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缺失——对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新生代论文,个案论文,农民工论文,城市生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快速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城乡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王春光曾界定：80年代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为第一代农民工，90年代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并进一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直接外出打工的，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王春光，2001)。这批新生代农民工于上世纪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开始进入城市打工，与初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特点是人生经历肤浅，乡土情结淡薄，外出动因复杂，适应能力较强，学习新鲜事物快速，对城市现代生活有着较强的主观认知与接受能力。
第一代进城农民工较多的从事于体力与半体力要求的工业和建筑相关行业，他们的到来逐渐替换了原有的城镇国有企业工人。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超过两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在产业工人中占57％，在第三产业工人中占37％，由此可见，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陆学艺，2004：309)。而随着社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商业服务业正接纳吸收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打工的主要选择。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服务业打工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以往在农村所经历的生活方式，环境的改变为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隐含了怎样的社会意义？城市生活的现实如何塑造了这一群体的总体结构，他们在这个分化的结构中的位置又是如何变动的？他们是如何在新的城市生活中追求自己社会身份的？这种出身为农民、工作为工人的双重身份含义叠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带着上述问题，本文将以沈阳市一家洗浴会所①作为调查对象，对其中工作的青年服务员做个案访谈研究，深入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情况与生活状况，了解他们在城市打工生活中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以此尝试性的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二、城市打工生活中的日常行动与角色扮演
服务业由于自身的行业特点，吸纳了大量年龄偏小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日常打工生活中扮演着与以往在农村生活很不相同的社会角色，这是新的城市生活环境赋予他们的全新社会身份，同时，身份的缺失与重构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也在城市生活经历中逐渐形成对于自身新旧两种社会身份的理解与认同。通过个案访谈，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对于农村与城市不同生活方式的认识以及对于自身社会地位和未来生活的思考。
(一)从农村到城市：两种生活方式的区别
1.种地：农村生活的全部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农村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从事以种地为中心的农业劳动，尽管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过真正的务农经历。
“我家里有田，父母都是种田的，身体还行。我也帮他们忙活过，就是在翻地、播种还有秋收的时候，人手不够嘛。上完初中我就不念了，家里也不强迫我，平常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很无聊，就想去大城市看看，反正我哥在这里，我也不用担心，家里也不反对，我就出来了。”
问：“同年龄的人出来的多吗？”
答：“不少啊，不上学的差不多都出来了，在家有什么意思啊！”(访谈对象L，男，19岁)
无论是有过简单务农生活还是没有过这种经历的Q会所服务员，他们普遍的特点是，初中毕业或肄业就不再上学了，在家里没有具体的事情可做，本身也不想闲呆着，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同时，他们至少是有兄弟、亲戚或同乡在城里，家里也不反对他们外出谋生。在他们看来，在家乡唯一可做的事情也就是种地，重复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作，这就是农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对于正处于从少年期转向青年期、思维活跃和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农村生活比起充满新鲜感和更多选择机会的城市生活，未免太单调和无趣了；另外，在家里务农的收入一般也低于城市打工的收入。
2.工作，上网，再学习：新的城市生活
Q会所的服务员们在城市的生活显然要比农村丰富得多，尽管他们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尽管每天的工作不轻松，但城市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很快地冲淡了他们初进城时的种种顾虑。毕竟他们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相比，在年龄、思想和行为上与城市居民尤其是同龄人群体更为相近。
“我刚来时(进城)也没什么不适应，在哪不都一样活嘛，再说大城市机会多，好玩的东西也多，我也能自己养活自己，比在家干活有意思多了。”(访谈对象G，男，20岁)
其实，年轻的服务员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与社会资源的缺乏并不可能真正享受到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对于城市现代生活的理解也仅是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在经历了刚进城时的好奇、新鲜以及体会了多种现代的娱乐方式，他们的生活才逐渐规律化，表现出一种固定的模式。Q会所的工作制是一天班24小时，实行双班倒，包食宿；这样一来服务员们的工作时间与个人生活时间就更为集中与固定，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也具有很大的趋同性。
“每天工作都差不多，下午和晚上客人多，忙一些，后半夜可以睡一会儿。上午都是打扫卫生，下班后就中午了，先回去睡一会儿，然后去上网，每天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跟你说，我现在都等不及了，我那个QQ炫舞(一种QQ游戏)已经九级了，还差一级就可以换新的服装了，今天一完事(下班)，我就得赶紧去。”(访谈对象L，男，19岁)
上网是服务员们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当然他们也会去唱歌，蹦迪，逛街，但是次数并不多，毕竟消费的程度不同，娱乐的方式也不如上网丰富。除了工作和上网外，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服务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他们当中以女性服务员占多数，学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英语、财会等一些工作应用性强的科目。其中吧台的一名女服务员(C)就对我说，她正在学习成人英语，参加学习班，成绩还不错呢，并且对于自己在英文单词方面的高超记忆力很是自豪。尽管在工作之余去学习知识技能的服务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但Q会所的大多数服务员都承认再学习的重要性，也都有要继续学习的意愿，这应该是他们在新的城市生活中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3.成长与经历：城市打工生活的意义
城市打工生活对于年轻的Q会所服务员有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呢？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底层服务业的工作是他们转换自我的平台，具有改造合格劳动力，催化劳动者社会成人和支持劳动者未来生活规划的三重意义。”(何明洁，2008)而从他们个人来讲，进城打工是他们人生成长的一个阶段，丰富了他们的人生经历，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品质，对其今后的人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一名19岁的男服务员L就曾经很老练的对我说：“进城打工是必须要去的，我们那年轻一点的有几个在家待着啊，(大伙)都瞧不上。我在这儿觉得挺好的，人应该多见识见识，在家里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我去很多家洗浴干过，什么场合都见过，什么迪厅、酒吧、练歌房都去过，没意思，还是上网最好。这些要是我还在家(农村)的话，根本不可能见识到，这也是人生经历嘛。”的确，虽然只有19岁，这名小服务员要比相同年龄的城里孩子机灵、成熟许多，也是由于服务行业的特殊要求，他更善于察言观色，更会见人说话，但他的本性却是好的，也会时常表现出和其年龄相符的天真、倔强一面，工作也很认真，干活非常勤快。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生活是他们了解掌握新的社会知识、技能以及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个人积极活动，通过切身体会与实践，把已有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念进行再生产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他们不断成长、不断充实的一种人生经历，包含了城市打工生活的全部意义。
(二)城市生活中的角色与身份
1.对农民身份的认识
按照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这个城市落户。即使这样已经放宽的政策规定，Q会所的大部分服务员仍然是农村户口，农民身份。尽管他们对于户籍制度未必十分了解，但对于自己农村户口又在城市打工的这种特殊身份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当然还是农村人呗，这也没啥好说的，家在农村啊，父母也是农民，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怎么说也从农村出来的，这是变不了的。”(访谈对象C，女，20岁)
“农民身份有什么不好，因为这儿，我家里还多一分地呢！我现在在城里，说不准以后还回去呢，再说，现在你能看出来我和城里人有什么差别吗？”(访谈对象L，男，19岁)
服务员们并没有觉得日常生活中农民的身份给他们带来什么不便，他们的打扮、衣着与日常娱乐方式与城里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而且农民身份在服务行业趋于隐性化，户口所在地并不是行业的准入门槛，况且大家都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在工作群体内没有明显的区分和差别，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并没有感觉到农村户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基本上服务员们对于自己农民的身份持有一致的认同态度。当然，对于“农村人”的称呼，服务员们还是比较敏感的，毕竟在现实的城市话语圈里，这种称呼存在有一定的蔑视成分，从他们的交谈中也隐约地流露出对于这种称呼的抵触情绪。
2.对市民身份的理解
年轻的服务员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着城市与农村的差别，他们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易于接受新事物，也喜欢城市丰富的娱乐活动，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市民有着明显的个人体会与理解。
问：“城市人和农村人有区别吗？”
答：“当然有了，城里人生活多好啊，有房有车，可以享受高级的服务。他们哪会瞧上我们这些服务员，毕竟是给人打工的嘛。不过，有些城里人素质还不如服务员，没什么钱还装，我更瞧不上他们。平常都是和关系好的哥们一起玩，有钱人咱也不认识，也无所谓区别不区别。”(访谈对象L，男，19岁)
问：“觉得自己算是城里人吗？”
答：“城里人得在市内有房子吧？我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了，城市里好玩的也都玩过了，算不算城里人也没什么，再说，以后去哪都还不一定呢。当然最好还是留在城市，习惯了。”
问：“那你觉得自己和城里人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答：“我家在农村啊，在农村长大的啊。不过你要是说和我一样大的城里人的话，也没什么区别吧？当然人家更有优越条件嘛，工作、生活比咱们好，挣得多，也不用干这活儿啊(当服务员)！”(访谈对象C，女，20岁)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同龄群体的比较上，Q会所的服务员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城市人有什么区别。当然，他们也承认城市人在许多方面更有优越便利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也希望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就业机会、社会保障、自我社会身份等方面拥有同等的待遇，更充分地享有作为城市社会成员所应有的权利。但也许是年龄尚小，接触的社会生活不够广泛，年轻的服务员们并没有对城市市民身份表现出强烈的渴望感，相反，对于某些城市人的行为举止他们并不认可，甚至有种蔑视的态度。真正直接影响和困扰他们的是打工工资的高低、继续在城市还是回家以及平常的娱乐活动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服务业本身作为低层次劳动行业所具有特点的影响。
3.未来的人生规划
对于Q会所的服务员来说，他们最终要面对的还是未来的人生归属问题，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继续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老家；一个首要的问题是继续做服务员还是转行，转行又去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决定着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那名19岁的男服务员(L)就总跟我说：“还能干一辈子服务员啊？”他说想过段时间就不干了，去学习电脑，学平面设计，不过当你具体问他要怎么学，学成后要干什么，他又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具体的规划。但是他也表示过，不排除回家的可能，父亲前段时间打电话让他回去了。
问：“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答：“肯定不能长干了，干到七月份吧，我哥也要走了，我也不能在这儿啊！”
问：“不学点技术什么的？”
答：“我想学电脑，学(电脑)设计什么的，有意思；也可能回家，先待一段时间也可能，我爸前天催我(回家)了，不放心吧。”
问：“不找亲戚朋友帮帮忙什么的？”
答：“拉倒吧，靠谁啊？他们还不如我呢！”(访谈对象L，男，19岁)
而那名吧台女服务员(C)则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去了，但也不想再做洗浴的服务员了，毕竟这个场所不太适合女孩子，晚上也休息不好。她说会继续学习英语，将来要参加自学考试，家里希望她有个环境好一点、较为稳定的工作，她妈妈正在帮她换工作，等她考下相关证书，她就会换个工作，例如去酒店或超市当收银员，当然暂时还是会在服务业工作，好的工作要等机会啊！
多数的年轻服务员并没有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发展有明确的设想与规划，毕竟现实的生活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对于他们来说，能留在城里自然最好，实在不行，回农村老家也未尝不可，毕竟家里还有几分田地；以后是不能做一辈子服务员的，应该学习点有用的知识，应该多想想未来的出路……，可是，这一切似乎又纷乱芜杂、没有头绪，究竟从何开始呢？对于年轻的城市打工者来说，城市里的打工生活还在继续，未来仍不确定。
三、凝固化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
通过前文对于Q会所服务员城市生活方式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访谈与调查，我们可以简单地勾勒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的日常图景。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第二代农民工，由于有着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社会历史记忆、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存在着明显的特殊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阶层的归属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以某种等级地位体系的高低来进行简单的判断与定义，还要从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交往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他们进行动态的分析与界定。作为当前农民工群体的主体部分，由于现存的制度安排、政策法规、经济地位以及自身客观条件等社会现实使得他们许多要求与权利难以实现，并因此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与社会影响，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担忧。
(一)制度与政策：双重身份结构的形成与维持
每一种身份的形成与维持都是一种权威和管制原则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户口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双重身份形成也是国家制度政策在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运作的一种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二，实行两套政策治理，这种制度的社会影响在于“户籍制度建立以后，起到了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功能：第一是使革命以后的经济分配、资源分享的秩序得到维持。……第二，依靠户籍阻止农民进城，在这一前提下，实行了向城市工业发展倾斜的政策，完成了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陆学艺，2004：3)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逐步放宽户籍制度的限制，协调城乡共同发展，但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原有户籍制度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拉越大，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在推动了城市工业、建筑业和商业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人数庞大的进城农民得到了一个“农民工”的称呼。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一方面，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从国家户籍管理条例来说，他们属于农村人口；另一方面，他们却在城市中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性质的工作，与农业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不务农的农民”。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双重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旧有政策法规的历史延伸，也是现行国家管理制度与现实社会需求共同影响的结果，而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仍然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维持了他们这种双重身份认定标准的特殊结构。农民工本身是制度性的产物，尽管他们从事的是城市产业工人的工作，但他们却不能享受城市职工的各种政策待遇，相关的制度安排阻隔了他们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使得他们只能在不同的体力劳动职业间进行选择，或者回到农村继续务农。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如年龄小、社会阅历浅、学历不高等，缺乏对于自身这种双重社会身份的理解与反思，无论是在个人认同还是群体的社会认同上，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倾向于盲目地服从国家与社会给予的模糊性安排，无法结合社会现实对自身身份进行正确的认识与调适，造成了现实身份的分离，进而表现出一种沉默地服从。应当说，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双重身份结构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在一定的时期内有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并且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现代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认定是不应该存在多重的、竞争的定义系统，公民的身份应该是一个由国家来确定其权利与义务及其合法地位的统一标识，这样才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体现国家法律政策对于社会成员基本自由和相关权利的保护，体现一个社会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所以，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制度界定与现实归属相分离的双重身份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与公民身份建设的长远发展。
(二)结晶化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态
如果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中进行阶层划分的话，无疑他们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无论是从财产所有、政治地位、职业地位以及教育地位的划分，还是在地位群体的等级、年龄状况和性别差异的归属性上，他们都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与趋同性。以Q会所的服务员为例，在上述这些区分社会成员阶层属性的重要标准上，他们的划分结果表现出相同的一致性，即政治上属于弱势群体，职业上从事低层次的服务工作，教育程度偏低，年龄相近，兴趣一致，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相同，由此具有了形成较为凝固的地位群体的可能，在社会阶层状态上趋向于一种地位的结晶化。此外，按照韦伯以“地位群体”和“生活方式”来划分社会成员阶层的标准，“特定地位群体之所以能发展起来的最重要源泉：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出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来，尤其是包括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类别在内”(格伦斯基，2006)，Q会所的服务员们显然不具备改善自身生活处境和社会地立的权力与机会，他们对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处于一种无奈的默认，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向一种固定化与模式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中，阶层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地位，而个人的社会身份则是流动、多变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开放性与多元性。现阶段的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变迁过程中，来自于体制内外的各种因素影响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阶层一本化的形成。但是，以利益诉求为主导性原则社会阶层分化却并不妨碍贫富差距的拉大，相反的是，日益激烈社会竞争与相对不健全的保障机制使得在社会变迁中不断淘汰下来的人们与原本弱势的社会群体所形成的底层社会日渐庞大，并且逐渐形成稳定、凝固的阶层状态。从事低水平劳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本身的职业特点就限制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向上流动的机会，较低层次的阶层地位一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拉大了他们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距离，另一方面也使其群体结构更为凝固化，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边缘化。
(三)流动的困境：社会资源的缺乏与底层社会的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外来人口，从进入城市之初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首先，由于分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他们虽然是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是在制度上他们并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并未体现出与城市市民的鲜明区别，但他们明显缺乏可以调动与利用的有效社会资源，缺乏向更高社会地位流动的机会，他们所认识的亲戚、朋友、老乡绝大部分是与他们一样的进城打工农民。尽管这些人进城的时间可能较早，积累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但他们当中极少有人能通过这种社会资源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进而带动后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并不占有可以有效提升自身阶层地位的生产性要素，因而在经济地位上属于附属性阶层，处在弱势的社会流动条件下，这主要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因此代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管理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其次是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劳动尤其是简单劳动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因此劳动阶级是一个从属的阶级”(仇立平，2006)；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表现出一种“无根性”与“游民化”，其职业流动与社会身份的转变表现出很强的不一致性与不协调性。虽然随着职业的变迁而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却不能或很少与城市的本土居民交流与沟通，不能融入到城市的社会结构中去，他们的个人行为与日常生活方式反映出了这个群体在城市生活的真实面貌，他们缺乏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成为一个真正城市市民的有效途径。同时，由于缺少相应的公民权，例如自身保障权及教育和培训权等，他们也无法在一个城市固定的长久生存下去。社会资源的缺乏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历史因素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壁垒、经济地位与自身客观条件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充分有效的社会流动，进而影响到了整个群体与城市生活的融合。
四、结语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时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因为他们有的唯一优势就是劳动力。每天的城市生活基本上被工作占满，业余的时间除了休息就是上网、娱乐，由于制度性障碍的存在、社会资源的缺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而产生的茫然心理，他们缺少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各种条件，逐渐成为社会的底层。按照孙立平的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目前正呈现出一种“断裂”的趋势，社会分层在加剧，底层社会正在形成，“这个底层社会与整个社会结构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的。农民和农民工都是一种固定的社会身份，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要改变这种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贫困的群体性与社会结构的断裂性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孙立平，2002)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形压力。城市社会如同一个舞台，演出由社会生活所有参加者的活动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表演、感情表达、信息发出，包括周围人对此做出的理解，都是按照既定的城市生活秩序进行的，这种日常生活行为方式构成了这一特定阶层群体社会行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特殊身份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面临各种不利的社会条件时经常是束手无策与忍气吞声，生活成本的提高与社会地位的低下使他们时常充满对城市生活的压迫感与无力感。尽管从农村到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丰富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历，有助于他们的人生成长，但双重身份结构的客观存在与逐渐增大的底层生活压力正迫使他们阶层属性逐步凝固化并且日渐远离城市生活的主流，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缺少归属感与身份模糊的尴尬群体。
注释：
①Q会所位于沈阳市中心地段，为连锁性企业，营业面积近1万平方米，是一家集洗浴、餐饮、客房、KTV于一体的大型娱乐休闲会所，生意不错，在沈阳颇有名气。Q会所各部门服务员基本上来自于农村，其中男性占服务人员总数的80％，最大年龄不超过26岁，普遍在16—21岁之间，文化程度以初中和中专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