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未立”的出版学——从2009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标准论文,学科论文,代码论文,三十未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1)03-0016-04
从1933年中国文献学者杨家骆在《图书年鉴》中首次提出“出版学”的概念，出版学从无到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历30年的迅速发展，在理论探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时至今日，出版学的学科地位依然面临尴尬处境，这在国内的几种学科分类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如所周知，国内对于学科问题的认识，集中体现于相应的学科分类中。1993年，国家教委颁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编辑学、图书出版发行学作为两个二级学科列入其中。1998年，教育部调整颁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图书出版发行学整合为“编辑出版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但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所设的12个学科门类、88个一级学科、382个二级学科，出版学却不在其中。1992年和2009年，我国先后两次制定和颁布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1992&2009)，其中，有关各个学科的内容、分类和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该学科基本问题的一般认识，包括了众多学者通过长期探索取得的相关成果和进展。然而，从《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1992)到《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1]，出版学始终没有户口，只能把“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二级学科，作为自己的上位学科。换言之，在国家标准中，出版学作为一个三级学科的学科地位也是未予明确的。这一现实，固然未能客观反映学科最新的发展状况，但也说明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许多方面的建设亟待加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出版学的学科地位，是关乎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在现行教育科研体制下，对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科研方向和人才培养尤其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重要性，需要进行审慎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编制原则指出：“本标准所列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治理办法〉的通知》指出：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原则上按学科属性进行设置，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二）一般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三）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构成本学科的领域或方向内，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四）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求。对照上述两个学科分类提出的几项标准，衡量当前的出版学，笔者认为，出版学已经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但与其他成熟学科相比，还需要在发展中走向真正的“而立”。
一、科学建构出版学基本理论
自1980年代出版学研究起步之始，我国学术界对于建构出版学理论的自觉意识就十分强烈。30多年来，针对“出版”内涵与外延、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学学科体系、出版学与编辑学等分支学科的关系、出版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出版学基本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研讨，提出了一些敏锐发现和深刻观点，并在某些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沿。如1990年12月，美国《克利弗兰旗帜日报》就曾刊文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近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编辑学”①。然而，有关出版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形成有影响的系统理论，这也是出版学学科地位饱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使出版学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建构科学的理论显得尤为迫切。
一是要增强理论自觉。充分认识学科理论建设对于出版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不能替代理论建设。只有通过学科理论建设，我们的学科才能后继有人。只有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对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才能走向深入。
二是从概念着手建构理论。概念体系是一门学科的“学科基质”，“科学之核心的概念框架越高度发达，科学具有的独立性范围就越大”。[2](P38)尤其在一门学科的草创阶段，概念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学术进步，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并取得在此领域的话语权。在出版学领域，对于何谓“出版”众说不一，而出版产业化、数字化和跨媒体发展，又引发了人们对“出版”定义的新一轮的讨论，对于出版学概念体系的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事实上，以往的研究在严密的概念逻辑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该学科理论的科学化，以至被人认为出版“无学”。与科学的术语相比较，出版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普通言语的语词，这些语词具有某种含糊性，经受不住逻辑的分析，需要将其引向科学概念之路。只有深入到出版业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概念和学科逻辑，才能以此为基础，建构出版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学派。
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尽管是老生常谈，但对于出版学却是不得不谈的基调。因为，出版学属于经验分析科学，不属于理性思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出版实践，其学科基础在于实践，其最根本的学科属性是其实践性，必须以出版实践活动为前提和对象性的客体。从出版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支撑学科并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成果均来自对出版业的长期追踪研究。一方面，出版业改革发展中积累的问题是通过长期实践检验获得，对于此类具有实践色彩的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出版学研究也为出版产业提供理论检验。30年来出版学之所以还未成为一门公认的成熟学科，一定程度是由于远离实践性这一根本属性。因此，有意识地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有助于更科学地反映出版业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从而使这一学科体系不仅拥有系统和稳定的学科知识，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维度。
二、深入探索出版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对于某一学科具有选择研究途径、确定研究程序、提供研究手段的功能，是一门学科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和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或真理。”[3](P13)出版学的研究积累，已经形成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但还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探索具有出版学特色的研究方法，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也许会有所突破。
一是加强定量研究。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的确，20世纪以来，数学在社会科学中运用，已经派生出计量经济学、数量历史学、计量地理学和数理语言学等一大批新兴学科，这些学科的创建和发展显示出广阔的前景。出版学以出版业的发生发展为研究内容，而当前出版业产业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对于定量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定性分析只有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确切地刻画出事物的变化状态，从而增加出版学研究的精确度和科学预见的可能性。近年来，在出版经济学、出版管理学等出版学分制学科，定量研究的优势已经得到了充分发挥。而这一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推动出版学的研究手段更加科学更加可行。
二是深化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国外文化领域出现了比较研究热，我国在80年代中期也兴起了比较研究的热潮。比较哲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教育学等比较学科的创建，把比较研究引向深入，许多比较学科的新探索又进一步促进了比较研究的新发展。在出版学领域，已有学者提出建立“比较出版学”的观点。[4]而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则应用不够。一方面，当前有关比较研究的成果，多属于描述性的介绍，远未深入到研究层次。另一方面，对于比较方法的运用，多处于套用阶段，还不够得心应手。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纵向与横向等多层面多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发现问题，找准差异，深化认识。
三是推动综合研究。按照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一个学科产生以后，首先是对该学科进行总体研究，然后逐步深入、分化，进入到学科内部分门别类地研究。形成独立的研究成果后，逐渐分化产生新的分支学科，再在此基础上推进学科间的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形成新的综合研究成果，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各学科相互作用，不断交叉、渗透、整合以及新陈代谢的历史。对于出版学来说，既要加强编辑学、印刷复制学、出版经济学、出版管理学等出版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又要加强与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借鉴其他学科的新的研究方法，促进出版学科整合和整体发展。
三、加快完善出版学学科建制
出版学学科地位的巩固，不仅需要加强理论与方法等内在的学术规范，还需要加强外在的学术建制。关于学科建制的内涵，大体上包括5个部分：“一是学会；二是专业研究机构；三是各大学的学系；四是图书资料中心；五是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包括专业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5]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学在上述五个方面的学科建制已经初步建立。当前，有几个方面亟待完善。
一是强化研究队伍建设。按照科学史学者库恩的观点，构成常规科学的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一个科学共同体由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换言之，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6](P158-161)由此可见研究者队伍建设对于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当前，我国出版学研究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出版教育工作者和出版科研人员，他们大多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遵循学术规范，长于学理分析；（二）来自出版实践的管理者和从业者，他们对于出版业实践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长于问题研究；（三）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他们往往将出版作为切入自身所在的学科领域的一个视角，从而获得新的认识。总体来看，这三方面的力量处于分散状态，既少有稳定的研究领域，也未形成学派，使得出版学难以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培育“科学共同体”，一方面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研究人才，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学科分化在加速、学科之间的综合在加强的学科发展趋势，培育学术团体，发挥整体优势，针对出版学理论与实践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重大课题，开展集体攻关，努力形成一批有影响、有深度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提倡的是，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模式已经在推动产业和学科发展中得到实践检验，既是产业内涵的扩展，也是学科专业更好发挥为社会服务职能的一种制度创新。
二是规范高校学科设置。一门学科只有通过大学的学科设置体制化，才能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学科体系。在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版学专业尚不具备独立地位。如前所述，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图书发行学”合并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国务院学位办公室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传播学之下招收出版学硕士研究生。两个目录的出台，统一了出版学专业名称，但专业内涵不清的问题更加突出。我们曾对全国51所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所属二级学院／系的情况进行调查，单独设立出版学院的高校仅有上海理工大学、、北京印刷学院2所。其他学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开设情况五花八门。有12所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5所设在文学院，设在民族学院的3所，设在管理学院的4所，设在人文学院的4所，设在历史文化学院的2所，设在文学与传播学院的2所，设在文法学院的2所，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或学院的2所，设在电视学院的1所，设在文学与艺术学院的1所，开设出版专业的独立学院4所，其他7所。由于大多数学校的出版专业以挂靠的形式附设在其他学院或学系之下，处于附属的学科地位，导致课程设置混乱，出版学专业内涵不明确，十分不利于出版教育与出版人才的培养。近年来，要求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及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增列出版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是出版学界和业界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
三是加快专业教材建设。教科书是使常规科学得以延续下去的教学工具[6](P124)，一门学科的学科范式通常体现在专业教材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并且正在成为出版学专业教育的核心层次，但时至今日，出版学专业的研究生还没有公认的必读书目和教材；与之相比，本科教材虽有20余种之多，其中存在的问题却十分突出：（一）内容陈旧，有些教材的范畴和命题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出版学最新研究成果和出版产业最新发展没有反映；（二）基本概念模糊，甚至相互矛盾，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不同教材中，甚至同一教材对于同一概念的阐述也前后抵牾；（三）基本范畴和命题不统一，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四）课程体系混乱，难以形成严谨的课程结构和体系。当前，发挥集体优势，组织力量编写符合时代和产业发展要求的出版学专业本科及研究生系列教材，对于出版学学科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英国的“共同学术编码系统”(JACS)中，出版学是与信息服务、宣传研究、媒介研究、新闻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在美国的“教育项目分类”(CIP)中，出版学也是一个与“传播与媒介研究”、“新闻学”、“广播电视和数字传播”、“公共关系、广告和应用传播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7]在我国，出版学还未入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之册，这说明，相对于经典学科，出版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正是这种挑战，昭示了出版学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收稿日期：2011-02-26
注释：
①转引自林穗芳《编辑学和编辑概念》，新闻出版报，199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