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时期的书信”看古代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_人称代词论文

从《战国纵横家书》看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词论文,家书论文,战国论文,人称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人称代词是语言里基本词汇的核心词。古汉语里的“吾、我”之别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近一个世纪以来,讨论未曾中断过,但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各家对材料的取舍不同,材料代表的时代不同,覆盖的地域不同,故很难得到一致的结论。即便考虑到上述因素,由于语言演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人们也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需要同时兼顾的因素太多,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太大,因此有的探讨假设的成分更多,很难是完全肯定的结论。

本文以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此后简称《战纵》)为依据,讨论时尽可能参照不同地域的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材料限定在战国末期、西汉初期,同时参考前人已作过的工作及统计(包括传世文献)。通过初步的调查,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存在雅言,或共同语。西起秦,东到齐,南自楚,北及燕,人们交流时用的当为一种通用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表现出一种较强的共性。但是这种共性并不意味着方言之间没有差异。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字形有别,新、旧词之间替换的速度不均衡。总体上讲,通用语反映出语言的规律性、系统性,方言反映出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及特性。

从部分出土文献看,第一人称有“余”、“朕”、“我”、“吾”等字。《战纵》里只见“我、吾”两字。春秋末、战国初期,“吾”开始普遍使用,地域从西到东,都能找到例证。只不过字形因地而异,但语法功能上是趋同的。我们看到,在同时使用“我”和“吾”的地区,二者有“格位”的区别,尽管在某些材料中,第一人称代词的格位限制已经开始有所动摇,但从已有的材料看,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的限制仍然存在。

1.雅言与方言

我们初步认为,在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各国虽有自己的方言,但存在雅言,即一种“通用语”。否则无法解释纵横家们如何在各国君主之间进行游说。从《战纵》各章反映的情况看,书信由不同地域的纵横家写给不同疆界附君主,当时各国上层贵族、士大夫阶层应使用一种通用语。如苏秦被赵国扣留给北部的燕王写信(第1章),孟尝君(薛公)本为东部齐王宗族(注:根据《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记载,田文(孟尝君)曾为齐相、秦相。),却在西部的魏国作相(第3章),还曾入秦为相,(第8章),南方楚国的苏修当时在东部的齐国出使(第3章),苏秦自齐国献书于燕王(第4章),苏秦活动于魏国(大梁),给燕王写信(第6、7章),给齐王写信(第14章),身为齐相的韩曾经事秦(注:韩在《战国策》(赵4)里,作“韩珉”,其中有“秦王内韩珉于齐”的记载。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里,又作“韩聂”。秦昭王曾说“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第7章),苏秦周旋于燕、梁、赵、齐之间(第10、11、12章),须贾(“魏中大夫”,见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梁大夫”,见于《史记·穰侯列传》)说服秦相穰侯(第15章),秦大夫起贾入魏主持伐齐(第17章),南方楚相李园曾给秦将辛梧写信(第25章)。从各章所透露的信息看,战国时期各国往来语言无阻,基本句法看上去大致相同。从不同地域的出土文献看,某些地域使用的字形不同,如“吾”(请见表二)、“也”等,某些地域选用的字或词不同,如“及”、“与”(注:详见大西克也1990。),“夕”、“月”(注:见梅祖麟1981《古代楚方言中“夕([xi])”字的词义和语源》,《方言》1981.215-218。)等。偶尔句法上有不合的地方(注:如楚方言的语序和其他方言不同。有名的例子如“室于怒,色于市”(出处)。用其他方言讲应当是“怒于室,色于市”。)。我们猜想,《战国纵横家书》采用的当为通用语,即雅言,否则很难解释,各国大夫、政客如何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这与《论语》里所记载的可互为证:“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2.《战国纵横家书》第一人称的表达

我们在这部文献里见到第一人称有如下几种表达方式:1)零形式;2)普通名词代替第一人称:3)专有名词(人名)自指;4)第一人称代词“我”和“吾/鱼”。下面我们对这几种情况进行分述。

2.1.零形式

在《战纵》的对话里,极少用第一人称代词。零形式很常见。请看几个例句:

(1)謂燕王曰:今日願耤(藉)(注:()里的字是异体字或假借字,释文请详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叁]》1983.北京:文物出版社。)於王前。(第5章)

(2)願王之陰知之而毋有告也。(第6章)

(3)雖然,願王之察之也。(第8章)

(4)曰:“食钦得毋衰乎?”曰:“侍(恃)鬻(粥)耳。”(第18章)

(5)老臣賤息(舒)旗最少,不宵(肖)。而衰,竊愛憐之。(第18章)

上述例句表明,对话基本上不用第一或第二人称,例句(1)-(3)是“我”劝戒君主,说话者不必用人称代词,即表明是“我”的希望。(4)-(5)是触龙和赵太后的对话,例(5)触龙只自称了一次“老臣”,然后说自己的儿子没有出息,就换了主语,描述自己年老体衰。

2.2.普通名词代第一人称

《战纵》里的第一人称常由普通名词担任,如说话人自称“老妇”、“老臣”、“臣”等。请看几个例子:

(6)臣聞王之不安。 (第1章)

(7)臣進取之臣也。(第5章)

(8)有復言令長安君質者,老婦必O(注:O代表未写全的字,[]代表移正的字,代表无法辨认的字。)唾其面。(第18章)

(9)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自步。(第18章)

(10)則使臣赤(亦)敢請其日以復於君乎?(第27章)

例(6)、(7)中的“臣”均为苏秦自指,例(8)中的“老妇”是赵太后自称。例(9)中“老臣”是触龙自称。例(10)中的“使臣”是赵国使臣麛皮的自称。这种以普通名词代第一人称的用法最为普遍。在一篇长对话里,说话者只在第一次用普通名词自称一次,然后就用零形式自指。

2.3.专有名词代第一人称

如同其他古籍,《战纵》里也用说话人的名字代第一人称。请看几个例子:

(11)今奉陽君之使舆 封秦也,任秦也,比燕於趙。令秦舆莌(兌)

宋不可信(第1章)

(12)臣秦(拜)辭事,(第4章)

(13)子以齊大重秦,秦將以燕事齊。(第8章)

(14)今者秦立於門,客有言曰(第22章)

(15)王有(又)使周濕、長駟重令(命)挩(兌),挽(兑)也敬受令(命)。(第12章)

(16)齊秦復合,使反(返)(第13章)

例句(11)、(12)、(13)、(14)里的“秦”是苏秦自称,例(13)中,苏秦让韩利用齐国的地位重视苏秦自己,并声称自己能让燕国服从齐国。例(15)中的“兑”是奉阳君自称其名。例(16)中的“”是韩自称。

2.4.“我”和“吾/鱼”

在《战纵》中,“我”出现了12次,“吾(鱼)”出现了12次,其中含4次“鱼”。在过去学者们的研究里,对“吾”何时产生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我”字甲骨文里已经产生,但“吾”还未见到,这点已经成为共识。周生亚(1980,130页)引用唐兰及蒋善国的研究,认为“从汉语史角度看,‘吾’字大量使用始于春秋末战国初”(139页),我们同意这一观点。根据我们所能见到的出土文献及资料,“吾”字在不同地域使用范围不同,书写形式因地域不同而不同。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表一 第一人称代词“我/吾”在《战国纵横家书》里的分布

表一表明,仅在《战纵》里,“吾”就有三种书写形式:鱼,,吾。这表明,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吾”的用法虽然已经普遍,但字形还不固定或正在固定。如果在同一出土文献里有三种不同字形,那么在不同地域及文献里有不同的字形,就更不足为怪了。值得注意的是,《战纵》前五章和后面几章抄写时用字不一致,我们已经在另一篇文章(注:徐丹(2005)谈到在《战纵》的前五章,抄写者用繁体“无”,第八章以后,抄写者用简体“无”。)里谈到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战纵》里各章的作者不同。从表一中我们看到,第三和第四章,抄写者用“/鱼”,以后出现的字则是“吾”。具体地说,第三章用的是,第四章只用“鱼”,后面全部只用“吾”了。根据唐兰、杨宽、马雍先生的考订(注:详见《战国纵横家书》.1976.北京:文物出版社。), 前十四章当为一组,因为,联系密切,内容集中。根据我们粗浅的观察,前几章的抄写者很可能不同。前十四章的抄写者和后面章节的抄写者更显得不同。除了材料来源有明显差异外,前后用字也不同。下面请看这几个用“鱼”字表“吾”的例子:

(17)今[齊]王使宋竅詔臣曰:(吾)與子有謀也。(第3章)

(18)王謂臣曰:魚(吾)必不聽眾口與造言,魚(吾)信若遒(猶)齕也。(第4章)

(19)今王使慶令(命)臣曰:“魚(吾)欲用所善。”王笱(苟)有所善而欲用之,臣請爲王事之。(第4章)

例句(17)-(19)中的“鱼(吾)”有两个共同的特点:1)都在主语位置充当主语;2)均为臣子引用王的话时用的,“鱼(吾)”指称的第一人称实指王。请看后几章中“吾”的使用情况:

(20)寡人有(又)聞粱(梁)入使陰成於秦。且君嘗曰:“吾免(勉)於粱(梁)是(氏),不能辭已。”(第12章)

(21)然則吾將悉興以救邯鄲,吾非敢以爲邯鄲賜也,吾將以救吾。(第27章)

(22)故俞許我兵者,所勁吾國,吾國勁而魏氏敝,楚人然後舉兵兼承吾國之敝。(第27章)

例(20)、(21)中的“吾”都用作主语,例(22)中的“吾”用作领属代词,“吾国”指“赵国”。

从上面列举的例子看,“吾”的用法限于主格位及领格位,这与前人的研究和统计是相符的。现在我们看看“我”的用法。

(23)王使慶謂臣:不利於國,且我夏(憂)之。(第2章)

(24)韓爲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逆以來…爲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第24章)

(25)是我困秦、韓之兵,免楚國楚國(注:原文“楚国”误重,照录。)之患也。(第24章)

(26)夫以實苦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第24章)

(27)文信侯弗敢受,曰:“我无功”。蔡鳥明日見,帶長劍,案(按)其劍,舉其末,視文信侯曰:君曰:“我无功。君无功,胡不解君之璽以佩蒙敖(鷔)、王齮也”。(第25章)

(28)我必列(裂)地以和於魏,魏必不敝,(第27章)

(29)故俞許我兵者,所勁吾國,(第27章)

“我”在例(23、25、27、28)中处于主语位置,(27)中重复了一次。“我”在例(24、26、29)中均处于宾语位,“我”在(24)和(26)中各出现两次。例(29)中的“我”是间接宾语,“兵”是直接宾语。上述十个用“我”的例子中,一半处于主语位置,一半处于宾语位置,“我”没有什么句法限制。相比之下,“吾”只用于主格和领格,有一定限制。古汉语里“我”可以表达复数的概念。上述十个例句中有七例表达复数概念,“我”指“我国”、“我方”。例(27)中的两次“我无功”值得注意,“我”明显表达的是单数的概念(注:周生亚(1980)提出,西周以后,“我”可以表达单数概念了,而在甲骨文里,“我”只表达复数概念。)。

2.5.“寡人”

在《战纵》里,“寡人”共出现31次。根据初步观察,“寡人”一般指君王,由于书信里没有君王写的信,所以“寡人”都是被引用时才出现,如:“王曰:寡人…”,“王谓臣曰:寡人…”。《战纵》里引用君王的话时,只见到直接引语,这也许与第三人称还未发展成熟有关。我们在上节已经看到,有四例“鱼(吾)”、一例“我”用在直接引语里,用于君王的指称。这几例中的“寡人”都是以名词形式表达第一人称。

3.“鱼”和“吾”

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战纵》里的“吾”字正在代替“鱼”字。“鱼”和“吾”可以相通基于其上古音相近。根据Baxter(白一平,1992)构拟的古音系统,“鱼/吾”二字的语音变化如下:

可以看出,“鱼/吾”二字的上古音极为接近:b类音进入中古后都是三等韵,a类音到中古后都是非三等韵,“鱼”是三等韵,“吾”是一等韵。上古汉语介音的性质和来源还有争议,但《诗经》显示出,现代学者构拟的上古介音,对押韵毫无影响。这也是一些学者把上古音分成a、b类的原因所在(注:如蒲立本(Pulleyblank)1973,沙家尔(sagart)1999.另外一些学者如Ferlus,1998,对介音的形成提出了很有创见的观点。)。由此观之,“鱼/吾”二字通用是有音理根据的。从部分出土文献看,战国时期“吾”字在各国的书写形式不统一。请看表二:

表二“吾”在各地的书写形式

表中的字形是我们见到拓片照片的字。其他学者(如周法高1959,61页),还列举了其他字形,如“虞”(见于“越王钟”)。表二显示,石鼓文里的“吾”使用地域有限,仅见于秦文字。的“吾”字使用范围较广,是比较古老的字,存留到现代的“吾”是一个后起的字。值得注意的是,秦系文字石鼓文的“”和其他的地域都不同,尽管笔画复杂,但作为声符的“吾”不但很清楚,而且重复了两次()。石鼓文中的“”15见,“我”2见。其他各系文字的“吾”都有“虎”字头,这是出于音韵上的需要、形态上的需要还是语义上的需要,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近一步的研究(注: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各地“吾”的变体,音符在上古汉语里明显相同或相近(如“鱼、吴等)。但是郭店楚简里的“”却独树一帜。我们初步认为,在变体“吾”中,“虎”字多作声符,少作义符。除了秦系文字,其他各地的“吾”都有虎的字形。一种可能性是“吾”字最初是复辅音,用两个字记录,另一个可能性是“虎”字根据不同场合,有时作声符,有时作义符。)。《战纵》为我们提供了“吾”字演变的宝贵线索:我们清楚地看到,由到“鱼”再到“吾”,根本的环节是声符“鱼”。

4.我/吾的区别

“我/吾”二字究竟有何区别,学者们观点很不相同。高本汉(1920)提出上古汉语有形态变化,引起不少学者的批评。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上古汉语在多大程度上由形态表达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上古汉语有形态变化的观点,已经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了。除了形态说,还有重读说,这以金守拙(1956)的文章为代表。周生亚(1980)从方言的角度又进一步讨论了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总之,讨论的文章数量惊人,此处不必多费笔墨。但人们的观点似乎很难统一。由于时间、空间的跨度太大,每个人所能驾驭的材料是有限的。本文试图通过同一个材料(即把时间、空间锁定)分析“我/吾”的句法功能,然后参考其他材料(与《战纵》时间接近)尤其是前人的研究成果(注:本文暂不涉及朕、余、我三者的关系,请参见洪波(1996)、张玉金(2004)关于谦诚、敬称的讨论。)。请看几个前人的统计数字(见下页表三):

通过表三我们看到,即便统计同一个语料,也会有所不同,原因是:其一,因为偏差是难免的;其二,对某些语法现象,人们作出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传世文献占了绝大多数,有的地方很可能被更改过(注:陈昭容(1992)指出,传世的东土文献如《论语》、《左传》、《国语》、《国策》、《楚辞》等皆用“吾”,而东土的文字材料却只见“鱼、、虞、吴”字形。这明显反应出,传世文献的用字经过改动。我们发现,汉初的出土文献里,如山东出上的《晏子春秋》已经不见上述字形,而只见“吾”了。),但前人的统计数字不失为珍贵的参考数据。应当明确的是,不同时代的人称代词系统是不同的,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称代词系统也是有差别的。比如更古老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和“朕”在《战纵》里没有见到,在北部的更早的中山文字里却和“(吾)”并存使用。鉴于这些问题,我们探讨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限定在战国末至西汉前期这段时间。

但是无论怎样,从上述众多的统计中,“我/吾”分布的大局是清晰的,而且使用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吾”字一开始普遍使用,就带有明显的格位性质。“吾”是春秋末战国初开始普遍使用的。传世文献大部分上限不超出这个时期,所以可以从前人的统计中清楚地看到,“吾”在主语位的使用占优势(“余”开始从主格位退却),在宾语位属于极个别的情况,在领格位也属常态。在黄盛璋先生对十五部先秦古籍的统计中,“吾”共出现了1993次,而在宾语位置只出现了28次。根据陈昭容(1992)的统计,在东土列国,“‘吾’字常作领语,也作主语,在古文字材料中,没有作宾语之例”(209页)。“我”在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都有,但是和“吾”共现时,二者呈互补状态。这点以前众多学者都已经通过统计数字论证过了。此处仅举几个例子:

(30)今者吾喪我。(莊子·齐物论)

(31)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左傳·昭19)

(32)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毁我。(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例(30)许多学者引用过,例(31)引自何乐士(2000),(32)引自漆权(1984)(18)。我们发现,一些出土文献里“我/吾”也有这种明显的分工。如甘肃武威汉简(约公元前10年左右)里就有一些例句:

(33)胃我姑者吾胃之姪(武威漢簡·甲本《服傅》)

(34)胃我咎者吾之甥。(同上)

上述例子很清楚地显示出,“我/吾”同现时,“格位”分工是很明显的,即“我”占宾格位置(在动词“胃(谓)”后),“吾”占主格位置(在动词“胃(谓)”前)。

表三 我/吾在各类文献的分布

注释:

(16)周生亚(1980)与黄盛璋(1963)的统计数字略为不同,但“我/吾”分布的大局基本上是一致的。关于甲骨文、金文,请参照管燮初(1953)、(1981),杨逢彬(2003)的统计及论述。

在《战纵》里,“我/吾”没有出现过同现的情况。在27章里,“我”一次在主语位(见例28),表达“我国”、“我方”,两次在间接宾语位(如“许我兵”:答应我们出兵)。“吾”出现了7次,3次在领格位置(吾国),3次在主格位置,1次在无法辨认的字前面(故不详)。从总体来看,“我/吾”在《战纵》的分布基本与传世文献所放映的分布类似: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吾”仍限于主格和领格,“我”相对于“吾”要自由得多。即便是同一部书,《战纵》内部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从表一我们已经看到,“吾”用了三种不同的字形,但其语法功能是一样的。从24到27章,“我”的出现较集中。通过唐兰、杨宽、马雍(1976)诸位先生的研究,我们知道了《战纵》的材料来源于三个不同的部分,即由三个不同的战国游说故事中辑录而成的。从20章到27章,是同一个来源,记录的事件则属于战国中期。24章(公仲倗谓韩王章)不但见于《战纵》,而且还见于《战国策》、《史记》和《韩非子》。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用“我”。除了《韩非子》的语言和这几个版本出入较大外,其他几个版本对同一个故事的记载可比性很高,请比较:

(35) a.陳軫曰:“夫秦之欲伐王久矣”。(戰縦·第24章)

b.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戰國策·韓策1)

c.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史记·韓世家第十五)

《战纵》用“王”,《史记》用“楚”,《战国策》则用“我”。《战纵》第24章是写成较晚的一章(注:请见《战国纵横家书》1976,108页。)。可以说,《战纵》反映的第一人称代词系统仍有格位痕迹,这与传世文献反映出的情况基本吻合。

不少学者已经发现,“我/吾”这种“格位”痕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总趋势是逐渐消失,最后“我”占据了主导地位。周生亚(1980,134页)认为:“到西周,殷方言人称代词的形态、数的特征遭到破坏,根本原因是同雅言崛兴有关。”金守拙(1956)看到,《孟子》里“我、吾”同现时看不出格位分别,请看两个例子:

(36)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孟子·盡心上)

(37)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孟子·離婁下)

金氏认为,“我”为重读,“吾”为非重读。从上述例子看,“我/吾”语法功能几乎别无二致,是否重读,也很难论证。我们认为,《孟子》里“我/吾”既用于主格,又用于领格在其他文献也有类似情况,但“吾”在《孟子》里没有一次出现在宾格位置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孟子》里也有“我/吾”互补的例子,如:

(38)问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孟子·離婁下)

例(38)中的“我”在动词“追”后,处于宾格,而“吾”在动词“生”前,处于主格。“我/吾”的“格位”痕迹至汉才开始消失。用孙良明先生(1994)的话说,第一人称代词“我字化”了,即汉代以后的各种注释版本中,经典著作里的各种第一人称(如印、予、余、吾)逐步被改写为“我”。从《史记》的情况看,“我字化”还不明显,根据漆权(1984,191-192页)的统计,在司马迁以故有典籍为基础照录改写的部分里(秦始皇以前),“我/吾”开始代替其他第一人称代词。如将37例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寡人、不谷、吾等)改为“我”,其中,有20例“吾”改写成“我”。《史记》作者把其他不同的25例第一人称代词改为“吾”,其中,有8例“我”改写成“吾”。这样看来,“我/吾”的代词系统先简化了第一人称代词,然后才发生了“我字化”。这些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如“卬、予、余、吾、我、朕”等,代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称代词系统,不宜作为一个地域的一种系统对待。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里,可以见到几个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有时只是书写形式不同,有时是新旧词汇交替阶段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

5.进一步的讨论

以往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除了时间(跨越至少两千多年)、空间(方言不同、地域不同)的因素以外,汉语内部发展的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认为汉语发生了类型上的转变(注:Xu Dan(2006)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上古汉语有形态,尽管遗留下来的只是蛛丝马迹,有的已无从考证,但从代词系统考察,格位痕迹是无法否认的。第一人称“吾”和第二人称“乃”继而是“尔”的格位限制是很显然的。许多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没有形态,他们的论据是,如果代词有格,那为什么有的人称代词只限于一个格位(如“乃”、“之”)、有的限于两个格位(如“吾”)呢?为什么古汉语的名词没有格的痕迹呢?我们认为格位表现和格语言,从共时观点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历时观点看,可以说是一种东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如发生、发展、衰落、灭亡、遗留),是一个连续体。一个非格语言,代词可以有格位的表现。有格位表现的人称代词系统里,格位表现也可以不对称。这是由于语言永远处于绝对动态、相对静态的原因。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人类语言里,很多具有类似现象。现代西方某些形态丰富的语言,藏缅语系的语言,乃至当代汉语方言都显示出,一个非格语言,代词系统可以有格标记或格位的痕迹,而格位表现或痕迹经常出现不对称。现代德语是一个格语言,现代英语、法语都不是格语言。请比较下面的例子:

(39) a Ich habe einen Ball.(我有一个球)

b Er ruft mich.(他叫我)

c Er gibt mir ein Buch.(他给我一本书。)

d Mein Bruder ist Student.(我的哥哥是学生。)

(40) a I have a ball.(我有一个球)

b He calls me.(他叫我)

c He gives me a book.(他给我一本书。)

d My brother is student.(我的哥哥是学生。)

(41) a J' ai un ballon.(j'=je)(我有一个球)

b Il m' appelle.(m'=me).(他叫我)

c Il me donne un livre.(他给我一本书。)

d Mon frère est étudiant.(我的哥哥是学生。)

在上述三种语言中,只有德语是一个有格的语言,英语和法语都不是。可是从例句(40)到(4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语和法语的人称代词有明显的格位限制。德语不但代词需要变格,名词也需要变格。在例(39)中,“我”的格位表达非常清楚:‘Ich’(主格)、‘mich’(直接宾格)、‘mir’(间接宾格)、‘mein’(领格),德语是日耳曼语西支中的一员,至今保留了4个格位(原始印欧语曾有8个格位)。英语也属日耳曼语西支,但失去了强制性的名词变格,只在代词系统上留下了痕迹。例(40)中,英语的代词“I”是主格“我”,“me”是宾格(直接/间接)“我”,“my”是领格“我的”。法语属于罗曼语族,罗曼语今天除了罗马尼亚语保留了变格,其他语言全部丧失了格系统。法语也不例外,只是在代词系统里留下了格痕迹。法语在9至14世纪时还是一个格语言(注:Guiraud,P.(1963).),但是语言变化使名词抛弃了格标记,格标记由代词承担。现代法语的语序是主动宾(SVO),没有变格,但代词仍然有很强的格位表现(见例41),宾格的代词必须前置于动词(语序是(SOV)。 比如,“il”是主格“他”,“le”是宾格“他/它”,“lui”是间接宾语(与格)“他”,“son”是领格“他”。汉语说“我看见他了”,法语必须将宾格“他”前置于动词,说“Je le vois”。

从例(40)到(41),我们看到,英语和法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宾格相同,直接宾格和间接宾格在英语里都是“me”,在法语里都是“me”。其实,法语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和英语相同,不分直接宾格和间接宾格,但法语第三人称代词分直接宾格(le,la)和间接宾格(lui)。典型格语言德语在代词系统上也存在不对称。如德语第三人称代词的阳性单数区分主格(er)和宾格(ihn),但阴性(sie/sie)和中性(es/es)不区分主格和宾格。由此看来,即便是在典型的格语言和格位表现明显的语言里,格位也不是绝对规则、整齐的。我们想借此说明古汉语的代词系统为何有的代词格位限制明显,有的不明显。我们今天能辨认出的格位表现,由于时间遥远,更显得缺乏统一的规律性。加之汉字记音的限制,许多问题不好考证。由于代词系统是最晚变化、最保守的词类,我们至今仍看得出古汉语代词系统的蛛丝马迹。

当今活的语言也处于变化之中,给我们以启迪。如现代英语人称疑问代词和关系代词区分主格(who)和宾格(whom),规范的语法书里都如是教学。但在当代说英语的人群里,遵从这条语法规定的人越来越少,趋势是二者开始混用:

(42)Who did you see?

人们一般不用宾格形式“whom”,尽管宾格形式才合语法规则。很显然,强势(使用频率高)的“who”占了上风。这种趋势使得字典里只得注明(注:请见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2005,Longman,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宾格的“whom”只在正式的场合用。英语里疑问代词的主格和宾格显然正处于合并阶段。

很少有人用“格”这个概念描述英语或法语的代词,大家似乎约定俗成地认为,代词有格表现,名词没有属于正常。那么古汉语代词有格痕迹,名词全无,是否也是汉语历史演变链条中的一环昵?上述有形态变化的诸语言,历史相对较短,溯源也许比汉语容易或更有据可依,但人类语言的共性还是可供参考的。

孙宏开先生(1995)的研究表明,藏缅语系里许多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羌语(桃坪方言)、尔龚语、普米语(箐华,南部方言)、尔苏语、基诺语、白语等等十几种语言都是在代词上有格的变化,但名词不一定有格变化。孙先生认为:“原始藏缅中格形式不仅附着在代词上,也同时附着在名词上,但目前保存在藏缅语中的仅在代词上有屈折形式。”(7页,请详见其列举的大量例子)许多学者(如Benedict本尼迪克,1972(注:Benedict,1972,Sino-Tibetan:A Conspectus.Contributing editor:J.A.Mafisoff.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请参见乐赛月、罗美珍翻译的中文本。))已经注意到,古汉语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与藏缅语系的语言有关联,甚至有渊源关系。Benedict支持高本汉关于古汉语人称代词有曲折变化的观点,但是认为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是后起的。

古代汉语除了第一人称代词有格的痕迹外,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也有格痕迹的遗留(高本汉1920、黄盛璋1963、洪波1994、魏培泉2004等)。许多学者早就看到第二人称同样有格的限制。如金文里的“汝”、“乃”互补,“汝”用于主格、宾格,“乃”用于领格。这个限制到战国后期才有所松动。第三人称代词的格位限制一般为人所接受,可能是因为它们形成得较晚,一直广泛见于各类文献,并且少有例外。“其”主要见于领格,有也有用于主格的例子(注: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的例子。)(周法高1959,魏培泉2004),“之”只见于宾格。其实,古汉语人称疑问代词也有格的痕迹。王海棻(1982)分析统计了先秦17部传世文献,她发现,“孰”一般不在宾语位(除了《公羊传》有一些反例),也很少修饰别的名词。“谁”的格位限制不如“孰”。我们注意到,在《孟子》里,“孰/谁”的用法已有混淆趋势(注:请见Xu Dan(2006)第五章。)。《战纵》里不见“谁”字,“孰”3次都出现在主格(2次假借为“熟”)。

从现代汉语的方言来看,有的方言的人称代词就有格的限制。根据袁家骅等(1989)的调查和研究,客家话的人称代词有数和格两个语法范畴(此处略去第三人称):

表四 客家话第一、第二人称的格(标调从略)

如果客家先民原本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的话,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古代汉语的代词曾经有过格系统。汉语类型发生了变化。汉字和记音可能会有摩擦,我们已无法得知一个汉字是否总代表先民口中的一个音节还是有时能代表一个音位。如果远古“汉语”有形态,那么人称代词是原先词干的前缀或后缀脱落而来的还是一直就是独立的语素?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完全肯定或否定某种假设。

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汉语的代词系统在音韵上对应整齐。王力先生(1980)把第一人称代词从语音上分为两类(N-类如我、吾、印和d-类如余、台、朕),第二人称代词语音上自成一类(n-)。藏缅语许多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声母也出现同样的规律(注:例子全部来自孙宏开先生(1995)的文章。)。请见第一人称为N-类、第二人称为n-类的部分藏缅语言:

表五 藏缅语部分语言第一和第二人称

古汉语第一人称“我/吾”同用声母N-,第二人称用n-,决非偶然。它们和许多藏缅语表现出的一致性也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人称代词在语言里是基本词汇的核心部分,从现有的材料看,也是变化慢的词类。对“我/吾”的上古音构拟,各家在韵尾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声母和主元音上的构拟是一致的,请看他们的拟音:

表六 部分学者对“我/吾”拟音

先秦文献表现出某些代词的格位表现因地域不同而不同,大概这是因为,代词格位正处于消失的阶段,各个地域的变化速度当然不可能一致。所以我们今天任意抽出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地域的代词系统,很可能看不出其中规律。如果我们对各个阶段、不同地域的代词系统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古汉语人称代词的全貌才能完全显现出来。

注释:

(18)请详见何乐土(2000)、漆权(1984)关于“我/吾”同现时的详细统计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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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时期的书信”看古代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_人称代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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