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思想战线上构筑钢铁长城_和平演变论文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思想战线上构筑钢铁长城_和平演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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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政策。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依然存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外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还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腐蚀作用。”(199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因此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将“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神,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作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三大历史性课题之一。本文重点探讨如何抵御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的问题。

一、充分认识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图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图谋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政治偏见决定的,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大重要特征,是西方国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大国霸权主义的重要表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西方物质文明才是现代化的标志。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西化”,只有“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仿效并围绕西方行事,才能步入现代社会。

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图谋,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通过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完整地表现出来。比如,1986年11月方励之在几所大学的演讲中多次鼓吹:“我是欣赏‘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方励之的真面目》,法律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第93页)

针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图谋,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1987年3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又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在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还说,“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同上第211页)“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同上第235页)

邓小平不仅将反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反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图谋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深刻地论证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同上第181—182页)他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全盘西化,“这是长期的任务”,“斗争是长期的”(同上第235页)为什么呢?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上第208页)

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图谋,绝不是这些年来才提出的,而且敌对势力长期的既定方针和根本目标:是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和资本的运行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他们看来,“西化”中国是目的,和平演变是“西化”中国的一种手段。由于和平演变这种手段,是一个长期的、全局性的问题,因此,他们就把它作为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它提高到“战略”高度。

近几年来,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一再表示,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融化掉社会主义”,建立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时,又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鸣呼哀哉后,谁来保险?(同上第380页)邓小平在这里既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又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敌对势力自以为得计,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加紧对中国推行“西化”战略,妄想使社会主义很快地在地球上消失。一位大国总统在西方首脑会谈中多次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和完全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要“与中共打一场跨世纪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摧毁中共政权,在世界上彻底消除共产主义制度。”他们还制定了未来15年到20年对中国实施“循序渐进和平演变”的完整计划,并采取了一整套“诱压兼施”、“遏制”与“接触”并用的阴险策略。

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图谋和手段,集中体现在美国的对华方针、政策和对华关系的处理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这是美国领导人的一贯思想。早在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就说过,“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同共产党的这一代偏见极深的人打交道,已够厌烦了。有朝一日,一代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1982年2月里根出席了“美国之音”开播四十周年纪念仪式,他在贺词中称赞“美国之音”,“给那些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之下的人民和独裁暴政统治下的牺牲者带来了希望。”美国政府曾公开表示,美中文化交往是为了填补由于30年的隔绝和公开的反美主义在中国人民中所造成的西方思想和心理观念上的空白。“美国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心理精神,这是比传授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一笔明智的投资。”“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并能接受美国价值观念和心理传统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以上材料转引自《和平演变战略及其对策》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168页—第170页)1996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第29届国际大会的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演变很不明朗,也远未结束。变化是深刻的,中国今天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在我们同中国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将继续捍卫我们的利益。坚持我们的价值观。”

综观当今世界,有三个长期不变的基本情况,一是西强我弱的态势;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三是西方国家对我们“西化”、“分化”以及“和平演变”的图谋。由于帝国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灭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由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的客观现实;由于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图谋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

二、充分认识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的危害性,要有风险意识

邓小平在制定对外开放政策时,在充分肯定对外开放巨大成果的同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危害,以及开放政策的风险。他说,开放政策“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又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同上第139页)他还说,“实行开放政策会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同上第156页)

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的主要目标,是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运用资助留学、邀请访问等多种手段,对其施加思想政治和文化影响,图谋在其成为国家和社会栋梁后,使中国改变方向,“通过他们的头脑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

当代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正处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和深刻的社会大变动之中,加之一些自身的弱点,容易接受“西化”的影响。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出生在动乱时期,成长在社会急剧的变动之中。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是生长在困难和动荡时期,现在又面临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性灾难的影响,经历了中国拨乱反正的社会变革和世界社会主义严重曲折的历程,他们都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转变的社会现实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之中。社会改革中的困惑和历史变化中的阵痛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是在国门打开之后,西方思潮大量云集的校园环境中成长的,他们处于“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冲击波的最前列。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困惑从感性上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震动,那么大学校园内西方思潮的大量传播则从理性上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西方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一些人的思想出现了较大混乱,陷入迷茫、彷徨、失望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产生逆反心理,对西方思潮所宣扬的许多观点盲目接受。这种西方思潮是以美国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为代表的。

一位青年朋友在“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认真剖析自己如何走进“亲美情结”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他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他认为,“对美国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心灵滋扰来自何方?来自于落后境地中的怨恨,来自求索中的困顿,来自第三世界式的失落心理。”(《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7页,第20页)这位朋友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年轻朋友的认同。

除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对我国青年知识界的影响之外,民主社会主义对当代大学生和青年知识界也具有相当的影响,这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的一种思想基础。在西方思潮的交互激荡中,中国当代大学生和青年知识界,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非意识形态化、政治多元化、私有制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收集到的材料表明,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根据我们1991年5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几高校的调查,有19.14%的大学生认为“意识形态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解放的必然趋势。”1996年10月我们又在成都地区的高校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仍有16%的大学生认为“意识形态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有41.68%的人认为,意识形态多元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有24.76%的人认为意识形态多元化是错误的。

2、主张政治多元化、试行多党制

据我们1991年5月在成都高校的问卷调查,有2.39%的大学生认为“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是实行政治多元化”,有16.7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可以尝试政治多元化,有7.66%的人认为“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是解决腐败现象的根本出路”。1996年10月的调查表明,认为“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是实行政治多元化”的人上升到11.4%;认为“可以尝试实行政治多元化”的人上升到30.84%;认为“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的人上升到12.52%,还有24.55%的人认为中国可以试行多党制。

1996年三、四月份一个权威调查机构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广东、陕西六省市58所高校对一万三千多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据他们提供的调查报告称,有约20%的学生对“21世纪中叶中国仍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多党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观点,表示“现在难以判断”。

3、主张效仿西方的三权分立制

我们1996年10月的抽样调查表明,有17.98%的大学生认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是民主制的一种好形式”;有26.86%的人认为“可以在中国试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

4、主张私有化或者搞混合经济

据1991年5月我们在成都几所高校的调查,有2.87%大学生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私有化”,有9.57%大学生主张搞混合经济。据1996年10月的调查,赞同第一项的上升到7.62%,赞同第二项的上升到27.14%

5、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

据1991年5月我们在成都地区高校的抽样调查,有6.7%的学生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据1996年10月调查,赞成这一项的学生上升到9.37%)有20.57%的学生认为“中国走什么路与己无关”。对于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2.87%的大学生认为“资本主义将吃掉社会主义”,9.09%的学生认为“二者永远并存”25.36%的人回答“不知道”。据我们1996年10月调查,主张“资本主义将吃掉社会主义”的占2.62%;主张“两种制度永远并存”的占10.49%;认为“两种社会制度趋同于一种社会制度”的占57.28%;有9.02%的回答“不知道”,只有20.63%的认为“社会主义最终将占胜资本主义。”又据我们1996年10月的调查,“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回答“很有信心”的只占21.96%。另据权威调查机构1996年对六省市上万名大学生们问卷调查表明,有50%的学生认为“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只要民富国强就行”,有9%的学生对“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表示“不同意”,34%的人表示“难以判断”,4%的人说“没想过”。

6、推崇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根据1996年10月我们的调查,有9.02%的大学生认为“现阶段的价值观应该是个人主义”;76.16%的认为“应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重”;只有13.92%的人回答“应是集体主义”。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表明,有12.60%的青年认为,“有钱就有一切”。(1996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又据1996年国家教委组织的权威性调查,有14%的学生抱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观念;20%的人认为,“钱越多,人生价值越大。”

上述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大学生和知识青年接受“西化”影响的程度。当然产生这些情况不只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一个方面的原因,还有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消极影响,但主要是敌对势力“西化”政策和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对于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的危害程度,不能小视,不能低估。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要有风险意识。

三、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构筑思想战线上的钢铁长城,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抵御敌对势力的‘西化’图谋,关键在于提高青年一代自身的抵御能力。应当肯定,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对敌对势力对我们“西化”的图谋是有认识、有警惕的。根据我们1996年10月的调查统计,有90.98%的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我‘西化’的图谋是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4.76%的人认为“是想同中国做生意”,只有0.77%的人认为“是帮助中国搞现代化”,有3.5%的人回答“不清楚”。这种情况,既说明了构筑抵御“西化”图谋钢铁长城的必要性,要说明了其可能性。

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指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对于开放政策带来的风险,邓小平说,“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同上第156页)“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同上第139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我们认为,应该强调从两个方面来构筑思想战线上抵御“西化”图谋的钢铁长城。一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强调纪律和法制。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针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图谋,邓小平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历史观的教育和理想教育。

1、在思想战线上构筑抵御“西化”的钢铁长城,必须高扬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严于剖析自己的朋友,之所以从“亲美情结”中走出来,严肃地对美国说“不”,主要就是爱国激情的奔放,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驱使。这位年轻朋友的肺腑之言,很快引起青年人的强烈共鸣,充分表明了爱国主义的威力。无疑,爱国主义是我们抵御“西化”图谋的最有力的武器。

青年人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在3万名青年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占97.37%,认为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的今天更应该讲爱国主义的占85.59%,认为爱国就应该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占79.39%,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的占64.91%,认为自己周围的青年是爱国的占76.20%,还有71.36%的青年表示如果中国遭到外敌入侵,就主动报名参军、保卫祖国。这种情况表明,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不仅是强烈的,而且正在向理性认识发展,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是当前青年爱国主义的理性发展的重要标志。(1996年10月9日《中国青年报》)这正是我们构筑抵御“西化”钢铁长城的坚实基础。

2、在思想战线上构筑抵御“西化”图谋的钢铁长城,必须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针对敌对势力的“西化”图谋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强调“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6页)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国情,我们就会知道,在中国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为什么在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多党制,为什么不能搞三权鼎立的西方民主制,以及为什么不能按照西方的模式搞现代化。

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一些青年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败下阵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民族文化的功底。我们必须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的图谋。

3、在思想战线上构筑抵御“西化”的钢铁长城,必须强调理想教育。

还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就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0页)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针对敌对势力对我加紧“西化”的图谋和国内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又指出,“在发展中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205页)“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同上第198页)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看来,我国青年接受“西化”影响比较多的时候,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薄弱的时候。因此,他们都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而理想教育,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邓小平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同上第204页)

邓小平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必须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同上第382—383页)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消除民主社会主义和“趋同论”的影响,坚定科学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进行思想教育,要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我们要塑造的当代中华民族国魂的核心和支柱。要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即思想品德课和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实践,通过“两课”的改革贯彻“精”、“管用”的原则,针对学生现实的思想实际,加强针对性、实效性,系统地灌输邓小平理论。要强化“两课”声音,深化“两课”改革,加强“两课”管理,使邓小平理论真正地“入耳”、“入脑”。这是抵御“西化”影响的基础工程。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对政治理论产生兴趣。根据我们1996年10月的调查,有50.77%的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感兴趣,又据国家教委1996年调查,有37%的大学表示“将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理想教育,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邓小平谆谆教导我们,“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他说,“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的表现,比如,一切向钱看。”(同上第111—112页)我们要按照他老人家的教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强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抵御西方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侵蚀。

对于抵御“西化”和克服自由化的思潮,邓小平除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还特别强调纪律和法制。在邓小平看来,“法律”、“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是消除“西化”风险的重要手段(同上第139、156页)邓小平指出,“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同上第123—124页)当然,对于一般接受“西化”影响的人,还是一个教育和纪律问题。邓小平说,“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同上第111页)“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同上第191页)

根据邓小平的这种思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十分强调“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纪律和法制,应体现在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上都要“硬”:

一是教育手段要硬。思想上真正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先进模范人物的好思想、好道德、好作风。二是法律的手段要硬。对于各种腐败现象、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惩处要逗硬。对于违反社会主义原则与道德的行为和现象运用教育、法律、行政等手段有力地予以制止和约束,以利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大学校园,曾经是西方思潮传播和蔓延的一个场所。根据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要求,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校园文化,深入持久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净化学校的周边环境,创造健康、向上的育人氛围,使大学校园成为抵御“西化”的坚固的前哨阵地。

以上,我们探讨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构筑思想战线上抵御“西化”图谋钢铁长城的问题。须要指出的是,抵御敌对势力的“西化”图谋,反对和平演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否在思想战线上构筑起抵御敌对势力“西化”的钢铁长城,造就出大批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我们坚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个光荣使命,向历史呈交一份优秀的答卷。

*注:本文系四川省“五个一工程”重点规划课题调研组的调研报告的主体部分。调题的组长:王明东 刁纯志,本文执笔:邓淑华 王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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