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的现代系统思想——基于文献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经济学论文,文献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系统思想的出现拓展和丰富了科学方法论和哲学方法论，对20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学界甚至曾用“系统运动”来形容这种影响①，受此推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学界原则性地、方向性地提出：为了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应当吸取一些现代科学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辅助工具。其中，特别指出了基于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系统科学之上的现代科学方法②。如何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首先需要论证和解决系统思想(主要是现代系统思想)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关系。本文重点对近40年来国内外现代系统思想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之间内在关联性研究的相关文献作述评，从文献史的角度初步揭示马克思经济学中蕴含的现代系统思想。
一、系统存在思想：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系统整体性与层次性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不是系统存在、是不是具有系统整体性这个基本属性，这是一个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
早在系统科学与系统哲学尚未明确建立时，卢卡奇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有时也叫总体性问题)，这可以说是揭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现代系统思想的先声。20世纪70年代，几乎与贝塔朗菲提出系统哲学框架的同时，晚年的卢卡奇再次强调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的重要意义。他说：“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伟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性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③他指出，马克思视角里的任何一个社会存在都具有双重整体性，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方面或因素，是社会存在整体中的一个局部或部分的整体。同时，自身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由诸多局部整体组成的有机整体，每个局部整体都与其余的局部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同时与整个社会存在整体发生关系，执行着自己的特殊职能，进行着自己的再生产。马克思的每种社会规定、每个社会范畴，只有被置于一定的整体中即一定的现实关联中去把握时，它们的实存才能被把握。例如，“劳动作为发展了的社会存在范畴，只有在一个过程性的并且在过程中自我再生产着的社会整体中，才能获得自己真正的、相应的实存”④。一方面执行着社会实践职能，另一方面进行着自我的再生产，这就是它在整个社会存在整体中的实存方式。这种实存方式正是从社会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的那种社会存在⑤。
美国学者蒂莫西·希尔指出：马克思综合运用了形而上学的个体论与方法论的整体论。希尔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即本体论。他认为，社会客体是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既是出发点，又是回复点。所谓回复点，即理论研究结果是再现了的社会客体。再现了的社会客体是一个总体，在本体论上是各个个人的规定和关系的总和，在方法论上是被解释的总体，是各简单规定(相互联系的各部分)之间形成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的关系。诸社会客体是一些不同的整体。在这些整体中，同一个部分由于所处的结构不同，因而会受不同规律的支配。“对马克思来说，整体的极大重要性在于：必须予以改变的是整体，而不仅仅是部分”，“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整体的彻底变革是由各单个个人的以及各个物的个性特征和相互关系的改变构成的，但并不是由个别部分或个别关系的改变构成的。当前面提到的诸事物同其他事物一道发生变革之时——即，当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被取代之时，阶级结构遭到破坏之时，以及物质生产力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时，彻底的改变便随之发生”⑥。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学界还来不及比较和梳理几乎同时兴起于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系统思想的关系以及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性思想⑦的研究，因此有关研究不是基于卢卡奇等人的认识成果而是直接基于系统科学展开。
范业强等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系统运动时的系统整体性思想：(1)马克思把各个社会历史形态的人类社会总体当作系统；这个系统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构成，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经济系统运动的外部原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经济系统运动的内部原因。通过生产力与外部条件——自然界相联系，形成一个开放、有一定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暂时性、运动和发展的有机综合体。(2)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系统中分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加以研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四个要素、四个子系统，既统一于生产过程，又存在差别，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实现从未知整体到已知整体的具体过渡。(3)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范畴次序问题充分体现系统的要素有序结构性⑧。
刘勇以马克思经济学协作理论为对象，指出：(1)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产力“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系统整体性；并一般性地提出了系统整体性思想：一个事物一旦作为组成要素进入某一系统整体后，一方面会丧失自身原有的某些性质，另一方面能从系统整体那里获得某些新的性质。(2)局部工人的协作因建立的新的共同联系(协作关系)不同于单个劳动者的性质，弥补原先孤立劳动时自身某种质的缺陷，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功能。(3)马克思对混成工场手工业和有机工场手工业的区分，蕴含着有机整体与混成整体的区分。有机整体的要素发生量的增减会影响有机整体的系统质，而混成整体的要素发生一定量的增减不会影响混成整体的系统质⑨。
苏联系统论学者В．П．库兹明运用自己新提出的“系统质”范畴，指出：抽象劳动不同于具体劳动，具有整体性属性；价值不同于使用价值，“社会系统质是价值的本质属性”，即价值也有整体性⑩。杨曾宪认为，库兹明所说的价值的社会系统质，是不同于自然质以及社会功能质(使用价值)的新质，反映了在物之外的生产者之间以社会总劳动为中介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值、整个商品生产交换系统，没有物化在具体事物中，有时不以具体事物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只有借助于科学的系统分析方法才能被揭示。由此产生经济现象的复杂性(11)。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侧重于总体而非局部地揭示马克思经济学的系统整体性思想。林岗、张宇、刘元春等提出：方法论整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1)马克思不把社会看作是个人的简单加总，而看作是按照特殊规则和特定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存在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客观的社会整体规律。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人的属性，决定着个体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思维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个人是社会整体联系中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12)。(2)马克思运用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分析产权或所有制关系。(3)马克思在充分肯定人类生存需求的作用的基础上，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间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从满足需求的方式、社会手段入手，肯定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住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对社会生产、社会资源有不同支配能力的各个集团的性质，从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性质和冲突去认识人的本质。看清了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把握了社会整体对抗和阶级冲突与个体冲突间的关系(13)。
程恩富指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整体系统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并非仅仅指生产关系，而是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内的总体。生产关系本身又包括了占有关系、货币关系、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已经是概念的集成和动态的有机系统。马克思经济学与复杂系统理论有8个相似特征：非线性、非平衡、突变、分岔、混沌、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复杂系统动力学特征，马克思经济学的属性是一门复杂系统理论或者是一门非线性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超复杂性理论(14)。
熊映梧(15)、乌杰(16)分析了劳动价值论的系统整体性思想。劳动是多要素结合的过程，是生产力系统要素的整合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劳动是一个有机系统，它是多元结构；生产力是一个系统结构，可以分为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工具、劳动环境、劳动对象等等。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要素。
侯荣华指出：系统思想是马克思构造《资本论》科学体系的重要思想，马克思突出地运用了整体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以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为特征的不断积累并实现自我循环的大系统。其中涉及了等级、结构、整体等系统的本质性特征，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结构”、“功能”等系统科学概念，并使用系统、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动态、平衡、有序、随机等系统科学基本概念来展开分析(17)。
二、系统控制思想：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系统控制性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具有系统存在性，而且还具有系统控制的特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就体现出了系统反馈的思想，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正反馈过程。阿法纳西耶夫认为，马克思把劳动过程看作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要素包括作为人有目的的活动的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即客体、劳动资料，信息系统的本质是人和他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在于信息(劳动对象)，以便利用电脑和其他技术手段(劳动工具)把信息变为采取决策、完善控制作用所必要的形式(18)。美国学者D.麦奎里、T.安贝吉分析了马克思模型的控制论系统特征。控制论系统有一个控制中心控制着系统使它的状态接近某些目的参数，控制论系统是一个有反馈联系的有目的的系统。马克思模型中的统治阶级相当于“控制中心”，这个中心的一般目的参数是维持平衡，即维持现状(认为当前的权力和财富关系是令人满意的)，从控制的目的——手段链看，控制手段是法律、政治、意识(观念)等上层建筑形式(19)。
我国学者胡义成认为，《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再生产进行的分析是控制论分析的初步数学证明，《资本论》是经济控制论的奠基之作(20)。董玉魁认为，马克思提出了“计划控制论原理”：“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资本论》中的“计划控制论”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还和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许多管理规律相衔接(20)。
三、系统演化思想：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系统的自组织特征
相当于“静力学”的系统科学“老三论”揭示了系统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等系统存在特征，而相当于“动力学”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论则揭示了系统的耗散结构性、协同性、超循环性等系统的运动特征、自组织演化特征。一部分学者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的系统演化思想。
1.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系统的耗散结构性
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系统的物质变换性与耗散结构性的关联研究往往越过了作为中间环节的耗散结构论，直接从物理学、生物学的概念和原理入手。
早在系统科学建立前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治家、学者布哈林从能量交换和平衡的角度阐释了蕴含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耗散结构思想。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布哈林对此阐发道：由上可看出，社会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消耗自己的劳动即人的能量，从而取得一定数量的自然能量。社会从自然界汲取(并吸收)的能量愈多，就愈能适应自然界；只有在这方面数量有所增长，我们才能看到社会的发展。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这种物质的过程，也就是环境与系统、外部条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22)。
国内有的学者研究了价值的耗散结构特征。1984年，鲁品越在比较了价值与能量可通约性、可转换性的共同本质后，认为劳动价值与能量可以建立对应关系，都是一物多相。价值对应着物，使用价值对应着相。价值外在地显现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含价值，是价值的显现形式，不同的使用价值只是价值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或生产资料从一种变成另一种使用价值形式的运动中，价值并没有消失，就像能量运动一样，是守恒的。而在生产过程中，价值是不守恒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只有在劳动的作用下才能修复，因此，价值只是转移，没有新增的部分，而生产过程是生产劳动力的生理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于生产劳动力的价值，生产之“流”大于生产之“源”(23)。鲁品越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不守恒说明了剩余价值。
1990年，孟氧更加直接和深入地做了揭示。孟氧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表明，劳动一方面是具有自然属性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变换，另一方面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和人之间进行的社会利益分配，这说明二重性的劳动是自然与社会的交错运动的形式，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因此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和统一最深刻的客观物质基础，成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直接引入经济学的事实依据(24)。劳动二重性理论是这种运动的经济理论形式。《资本论》体系反映了这种交错运动，是《资本论》展开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背景。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的环节和形式具体体现为劳动，自然通过劳动进入社会，同样，社会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人类的影响随之加于自然，自然越来越成为人化的自然，而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也发生变化和改造，人本身这个自然越来越社会化。劳动和商品二重性就是劳动时间二重性，具体劳动是一种技术性劳动，度量它的是自然时间，抽象劳动是一种经济劳动，度量它的是经济时间。自然时间是外在于人的物理时间、天文学时间，是人们可以感觉到的；而经济时间是经济过程内在的、即社会场内部的时间，是超越人们的感觉经验之外的客观存在。自然时间是经济时间的物质载体，两者不可分割，但有区别。商品的价值量并不是由已经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也就是说，不是由自然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再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自然时间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而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表明，相同自然时间下的经济时间并不均匀分布，经济时间同样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生产每个商品的个别时间、自然时间转化成该商品的社会时间，也就是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介就是社会场。在社会场中，通过劳动实体的传递，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由于价值规定的社会平均必要性具有宏观特征，而生产每个个别商品的自然时间具有微观特征，孟氧用劳动时间二重性的研究揭示了自然时间与经济时间的联系，自然时间与经济时间同样是不可逆的，从时间的不可逆性引出了耗散结构思想的视角，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科学—自然科学这样一条线的理论联系，从这个角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衔接的微观基础，孟氧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质性突破(25)。
任暟指出：恩格斯的自组织自然观把整个自然界看成高度复杂的有机系统，正是有序的创生与物质能量耗散的熵增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展开着自然界的生动演化。而恩格斯的多维系统社会观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在揭示自然界无机营养元素循环规律的同时，指出人类借助特有的生产劳动把自然界中无机物质循环与人类生活需要有机地联系起来，使无机的物体发生物质变换。因此，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生活过程是按需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顺序运行的开放循环系统，通过不断与广阔的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相互作用，实现人类系统演化(26)。
2000年，美国学者J.B.福斯特直接指出劳动与能量、新陈代谢有关。福斯特发现，在劳动定义中马克思用以揭示劳动内涵的“物质变换”，就是生物学和生理学中的新陈代谢概念，他进一步考证认为，这是马克思移用当时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创立的化学范畴，相应地，物质变换理论应当被理解为新陈代谢理论(27)。
2.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系统的协同性
协同学认为在一个系统内部序参量决定性地影响着系统的演化。有学者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序参量”即经济系统演化因素。谭联众提出，劳动价值论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蕴含着社会经济系统存续的超循环结构。社会经济系统是由大量个人子系统和由其逐渐演化出的各类经济子系统组成的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它高于无机系统，也高于自然生态系统，处在不断地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演化中。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就是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决定其演化的序参量，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实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三个放大：体能放大、智能放大、协同放大，而这三个放大相当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反应循环、社会经济系统的催化循环、社会经济系统的超循环三个不同层次的循环(28)。
吴彤、沈小峰、郭治安探讨了生产力系统中的序参量问题(29)。他们从社会经济系统中划分出社会生产力系统，把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作自组织系统，认为科学技术就是社会生产力这个自组织系统的序参量，科学技术产生于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中各种独立要素的协同作用，但产生后又反过来支配它们运动，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系统的演化。
3.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系统的超循环性
20世纪60年代，随着循环经济概念、超循环论等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出现，一些学者开始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循环思想。这部分研究大体可以归为三类：与具体劳动从而与使用价值有关的物质单循环思想、价值单循环思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双循环思想。
1991年，靳共元比较直观地提出，马克思经济学存在着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双循环思想。他指出，马克思沿着“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过程—技术构成……”范畴这样一条线，纵向展开描述了其中一极运动，而沿着“抽象劳动—价值—剩余价值—价值增值过程—价值构成……”范畴组成的另一条线，纵向展开描述了另一极运动。每个阶段对立的两极，如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使用价值与价值……横向又构成一个小的对立统一系统，因此，整个《资本论》的范畴，劳动—商品—货币—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有机构成—资本积累……形成了一个系统运动(30)。
2007年，杨志的研究相对完整和深入，并指出：“产业资本循环是各种形式的资本循环中唯一能够直接承载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关系的资本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研究了单个产业资本循环和作为具有各种各样差异性有机整体的社会总资本循环的形式(包含物质能量资源与价值增值的交错循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与剩余价值的交错循环、市场经济中实物流和货币流的交错循环、社会总产品中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和社会总量货币和信用的交错循环)、特点(包括各种形式循环的特点以及作为各种循环形式统一的总循环的特点)、条件(与决定和约束资本正常循环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还有由此决定的资本循环速度与资本增值程度之间的关系”(31)。
2007年，时青昊分析了物质变换的双重含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新陈代谢这重含义是马克思的独创，是走向资本循环的环节。在自然生态含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生态循环圈；在社会经济含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品循环圈。资本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导致商品循环引导下的生态循环断裂。结合以下两条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原则看：(1)任何事物都来自其他事物；(2)任何被破坏的东西都不会消失，马克思经济学已经包含商品循环和生态循环的双循环思想(32)。
四、研究评价及结语
总的看，国内外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现代系统思想的研究，文献不多，关注不够，取得了一定成果，也做了不少提示，个别内容也非常深刻，但不够全面和深入，比较分散，不同的研究之间缺少过渡和中间的理论环节，未形成持续的学术继承和发展，还不能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也就不能如实地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中现代系统思想的整体风貌，反过来说，对马克思经济学所蕴含的现代科学特征揭示得也就不够充分。具体而言，卢卡奇的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系统整体性的视角，但侧重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方面，而对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的研究视角的提示不够。这方面福斯特的发现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但福斯特的发现从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进一步深入挖掘不够，这样就跳过了一个很大的中间理论环节，显得跨度太大，以至有人误解他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降低到了旧唯物主义的水平。孟氧的研究是对他的重要补充。此外，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循环的关系上，多数研究顾此失彼，注意揭示了使用价值循环，没有同时兼及价值循环。就是说，只顾及了使用价值所反映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把做功或者能量与使用价值联系起来研究，而没有顾及价值所反映出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对劳动二重性、商品价值二重性与双循环思想的内在关联性揭示就不够充分。卢卡奇、林岗、福斯特、布哈林、孟氧、杨志的研究，依次代表了从哲学视角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结的综合视角的中间环节。这些研究为后续的全面研究打下一定基础，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造成上述现状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1)主要蕴含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为基础的现代系统思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直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成形，而进入中国并引起中国学界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此时中国的经济学范式已经产生变化，进入了转型期。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关注较多的是西方经济学范式，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探讨难有突破。(2)系统科学是现代系统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成形的标志之一。为了解决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传统自然科学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系统科学应运而生，有很强的跨学科性、横断性。研究人员要既较为熟悉系统科学的原理与概念，还要较为了解系统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关系，这里的关键是要较为了解系统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的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比较好地把握现代系统思想的内涵及其对以往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关系，并用于经济学范式研究。这就对有关研究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即使系统学界的学者也认为，把系统科学、系统哲学、系统工程结合起来讨论具有很大的理论难度。把现代系统思想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探讨，难度就更大了。这种情形不仅为国内研究所有，也为国外研究所有。(3)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因此，探讨现代系统思想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关系，难度更大。以劳动内涵为例，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如果说物质变换就是新陈代谢，而能量代谢是新陈代谢的重要方面，那么，能量代谢就是劳动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现代物理学把物质归结和还原为能量，因此，关于劳动与能量的联系、价值守恒与能量守恒、价值循环与能量循环的联系是很自然的，直接建立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现象与经济学现象的联系，由此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范畴直接与马克思经济学范畴联系起来，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确也给出了某种提示，隐约反映了经济学研究一些新的迹象。但物理现象与经济现象毕竟性质不同，物理系统与经济系统毕竟层次不同，因此，不经过一定的理论中间环节的转换、过渡和衔接，这样做有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贬低为社会存在的物理学之嫌。
全面而完整地揭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现代系统思想的内在关联性，有着重要的意义：(1)为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提供方法论准备，也为更大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结的研究方法提供启示。(2)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转型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从系统思想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认识系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如何融合现代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将为我们展开一个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马克思经济学向系统科学的创造性转化，在方法论上是探索唯物辩证法现代科学化的问题，在具体理论层面上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应用问题。这种探索应当立足于唯物史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表现出了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之间也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交叉的多种研究范式，如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借鉴，逐步形成了一些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向系统科学的创造性转化应当成为这些研究中重要的一支。由于学科差异大、涉及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后续的研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探索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思想之间的关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一步全面而完整地探讨发掘其中所体现出的现代系统思想。(2)探索和尝试建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系统科学形式，这里首要的是找到联系两者的微观基础。
注释：
①朴昌根：《评当前哲学界的“系统热”》，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②曾启贤：《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639页。
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远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页。
④卢卡奇著、本泽勒编：《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⑤孙伯鍨：《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兼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⑥蒂莫西·希尔：《论马克思的整体论》，汤伯起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9期。
⑦国内一部分学者如高放、王贵明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整体性。它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学说或者理论科学体系的整体性，而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整体性特征。有关内容可以参见文后的参考文献。
⑧范业强、张敬东、李克柔：《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理论中的系统思想》，载《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⑨刘勇：《马克思协作理论的系统方法整体性原则》，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
⑩В．П．库兹明：《系统知识的认识论问题》，陈慰、英伟译，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6期。
(11)杨曾宪：《价值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12)林岗、张宇：《〈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载《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13)刘元春：《论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载《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14)程恩富：《马克思经济学与复杂系统理论——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新视角》，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第10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熊映梧：《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888页。
(16)乌杰：《用马列主义系统观构建劳动价值论》，载《中国改革》2002年第5期。
(17)侯荣华：《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系统思想》，《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新进展——第8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05年。
(18)乌尔苏勒主编：《控制论和辩证法》，吴元梁、高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19)D.麦奎里、T.安贝吉：《马克思和现代系统论》，裘辉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6期。
(20)胡义成：《马克思实际上使用的控制论方法及其在社会－经济分析中的适用范围》，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
(21)董玉魁：《马克思主义的“计划控制论”和信贷资金管理的改革方向》，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4期。
(22)郑异凡：《布哈林论稿》，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62－163页。
(23)鲁品越：《论价值守恒规律和价值不守恒过程——沟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原理的尝试》，载《兰州学刊》1984年第4期。
(24)杜厚文、杨志：《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结盟的样板——评〈经济学社会场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12期。
(25)孟氧：《经济时间与经济空间》，载《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26)任暟：《恩格斯系统观的当代解读》，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27)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28)谭联众：《社会经济系统的超循环与劳动价值放大》，载《2006中国科协年会(分3)论文集》。
(29)吴彤、沈小峰、郭治安：《科学技术：生产力系统的“序参量”——一种自组织演化的科技观》，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6期。
(30)靳共元：《〈资本论〉中的系统思想探索》，载《晋阳学刊》1991年第4期。
(31)杨志：《对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思考——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1期。
(32)时青昊：《“物质变换”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载《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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