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翻易学“成既济定说”的哲学文化底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文化底蕴论文,哲学论文,成既济定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传》各篇相继问世之后，《周易》一书的学术品味获得了空前升华。由此所彰显的易学这一专门之学，也获得了以“三才”之道为核心，涵纳天人、通贯古今、放眼未来、着眼天人价值应然之境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基本品格。其后，历代易学家，皆基于象数、义理合一不二的易学独特理路与语境，直接或间接诠显着各自视域下的天人关系。作为汉末著名易学家而撰有《周易注》的虞翻，自也不例外。学界对虞氏易学已多有探讨，本文谨就其“成既济定说”的哲学文化底蕴做一番探讨。
一
《周易》虞氏学的“成既济定说”，源乎《易传》象数学中的当位、失位说。
作为易学史上首部系统诠释《周易》古经的作品，《易传》各篇在以往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基于古经经文系列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符号系统与卦辞、爻辞的文字系统之间互诠互显的基本格局，建构起相当完备的象数体例与象数学说，以诠释古经，首次全面开显出象数、义理合一不二的易学基本理路与语境。在此象数学说中，当位、失位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在《易传》的视域下，作为符号系统构成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阴爻（
）、阳爻（
）两种爻画组成。阳爻称九而阴爻称六。诸爻在卦中，又有爻位上下及爻位阴阳之差异：一卦六爻，自下而上，乃有初、二、三、四、五、上的爻位上下之别；上述各爻位中，初、三、五与二、四、上又有阳位、阴位之分。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如此方为当位得正；否则即意味着失位失正。其中，阳爻表征阳刚、阳性之事物或力量，如男性、君子、圣贤等；阴爻表示阴柔、阴性之事物或力量，如女性、小人、臣民等。阴阳爻所表征符示的这一切，当位得正则趋吉，失位失正易致凶。例如，《贲（
）》六四爻辞称：“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象传》诠释道：“六四当位，疑也。”（李道平，第77页）贲卦六四爻以阴爻居于阴位，故云“当位”。而就《小过（
）》，《彖传》则诠释说：“刚失位。”（同上，第170页）此言小过卦的九四爻符示刚而居于阴位，失位失正。
在当位、失位所指涉的意义域内，六十四卦符示着天人万象所结成的各种共同体、系统或格局。不难看出，就其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视域下的总体宇宙图景而言，《易传》象数学说所开显的乃是天地人内在本然地相连一体，构成一有机的宏大无上的生存生命共同体和一有机的至大无外之系统；在此共同体或系统中，万有皆有其阴阳刚柔之分，皆有其与时相契的适切之定位，此位正定了各自在大宇宙中的位置；万有彼此各安其位而基于本然的内在一体无隔良性互动，则整体大宇宙即臻乎有序和谐而通泰之圆妙之境。这是《易传》的总体宇宙关怀，其关怀的基本前提是，人置身于上述共同体或大系统中，后者构成前者整个生活的世界，构成前者终极的生命安立、实现之域。而就社会人生而言，《易传》象数学所开示的则是，社会也是一个由各成员内在本然地相连一体而构成的有机生命共同体，置身于此一共同体或系统中的每一成员，皆有其阴阳刚柔男女贤愚贵贱上下之分，皆有其与时相契的适切定位，此位正定了其人文分位；各成员彼此各守其分位而基于本然的内在一体无间安顿自我，良性互动，则整体社会人生便趋于有序和谐而通泰之理想佳境。这是《易传》的终极人文关怀，其关怀的基本前提是，每一社会成员皆以上述共同体或系统为其基本的生命安顿、实现之域；而此关怀之所自来，则是西周以来伴随人文精神之彰显而最终完善确立起的礼乐形态的价值系统与文化传统，及由此所生发的理性意识和文化意识之自觉。
六十四卦中，当位得正的范例，莫过于既济卦（
）。该卦为一三阳三阴之卦，三个阳爻与三个阴爻分别居于相应的阳位、阴位上，皆当位得正。因此《彖传》称：“刚柔正而位当也。”（李道平，第172页）天人宇宙间，阳刚阴柔之物各当其位而豁显彼此之正，宇宙人生理想的格局与境界遂大功告成。是以《杂卦传》云：“既济，定也。”（同上，第246页）就《杂卦传》此之所言，虞翻诠释说：“济成六爻，得位定也。”（同上）既济一卦令六爻无一例外地全然得到圆成，六爻皆得其位而正定自我，圆满寻得各自的安顿处所或安顿境地。于是，《周易》虞氏学的“成既济定说”初步得到开显。
二
上述“成既济定说”，基于当位、失位的价值理念，根据各卦诸爻当位、失位的不同情形，在肯定当位得正之爻现实合理性的前提下，着眼于失位失正之爻向当位得正的应然转化，而以六爻皆得圆成的既济格局与境界为最终期许。因而，该学说关注的焦点即失位失正之爻的转化，由失位失正者的转化而最终达成既济。这就有了《周易》虞氏学中与“成既济定说”密切相关的动之正说。
通观《易传》，我们不难发现，在诠释古经六十四卦的经文时，其所诠显的是各卦诸爻当下之所是的当位、失位和当位得正而趋吉、失位失正而不利的基本意涵。虽则失位失正者向当位得正转化为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易传》中此义并未以象数话语的方式予以明确指陈。虞翻则将《易传》中此一未经明确指陈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动之正、成既济定的象数话语明确开显出来。
动之正，即失位失正之爻动变而得正。一卦中，在当位之爻得正的基础上，失位之爻分别动变得正，既济格局与境界随之达成。而动之正的具体方式，在虞翻那里不外有二：一即失位之爻本身发生变化，所谓爻变，即或由阳爻变为阴爻，或由阴爻变为阳爻；一即处于相互应和关系爻位上的一对失位之爻本身不发生变化，而是彼此一升一降，互易其位，所谓位变。一别卦中，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分别居于下、上两个经卦卦体的初爻、二爻、上爻之位，而具有了爻位上的应和关系。基于此应和关系的一对阴阳爻，彼此应和，而可一升一降，一往一来，互换其位。
六十四卦中，除既济一卦外，其他六十三卦皆存在失位失正的情形。所不同者，或一爻失位失正，或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失位失正。六爻皆失位失正的，即是未济（
）一卦。就上述情形，虞翻认为，所有失位失正之爻，皆当动变得正。这一爻之动变之应然，在他看来，实际上业已由经文中在在可见的“贞”字作出了点示。
虞翻将卦辞、爻辞中“贞”字的基本意涵解读为正。依他之见，就卦的不同情形，正的这一意涵所指涉的有两大类：一为点示卦中相关之爻当下之所是，一为点示其应然之所是。前者提醒人们爻当下即当位得正，后者提醒人们爻当动变而得正。通观今存虞氏《易注》，以后一大类居多，而前一大类居少。这无疑昭示出虞翻所解读出的动之正的重要性。
就前一类，如《家人（
）》卦辞“利女贞”虞注：“二、四得正，故‘利女贞’也。”（李道平，第110页）二、四两爻为阴爻，符示女性，居于阴位，故云然也。再如，《既济》卦辞“利贞”虞注：“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利贞’矣。”（李道平，第172页）
就后一类，如，《坤（
）》六三爻辞“含章可贞”虞注：“‘贞’，正也……三失位，发得正，故‘可贞’也。”（同上，第19页）《无妄（
）》卦辞“利贞”虞注：“三、四失位，故‘利贞’也。”（同上，第83页）《兑（
）·彖传》“说以利贞”虞注：“二、三、四利之正，故‘说以利贞’也。”（同上，第163页）坤卦六三爻以阴而居阳位；无妄卦六三与九四爻，分别以阴而居阳位、阳而居阴位；兑卦九二、六三与九四爻，分别阳居阴、阴居阳、阳居阴，显然皆失位失正。经文中的“贞”字，恰恰点示了上述诸爻动之正的应然，而非诸爻当下之所是。这里的动之正之动，即谓阳爻变阴爻、阴爻变阳爻的爻变。再如，《升（
）》六五爻辞“贞吉，升阶”虞注：“二之五，故‘贞吉’。”（同上，第135页）“之”谓往。升卦九二爻与六五爻相互应和，但皆失位失正。两爻一往一来互易其位，则皆当位得正。这里，经文中“贞”字所点示的爻之应然的动之正之动，则指爻位互易的位变。
透过上述或爻变或位变的两种方式的动之正，各卦皆归于既济，于是《周易》虞氏学的“成既济定说”得到通体豁显。
虞翻以为，各卦失位失正之爻皆当动之正，借此，既济之外的所有卦，卦卦皆得通既济而成既济。于是理想的价值目标获得圆成。六十四卦遂皆以成既济定为价值目标。清儒李锐所谓：“凡卦六爻……令不正者皆变之正，则成既济定矣。定之为言，亦正也”（李锐，第551页）；“虞说诸卦，于爻之不正者，例变之正，故六十四卦皆得成既济”（同上）。
兹仅举数例，以窥其略：《屯（
）》六二爻辞“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虞注：“三失位，变复体离……三动反正……谓成既济定也。”（李道平，第26页）《咸（
）·彖传》“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虞注：“初、四易位，成既济。”（同上，第98页）《恒（
）·彖传》“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虞注：“初、二已正，四、五复位，成既济定。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同上，第101页）屯卦仅六三一爻失位，咸卦则处于应和关系爻位上的初六、九四两爻失位，恒卦除九三、上六之外的其他四爻皆失位。上述失位而失正的各爻，或透过爻变，或透过位变，而殊途同归，由不正而归于正，所在各卦，即皆得成既济定。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各例中，《屯》六二爻辞虞注所言“变复”之“复”与“反正”之“反”，《恒·彖传》虞注所言“复位”之“复”，即意在宣示，阳位本属于阳爻，阴位本属于阴爻，阳而居阳、阴而居阴而不是相反，方为本然之正。当位之爻之当位，系直下合乎本然之正；失位之爻之失位，则是对于本然之正的悖逆，自宜不容置疑地通过或爻变或位变的动之正的具体方式，复返本然之正。
三
《周易》虞氏学的此一“成既济定说”，有着汉代易学乃至整个汉代经学的大语境，并在此语境下透显着它的哲学文化底蕴。
首先，基于汉代易学的大语境，这一“成既济定说”昭示着它的总体宇宙关怀。
西汉宣帝以降，以孟喜、焦赣、京房诸人显发系统卦气说为标志，汉代易学全面进入以卦气说为核心学说的时代。卦气说塑造了汉代易学的整体象数易学品格，卦气说的语境成了汉代易学的大语境。正是在此语境下，汉代易学的天人之学得到彰显。《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裴注引《翻别传》载，虞翻《周易注》撰成，恭录一份进呈汉献帝，并奏书献帝称，其高祖父“少治孟氏《易》”，至他已历五世。（参见《三国志》，第1322页）五世家传孟喜易学，遂令《周易》虞氏学具备了卦气说的整体易学语境与视域。也正是在此语境与视域下，一种独特的易学天人之学得到确立，“成既济定说”的哲学文化底蕴于其中得到开显。而首先得到开显的，乃是此一“成既济定说”所关注的由阴阳组成的整体宇宙图景，以及基于此宇宙图景而生发的总体宇宙关怀。
审视易学衍展之长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易传》明确以阴阳刚柔诠释古经的两种基本爻画，诠释古经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及整个古经，凝练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李道平，第184页）这一基本命题，从而首次开显出《易》的阴阳论意涵。正是基于这一诠释所营造的语境，才有了《庄子·天下》“《易》以道阴阳”（郭庆藩，第1067页）和汉太史公“《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及“《易》以道化”（《史记》，第3297页）这类整体概括《易》之内涵与旨趣的论断。爻之称阴爻、阳爻，亦当基于此。孟喜继此之后，吸纳整合相关学术资源，推出了卦气说的易学体系，视《易》之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为年复一年阴阳二气之消息、物候节气时序之更替及万事万物之生化的象征。（参见王新春）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见李道平，第230页）在孟氏那里，天道就具体展现、实现为上述消息、更替、生化的过程。在他看来，宇宙间阴阳二气之消息，归根结蒂即是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之消息。乾卦表征天，坤卦符示地。乾坤两卦的六爻之阳与六爻之阴，则分别表征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的全部。于是六十四卦所示的阴阳之消息，究极言之，实系乾阳与坤阴之消息，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之消息。而消息所成的具体典型常态情状与格局，乃由六十四卦中被冠之以辟卦、消息卦名谓的复（
）、临（
）、泰（
）、大壮（
）、夬（
）、乾（
）、姤（
）、遯（
）、否（
）、观（
）、剥（
）、坤（
）十二卦所涵摄符示。如，复卦涵摄符示仲冬十一月一阳息而消一阴的一阳五阴之阴阳消息常态情状与格局，临卦涵摄符示季冬十二月二阳息而消二阴的二阳四阴之常态情状与格局，乾卦涵摄符示孟夏四月六阳息而消六阴的阳全显而阴全隐之常态情状与格局，姤卦涵摄符示仲夏五月阳极阴息、一阴息而消一阳的一阴五阳之常态情状与格局，等等。（参见《新唐书》，第640－642页）
虞翻完全接纳了上述思想。《系辞上》“变通配四时”虞注即云：“变通趋时，谓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壮、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观、剥配秋，坤、复、临配冬。谓十二月消息相变通，而周于四时也。”（李道平，第186页）依他之见，十二消息卦所示的阴阳之消息，实系乾阳与坤阴、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之消息。就其为乾阳与坤阴之消息而观照之，不难得出乾、坤生复、临等十消息卦之结论。是以《复·彖传》虞注云：“阳息坤。”（同上，第81页）《临》卦辞注云：“阳息至二。”（同上，第68页）《泰》卦辞注云：“阳息坤。”（同上，第48页）《否》卦辞注云：“阴消乾。”（同上，第51页）在此基础上，虞翻又推出了其影响深远的消息卦生杂卦的卦变说。这一象数学说在比观十二消息卦与六十四卦中的另五十二卦之后，认为前者较之于后者为根本，前者阴阳之排列有序而规整，后者阴阳之排列则颇显错杂而无序；无序者由有序者阴阳的特定升降而成。无序者因其无序而称杂卦。于是就有了消息卦生杂卦之说。（参见黄宗羲，第57－58、62－66页）例如泰卦与井卦同为三阳而三阴之卦，前者为消息卦，后者为杂卦，后者本于前者。《井》卦辞虞注即云：“泰初之五也。”（李道平，第138页）泰卦初爻之阳升居五爻之位，相应地，五爻之阴降居初爻之位，井卦遂成。乾阳坤阴消息而成十二消息卦，消息卦中特定阴阳的升降又成诸杂卦。与消息卦涵摄符示天道得以具体展现、实现的年复一年十二个月各月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消息所成的诸常态情状与格局相应，诸杂卦涵摄符示的则是天道得以具体展现、实现的各月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消息所成的诸常态情状与格局发生变化后的非常态情状与格局。天道正是透过这些常态与非常态的阴阳消息情状与格局，实现对于天人万象之生化，并赋予其天道之终极大宇宙根基和阴阳品性。由此，天道透过阴阳二气之消息所生化出的天人万象，拥有了共同的天道之终极大宇宙根基，并因阴阳二气之消息，一则彼此获得阴阳之品性，再则彼此内在本然地相连一体，生化日新不已，会通为无限宏大、永恒流转、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共同体及有机大系统。这是《周易》虞氏学所开显的基本的总体宇宙图景。
天道借此在天人万象中既彰显了其本然之正，又彰显了万象性命本然之正以及与此正相应的万象各自位的本然之正。于是，从价值应然角度言之，问题的关键遂具体落实为，天人万象上契共同终极大宇宙根基的天道本然之正，而豁显彼此的性命本然之正，寻得上述共同体或系统下的本然而应然的位之正，从而安立自身。如此，所在共同体或系统即臻于万象皆得圆成的理想既济格局或境界。位立足于性命本然之正，又上契天道本然之正，于是位便获得了终极的大宇宙根本意义，获得了天道的终极支撑，整体上具有了与天道同样神圣庄严而不可轻易被践踏、僭越之意味。位之正即彰显为一种崇高的宇宙价值。虞翻正是首先在此意义上显立“成既济定说”，昭示其天人之学底蕴的。因此《说卦传》“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虞注云：“谓乾变而坤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成既济定，故‘既成万物’矣。”（李道平，第233页）而对符示已是既济格局与境界的既济，如前所引，虞注亦云：“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利贞’矣。”（同上，第172页）乾变即天变，坤化即地化，乾道即天道。《彖传》在诠释《乾》时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同上，第4页）言天道变化，下贯天人万象，万象各得以正定其性其命，营造起相互间最佳和谐之境的整体宇宙图景，彰显出上契天道之正的万象应然之正与整体大宇宙之应然之正。虞翻从当位、失位的角度切入，深度体认《彖传》此之所言，从而确立起“成既济定说”之意涵，宣示了《周易》虞氏学“成既济定说”的上述总体宇宙关怀。这无疑是对《易传》当位、失位说所指涉的意义域内的总体宇宙关怀意涵的深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虞翻的视域下，阴阳消息生化万物万象所成的具体情势与格局是复杂多样而又变动不居的，因而，既济格局与境界赖以达成的具体途径与方式自然也是复杂多样而又变动不居的；所达成的既济格局与境界的具体情形与内涵，也是各有其独特性的。换言之，所成既济格局与境界不可能整齐划一，它们只会诞生于特定消息情势与格局，而成为基于该情势与格局并与其相应的特定样态。抽象圆融而绝对的所谓一般既济格局与境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不应成为人们的价值期许。这一识见，无疑深契于变动不居的易学之神髓，昭示着于变中审视价值应然、在变中追求价值理想的卓越智慧。基于此，在诠释《易》时，虞翻每每直接或间接点醒这一卦气消息的语境，开示因应乾阳与坤阴、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消息所成不同格局与态势而达成既济格局与境界之有效途径。如，在诠释《乾·彖传》“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时，虞注云：“已成既济，上坎为云，下坎为雨，故‘云行雨施’。乾以云雨，流坤之形，万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也。”（同上）乾阳息于坤阴之上，息至上爻，坤阴全然退隐，乾阳全然彰显。乾的初、三、五之阳当位得正，二、四、上之阳则失位失正。失位者动变而之正，则息成的乾卦成既济而定。既济（
）上卦为坎，符示水升天而为云；二至四爻互体为坎，符示水降地而为雨。故曰云云。
其次，基于汉代经学的整体大语境，这一“成既济定说”继而开显了其终极人文关怀。
武帝之后，经学成为汉代学术舞台上的主角，取得了官方褒崇的显赫地位，成为帝王平治天下的学理依据。借此历史机缘，本着强烈的家国天下之情怀与担当，经学家们有了以经典合法诠释者身份引领现实、暗为王者师的角色意识。有此自觉，经学家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代盛治的王道政治之人文诉求下，确立起天道为人道之终极价值根基，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成教化而平天下的经学核心价值理念。五经、六艺被解读成了法天地、效天道以设政教、成大治的王者之书。《汉书·儒林传》所谓：“《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书》，第3589页）礼乐文化成为时代文化的基本形态。而基于上述人文诉求和经学核心价值理念，在涵纳天地人、贯通古今往来、着眼天人价值应然之境的易学也是整个经学的天人之学的大视域下，经学的整体哲学文化价值系统也成为礼乐形态的系统。易学即以其独特的卦气说，彰显着这一系统的人文诉求和核心价值理念，并令《易》跃升到王者之书之首，成为其他王者之书所内涵的构成经学整体哲学文化价值系统诸要素之本原。正如《汉书·艺文志》所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同上，第1723页）虞翻大致也是如此看待《易》之为书、定位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
在上书献帝时，虞翻曾称：“经之大者，莫过于《易》。”（《三国志》，第1322页）又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县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圣人南面，盖取诸离，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也。”（同上）这就表明，在虞翻看来，《易》为六经之首，是含藏有天子协阴阳而致麟凤之祥瑞、达天下大治之局的正大王道的王者之书。《汉书·儒林传》载：“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汉书》，第3599页）礼乐文化不仅是时代的显学，也是孟喜的家学。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孟氏卦气易学的旨归，必在于本阴阳消息而得以展现、实现天道，正定、显立人道，大张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化民成俗，平治天下。从传世孟氏卦气易学的资料也不难看出，礼乐文化的价值视域，是该易学观照阴阳消息、天人万象的基本视域。孟氏卦气说中，震、离、兑、坎四卦称四正卦，而分别涵摄符示一岁的春夏秋冬四时。四卦的二十四爻，则涵摄符示四时的二十四节气。另六十卦，每五卦一组，而成十二组，各被冠之以侯卦、大夫卦、卿卦、公卦、辟卦之名谓，涵摄符示天道得以具体展现、实现的十二个月各月阴阳二气之消息、物候节气时序之更替以及万事万物之生化。这些侯、大夫、卿、公、辟（天子）之名谓的确立，显然是基于一种礼乐文化的价值视域。孟氏易学的这一视域，也成了《周易》虞氏学的视域。在此基础上，基于上述汉代经学的整体大语境，《周易》虞氏学的“成既济定说”豁显出了它的人文关怀。
在《周易》虞氏学那里，《易》为法天道而立王道的王者之书，因此，易学的旨归乃从王的角度立言，着眼于家国天下之整体，法天道而行王道，实现理想的王道盛世。要实现这一盛世，在虞翻看来，切实有效的途径即在于效法总体宇宙图景下天人万象位的正定，基于家国天下之整体，正定好每一类、每一位社会成员之位。正定之法，乃是本天道而确立神圣庄严的人文礼乐制度，落实该制度而确立每一类、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人文分位，令其基于各自相应的分位安顿自我，推展人生之一切。由于制度与分位系本天道而来，因而其同样也获得了终极性天道的有力支撑，既彰显了人文本然而应然之正，也彰显了天道本然之正。敬畏这一制度，敬畏这人文分位，就是对家国天下之整体的敬畏，就是对超越性存在即天道的敬畏，就是对社会人生的善待，就是对自我性命、自我生命存在本身之善待。有此敬畏与善待，人就会确立人文生命价值理性意识之自觉和应然社会人文角色意识之自觉，而安于其适切之人文分位，豁显其性命及生命存在之本然而应然之正。由此，家国天下之整体，即会因此位之正，而由各成员良性互动感通为一体，成为各成员圆满安顿自我、实现自我有序和谐通泰的理想有机社会生命共同体。这一理想共同体，就是“成既济定说”终极人文关怀下的既济格局与境界。由此，位之正又彰显为一种崇高的人文价值。要成既济，则是希望在相关成员正定其社会人文分位的基础上，令价值迷失而错居其位之人改其不正为正。一如总体宇宙为一由天道借阴阳消息而生化出的天人万象内在本然地相连一体所组成的有机生命共同体，家国天下之整体，也是由天道借阴阳之消息而生化出的作为天人万象中有着万物之灵之称的生命存在内在本然地相连一体所组成的有机生命共同体。前一共同体因位之正作为一崇高的宇宙价值的彰显与落实而臻乎理想圆满的既济格局与境界，后一共同体也因位之正作为一崇高的人文价值的彰显与落实而亦臻乎理想圆满的既济格局与境界。自觉视位之正为一崇高的人文价值而积极彰显之、落实之，人才会无愧于万物之灵的称号。这无疑是对《易传》当位、失位说所指涉的意义域内的终极人文关怀意涵的又一深化。
最后，上述后一共同体即存在于前一共同体之中，而且前一共同体构成人的整个生活世界与生命、人生的终极安立、实现之域。因此《周易》虞氏学秉持易学一以贯之的三才之道的理念，豁显三才中人之一才的终极宇宙角色意识之自觉，倡言人之基于此一自觉而挺立其宇宙担当、守望位之正这一崇高的宇宙价值与人文价值，积极促成两个共同体理想圆满的既济格局与境界的实现，最终令两个共同体合而为一，臻乎天人圆融的最高有序和谐通泰之既济格局与境界。这是《周易》虞氏学“成既济定说”的最高价值期许与诉求。在此期许与诉求之下，其总体宇宙关怀与终极人文关怀全然通而为一，从而令易学这一天人之学的学术意境，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周易》虞氏学的象数学说中尚有一旁通说。此说指出，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中，六爻爻性全然相反的一对卦，即构成旁通关系。如乾卦（
）与坤卦（
）、大畜卦（
）与萃卦（
）即是。旁通关系的卦，静态上一隐一显，相互涵摄；动态上则流变而相通。这种涵摄与互通之关系，深层开显了天人万象间的涵摄与互通之复杂关联。透过这一揭示，《周易》虞氏学也提醒人们，在观照天人万象各种情势与格局、促成相应理想既济格局与境界时，一定要充分考量到万象彼此之间以及万象的各种情势与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
综上可见，《周易》虞氏学的“成既济定说”，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对于宇宙人生有序和谐通泰的理想之境的高度价值期许，彰显了一个颇值玩味的人类永恒主题。这些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很值得我们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语境，在剔除其中凸显等级贵贱之类意涵的前提下，予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转化。汉代象数易学的确日趋繁琐，至虞翻易学而登峰造极，因此对于包括虞翻易学在内的象数易学，我们需要充分看到其象数的繁琐之弊。但同时，我们更宜透过其繁琐的外在形式，深层开掘其内在有价值的哲学文化底蕴，而不应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这体现了一个易学研究的视域与方法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