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李英 杨超
（河北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天津 301617）
摘 要： 建党初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初步尝试。尽管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带有探索的性质，但是在信仰教育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明确了一定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将信仰教育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创办学校或党校、出版信仰教育经典、发行期刊报纸、参与革命实践等渠道对广大党员、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和女性实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尝试与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扎根开花、党的不断壮大、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建党初期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信仰之于国家、民族与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在历经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通过广泛、持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铸就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站在历史和实践维度上考量，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探索，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建设与精神引导作用。
一、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为中国人所知道、理解、接受、认同、信奉，是与中国人民寻找民族复兴、人民解放之路分不开的。在1899年《万国公报》刊载的《大同学》一文中，马克思还不过是 “百工领袖”“讲安民新学”“主于资本者也”的形象。毛泽东评价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2]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定位已发生质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思潮，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政治信仰。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历程也由此开启。
政治理论、政治信仰之于政党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有明确论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就要不断地同各种谬论和错误行为作坚决斗争，就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教育，使无产阶级明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了解阶级社会的剥削关系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以保证正确的革命策略和方法，更好地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对此，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换言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使自己的整个世界观 “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4]。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教育及精神世界的改造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四大，对党员、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改造和教育的工作逐步展开，实施马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原则也初步确立。
第一，一定要进行信仰教育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鉴于社会大众对于 “理想”与“信仰”概念的歧义，马克思恩格斯很少使用“信仰”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但他们始终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拥有自己的科学理论与主张，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无产阶级，否则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只会是毫无意义的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空洞虚伪的文字游戏并限于空想与幻想之中。到列宁时代，他首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概念[5]，以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价值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的那一刻就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党的一大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6]，“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工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7]正是这一认识的生动体现。
第二，党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领导权原则。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8]党的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也提出：“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9]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宣传的领导权问题，认为只有党才拥有对理论宣传与信仰教育的支配权。1925年党的四大在反思建党以来的工作不足时强调指出：“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10]可以说，由党来领导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领导权掌握在党自己手里，这是建党初期党内就已达成的共识。
受国内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主体的分布和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影响，党的一大、二大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受众在空间上主要分布于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波及较大的省份城市以及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昌等重要省会城市以及一些交通、商业较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多数在东中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等；从受众群体看，主要集中于党员、工人及青年学生。在党的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对象又扩展到国民革命军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开始利用各种渠道向国民革命军中的先进军官、国民党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活动。随着革命需要的变化，在湘赣边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前，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受众的空间分布开始逐渐从大城市转向广大农村地域。
第三，对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与相信，表现为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把握、行动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践行、情感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坚信和无限忠诚。这是一种科学信仰，它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追求人类解放的崇高与伟大。科学信仰的性质决定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信奉者的前提和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把握，而不是盲从。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共产主义只能“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11]，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同时，党外斗争环境的恶劣与复杂、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马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宗旨与信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很容易导致党员信仰的动摇、怯退，甚至可能是背叛。因此，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将在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与宣传，引导党员和社会大众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视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工作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党员、工人、农民是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要受众，若根据被教育对象的特征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5个群体：第一，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21年党成立到1927年4月党的四大，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了五万余人。在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的同时，党员结构也愈发复杂，很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不高。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反思党的建设时认为，过去党组织忽视了对党员的教育。1923年11月，中共中央专门通过《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央局及各地党组织对党员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活动。第二，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曾评价说，这个阶级具有坚强的革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上的高度自觉。因此，教育工人阶级，激发其革命精神和斗志，帮助其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党的一大召开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就提出：“代表大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12]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还要求在一切产业部门都成立工人学校，而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思想。第三，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群体，陈独秀曾将其视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在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农民的力量”[13]。因而开展“系统的合理的宣传，在乡村是必要的，工人阶级，若是至少得不到乡村劳动者 （农业的雇工和极贫的农人）一部分的赞助，或至少不能使一部分落后乡村在政治上守中立，他是不能胜利的。故共产党在乡村的工作在今日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4]。不过，在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中并未区别工人和农民的问题。而“二七惨案”让共产党人意识到农民不同于工人，是必须要团结的力量，同时也必是要教育与动员的对象，必须切实唤醒农民的斗争意识和信念。第四，青年。将青年纳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范围，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对青年与共产主义事业关系的认知。早期中国共产党认为，少年劳动者也是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且是受掠夺阶级的部分。资产阶级不仅从少年劳动者那里榨取了比成年劳动者更大量的剩余价值，更将少年劳动者当做保护自己旧利益和进行新掠夺的武器，无数青年用生命血染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是要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奋斗，因此，一定要将青年引领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来。从党的二大开始，青年正式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中来。“青年应以向他们宣传改良目前利益为起点，以此引导到改造社会的思想，以致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15]其后党的三大通过《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明确要求 “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16]。第五，妇女。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乃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女性不仅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同时还被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17]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女性解放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之一，并认为女性的解放不仅依赖社会的解放，更依赖于自身解放，只有通过自我教育，坚定革命的信念与决心，才能由被动解放转向主动解放。
二、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体与受众
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成就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更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首先要造成整个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引领。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人民以及用忠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召唤人民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保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高度认同。建党初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实际造成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对中国无产阶级及社会大众的压迫和思想控制。尽管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在国内成为一个时髦名词，但社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浅，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本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时是模糊、不清晰、不透彻的。同时，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壮大组织，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组织中来，党员的理论素养参差不齐，导致在革命实践中又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盲从与迷信，甚至可能是背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升、巩固党员和工人等群体的思想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激情与革命信念。
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要实施主体。五四运动时期，在国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国内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留学归国知识青年，他们多以学生、教师、先进社团组织成员等身份立足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首先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主体的角色。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李大钊在建党后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广大地区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并积极促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以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党的早期领导人李达，于1921年9月中央局决定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时主持该社工作，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为配合实际斗争需要，他还创办了《劳动周刊》，向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被租界巡捕房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了！”五四运动期间涌现的学生骨干力量，如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他们撰写文章、创办刊物、组织工会、参与工人运动，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激发工人的革命精神。此外，一些社团组织的先进成员，如董必武、林伯渠以及一些留洋归国的进步学生，也纷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教育者。这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干部或是社会知名人物。建党初期，很多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洗礼后，也积极向大众宣传共产主义，从一个被教育者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普及者。不过，总体上看，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主体仍以党的领袖和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居多。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作为一个教育过程，是指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通过教育活动转化为个人的人生目标、政治信仰并外化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教育实践过程。这个教育过程离不开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两大因素。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实施了有主体、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初步尝试。
壮语、汉语接触背景下的田阳平话词汇探究…………………………………………………………………………… 黄彩庆（3/70）
高速公路运输以其点多面广、方便直达、机动灵活、服务能力强，既可为其他运输方式提供集疏运服务，又自成体系等特点，在交通运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 近年来，全国高速公路网在规模总量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据交通运输部《201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2.35万km，国家高速公路里程达7.96万km，全国高速公路车道里程达54.84万km[2]. 随着高速公路建设规模的不断增大，相关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日趋增多，从而对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推翻旧社会的变革中，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必须将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共同政治纲领和理论主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中最积极的分子，将担任起领袖的责任，但中国工人阶级虽富有反抗斗争精神，却仍深受封建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如何更有效地在工人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工人之觉悟，鼓舞工人之斗争精神，让广大工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呢？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建立工人学校或培训班、俱乐部，让工人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强调要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在一切产业部门成立工人学校、组建研究机构，“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18]。实际上，在党正式成立之前，一些党小组已在各地创办了大量工人学校、培训班或者俱乐部，结合工人的实际状况，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向工人们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
三、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那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传达给信仰者呢？
4.人才问题比较突出。医药产业是高新产业，需要高素质的专业、管理、销售等方面人才；中药材种植涉及的专业较多，有农学、生物学、植物学、药学、土壤学等，西部地区条件较差，再加上中药材种植大都处在荒凉偏僻之地，条件艰苦难以吸引人才。调研发现，各省（区）在这方面问题较为突出，是制约整个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和瓶颈问题之一。
（一）创办党校和工人学校
诚如前文所言，刚建党时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参差不齐，信仰的坚定性也不可一概而论。但是，只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只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阶级觉悟，才是党胜利的唯一保证。1924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首次提出设立党校问题。同年10月底11月初，安源党、团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办党校（亦为团校），校长为刘少奇。安源党校是全国最早的地方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专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政治上的训练，使党员团员对马克思主义较之前更加明确。其后，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在北京（旧称北平）成立。同年，党中央在北京（旧称北平）召开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明确将在各地开办党校视为一项重要工作，要求通过党校培训使学员真正掌握无产阶级思想。党校不仅使党内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逐步规范化，同时也成为培养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者的重要平台。
总体来看，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体与受众通过信仰教育活动呈现出良性互动趋势。一方面，信仰教育主体于宣讲、传播与研究之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提升自身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水平和质量的同时，也不断巩固自身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另一方面，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受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后逐渐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其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多数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体。在这样的良好互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充实了党的力量、优化了党的队伍。
（二）创办期刊杂志和报纸
建党之前，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创办了多种期刊。例如，北京有《新青年》《共产党》《劳动音》， 广东有 《广东群报》《劳动者》，上海有《劳动界》《友世画报》，武汉有《武汉星期评论》，济南有《励新》半月刊，等等。这些期刊面向社会大众，结合现实社会生活，揭露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宣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这一传统做法发扬光大，认为“必须借着传布印刷品的方法，使我们与已加入职工会、互助会、俱乐部……的工人之关系密切。我们的印刷品，应当经常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19]。这样，建党初期一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点内容并服务于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的期刊报纸创办出版。如被《共产党》月刊称赞为 “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的北京《工人周刊》，通过生动事例、详实数据报道中外资本家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的罪恶，刊发文章呼吁工人们振奋自身，“联合世界的工人，一脚踢翻现代恶社会的种种坏制度，建设劳动者理想社会”。[20]此外，《劳动周刊》《武汉评论》《工人小报》《中州评论》等面向工人阶级的刊物报纸也在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至于保健品维生素C，一片都不一定有80mg呢，而且保健品这么贵，都舍不得一次性多吃几片的……总之，维生素C是个好东西，就算不生病，平时多补充一些也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如果买很贵的而且添加了一堆色素、香精的保健品维生素C，补充了一丁点维生素C，却吃进去不少添加剂的话，就得不偿失了。那么98块钱的维生素C和两块钱一瓶的维生素C有什么区别？同样的东西，它们的差距在哪里？简要概括：
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升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坚定共产主义立场，也不断创新和丰富着党内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渠道。如创办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以精炼且时效性强的周报为载体，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方法论世界观对时事做出评论、解释，历经5年，累计发行201期，发表文章1474篇，文字字数超过364万；改组《新青年》为中共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以季刊出版，着力介绍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党报》（秘密刊物），刊载党内政策和讨论文件，以用于秘密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创办中央通俗机关报《劳农》以给工农提供指导。
（三）创办出版社
建党初期，国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不甚丰富，很多经典尚未译成中文，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阅读与学习。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抓紧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供更丰富的理论学习资源。1922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从1922年建社，到1923年迁往广州，再到迁回上海改名为上海书店，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虽然艰难，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民出版社在《新青年》上发布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中指出：“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21]这充分展示了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中的定位。历史资料显示，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人民出版社由此制定计划出版图书49种，但由于当时工作条件的险恶和艰苦，在改名为“上海书店”之前，实际出版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 《工钱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国家与革命》《共产党星期六》等著作，以及《共产党底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共产主义丛书”等11个品种。除了翻译和出版经典著作外，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课程讲义，如1924年上海书店出版系列《社会科学讲义》，包括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等[22]，为人们深入研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更丰富的学习和教育资源。
（四）参与工人运动与革命实践
信仰活动本质上是知情意相统一的过程，不仅有思想上的认同与坚守，更有行动上的实践与落实。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一方面从改造主观世界入手，通过宣传与教育、启蒙思想提升共产主义觉悟；另一方面则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行动与践行，旨在通过实际的改造，即通过与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实际地改变中国无产阶级的命运，为实现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对此，党的二大十分强调行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性，指出“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23]。为落实党的这一要求，各地党组织组织和动员党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如1922年到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支持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发起的大罢工，以及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进行的壮举。此外，建党初期，党还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将共产主义的火种埋在被教育者心中。
四、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局限与成效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总体上处于起步或初始阶段。尽管此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尚存在着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把握不全面致使信仰教育的内容不深刻、因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资源的短缺而致信仰教育中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因信仰教育主体自身条件不充足而致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扎实、因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性质的把握不彻底而致信仰教育的实效有所不达、因对信仰教育规律尚处摸索阶段而致信仰教育实施中的一些失误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大力探索及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
（一）初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规范化、组织化的尝试
建党初期，对党员和广大工人阶级实施的有组织的学校教育，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的展开。例如，在党校教育中，《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原著成为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对经典的学习使党员更能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髓；在工人学校中，对工人首先施以知识教育，在知识教育基础上加以共产主义信仰的引导，更有利于工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从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来说，存在着以下问题：①安全监管边界划分不明晰。大多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没有做好安全监管法律法规等的全面梳理，没有明晰安全监管工作边界，比如行业监管和专项监管边界等，使得监管责任不明晰、边界模糊问题，常见越位情况或者缺位情况，无法落实行业监管责任。②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以及事后应急转变的理念缺乏，难以扩大道路运输安全监管范围。③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手段不够全面。从实际情况来说，监管手段比较少，加之重点不突出，缺乏强有力的方法，难以保证监管工作的高质量落实。
大概4年前，他的第一本小说出版，她读到后，通过出版社联系上了他——多年未曾联络，生分地寒暄了几句，他们便找不出合适的话题让谈话继续，但好像一时又舍不得挂断电话。
（二）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资源的准备
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资源的短缺极大地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开展。为缓解这种矛盾，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原著的整理与收集。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初所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已“搜集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到4月已有英文书籍70余种，德文书籍七八种”[24]，并在此基础上专门成立出版社，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充实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文本资源，也逐步实现了对经典原著从主观递进式的翻译传播到全文翻译传播的转变。
（三）注重了信仰教育内容生活化、主题时代化和方式具体化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注意贴近人们的生活，从工人的生活疾苦着手，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出发，使得信仰教育更加人性化；在教育主题上注意与中国革命、现实实际相结合，立足工人对资产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反抗、农民对土地的向往、青年对未来的期盼、女性对于自由平等与挣脱束缚的渴望等时代主题，将信仰教育与使命教育、革命教育结合起来；在教育方式上，注意采用极通俗的语言和口号，乐于为群众接受的通俗形式，“在议会中的演说稿，必须用一切工人、农人、妇孺都能懂解能动听的文字”[25]，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易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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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 Education of Marxism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Ying YANGChao
(School of Marxism,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itiated a preliminary attempt on belief education of Marx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In spite of the exploratory nature,Chinese communists clearly understood that,in the practice of belief education,we need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following Marxism and independently leading the belief education.By establishing schools,publishing classics,magazines and newspapers,as well as participating in practice,the Chinese communists explored the belief education of Marxism among communists,working class,peasants,youths and women,and laid solid foundation for popularizing Marxism in mainland China,developing the CPCand communism.
Key words: Marxism；belief education；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6-0088-08
收稿日期： 2019-08-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项目 “整体性视野下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2015JDSZK007)；河北经贸大学教学研究项目（2015JYZ06）。
作者简介： 李英，女，河北邢台人，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杨超，男，河北邯郸人，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助理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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