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对“一边倒”政策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国史论文,中华人民论文,共和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及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部在国际国内都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著。在充分肯定该书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视角及广泛翔实的资料，对国内研究者有一定启发、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基本前提下，也不可否认，由于西方学者历史观、价值观及资料来源的局限性，该书的一些指导思想及观点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有些论据也是不准确的。书中关于“一边倒”政策的论述就是一例。
在由东京大学教授中岛岭雄执笔撰写的关于新中国对外关系一章中，对制订“一边倒”政策的原因作了如下分析：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中断了通过黄华－－司徒雷登这一渠道开始的中美对话”，提出了“一边倒”政策的原因，除了在经济方面需要苏联援助这一总体考虑外，有三点具体因素：第一，斯大林对中共的看法使毛泽东感到不安；第二，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第三，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与高岗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安，担心这将导致中国东北被苏联控制，因此“他希望用公开宣布对苏联的忠诚来换取斯大林宽宏大量的回答”，“这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作出了‘一边倒’的决定”。
以上分析的基本前提－－中美对话是由中共方面中断的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大量资料证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曾利用各种机会，表示出愿与美国进行接触的愿望，试图使中美关系得到某种缓和与改善。而相对中共灵活、积极、进取的政策，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僵硬死板的，它明令禁止司徒雷登赴京与中共领导人会见，可以说，最后关闭中美和解大门的是美国政府。另外，以上关于中共制订“一边倒”政策三点原因的总结是片面的、不准确的。现逐一分析如下：
一、“一边倒”政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亲苏路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毛泽东在制订“一边倒”政策时，是“被以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的传统思想束缚着”，“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反应感到不安”，“这种不安起了重要作用”，使毛泽东采取了“更为明智的亲苏路线”。
以上这种对“一边倒”政策本身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准确的。首先，“一边倒”政策并不是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更不简单地等同于亲苏路线，它只是在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中，中国共产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项大政方针。其次，中苏两党虽有历史上的长期关系及思想认识、政治利益、长远目标上的共同点，但中共制订“一边倒”政策并不是在盲目地追随同一阵营的公认领袖，而是基于清晰的目的－－国家实际利益的需要。
中苏两党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却扎根于中国大地，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正是毛泽东，取代了从莫斯科摇篮中哺育、扶持起来，对国际指示言所计从的王明等人，领导中国革命突破了俄国“城市中心论”的模式，独立自主地走上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处理国共关系、“武装保卫苏联”等问题上抵制了苏联的错误主张。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及前途的估计严重右倾悲观，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斗争，阻止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在这事关中国革命成败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顶住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②。这说明，在制订一切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重大决策时，具有强烈民族感、自尊心和独立意识的中国共产党，关心的重点首先绝不是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说，一味考虑苏联、斯大林的态度和如何追随、配合苏联的政策，而是把中国的国家、民族实际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独立自主、站稳民族立场是中共处理国际关系时一贯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制订“一边倒”政策的基本前提。
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内部是团结统一的，并无亲苏、亲美派之分，毛泽东也无需“从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出发去制订“一边倒”政策。
这个时期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已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统一。此时，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戴，成为中共党内公认的领袖。这种领导地位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从外事工作决策过程看，通过中央颁布的一系列外事纪律、政策及众多老同志的回忆，可以看出，由于处在战争年代，党的一般干部甚至有些领导干部缺乏外事工作经验，因此，中央此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制订的。这种高度集中的外交决策方式，也形成中共对外政策性意见的高度一致。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和领导地位并不需要像王明那样，靠外部力量扶持、强化及巩固。所以，在党中央内部团结统一、对苏基本认识、态度一致的前提下，那种认为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去制订“一边倒”政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三、在制订“一边倒”政策时，并不存在高岗企图投靠苏联、分裂中国的危险。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证明毛泽东对高岗不信任的论据是：“……1949年7月，这种担心得到了证实，当时斯大林邀请东北共产党政府主席高岗到莫斯科，并与他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显然未与北京当权人物商量。”③这一论据是不准确的。第一，高岗赴苏是中共中央的决定，不是斯大林瞒着中共中央对高岗个人的邀请。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及这一背景时说：1949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团员有高岗、王稼祥）访苏，6月26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④当事人师哲的回忆录也证实了此点⑤。第二，由高岗与苏联签订协议是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决定的。当年担任代表团翻译的师哲对此有详细的回忆：1949年7月11日，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决定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由于考虑到刘少奇所率中共代表团是秘密访苏的这一情况，会议还决定“在报纸上立即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这就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及的所谓斯大林未与北京当权人物商量，邀请高岗赴苏并签订条约”的真实情况。刘少奇所率中共代表团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着密切的电报联系，中共代表团主要代表之一的高岗怎么可能是不与“北京当权人物商量”而与苏联“私下签订商协”呢？
另外，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高岗有分裂中国之意的主要材料，是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C·H·冈察罗夫对前苏联援华组负责人H·B·科瓦廖夫访谈录⑥。据科瓦廖夫回忆，1949年7月27日，高岗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此，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要求因高岗的“叛变问题”召其回国。四天后，高岗提前回国。
作为当事人的科瓦廖夫的回忆似乎证明了毛泽东对高岗的戒心是有根据的，而出于这种戒心去制订“一边倒”政策也就有据可查了。但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科瓦廖夫回忆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
据对同是当事人师哲的访谈录⑦，师哲指出：高岗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当时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反映”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中国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满意，怎么可能提出将整个东北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这次会议上，只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一个人发言的机会，而且高岗提前回国，也是他自己提出，并在他出国前即已决定了的。
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在处理一切涉外问题时，首先把站稳中华民族立场、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中国内部真的出现了想把中国东北拱手送给苏联的人，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对此深怀戒心的毛泽东，既便是照顾当时的中苏友好关系，也不会再对此人予以信任，委以重任。按此逻辑，高岗又怎么可能会在此期间从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职位升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要职呢？对此提拔，高岗也颇感意外、满意。据对原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的访问记录，陈说高岗曾和他说：他想建国后可能就会让他当个部长，没有想到能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另外，在高饶反党事件发生后，在1955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高饶反党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地方各级领导100余人（其中包括很多与高岗有密切关系、私人关系的同志）发言或写了书面发言，对高岗的历史、现实问题作了广泛、彻底的揭发，大至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小至个人生活作风、追求物质享受、为人成见狭窄等，但在所有材料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高岗在1949年以前曾有把东北拱手相送苏联，与党中央搞分裂的揭发批判。如果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说，高岗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已发展到使毛泽东怀有戒心，按科瓦廖夫说，高岗的苏联之行后，刘少奇、周恩来在1949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高岗“叛变”并建议将其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那么，此时被中国共产党一贯深恶痛绝的丧失民族立场的问题绝不会无所反应，而被轻易放过。
从时间角度看，中央对高岗问题的认识时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1983年6月到12月期间，党中央书记处即已逐渐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所进行的反党活动”⑧。毛泽东也说：对于高岗的阴谋，“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⑨。1953年秋冬大大晚于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正式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而且此时与高岗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党内的矛盾与斗争，并不涉及对苏关系问题。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的论据和科瓦廖夫回忆高岗在苏联发言并受到中央批评之事都在1949年7月以后，这也均晚于中央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而且，不言而喻，一项重大政策的制订，是需要较长时间的酝酿、考虑的，因此，从时间角度上说，中共在制订“一边倒”政策时，不可能把发生在高岗问题作为主要因素考虑。
最后，从高岗个人角度说，中国东北与苏联接垠，有这样的便利条件，东北的解放、建设事业较内地更多地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而身为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与苏联方面的接触更多，所受影响必然更大。特别是从高岗的个人品质看，并不排除他愿意更多地靠近苏联、博得斯大林的好感，以便加重自己在党内地位的法码。但这些并不足以断定高岗以投靠苏联、分裂中国为目的的结论。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来说，解决人员纠纷问题最简便直接的手段就是工作调动，这在党内军内都是很常见的，根本无需也不可能为个人因素制订或改变牵涉面如此之大的对外政策，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认为毛泽东因为担心高岗投靠苏联，导致中国领土的完整被破坏而制订“一边倒”政策，是没有基本的事实根据的。
综上所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一边倒”政策的三点分析，实际上因循了国外一些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惯有的思路，即以中共党内矛盾及所谓“权力之争”为着眼点，认为中共党内两派力量的消长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制订与变化。这种以西方党派、政治斗争为模式来诠释中国革命问题的套路，并不能具体地解释中国革命斗争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一边倒”政策的制订？这主要应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既定的国际环境中选择对新中国最有利的政策。建国之初，为了使新生的国家尽快地取得国际上的承认，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取得国际援助，以便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将要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对大政方针作出抉择。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曾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武装干涉，因此，中共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到中国面临着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而在美苏对抗的世界里，美国对中共采取了敌视态度和僵硬死板的政策，这也迫使中共作出与苏联结盟的选择。为了明确地昭示自己的国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正式提出了“一边倒”政策，最后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取向上既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又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政治立场。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新中国建国初期“一边倒”政策的论述，主要论据是不准确的，观点也有失偏颇。这对于一部有份量、有影响的通史类著作，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与遗憾。
注释：
①③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83页。
②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⑤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⑥⑦《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
⑧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
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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