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
王庭照，刘华兰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摘 要：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所作出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评价，是生活满意度的直观体现。在概述各类型残障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梳理社会参与、外界支持等外部因素与应对方式、对残疾的适应程度等内部因素对残疾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残疾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改进方向。
关键词： 残疾；残疾人；生存质量；主观幸福感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明确规定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其他障碍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阻碍残疾人获得与他人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联合编制的《世界残疾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0亿残疾人，残疾率已上升至15%。根据人口推算，中国大约有8 500万残疾人。该报告还指出因残疾而带来的各种障碍使残疾人面临健康状况不良、教育成就感低下、经济参与度差等困难[1]。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下文简称SWB)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目的在于量化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中积极情绪的核心概念，是生活质量最重要的指标[2]。积极心理学研究兴起以后，人们逐渐关注自身幸福体验，对残疾的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残疾人生存质量受到关注，针对残疾人SWB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我们尝试从残疾人SWB研究概况、影响因素两方面，阐述残疾人群体SWB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现有研究经验、反思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今后相关研究提出建议。
一、残疾人SWB研究概况
对某一类别残疾人SWB研究的梳理能够为我们揭示该类别残疾人SWB的概况，并依据概况制定适合该类人群的具体措施。残疾人SWB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听力障碍、脊柱损伤、脑瘫、智力障碍等类别人群，侧重于比较残疾人与普通人SWB的差别。
听力障碍人群属于常见残疾人群，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残疾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参与程度较高，但他们的生存质量没有得到重视[3]。听障人群SWB 研究集中于听障学生，其SWB水平显著低于普通学生，可能是由于他们自身适应性等问题导致。听障者的语言表达方式使得他们的人际交往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听障学生对自身“聋”的认识偏差可能会导致其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特别关心的误解。此外，由于自身生理原因，听障者学生在认识、感知外部世界以及自我表达等方面存在着极大障碍，在情感情绪体会与表达、生活满意程度上逊色于常人。
970 智能预警系统在脑卒中患者院前院内衔接中的应用 张洪剑，刘团结，王文安，徐建华，解 炯，蒋 超，徐中杰，张永巍，杨鹏飞，邓本强，朱勤忠，刘建民
脑瘫病患常伴有语言、听力、肢体、智力等方面障碍，他们对自身残疾的适应时间更长[4]。尽管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力受限，但在生活满意度方面与普通人并没有明显的差别，生理功能的好坏只与生理幸福感相关，只有在功能障碍引发尴尬时才会影响SWB[5-6]。Andren和Grimby关于69名脑瘫病人的研究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证据支持[7]。但以脑瘫儿童和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却认为这一群体的SWB比常人低得多[8]。
3.核心自我评价
以其他肢体残疾人群为对象的研究甚少。以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下文简称MS)患者为对象的研究发现，该群体SWB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年轻的MS患者抑郁风险更高，生活质量水平更低[9]。
智力障碍人群在感知、思维、情绪、语言等方面都逊色于常人，但该群体SWB水平与常人相似[10-12]，即使是重度智力障碍人群的SWB也在正常范围，这可能与我们普遍意识中的结论不一致。大部分SWB测量工具都为自评量表，智障人群在完成测评时不能完全理解内容从而导致测评结果偏差。另有研究[13]证实虽然在理解和认识自身生活状况的方式上与常人存在差异，对SWB的理解和体会存在偏差，但智力障碍人群能够正确表达自身状态，SWB水平与常人相似。
注意力缺陷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下文简称ADHD)人群常常不被看作是残疾人群。在与常人的比较研究中，Able, Johnston, Adler和Swindle等人[14]认为ADHD人群SWB水平与常人不存在显著差异，自身的症状及限制可能会降低SWB水平，但心理资源等因素能够调节SWB水平，使其维持在正常水平[15]；另有研究则认为ADHD群体SWB水平低于常人[16-17]。
构什么？几何图形是由点与线构成，对于线基于尺规可以构造直线与弧线.因为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所以构直线其实就是构造两点；因为弧线取决于圆心与半径，圆心与弧上任一点确定，其弧线也就确定，所以构造弧线也是构造两点.总而言之，可以明确构什么？就是构造点.
目前针对视力障碍人群SWB的研究甚少，相关研究集中于对盲人学生SWB水平的探讨。在以盲校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盲文问卷测量该群体的SWB，结果显示视力障碍人群的SWB各项指标均处于中上水平，在性别、家庭经济地位和视力障碍程度方面存在显著的个别差异[18]。
洞洞就像你的鼻孔，你把头埋到水池里试试，只要不吸气，水是不会灌进鼻孔的。水压是大自然给女生的第一重保障，况且还有护洞的泳衣，那可是锦纶面料！
二、 残疾人SWB的影响因素探究
积极心理学强调对人类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关注人类健康和幸福的获得而不是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对残疾人SWB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残疾、躯体限制等的关注，而是注重对残障人群幸福感的获得，将提升残疾人SWB作为康复过程的主要目标之一[6]。研究影响或决定残疾人幸福感的因素，能帮助我们在康复、教育等服务中制定适当的政策、策略等切实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一)残疾特定性质对SWB的限制性
随着残疾程度的加深，残疾人感到难以获取必要帮助，心理压力增大，SWB体验水平随之下降，但各个残疾类型之间也会有所差异。Blackaby等人[20]的临床研究和Maart等人[21]关于残疾人的大样本研究的证据支持上述结论。对其他肢体残疾人群的研究显示，残疾程度与SWB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程度越深，SWB水平越低。Ginis, Jetha, Mack和Hetz[22]的研究表明SCI病人肢体活动水平和SWB之间积极相关，参与肢体训练的SCI病人健康状况更好，出现慢性疾病的概率更低，SWB水平也更高，这也得到了盲人群体研究的支持[23]。
1. 残疾程度与症状强度
临床研究显示，残疾者的SWB很大程度上受其疾病和残疾损伤的特定性质如残疾程度、症状强度与致残时间等的影响，且其对残疾人行为及心理的限制和影响程度不同[19]。
2．倡导为人师表。师范学生“是将来的教员”；师范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不只是一代人的。“苟为教员者，一无苟且，自能引起学生之不苟且”，倡导为人师表对于培养师范生显得尤为重要。蔡元培谈到五师校训“诚、毅、敬、爱”时，语重心长地勉励学校教员“既能一一实行，则学生自必亦如是”。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在师范应该把教师为人师表看作是最好的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
Hampton以及 Rintala等人[37-39]的研究证实了残疾人对社会支持的领悟能力和利用度与SWB密切相关：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SWB体验也越强；残疾人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越高，SWB体验越强。
社会参与能够促进残疾人个体参与社会生活，扩大自身的社会活动范围，但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机会少，获得的社会支持很少，尤其是来自于邻里、朋友的支持更是少之又少。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参与能够为残疾个体提供更多让社会其他成员了解自身的机会，增加了残疾个体获得外界支持的可能性，促进残疾个体积极参与、融入社会。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期能够改善残疾人的生存状况。
一般而言，原文作者总、会尽可能地在作品中体现其民族文化的风貌与特点，以引起源语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而译者则应抓住作者的意图，对原文本的内涵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但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而且有时在目的语中也缺少与源语对应的文化概念，因此译者也必须发挥目的语的优势，这就导致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产生了博弈。下面就以具体实例来说明。
根据致残时间可将残疾人群体分为先天残疾和后天残疾，后者分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时间点致残的差别。钱淼在关于残疾人SWB的影响因素探究中发现先天残疾和后天残疾在SWB上存在显著差别，先天残疾幸福感体验程度显著高于后天残疾[25]。在致残时间上，先天残疾个体不存在适应残疾的过程，而后天残疾的个体对残疾前后的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致残年龄越大，对原有生活的依赖度和熟悉度越高，在面对残疾时更加难以适应。
(二)社会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将社会参与定义为生活情境中反映人际、环境互动的活动。社会参与能够缓和残疾带来的不良后果，是维持和提高SWB的关键，持续稳定的参与可以提高残疾人的SWB，减少抑郁，提高自尊和生活满意度[26]。受教育和工作等社会参与形式对残疾人来说十分重要，但由于身体限制等因素使得他们缺少受教育和参与工作的机会，收入和社会地位更低。
南非相关研究证实了社会参与程度低对残疾人SWB的消极影响[27]。Maart, Eide, Jelsma等人的研究显示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的缺失阻碍残疾人SWB体验，减少他们的快乐感[28]。许多国家的政府给予残疾人更多的社会参与机会，认为此举能够提高他们的SWB，但结果显示高社会参与程度和高SWB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4]。Campen和Santvoor的研究也证实了提高社会参与程度并不能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满意度[29]。
(三)外界支持
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的人格特质是个体自身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支持是指个人、个人所属群体、所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所提供的实际存在的或者可觉知的支持性资源，以及与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应对资源。物质和信息等社会资源可以增加残疾人的归属感，缓解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产生的应激反应，增加正向情感，提高SWB水平。良好的外界支持有利于SWB的提高，社会支持是影响残疾人SWB的主要外部因素[26]，残疾人自身领悟和利用支持的能力似乎也与他们的SWB相关。
8.3 物理防治 全园顺定植行设置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80～100 m设置1个，诱杀害虫，控制虫害和病害传播。
听障大学生的SWB随其与健听人沟通障碍程度的减弱而升高，同时拥有健听人朋友的数量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其SWB：健听人朋友数量越多，SWB体验程度越高[30]。在家庭或社区中生活的智力障碍人群SWB高于在疗养所等机构生活的人，家庭和社区等外界环境中存在的支持直接影响着SWB水平[31]。
创伤性事件或许会引发其他负性事件的出现，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残疾人所在的家庭承担了他们的负担，并力图维持新的平衡来适应他们的需求和残疾所带来的挑战，家庭的支持对残疾人SWB有直接的影响。家庭成员自身的SWB水平也是影响残疾人SWB的关键因素[6,32]：婚姻和家庭满意度可以抵消功能损伤带来的伤害，并提升创伤性残疾人的生活满意度。这也得到了视障人群SWB研究[33]的结论支持。
2.致残时间
(四)国家政策、社会福利
SWB是政策研究中最广泛使用的生活质量指标[34]，相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在对残疾人SWB状况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
残疾人SWB水平与其所在国家的政策有关：通过对8个欧洲国家的残疾和非残疾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当国家有大量与残疾人相关的法律、政府扶持等福利时，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的SWB并不存在显著差异[35]，北欧国家的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差距要小于东欧国家[36]。国家间政策及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差别直接影响着残疾人与非残疾人SWB的差别，在政策法规和福利到位的国家，两个群体间的差异似乎更小。
(五)心理因素
SWB是个体对自身情感性和认知性的主观评价，外界因素通过作用于残疾人自身而影响其SWB体验水平。
1.对外界支持的感知
群落生物量按乔木层和灌草层分别调查。样地中的胸径(DBH)<3 cm 的乔木及乔木幼苗[24]和灌木统归为灌木，进行生物量和物种数测定。识别并登记20 m×20 m样方内树高(TH)≥1.2 m和胸径(DBH)≥3 cm的所有乔木物种。记录3类系统中1 m×1 m样方中草本的种类、多度以及次生林5 m×5 m灌木的种类、数量。草本、藤本和灌木生物量以全割法实测，取样鲜重(G鲜)后带回实验室，105℃杀青后，用电热烤箱在80℃下烘干至恒重，称干重(G干)，得到样品含水量并计算样点生物量。乔木生物量采用公式[25]计算。生物量均只包括地上部分。
小商桥之所以闻名海内外，除了茅以升、罗哲文等专家的认可，还与北宋抗金名将岳飞和杨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千多年前的小商桥除了“凭栏处”之外，还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故事。
残疾人对外界支持的领悟能力和利用程度取决于外界对他们支持力度的强弱。在领悟朋友和家人支持等方面，残疾人与普通人存在显著差异，自尊能够调节残疾人领悟朋友、家人和社会支持的能力[40]。
残疾的症状强度对SWB的影响在注意力缺陷障碍人群和脑瘫病人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注意力缺陷障碍人群的症状强度是该群体SWB的一个核心预测因素，根据症状强度及其对日常功能的限制能直接预测SWB水平[24]。
2.对残疾的适应：觉察程度和适应程度
康复心理学研究人员逐渐将重点放在SWB上，并将提升SWB作为残疾人适应过程的最终目的[41]。残疾人自身对残疾的觉察程度和适应程度似乎与SWB存在着某种关联。
Ville等人的研究发现残疾人自身觉察到的残疾程度与SWB相关，对残疾程度的适应也影响SWB水平[6]。Livneh和Wilson的研究证实了对残疾的适应程度越好，SWB体验程度越强[41]，听障群体的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3]。但后天致残群体不一定能良好地适应残疾，Lucas[31]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后天致残对残疾的适应性非常低，Wheeler等人针对脊柱损伤患者的研究也支持了他的结论[4]，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SCI病患能够完全适应残疾。
肢体残疾人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脊柱损伤(Spinal Cord Injury，下文简称SCI)人群。SCI是某个时间点由于突发事件，如交通事故、矿难等导致的创伤性残疾，常常伴有多种并发症。相较于其他肢体残疾人群来说，SCI病患承受着更加严重的生理痛苦，他们不仅承受着现有生理损伤的折磨，在未来的生活中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
核心自我评估(Core Self-evaluation，下文简称CSE)是人们对自身的价值与能力的整体的、根本的看法。Packer研究了CSE结构，认为如何评估自我受到特定情况的根本性影响，个人对自己的基本评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Chang、Ferris、Johnson等人[42]关于核心自我评估的元分析表明，CSE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CSE更能预测SWB程度。来自临床心理学和组织科学研究[43]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高CSE的人更有可能成功地应对和满足残疾所带来的挑战和需求[44]，SWB体验也更强烈，但这一结论尚未在残疾人群体中得到普遍验证。如果残疾人能够成功地将残疾纳入自我概念，肯定自身价值和能力，那么就有可能提高自身的生活满意度。
而作为对比的蒙自石榴，拥有10万亩的特色现代农业示范区。运用各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将科技带入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并将农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建立了蒙自庄园，发展旅游业，让蒙自石榴走出大山，飘香国内外。
4.应对方式
个体应对生活事件的能力存在差别，残疾人应对方式等稳定性的心理资源与SWB相关[45-46]，积极应对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缓解残疾人自身心理问题的产生。残疾人在面对困难或创伤事件时，积极的应对方式对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十分重要。此外，Folkman和Moskowitz[47]对后天听障人群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应对方式和问题应对方式是作用于SWB的两种力量，前者对SWB有积极调节作用，后者对SWB有消极抑制作用。对盲校学生[18]的研究也证实了应对方式对SWB的影响，不成熟型的应对方式会降低盲人的SWB水平，成熟型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提高盲人的SWB水平。由此看来，稳定且积极的应对方式对普通人群和残疾人群的SWB都具有维持和提高的作用。
三、残疾人SWB研究存在的问题 与未来展望
(一)残疾人SWB研究存在的问题
已有研究以横向研究占多数，但在进行群体间横向比较时，很难找到与残疾人在生活方式、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方面完全匹配的对照组被试，因此残疾人与普通人SWB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外，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学生等年轻群体，缺少以年老人群、农村或偏远地区残疾人群为对象的研究，样本数量也不够大，缺少对盲人及除SCI病患以外的其他肢体残疾人群的研究。国内研究在对象上集中于听障者，基本没有涉及其他类型的残疾人，原因可能是听障者在其他方面与常人接近，在使用测量工具时更便利。国外研究在对象上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各类型残疾人都有涉及，但与国内研究相同的是都缺少对盲人SWB的研究，可能与目前没有盲文测量工具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在测量工具上均使用的是常人量表，但SWB并没有精确的操作性定义，各个类型残疾人对SWB的理解可能不同，正常人和残疾人在生活事物各方面均存在认识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常人量表不一定适用于残疾人，测评工具的适用性有待考量，如盲人无法使用常人量表，但目前没有盲文测量工具，对智力障碍人群也没有简单易懂的测量工具。测量方式上多采用自陈量表-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受到残疾人自身理解能力的限制。
西方对SWB的研究由描述与比较阶段、理论建构阶段进入实证研究阶段，强调通过实验设计、纵向设计等来寻求SWB产生过程、心理作用机制并构建模型，寻求提高SWB的具体策略、方法[48]。目前我国残疾人SWB研究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着重于对现状的了解及人口学因素、社会支持、社会参与、个人特质等单个因素的探究，缺乏SWB作用机制的探讨，干预研究更是鲜见。
猴头菌炖鸡。将鸡料理干净，去内脏，猴头菌切片和鸡共煮即可。此肴具有补益心脾、益气养血的功效，适应于神经衰弱、身体虚弱之人食用。
(二) 未来研究展望
针对上述问题，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在研究方法上将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结合，为探讨残疾人SWB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未来研究亟须加快研究进程，追赶国际脚步，超越对残疾人SWB现状的了解，在把握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因素与残疾人SWB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各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机制，加强干预研究，寻求提高残疾人SWB的可能途径。在研究对象上也应超越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在年龄上向两极延伸，拓宽研究对象的残疾类型，关注并提升整体残疾人的SWB状况。
测量工具上，未来研究应编制出有效、可靠、能够有效整合SWB各方面且符合残疾人实际情况的量表，建立残疾人SWB常模，形成有效的研究模式。此外，自陈量表受日常心境、反映倾向等因素的影响[49]，某些类型的残疾人可能无法完全表达自我的状况。因此，在测量工具与测量方式上，未来研究应注重多种测量方式的综合运用，强调将其他方法作为自我报告的补充测量方式，如将随机心境、能够减少记忆偏差影响的经验样本测量方法、定性描述评分、模糊情感刺激反应测量、微笑率测量、事件回忆录、生理反应测量等应用于常人的测量方法来对残疾人进行测量。
残疾人自身的发展和努力也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积极的应对方式、正确的认知、乐观的心态、良好的情绪状况、合理的自尊心程度等对残疾人SWB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但自卑心理致使残疾人常使用自我封闭策略，导致他们与外界的交往少，社会地位不高。因此，提高残疾人SWB需要注重对残疾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建设引导，加强心理咨询和生活辅导工作，促成他们对心理资源的合理利用，注重残疾人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同时需要正确的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能够提升残疾人SWB水平，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要想提高残疾个体的生存质量，亟须提高的是大众群体对残疾群体的认可和接受，提供更多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
本研究单矿物浮选试验在XFGCII型浮选机(吉林探矿机械厂)中按图2流程进行，主要药剂见表2。除温度试验外，其他试验都保持在25 ℃的条件下进行。浮选完成后将泡沫产品与槽内产品分别进行过滤、烘干、称重，并计算单矿物的回收率。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Bank.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EB/OL].[2017-07-16 ].https://www.who.int/disabilities/world_report/2011/report/zh/.
[2] CARR A. Positive Psychology-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Human Strengths[M]. New York: Brunner-Routledge, 29 West 35th Street, NY, 2004.
[3] MEYER J M.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with late-deafness[J].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2013,58(2): 124-136.
[4] HASSIOTIS A, SERFATY M, AZAMK, et al.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adults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D): 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Trials，2011, 12(1): 95.
[5] WHEELER S D, LANE S J, MCMAHON B 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following intensive,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using a life skills training[J]. Occupation,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 2007, 27(1): 13-22.
[6] VILLE I, RAVAUD J F, GROUP T.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evere motor impairments: the Tetrafigap survey on the long-term outcome of tetraplegic spinal cord injured persons[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1, 52: 369-384.
[7] ANDREN E, GRIMBY G. Dependence in daily activiti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adult subjects with cerebral palsy or spina bifida: a follow-up study[J]. Disability & Rehabilitation, 2004, 26(9): 528-536.
[8] LIVINSTON M H, ROSENBAUM P L, RUSSEL D J, et al. Quality of life among adolescents with cerebral palsy: what does the literature tell us? [J]. Developmental Medicine & Child Neurology, 2007, 49: 225-231.
[9] BALAZS J, MIKLOSI M, KERESZTENY A, et al. Comorbidity of Physical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Adolescent: Functional Impairment, Self-Rated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8):1698.
[10] CHAMORRO-PREMUZIC T, BENNETT E, FURNHAM A. The happy personality: mediational role of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2: 1633-1639.
[11] THOMPSON B, WALTZ J, CROYLE K. Trait meta-mood and affect as predictors of somatic symptoms and life satisfaction[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3: 1786-1795.
[12] VOS P, De C P, PETRY K, et al. What makes them feel like they do? Investiga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people with severe and profound disabilities[J].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10, 31 (6): 1623-1632.
[13] CHANG D, FERRIS D L, JOHNSON R E, et al. Core self-evaluations: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38(1): 81-128.
[14] ABLE S L, JOHNSTON J A, ADLER L A, et al. Functional and psychosocial impairment in adults with undiagnosed ADHD[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7, 37(1): 97-107.
[15] JUDGE T A, LOCKE E A, DURHAM C C. The dispositional causes of job satisfaction: A core evaluations approach[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7, 19(1): 151-188.
[16] RUCKLIDGE J, BROWN D, CRAWFORD S, et al. Attributional styles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of adults with ADHD practice issu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J]. Journal of Attention Disorders, 2007, 10(3): 288-298.
[17] YANG H N, TAI Y M, YANG L K, et al. Prediction of childhood ADHD symptoms to quality of life in young adults: Adult ADHD and anxiety/depression as mediators[J].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13, 34(10): 3168-3181.
[18] RUJIC T. Effect of Different Visual Impairment Level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Glaucoma Patients[J]. Acta Clinica Croatica, 2018,57(2)：243.
[19] FRANCESCUTTI C, BATTISTI A, GRIFFO G, et 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disability in studi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ritical review and evidence from the Italian Health Survey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 2017, 64 (2): 179-195.
[20] BLACKABY D, DRINKWATER S, JONES M, et al. An analysi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Wales: evidence from the annual population survey final report[J]. Wales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Data and Methods (WISERD). Swansea University. 2012
[21] UPPAL S. Impact of the timing, type and severity of disability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6, 63(2): 525-553.
[22] GINIS M, JETHA A, MACK D E,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people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a meta-analysis[J]. Spinal Cord, 2010, 48(1): 65-72.
[23] 林艳艳,赵洁,曹光海.山东省盲校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及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J].中国学校卫生, 2014,35(12):1849-1852.
[24] ARATEN-BERGMAN 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diagnosed with comorbid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s[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15, 24: 1875-1886.
[25] 钱淼.残疾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J]. 社会心理科学, 2013 (4): 88-92.
[26] LINDENBERG S. Substitution, buffer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hierarchical approach[M]. The Universalit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cator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175-189.
[27] CRAMM J M, NIEBOER A P, FINKENFLUGEL H, et al. Comparison of barriers to employment among youth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in South Africa[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2, 9(3): 517-524.
[28] MAART S, EIDE A H, JELSMA J, et al. Environmental barriers experienced by urban and rural disabled people in South Africa[J]. Disability & Society, 2007, 22(4): 357-369.
[29] CAMPEN C V, SANTVOORT M V. Explaining low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Europe: The impact of disability, personal resources, particip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1: 839-854.
[30] LORENZO T, CRAMM J M. Access to livelihood assets among youth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in South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J].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2012, 102(6): 578-581.
[31] LUCAS C R, SALVADOR C L. Life satisfaction in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J].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12, 33(4):1103-1109.
[32] NG E, FISCHER A T. Understanding well-being in multi-levels: a review[J]. Health, 2013, 5(1): 308-322.
[33] ANDRUSZKOW H. Subjective impact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on long-term outcome at a minimum of 10 years after trauma-first results of a survey on 368 patients from a single academic trauma center in Germany[J]. Journal of Fish Biology, 2013, 7(1): 1-16.
[34] SMEDEMA S M, MCKENZIE A 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requency and type of internet us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well-being in individual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10, 32(4): 317-25.
[35] DIENER E R, LUCAS U S, HELLIWELL J. Well-being for public policy[M].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6] SANTVOORT M M. Disability in Europe: Policy,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D].Groningen：[s.n.], 2009.
[37] HAMPTON N Z.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people with spinal cord injuries: the role of self-efficac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erceived health[J].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2004,48(1): 31-37.
[38] HAMPTON N Z. The affective aspec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hinses people with and without spinal cord injuries[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08, 30(19): 1473-1479.
[39] RINTALA D H, WHELEN S R, MATAMOROS R. Subjective stress in male veteran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J].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05, 42(3): 291-304.
[40] 李欣,刘冯铂,杜若飞,等. 残疾人领悟社会支持对其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自尊的调节作用[J].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6, 4(11):648-655.
[41] LIVENH H, WILSON L M. Coping strategies as predictors and 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of disability related variables and psychosocial adaptation: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J].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2003, 46(4): 194-208.
[42] CHANG D, FERRIS D L, JOHNSON R E, et al. Core self-evaluations: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38(1):81-128.
[43] SMEDEMA S M.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well-being i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J].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2014, 59(4): 407-414.
[44] LYUBOMIRSKY S, KING L A, DIENER E.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 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5, 131(6): 803-855.
[45] 张国华, 王春莲, 李月华.大学新生SWB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 9): 1065-1068.
[46] 张丽.残疾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08, (09): 892-893.
[47] FOLKMAN S, MOSKOWITZ J T. Coping: Pitfalls and promise[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4,55: 745-774.
[48] 宋海燕.我国主观幸福感研究现状及趋势[J]. 社会心理科学, 2006, 21(84): 44-48.
[49] CAMPEN C V, IEDEMA J. Are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wh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healthier and happie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of obj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07, 16: 635-645.
A Review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Disability
WANG Tingzhao,LIU Hual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China)
Abstract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an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 intuitive reflec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WB in various types of disabled people, and on the impact of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xternal support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coping styles, and adaptation to disability of SWB, default of existing research was made, future direction of disabilities’ SWB was proposed.
Key words : Disability; people with Disability; quality of life; subjective Well-Being
收稿日期： 2018-12-13
作者简介： 王庭照，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B84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4702(2019)03-0011-09
(责任编辑：董芬)
标签：残疾论文; 残疾人论文; 生存质量论文; 主观幸福感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