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麦克切斯尼对美国媒体制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克论文,美国论文,制度论文,媒体论文,切斯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3)06-0099-03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是美国当代顶尖的传播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院的著名教授(ICUC是传播学首创之地，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在此创办传播研究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近些年集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20世纪媒介史、国际传播、媒介与通讯政策以及媒介和社会变迁等问题。麦氏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每月评论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同时受到二十世纪下半期民主自治理论、麦克弗森的政治理论、哈贝马斯的政治社会学、英尼斯等技术批判思潮的影响。麦氏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富媒体，穷民主》、《传播革命》、《全球媒体》、《媒介政治经济学》等，其中前两本在中国已有中译本，并在期刊上发表大量论文，在全球影响深远。与众多传播研究者相比，麦克切斯尼的独特之处在于：1.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观察美国及世界的媒介史，对美国传播体制的形成与本质有着独特的洞见；2.麦氏不为批判而批判，他既是一位现实批判者同时又是积极的建构者。麦氏认为学者不应躲在书斋里，对现实体制置之不理，而应当参与到建立媒体公平与社会民主的推动进程中。为此，2002年他与友人一起创办了“自由新闻界”(Free Press)组织，核心目标是组织和代表公众力量参与政府的媒介政策制定并推进媒介改革。麦氏还是左翼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负责人和编辑，经常撰写专栏文章，并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访谈，传播其媒介改革理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使他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异类，在批判学派中独树一帜。
一、对美国媒介体制的洞见
1.商业媒介系统并非与生俱来的民主和典型美国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民主与自由是很多人赞颂的对象，并且认为商业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麦克切斯尼研究美国新闻史后却发现，这是流行看法的错误。他考察了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广播史后发现，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数量众多而且十分重要的媒体政策讨论，但这些媒体政策讨论都没有被研究过，或很少被人研究。[1]其实在广播媒介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时期都有来自教育工作者、工人、宗教群体、新闻记者等广泛组织起来反对商业广播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在历史研究中被完整展示出来，并且学者们甚至批判学者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商业广播是天生的美国系统，因为商业广播最后占据了优势，因此它必然成为美国人民想要的媒体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发生过一场是否要采用商业广播模式的严肃讨论。那时很少有人想到公司控有的、广告支持的广播业是天赋的美国式系统。[1]还有不少政治领域的公民们认为商业系统产生的结果与民主社会的需要是相抵触的。虽然最后的争取失败了，但“并不是美国人选取了商业广播”，“而是政策制定者而不是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此外，麦氏观察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不仅是广播，在关于邮局、调频广播、地面电视以及有线和卫星电视的出现后，一些组织与公民团体对其私营制度的实施都曾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政策制定者总是认为公司可以通过控制媒体并借助广告来牟取最大利润，而且这是公众的愿望，这被确认为是“美国方式”，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1]
由此，麦氏认为我们应该纠正流行看法的错误——美国的整体传播体系总体来说并不是由非凡的想象力和自由市场所导致的结果。它的机构和市场是被政策和公共补贴所创造和建构的。这些政策和补贴借公民的名义行使，但很少告知公民。重大政策通常被大型公司的利益和他们幕后控制的政治家所决定，塑造迎合其需求的媒介系统。
2.商业化的传播体制并非新闻自由的保障。麦氏认为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就是公民要拥有传播所需的信息、知识以及论坛来有效地讨论跟他们生活相关的管理事务。由此，一个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应当具有两个功能：第一，媒介要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当权者以及期望当权的人进行严格的报道，这是媒介的监督功能；第二，要对当今重大的社会与政治事务提供可靠的报道与广泛的评论。[2]单个媒介很难，但一个完整的媒介体系可以为公民提供上述服务。任何一个社会倘若没有能达成这两种功能的新闻事业，这个社会就称不上是一个自治民主的社会。麦克切斯尼认为历史上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美国的新闻媒体都是反民主的力量，美国媒体历来都只是为少数人而服务。例如，随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兴起，从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新闻记者表面看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实则严格受限。在职业新闻领域里存在着一个普遍被认可的原则：占据美国人口1%到2%的、控制着大部分资本并且管理着最大机构的上层人物，只要他们赞同某一事物，新闻界就会视为合法加以报道。[3]例如各类战争的发动与否，强调自由市场与民主的关系等等，均视权贵的意愿而定并加以报道。这些事实都证明了美国媒介体系不是为民主服务，而是为捍卫少数权贵与亿万富翁最大限度地积累财富服务。1996年美国实施电信法以后，政府放松了所有权的管理，媒介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垄断狂潮。当今的美国，七八家大公司主宰着美国的新闻媒体业，经营着电影、音乐、电视等产业，另外大约还有15家左右的公司与他们一起组成了美国的新闻体制。[2]虽然美国的新闻媒体自我标榜中立并独立于政治影响之外，但实际情况是，媒介业成为一个赚钱的产业，成了只有少数富人才能占有的领地。这些占有新闻媒体业的投资者和经理们在这一非竞争的市场上完全把公众的利益置之度外，肆无忌惮地追求最大的利益。一旦商业控制新闻界，将对新闻业产生以下的损害：第一，在新闻报道上，将政府官员和著名公众人物当作主流新闻。这种议程设置使新闻报道带有官方和主流社会的倾向；第二，避免争议性报道。在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上，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环境质量等，除了政府发布出来之外，往往被排斥在报道范围之外；第三，远离政治中立，偷偷地向受众灌输媒体所有者和广告商的商业目的，以及有产阶级的政治目的。[2]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巴格迪坎就曾揭示媒体系统并非是天赋的或是基于“自由市场”的，它已经被政客们送给大型媒体所有者的好处所收买。巴格迪坎解构了职业新闻，揭示它不仅没有保护公众利益，而且还包含着服务于所有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先天偏见。
3.互联网新技术并不能打破商业垄断，让我们自由。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被视为是继文字、印刷术、无线电、电子媒体等出现后的第四次传播技术革命。对于互联网的出现，一些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它的技术革命和草根性会带来媒介业新的竞争与社会的民主。作为媒介史学研究者，麦氏批判了这种天真的论调。他说：“在一定意义上，互联网仍然是商业化媒介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互联网仍然被那些媒体联合体的拥有者们所掌握着。这些人的权力不仅仅是技术能力，而且来自于政治上的权力和经济上的能力。”[2]在美国，媒介行业以及最大的媒介公司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在互联网兴起后，在技术上处于革新的小公司要进入到高度垄断的媒介市场，面临的是巨无霸们对准入资格与产品输出的诸多限制，他们最好的获利方式就是把新技术转卖给某个巨型公司。市场通行的规则是“一块钱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个人财富的多寡决定着影响市场能力的大小，因此互联网带来的是大公司新一轮的技术垄断而不是某些学者想像的开放。麦氏认为过去各种新的媒介技术都产生了各种乌托邦概念，但媒介史证明技术并不能推翻现有的媒介、文化和知识体系的垄断。因特网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浏览器、路由器方面都存在垄断。市场开放的限度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少数富有的投资者、广告商和巨型电子传播集团才是所谓的信息时代的真正受益者。因特网实际上是刺激了垄断，加速了政治经济的反民主趋势，并不能将我们带入一个人人自由的时代。
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媒介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
1.新自由主义导致文化帝国主义。麦克切斯尼在2001年3月发表《全球传媒体系、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一文以及其后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分析了当今全球传媒体系的特征，特别是媒介全球化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麦氏认为实施新自由主义就是要解除政策对于商业化媒介与信息市场的管理，并对其进行再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司利益。国际媒介系统正是“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的直接结果。它们帮助媒介系统形成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在新自由主义旗号下，由于美国国力的影响，正在形成的全球媒介系统实际上是美国媒介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它的文化具有很多美国媒介系统所强调的唯利是图的特性。当主导美国的媒体公司同时也主导国际媒体时，当国际媒介系统也像美国一样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运作时，这时的国际媒介系统的意义就非同寻常，其本质就是美国文化的扩张与垄断。
虽然一些国家为保护本地区文化与媒介采取了保护措施，但随着媒介集团巨大的游说活动，这类保护往往名存实亡。在欧洲，为抵抗商业入侵而建立的公共广播体系显然无法应对美国商业节目的巨大挑战，一些国家的公共媒介系统至今举步维艰。在最近的“窃听门”事件中，英国政府对默多克媒介集团公然侵犯公民权力、唯利是图的行为显得无能为力。而在一些国力贫弱的国家，美国文化更是长驱直入，如同洪水倾泻。
2.媒体全球化并不能推动社会民主。麦氏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不是同义语，凡是受到商业公司资助的媒体，它就不会对民主有多大好处。想要依靠媒体全球化来推动民主是不现实的。新闻公司、时代华纳公司、维亚康姆公司等大型传播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情况表明，媒介权力聚集的现象正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商业公司以卡通、体育和肥皂剧等娱乐节目为目标，让这些节目以最低价格供应市场，而新闻与信息这类节目可能包含争议的内容而失去部分受众，因此娱乐节目是大众传媒的重头。媒介不希望“告知”公民，而只希望向他们出售产品。在这种背景下，媒介全球化者们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民主”(主要指存在于那些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中空洞的政治文化)，也就值得商榷了。麦氏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整套政治的、文化的制度。只有在具有正规选举制度的民主国家中才能运转良好，但是当选民的政治信息缺失，无法接近政治系统或当选民失去对决策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公共参与时，新自由主义也就失灵了。正如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所阐述的，因为盈利是民主的本质，所以任何一个推行反市场政策的政府必定是反民主的，不论这个政府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因此政府的事务最好限定在保护私有财产和执行契约方面，政治辩论的范围也最好限定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资源生产与分配和社会组织的真正问题应当由市场力量来决定。[1]新自由主义因此带来了公民对政治普遍产生冷漠和犬儒主义的态度。现存的传媒对新自由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存的传媒体系“可营造出一个虚假的政治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允许由商业占支配地位的机制一帆风顺地运行，而不会被人们指责为是极权国家，也不会遭到公众的反对。”[2]传媒对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营造出新自由主义所必需的商业占主导地位的氛围，能够使穷人和工人阶级非政治化。美国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典型的模式，它向世人展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与一个庞然大物间无足轻重的民主政权的结合方式。
三、传播革命的可能性
在《传播革命》一书中，麦氏提出媒介发展的“紧要关头”的概念，他认为一旦出现下面两个或三个条件，媒体或传播的“紧要关头”就即将来临：新的传播技术革命出现；新闻业的可信度下降或被视为非法；出现主要的政治危机。[1]目前数字化革命正颠覆现存的媒介产业和商业化模式，新闻业陷入“进步时代”以来的最低潮之中，整个政治系统充满了制度化的腐败与不平等，经济体系也陷入混乱之中，传播的紧要关头已经迫在眉睫。麦氏指出传播的危机其实是更广大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个危机来自于社会不平等、不安全，是与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冲突。麦氏提出了以下媒介改革的路径：
1.学者应当走出书斋，参与社会生活。他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应当拓展视野，介入当前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他说“如果我们选择接受流行的看法，不采取行动，重大的政策将被大型公司的利益和他们幕后控制的政治家所决定。”面对传播学的日益边缘化，麦克切斯尼认为传播学者应该承担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角色，只有这样，传播政治经济学才能重新复兴并获得尊重。他呼吁学者和公民应为提高民主和公共生活的质量共同努力。他说“媒介系统不是天生的，而是政策的结果”，“传播学者和国会山真正媒体政策制定者之间应有深刻的联系”。麦氏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媒介改革运动中，2006年，他领导了网络中性斗争，成立了“自由的新闻”联合，积极倡导媒介改革。
2.左派要发挥力量。虽然左派在美国是一个贬义词，但麦氏认为政治左派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组织，它是充当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经济导向的民主化身。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左派的弱小与美国公司和商业利益完全主导社会生活成正向关联。美国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天性与民主的核心教条相冲突，左派的政治目标就是推动民主事业和民主价值来消除阶级剥削、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建立真正的民主。麦氏认为美国媒介改革的唯一希望在于有强大左翼政治力量的出现，他希望左派组织能够抛弃对媒体运动的冷漠，重新承担起原有的历史使命，积极组织工人运动来改变传播业商业化的垄断现状。
3.媒介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麦氏认为媒介改革的重点在于媒介结构性的改革，所有权和政府资助的本质是理解媒体运作的关键。他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建立非营利、非商业化的传媒。政府应当对非营利性媒介组织和机构免税或有其他支持性政策。第二，建立与维持非商业性的广播电视系统。全国性的广播网络、地方广播电视台以及社区的公共广播电台，都应独立于政府与公司之外。公共广播电视系统的经费应当由政府承担，他对目前政府把纳税人以税收方式资助教育的经费，却用来资助只代表所有者利益的商业媒体的行为表示批评。第三，应对商业广告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制定规则。应限制媒介内容的商业化和广告对儿童的影响，可以考虑对商业媒介采用广告抽税或缴纳指定频率租用费的方式，为公共媒介提供节目经费。第四，运用反垄断法律，减少目前的媒介集中化程度，限制跨媒介所有权，建立一个更开放、更富有竞争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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