杠杆。
第二阶段讨论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及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持续的温和性通货膨胀相并行，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有益的。
更多的学者与上述观点不同，认为通货膨胀有百害而无一利。通货膨胀只能危害经济增长，依靠通货膨胀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会阻碍竞争机制的形成，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是一条真正危险的道路。
七、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第一次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三大着重从构成这一理论框架角度进行概括，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概括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的十二个重要理论观点。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回答了这些年经常困扰人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概括，提出了九个方面的问题，使这一理论更加成熟，完整和系统。
八、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成果的总结，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突破一系列僵化观念而提高到新的水平的结果。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着重讨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以及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由此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奠定了前提基础。
九、关于股份制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制作为一种财政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是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更灵活、有效的组织生产的形式。股份制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但股份制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是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无疑是一种“混合所有制”，是一种违宪行为，如果国有企业成为“混合所有制”，那么应该修改宪法；有人甚至认为，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是一种倒退。
十、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重新阐明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是1988年他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991年初，他又一次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初，邓小平到南方巡视，又全面阐述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这些说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成为邓小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于我们加强科教兴国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市场经济使道德“滑坡”了吗？
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振荡，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伦理道德方面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自从1984年以来，围绕着经济改革对道德建设是起促进作用，还是会引起道德的某些堕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90年代有人把其归纳为道德建设的“爬坡”还是“滑坡”的问题。
有人指出，经济改革会促进道德的进步，这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和共产主义道德本质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也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有利于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变革，都推动着道德的发展，促使道德观念的更新。
相反意见认为商品生产的真正特征是价值关系，价值关系的内在本性必然使商品生产者本来意义上的求生劳动向求利劳动转化，这种要求势必导致两个重要后果，一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一是私有意识的膨胀。如果说，个体意识的觉醒是道德进步的话，那么私有意识的膨胀则是典型的道德退化。因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会导致道德倒退。
十二、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
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近二十年的论争与进步。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搞市场经济，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讨有利地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十四大把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下来，这是对这场争论的科学总结。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提法大体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些过程。
一方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同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实行市场经济那一套，国家对于经济活动就难以控制，从而动摇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同时认为市场化就意味着：第一，取消计划，让经济活动完全受盲目的市场机制的支配；第二，公有制经济私有化；第三，造成两极分化，很明显，所谓市场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能是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赞同实行市场经济的同志则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落后与先进之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
十四大虽然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关于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依然还在继续。
十三、关于国家所有制问题
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从1979年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为什么要采取国家所有制的讨论，到两权分离、产权明晰及近期发表的清理所有制问题上的僵化观念的文章，实际上都是围绕所有制问题展开的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因为国家所有制形式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由国家政权组织代替经济组织直接指挥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一切活动，因此无论怎样划分管理权限都必然以行政方法为主管理经济；国家所有制不利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不利于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必然要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只能由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社会中心来支配，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运行的，计划经济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它是公有制派生的必然产物。
有些人还认为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是由所有权和经营权共同决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全民所有制经济不再是国营企业了。
宫希魁、晓亮、邹东涛等近日发表重要文章认为，应该清理、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僵化观念，他们认为，无论所有制的形式如何，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其发展数量及其比例关系不能人为规定，而是由市场来决定；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我们必须寻找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十四、关于生产力标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否则就无法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又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1992年，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对于生产力标准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生产力标准就是实践标准；还有人认为，对于发展生产力必须分清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否则发展生产力将是抽象的。
十五、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社会公平问题也日趋明显地显露出来。如何对待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王锐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文章，引起了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深入讨论。王锐生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认为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恰恰是不讲效率的苦果，他还认为，不公平（“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为此刘洞葵认为公平与效率应兼顾，而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认为不公平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是人类历史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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