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白暨豚家族墓志铭研究_百济论文

唐代白暨豚家族墓志铭研究_百济论文

唐代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相关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论文,唐代论文,移民论文,家族论文,百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有关入唐百济移民相关问题,20世纪30年代金石学家罗振玉刊印的《唐代海东藩阀志存》一书,对洛阳北邙出土的百济移民扶余隆墓志做了深入探讨,首开入唐百济移民研究的先河。80年代后期百济移民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墓志公布,本世纪初,百济移民扶余氏、祢寔进墓志在西安、洛阳两地发现并相继公布,均引起学界高度关注。本文探讨西安出土的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则是作为唐都西安继前几年百济移民墓志出土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志文体现出唐朝当时对周边地区极强的号召力和行动力,也印证了在开放包容政策下,周边民族不断融入,最终成为唐人共同体一员的客观事实。

二 祢氏家族墓及墓志的出土

2007年3月,洛阳考古专家赵振华研究员和时任洛阳大学校长的董延寿先生,在《东北史地》杂志上联名发表《洛阳、鲁山、西安出土的百济人墓志探索》一文,首次公布了被盗掘出土于西安南郊,随后盗运至洛阳市文物坊肆,最终由洛阳大学(今洛阳理工学院)收藏的百济移民《祢寔进墓志》。这方墓志公布之后,中韩学者很快跟进,新闻媒体也涉足其间,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韩国学者金荣官发表《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介绍》论文,①中国学者拜根兴在2007年7月韩国国立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唐朝与百济关系研究二题》论文,发表《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关联问题考释》等;②韩国《首尔新闻》报纸刊登专题报道,③其他电子媒体也于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引起各界广泛地关注。2008年韩国中央放送KBS制作了“降服义慈王的冲击——祢寔进墓志铭”专题片,④更是推高了人们的关注度。正在中韩学界对《祢寔进墓志铭》关注逐渐降温之时,《社会科学战线》杂志2011年第7期发表了王连龙先生《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一文,⑤稍后的2011年8月26日,由韩国驻西安领事馆、西安市文物局、韩国独立纪念馆、西安博物院等联合举办了“西安地区中韩历史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就在这次学术会议上,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的张全民研究员宣读《唐祢氏家族墓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论文⑥,首次公开了新发现清理的祢氏家族墓消息。显然,两次不约而同的史料公布,对于唐代百济移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祢氏家族墓处华商传媒产业基地新征地项目工地之内。该工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郭杜南村以南,北邻兴业二路,南邻学府大街,西邻翰林北路,东与文苑中路相望。而祢氏家族墓则发现于该工地的东侧中部附近。这次考古发掘共清理三座唐代古墓,出土两合墓志,以及大量陶器。根据新发现的《祢素士墓志铭》、《祢仁秀墓志铭》,以及编号为M15号墓内设施等要素,张全民研究员推证M15墓就是此前中韩学界投入重大关注的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墓。也就是说,祢寔进、祢素士、祢仁秀祖孙三代墓在千余年后得以重新面世。次日(8月27日),西安《华商报》以半版篇幅报道了这次考古重大发现,题为《这唐代大墓不寻常——墓主曾领百济国王归唐》;西安电视台“直播西安”栏目也很快跟进,采访墓群发掘者张全民以及研究者拜根兴教授,并制作了题名“三座唐代墓解大唐百济两国交往史”,“墓葬群的发现填补百济历史研究空白”两期节目,进一步将百济移民祢寔进家族墓发掘的消息公诸于世。⑦对于这次重大的考古发现的作用及意义,上述张全民研究员作了初步的论述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祢寔进的孙子祢仁秀墓志中有“洎子寔进,世官象贤也。有唐受命,东讨不庭。即引其王归义于高宗皇帝”记载,证明了笔者此前所作“文献史料中所见熊津方领祢植,就是祢寔进其人”推断的准确无误。⑧而王连龙先生认为祢军和祢植才是相同的一个人物,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王先生撰写发表论文之前,并未看到西安新发现的祢寔进儿孙的墓志。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作具体说明。而三合墓志中涉及的祢氏祖先,祢寔进、祢军兄弟归唐具体事项,祢氏后裔入唐后生活状况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考察。相信随着三合墓志及其他遗物的公布,无疑将会推动唐与百济关系、百济移民在唐生活、七世纪中叶东亚国家关系等问题研究的深入。⑨

三 祢氏家族墓及其出土墓志研究

1.祢寔进、祢素士墓及墓志

2010年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清理了三座唐代大墓,据主持发掘清理的张全民研究员研究,这三座墓中东西两座墓相距34米,东南两座墓相距20米。其分别是唐左威卫大将军百济人祢寔进,以及祢寔进的儿子祢素士,孙子祢仁秀墓⑩。

关于祢素士的父亲祢寔进墓,依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公布的资料,该墓为长斜坡墓道的双室土洞墓(编号为M15),带四个天井,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封门、甬道、前后墓室八部分构成,南北水平总长31.35米,处于三座墓中东边位置。考古人员在墓葬第二、第四天井上各发现一个盗洞,墓葬有大量现代被盗痕迹,盗扰严重。由于墓葬中未发现墓主的墓志,张全民研究员依据该墓与另外两座墓的位置,推定此墓的墓主应该是祢氏家族另外两位墓主的长辈;同时,根据该墓双室土洞形制的特点,以及出土唐太宗、高宗时期的典型器物陶罐、陶瓶器形等特征,推断出该墓大概为唐高宗时代的墓葬。而且,2000年前后被盗运至洛阳工学院的祢寔进墓志,也是埋葬于长安区郭杜镇(高阳原),其正好和另外两合墓志主人为同一家族,故而断定该墓为祢寔进墓。无疑,张先生的推断有理有据,应该是现有考古资料背景下最客观真实的解释。关于祢寔进墓志相关问题,上述赵振华、拜根兴发表有专门论文,涉及墓志的诸多方面,在此不赘!

祢素士墓位于三座墓中北边位置,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土洞墓。墓葬中出土了一合墓志,志石青石质,盖为盝山顶形,顶边长38.5cm,盝顶高9.8cm,底边长60cm,盖高13.3cm;志石为方形,边长60cm,高15cm,通高28.3cm。墓志盖盝顶中部以双阴线分格,共3行,行3字,篆书“大唐故祢府君墓志铭”。志石用细阴线分成小方格,共30行,行31字。墓志出土于墓道第三天井下,立放,错位较大,发掘清理者张全民研究员认为其应是从甬道盗扰搬动所致。

志石首题“大唐故云麾将军左武卫将军上柱国来远郡开国公祢府君墓志铭并序”,称祢素士字素,楚国琅邪人。“七代祖嵩,自淮泗浮于辽阳,遂为熊川人。曾祖真,带方州刺史。祖善,随(隋)任莱州刺史。父寔进,入朝为归德将军、东明州刺史、左威卫大将军,时称忠谠,家擅勋门。剖竹为符,昔时专寄。驰轩问瘼,是赖仁明。凿门申□(百)战之功,登坛应三军之选”。祢素士因父亲祢寔进而荫官,年十五擢授游击将军,先后担当龙泉府右果毅、龙原府左果毅、临漳府折冲;又官拜左豹韬卫郎将、右鹰扬卫右郎将、左监门卫中郎将。神龙元年(705)授左武卫将军,景龙二年(708)六月奉使徐兖等四十九州,安抚地方,当年八月病卒于徐州官所。景龙二年十一月二日葬埋于雍州高阳原。祢素士景龙二年去世,但墓志铭并没有记载其享寿几何,因而他的具体年岁难能知晓。然而,与《祢素士墓志铭》同时出土的其长子《祢仁秀墓志铭》,称墓主仁秀开元十五年(727)去世,享年53岁。依此可以推算出祢仁秀的生年为公元675年。按照学界一般认为二十年为一代人,且祢仁秀为祢素长子等资料,如果祢素士二十岁时长子祢仁秀出生的话,他本人生年约为655年。如果这种推论没有问题的话,祢素士的出生地应当在百济。也就是说,年幼的祢素士和投诚唐朝的父亲祢寔进,也可能还有其他家人一起,在百济灭亡之后移住唐朝。如此,祢素士死亡时的年岁,约是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的年龄。

依据祢素士墓志铭记载,祢素士生有仁秀、仁徽、仁杰、仁彦、仁俊五个儿子,是否还有女儿,因未见记载不得而知。无疑,这些史料亦明晰地说明祢氏家族入唐后人丁旺盛的事实。这合墓志对于祢氏家族的世系繁衍,祢寔进入唐后官任,祢素士十五岁就担当游击将军,以及随后的历官经历等均有详细记载,是一合不可多得的入唐第二代百济人生活的实录性史料,弥足珍贵!

2.祢仁秀墓及墓志

祢仁秀墓位于其父亲祢素士墓西面,亦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土洞墓。此墓的甬道南口出土青石墓志一合,摆放整齐。墓志盖盝山顶形状,顶边32cm,盝顶高4cm,底边长52cm,盖高6.5cm。志石为正方形,边长51cm,高9.5cm。通高16cm。墓志盖盝顶中部以双阴线分格,共3行,行3字,篆书“大唐故祢府君墓志铭”。志石用细阴线分成小方格,共23行,满行23字,楷书。从志文记载看,似乎是祢仁秀的儿子祢适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但文字表达并不清楚,亦不像其他墓志那样明确记载志石的撰写者。

祢仁秀墓志铭出土的最大价值,在于澄清了百济灭亡当时百济王扶余义慈投诚唐朝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据史书记载,唐罗联军包围百济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之后,百济“其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太子隆并与诸城主皆同送款。百济悉平,分其地为六州。俘义慈及隆、泰等献于东都”(11)。笔者依据上述祢寔进墓志铭所及祢寔进入唐后担当正三品官职及其所受的重视,以及祢植和祢寔进两个人名的韩语发音的接近等要素,推测文献资料中的祢植,就是入唐后担当左威卫大将军的祢寔进本人(12)。这种观点提出之后,引起中韩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但作为一种观点,如果只是局限于客观论述和逻辑推证,缺乏实实在在过硬的史料支撑,无疑是颇为遗憾的事情。然而,这次公布的《祢仁秀墓志铭》,为笔者的观点提供了真实关键的史料依据。墓志称“隋末有莱州刺史祢善者,盖东汉平原处士之后也。知天厌随(隋)德,乘桴窜海,遂至百济国。王中其说,立为丞相,以国听之。洎子寔进,世官象贤也。有唐受命,东讨不庭,即引其王归义于高宗皇帝。由是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来远郡开国公。”就是说,祢仁秀墓志证实了祢寔进,也就是文献史料中的祢植,确实“将”,或者“引”百济王扶余义慈到唐营投降,而不论是“将”还是“引”,都不过是对祢寔进临阵倒戈行为的一种中性或者美化的表述,丝毫掩盖不了祢寔进背叛百济投诚大唐行为的真实。但无论如何,祢仁秀墓志证明了文献史料中的祢植就是祢寔进墓的主人祢寔进。那么,为什么祢寔进、祢素士父子墓志中没有提及此事?有关祢寔进墓志为什么采取隐晦词句不明究竟的原因?笔者在上述论文中已有表述,在此不赘!对于祢素士墓志,笔者认为,如果景龙年间祢氏后人还有所顾忌的话,天宝年间为祢仁秀撰写墓志之时,上述所谓顾忌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此事发生已近百年,作为百济移民的祢氏家族已与唐人完全融合,他们不再以祖上的行为感到难堪或者尴尬,他们甚至毫不夸张地对祖上的做法骄傲自豪,并觉得祢寔进的行为应该彪炳史册并得到表彰,故而在墓志中和盘托出,正是作为大唐子民引为荣耀的事情。至于《祢军墓志》中有“去显庆五年,官军平本藩日,见机识变,仗剑知归,似由余之出戎,如金磾之入汉。圣上嘉叹,擢以荣班,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记载,显然,这些或许只能证明祢军也投诚唐军,更何况祢军入唐之时的官职只是“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而据祢素士、祢仁秀墓志记载,祢寔进入唐后先后担当明德将军、东明府刺史、左威卫大将军,均较祢军担当官职品级要高,如此即能说明祢军在“将”或“引”义慈王投降唐军行动中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认为祢军就是文献史料所载祢植的看法存在问题。(13)

其次,如上所述,祢仁秀父亲祢素士墓志中没有明确记载其年岁多少,但祢仁秀的年龄,墓志中却有详细记载,我们依此可以推算出祢素士的年寿约在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

第三,墓志记载祢仁秀也是因为父祖的荫庇跻身行伍,累官明威将军、右骁卫郎将,后因受到行军主帅的连累,左迁秦州三度府果毅,又历任汝州梁川府果毅,虢州金门府折冲。即长期在唐朝军营中担任职务。

第四,祢仁秀开元十五年病终于临洮军官舍,享年五十三岁。祢仁秀夫人“河南□(若)干氏,绥州刺史祁陁之女也”,就是说,祢仁秀和鲜卑族人后裔“□(若)干氏”姑娘婚配,应该也是此一时期唐朝民族融合发展的缩影,标志着祢氏家族人士历经数代,渐渐融合至唐人共同体之中。另外,祢仁秀夫妇生有一男两女,祢氏夫人在祢仁秀过世后与其长女一家在幽(豳)州宜禄县共同生活,直至天宝九载(750)六十一岁去世。祢仁秀的儿子名祢适,未见现存文献史料提及,墓志记载简略,故对其难能作进一步考论。

3.祢军墓及墓志文

关于祢军其人,韩国史书《三国史记》卷6、卷7中有3处提及,具体时间为咸亨元年(669)、三年(672)。特别是在《文武王与薛仁贵书》中提及熊津都督府司马祢军,谈及祢军其人在百济熊津都督府时期的事迹。王连龙依据日本史书《日本书纪》、《海外国记》、《善邻国宝记》等记载,认为祢军于麟德元年(664)、二年(665)两次随同唐使出使倭国。是否可以这样表述,即祢军其人除军事行伍之事外,可能更擅长于对外交涉。从文献记载看,祢军其人事迹就是如此。但是,新发现的《祢军墓志》,不仅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延伸,其史料价值值得重视。

关于祢军墓,从现在可以了解的情况看,其很可能和上述祢寔进墓一样,遭受盗墓者盗掘之毒手,墓志或许已被盗运到西安之外的地方。祢寔进墓经过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清理发掘,其具体状况如前文所及。祢军墓的具体地点,王连龙文中只是笼统认为“近出陕西西安”,未见作进一步说明(14)。对于祢军墓志,王连龙文中谈到其具体情况,即“墓志一合,志盖阴刻篆书4行,行4字:‘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四杀饰以几何纹样。志石高广59厘米,厚10厘米,四侧竖面阴刻蔓草纹。志文凡31行,行满30字,共计884字,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认为该墓志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志文确定了祢军与祢寔进为同胞兄弟,祢军长祢寔进两岁。由此说明百济灭亡之际,作为百济八大姓之外的祢氏,其在军界具有非同一般的实力。从史料记载看,除过祢军、祢植之外,还有称作祢长贵的人。虽然现在还没有史料来确定祢长贵和祢氏兄弟的关系,但此三人在七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唐朝均建功立业,他们入唐前在百济的作为值得关注。可能正因如此,才有祢氏兄弟以祢寔进领头,祢军等军将参与的阵前倒戈,加速了百济灭亡的步伐。祢寔进因在唐罗联军对百济战斗中的特别贡献,入唐后先后担当明德将军(四品)、东明府刺史,以及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或许祢军因为在百济时实际任职的局限,只是参与祢寔进的倒戈行动,故而入唐后唐廷授予其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五品)。至于祢军或者祢寔进兄弟由谁继承其父祢善佐平官职之事,两方墓志均未明确记载,文献史料中曾提及祢军为“百济佐平”,对此,王连龙文结论应该没有问题。

其次,与上文相联系,志文印证了现存《三国史记》、《日本书纪》等史书的记载,确认了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祢军参与了白江口战后唐朝与倭国间的交涉:这就是祢军担当使命前往倭国,此后又于咸亨元年(670)身处百济故地担当熊津都督府司马,直接负责与新罗间的交涉,但不幸羁留新罗,并于咸亨三年(672)被送还唐朝。唐朝选择祢军出使倭国,他是否熟谙倭国语言?百济灭亡之前是否参与过百济与倭国的交涉?这些都是应当了解的事情。另从文献记载看,祢军和新罗的交涉很有手段,其可能与对新罗朝野较为了解的缘故,限于唐朝与新罗关系的起伏,以及熊津都督府实力之故,最终成为新罗的阶下囚,但这些似乎并不影响对祢军交涉能力的评价。当然,随着百济熊津都督府的回撤,唐朝与新罗战事的结束,(15)祢军就只有赋闲长安颐养天年了。只是祢军出使倭国,而百济灭亡之前和倭国关系紧密,或许百济镇将利用祢氏家族的固有影响,希望在对日交涉中占有先机,故而打出时任熊津都督府司马,曾是百济佐平的祢军这张牌。事实上在百济灭亡前夕,担任“佐平”官职者已相当多,据史书记载,义慈王十七年(657)一次就拜“王庶子四十一人为佐平,各赐食邑”,(16)远非百济初期担当“佐平”官职者所具有的权力和影响。

第三,笔者同意王连龙论文中认为迄今为止祢军墓志中所及的“日本”,是现存文献史料乃至墓志碑刻文中最早出现者观点。志文中出现“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万骑亘野,与盖马以惊尘;千艘横波,援原虵而纵沵。以公格谟海左,龟镜瀛东,特在简帝,往尸招慰”记载,即仪凤三年(678)撰写的墓志中出现“日本”两字,可以修正学界认为《杜嗣先墓志》、《井真成墓志》(17)中所及“日本”两字为文献所见最早日本国名的看法。除此之外,墓志明确记载祢军仪凤三年二月十九病逝于京师长安延寿里第,就是说,祢军在长安的宅第位于西市东的延寿坊;同年十月埋葬祢军于雍州干封县之高阳里,进而证明祢氏家族墓地所在就是唐长安城南的高阳原(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

四 祢氏家族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

1.祢氏家族墓志的价值

祢氏家族墓出土的四合墓志,特别是最新公布的祢素士、祢仁秀、祢军三合墓志,其中涉及的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墓志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及其史料价值,亦应实事求是地解读。

首先,三合墓志铭均提到祢氏先祖,对其中的一些史料信息应慎重对待。其中《祢素士墓志》提到“祢素士字素,楚国琅邪人。自鲸鱼陨彗,龙马浮江,拓拔(跋)以劲骑南侵,宋公以强兵北讨。干坤惨黩,君子灭迹于屯蒙;海酰内崩离,贤达违邦而远逝。”如何理解其中“楚国琅邪人”,以及上述追述先祖的墓志语言,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认为应批判对待,不能全信。因为《祢寔进墓志》记载祢寔进为“百济熊川人也”,《祢军墓志》则载其为“熊津嵎夷人也”,就是说,祢氏兄弟两人墓志均记载其为百济熊津地方人。换句话说,至少在祢氏兄弟入唐之初,到他们去世当时,在他们的出自问题上并没有更多延伸空间。同时,相信祢氏兄弟的两合墓志均是出自于唐朝官方权威部门之手,他们在颂扬死者功绩的基调下所作的结论,肯定没有必要对死者出身等具体问题,作故意隐晦或者言不由衷的表示,因为这和墓志涉及的其他敏感问题还是有区别的。

其次,墓志中有的记载跳跃性大,有的部分简直令人难以解释,有的部分则令人心生疑惑,如何理解需认真探讨。墓志中提到“七代祖嵩,自淮泗浮于辽阳,遂为熊川人。曾祖真,带方州刺史。祖善,随(隋)任莱州刺史。父寔进,入朝为归德将军、东明州刺史、左威卫大将军,时称忠谠,家擅勋门。剖竹为符,昔时专寄。驰轩问瘼,是赖仁明。凿门申□(百)战之功,登坛应三军之选”。众所周知,辽阳和熊川相距千里,祢嵩如何先到辽阳,然后经过高句丽辖境,辗转到达百济熊川,其间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探讨的问题,只是墓志中并没有提供翔实的答案。曾祖祢真,(18)担当百济带方州刺史,对比三合墓志,祢氏先祖除名字有一定差异外,其他并没有过多的不同。而祢素士的祖父祢善,或称祢思善,也就是祢军、祢寔进的父亲,祢寔进墓志称其担当百济佐平,没有谈及另外的事情,祢军墓志中也是如此。但是,在祢素士、祢仁秀父子的两合墓志却记载祢善曾任隋朝莱州刺史,因隋末战乱东渡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国,并获得百济王的信任,即所谓“王中其说,立为丞相,以国听之”。

到底如何理解从祢真(誉多)到祢善(思善)父子纵横捭阖,往返于中原与朝鲜半岛之间?依据《祢仁秀墓志铭》记载,祢寔进的父亲祢善亦曾担当隋朝的莱州刺史,“知天厌随(隋)德,乘桴窜海,遂至百济国”。对此,本稿姑且予以认定并试作探讨。查阅现存《隋书》、《资治通鉴》,以及《光州刺史宇文公碑》等史料,知隋文帝开皇五年(585)改光州为莱州,而此时担任刺史者为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另据记载,大业末年担当莱州刺史或者东莱郡守者有麦铁杖、牛方裕、淳于□三人,(19)其余数年间担当莱州刺史者无从知晓,故作为“莱州刺史”的祢善任官时间,以及到底具体什么时间出走百济,现在看来仍然是一个谜。另外,从“莱州刺史”官职的出现及史书记载情况看,其应当是开皇、仁寿年间的事情,因为隋炀帝大业之后,改州为郡,州刺史改为郡守,莱州刺史应该称为东莱郡守,但开皇、仁寿年间出现州刺史离开岗位,前往朝鲜半岛的可能性不大;而隋炀帝大业末年由于农民暴动的原因,各地纷乱,出现地方官出走谋求生路有其可能性,只是这里不能称为莱州刺史,而应该称作东莱郡守。为什么如此?可能是撰写墓志者对隋唐之际州郡几经变迁的史实不甚了解的缘故,此为其一。如墓志及其他史料所载,祢寔进的父亲祢善出走百济的时间当在大业末年,即公元611~618年,在此之前出走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此一时期为百济武王执政初期,百济与隋朝间保持相对友好关系,具体表现在607、608、611三年间,百济与隋朝双方互派使者,商讨攻打高句丽事宜。隋朝出兵高句丽之后,百济却“严兵于境,声言助隋,实持两端”,(20)并趁机进攻新罗,而此时隋朝内部变乱已经星火燎原不可收拾,此为其二。至于祢善出走百济获得百济武王的信赖,进而升官晋爵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如墓志所云,祢善给百济带去了颇有价值的信息,促使百济在隋朝与高句丽两强相争过程中获得实利,结果取得“王中其说,立为丞相,以国听之”效果。其次,祢善其人可能对百济朝野实情有所了解,加之能言善辩,故而颇得百济王信赖。再次,祢善在与百济王臣们接触过程中,不仅能言善辩,而且显露出强悍干练的能力,促使百济王通过任用祢善,达到平衡驾驭百济朝野不同势力的功效。对比上述推论,笔者认为第一、三点有其合理成分,但具体情况到底如何,还有待于查找新的史料,作进一步探讨。当然,祢善的父亲祢真如何从担当百济带方郡刺史,到祢善官任隋朝莱州刺史,两者间如何衔接,这些似均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祢真担当百济带方郡刺史后归化隋朝,还是祢善自己来到隋朝获得官任?如果是后者的话,再结合此后祢寔进兄弟临阵倒戈,将百济义慈王交与唐朝将领,祢氏家族祖孙三代事迹,简直就是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百济国之间人文交流——那个时代的一部活喜剧!

第三,祢仁秀墓志中的一些记载是否有攀附之嫌?咸亨三年(672)镌刻的祢寔进墓志,以及景龙二年(708)祢素士墓志均只字未提,而天宝九载(750)制作的祢仁秀墓志中,竟将祢氏家族的祖先与东汉时代名士祢衡联系起来,称其为祢衡之后人,其中是否有攀附名人趋向?当然,祢素士墓志中称其为“楚国琅邪人”,祢军墓志中也有阐述,并且备述祢氏先祖辗转奔波的艰难历程,这些是否就是当时作为内附的少数民族人士墓志中常见攀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慎重探讨,不应作过度诠释。

第四,祢氏家族墓的发掘清理,是作为唐朝都城西安第一次发现归化唐朝的朝鲜半岛百济人的家族墓地,说明此一时期虽然很多官僚贵族将死后葬埋洛阳北邙作为一种人生理想,但仍有一些人或因长期居住都城长安,或因家族墓在此的缘故并未效尤,长安周边依然是唐人以及归化的周边少数民族理想的归葬地之一。

2.三合墓志中存在的一些疑问及其解释

祢军墓志,以及祢素士、祢仁秀父子墓志的公布,为唐代历史研究、入唐百济移民在唐生活状况,以及唐代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但是对三合墓志的释读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对墓志中一些字词等的解释所产生的疑惑。

其一,《祢素士墓志》中有“公以父资入侍,贵族推贤。谈笑而坐得军谟,指挥而暗成行陈。年十五,授游击将军,长上父(?)宿卫近侍。改授龙泉府右果毅,又改龙原府左果毅、临漳府折冲。加三品,左豹韬卫郎将,又授右鹰扬卫右郎将、左监门中郎”记载,其中“长上父宿卫近侍”中的“父”该做何解?不得而知。笔者对照上下文,觉得此字在志文中并没有更多的用途,故而认为“父”字可能是衍文。对此,笔者还曾请教台湾大学著名唐史、唐代法制史专家高明士教授,高教授来信认为:“‘长上父’之父,或即其父。依据《唐律疏议》卷7《卫禁律·无著籍入宫殿》条载‘诸应入宫殿,未著门籍而入;虽有长籍,但当下直而辄入者:各减阑入五等。’则祢素士或即转任在其父‘长上’(指长期番上)”,高先生的看法值得重视。至于到底如何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其二,《祢仁秀墓志》中提到祢仁秀“夫人河南‘若’干氏,绥州刺史祁陁之女也。”此“若”字一多半已经堙没难辨,下半段只存三分之一多一点,张全民研究员将其释为“若”字,笔者查看碑石及拓片,其为“若”字没有问题。另外,查阅姚薇元教授所著《北朝胡姓考》一书,(21)了解到“若干氏出自代北,以国为氏”,著名人物有西魏恭帝拓跋廓的皇后若干惠等,但据《魏书·官氏志》记载,若干氏已经改姓为“苟”,而从唐代仍然有人沿用“若干”复姓看,北魏改汉姓之后,似乎苟氏与若干氏两姓同时流传,为什么如此?还需查找史料作进一步了解。另外,祢仁秀曾任职于秦州三度府、汝州梁川府、虢州金门府(22),分别担当果毅、折冲都尉官职,此三地都和都城长安相距不远;而开元十五年(727)病终于临洮军官舍,墓志没有记载此时祢仁秀在临洮军担当何种军职,也没有其他可资查阅的史料,故在此存疑。

其三,笔者在上述《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铭关联问题考释》一文中,对于祢寔进为什么“行薨”于山东莱州黄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此,王连龙先生论文中也有论述。王文认为:“关于祢寔进为何薨于莱州,学者有所争论。但因混淆祢军、祢寔进关系,多为误解”,进而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就是祢寔进前往莱州黄县,是为了迎接他从新罗返回的哥哥祢军,而且是提前至少四个月到达,但不幸的是猝死于莱州黄县当地。作为一种推测,无疑也是对祢寔进前往莱州的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咸亨三年(672)正好是唐朝与新罗战争最为激烈关键的年份,(23)对于唐军来说,战场形势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并不乐观。作为担当重任的正三品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竟然有闲暇提前数月到达莱州,等待他不知何时,至少不能准确预测何时才能返回的哥哥祢军,此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次,祢军投诚唐朝后不久就出使倭国,随后又返回百济故地,官拜熊津都督府司马,在唐朝、百济熊津都督府与新罗对峙过程中滞留新罗,他对当时唐朝、熊津都督府势力,以及高句丽灭亡之后新罗的作为当有更深入的了解,新罗人释放他们,即史料记载的送还“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列州长史王益、熊津都督府司马弥军,曾山司马法聪,以及军兵一百七十人”,并“进贡银三万三千五百分,铜三万三千分,针四百枚,牛黄百二十分,金百二十分,四十升布六匹,三十升布六十匹”,(24)很明显就是权宜之计,但有新罗级湌原川、奈麻边山携带谢罪表书一同前来,当然沿途不可能发生例如劫杀等危险。如果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小题大做,在唐朝与新罗交战的关键时刻,竟然带领军队提前数月等待迎接他远道而归的哥哥,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祢寔进的军人素质,不仅唐朝军事当局不容许这样,相信祢军本人也不会同意他这样做的。再次,咸亨三年(672),作为左武卫大将军的祢寔进到达莱州黄县,是唐朝与新罗处于战争关键时刻现实的需要。面对瞬息万变的军情,祢寔进急需关注的事情一定不少。如果身为前线总指挥或者主要军事指挥之一,在彤云密布的战争岁月,从京师长安不远千里到达莱州,提前数月悠闲逍遥,只是为了等待迎接他的哥哥祢军归来,从当时状况来看是不可能的。总之,认为祢寔进行薨于莱州黄县源于前往迎接他的哥哥,此看法无疑是对祢寔进“行薨”莱州黄县所蕴含的历史事实简单化处理的结果,也无法解释当时唐朝与新罗诡秘关系背景下,山东半岛一带聚结兵力的原因。笔者认为:了解中、韩、日三国现有史书记载,关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出土公布的金石墓志史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 结语

到目前为止,涉及祢氏家族的四合墓志(25)资料均已公布,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墓志蕴含的学术价值会不断彰显,并为学界所珍重。同时,如何评价祢氏家族在唐朝与百济战争过程中的作用?作为学术研究,相信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论者所持立场如何,祢氏家族的倒戈行为,对于减少双方人员伤亡,尽快结束战争,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唐朝开放包容的大背景之下,祢氏家族移居唐朝,受到重用也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事情。历史就是历史,发现最新的史料,回归历史,历史学家责无旁贷!

大唐故云摩将军左武卫将军上柱国来远郡开国公祢府君墓志铭并序

莫敖以独启山林,掩经江汉;子文以三登令尹,遂霸诸侯。人物雄于一方,锡胤昌于万叶。灵基积派,海岛之达荆巫。玉润珠明,卞岩之接随肆。忠为国宝,孝实天资。国有其材,家称代禄。存诸史册,可略详言。公讳素士,字素,楚国琅邪人也。自鲸鱼陨彗,龙马浮江,拓拔(跋),以劲骑南侵,宋公以强兵北讨。干坤墋黩,君子灭迹于屯蒙;海酰内崩离,贤达违邦而远逝。七代祖嵩,自淮泗浮于辽阳,遂为熊川人也。曾祖真,带方州刺史。祖善,随(隋)任莱州刺史。父寔进,入朝为归德将军、东明州刺史、左威卫大将军。时称忠谠,家擅勋门。剖竹为符,昔时专寄。驰轩问瘼,是赖仁明。凿门申□百踬战之功,登坛应三军之选。公以父资入侍,贵族推贤。谈笑而坐得军谟,指挥而暗成行陈。年十五,授游击将军、长上,父(?)宿卫近侍。改授龙泉府右果毅,又改龙原府左果毅、临漳府折冲。加三品,左豹韬卫郎将,又授右鹰扬卫右郎将、左监门中郎。长安三年,制充清夷军副使。暂迂鸣玉,求蒋济而从军;始贺执金,宠伏儿而辅国。加来远郡公,余悉如故。神龙元年,授左武卫将军。曹文重戚,首应嘉诏;荀羡幼年,俄闻奖擢。羽林清禁,上悬郎将之星;高阁连云,侧伫虎贲之直。景龙二年六月,奉使徐兖等卌九州存抚。丝纶满路,邦守负弩以先驱;轩盖盈衢,王公倾城而出饯。方冀便宜入奏,对汉制而推多。岂谓梦寐成灾,召秦医而不救。景龙二年八月廿九日,卒于徐州之官舍。呜呼哀哉!即以其年十一月二日迁窆于雍州高阳原,礼也。将军旧垒,忽变新茔;天子临朝,犹思大树。公自幼及长,扬名爱亲。寝息无忘于忠诚,言谈不逾于礼义。童年结绶,不以地势娇人,壮室传封,不以勋容傲物。丹墀陛戟,奸臣畏威而寝谋;紫塞扬挥,黠虏闻名而遁去。爪牙是讬,蕃扞攸归。所谓斯人,邦之良也。子仁秀、仁徽、仁杰、仁彦、仁俊等錤镃克业,干蛊承家。书剑之术早成,公侯之资必复。彩衣推孝,未极莱氏之欢;石椁开铭,忽见藤(滕)公之兆。茹荼均痛,泪栢摧心。恐陵谷潜移,蔓山之为汉水;阴阳迁质,海岛之变桑田。庶凭崔瑗之文,遂镂蔡邕之石。铭曰:

赫赫我祖,奄营南土。令伊称功,开封建宇。

子孙锡胤,英贤接武。遂启宗祊,始传王父。(其一)

兰阁披图,儒林振叶。永嘉中圯,名流丧业。

魏氏雄飞,宋公居摄。郊原板荡,贤人利涉。(其二)

东浮鲸海,北有雄津。休屠侍汉,角里违秦。

背乱厌为,观风识真。千年圣主,累叶名臣。(其三)

皎皎童年,沉沉美量。是标代胃,郁倾朝望。

学剑从军,升坛拜将。入侍皇极,出平夷障。(其四)

使车东迈,凶旐西飞。悲缠宰辅,痛澈宸闱。

地□迥跄坟出,田荒路徽。荣华共尽,今古同归。(其五)

寂寂山门,幽幽泉户。东望玄霸,西连下柱。

楸陇云愁,松庭月苦。空昔辅汉,永埋征虏。(其六)

大唐虢州金门府折冲祢君墓志铭并序

隋末有莱州刺史祢善者,盖东汉平原处士之后也。知天厌随(隋)德,乘桴窜海,遂至百济国。王中其说,立为丞相,以国听之。洎子寔进,世官象贤也。有唐受命,东讨不庭,即引其王归义于高宗皇帝,由是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来远郡开国公。父子之事,殊所会时也;去就之理,合所由道也。语云:贤者避地。书云:必有忍,其乃有济。传曰:不在其身,其在后嗣。是之谓乎?寔进生素士,袭父封,仕至左武卫将军。君讳仁秀,即武卫府君之长子也。少以将种,银印赤韨,累授明威将军、右骁卫郎将。寻以元帅连坐,左为秦州三度府果毅。历汝州梁川府果毅、虢州金门府折冲。禀命不遐,开元十五年终于临洮军之官舍,为寿五十三矣。呜呼!遗孤未杖,越在异乡。家仆护丧,归于旧里。夫人河南□(若)干氏,绥州刺史祁陁之女也。公殁之后,携持露立,保成幼志,贾用妇功。一男二女,克致婚冠。初夫人送元女于幽(豳)州宜禄,久而不返。遂以廿七年十一月六日卒于婿氏之别业,春秋六十一。离殡客土,星岁再周。越以天宝载庚寅夏五月戊子朔廿二日己酉克葬于长安县之高阳原,礼也。其子曰适,追报所天,慰兹明灵,志彼幽壤。铭曰:

存离居没异土,我生鲜欢,王事靡监,

二纪于兹,成葬便时,有子克报,于嗟孝思。

注释:

①金荣官:《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介绍》,《新罗史学报》总第10辑,2007。

②拜根兴:《唐朝与百济关系研究二题》,韩国《百济研究》总第47辑,2008;拜根兴:《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铭〉关联问题考释》,《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拜根兴:《入乡随俗:墓志所见入唐百济遗民的生活轨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③韩国《首尔新闻》2007年11月8日。

④韩国中央放送KBS制作了“历史追踪”专题片,于2008年12月18日首次播放。

⑤王连龙:《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7期。

⑥该文后改名为《新出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考略》,《唐史论丛》总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

⑦西安电视台于2011年8月29日、30日分两次播放。29日主要是有关祢氏家族墓葬群考古发掘方面的内容,30日则是有关发掘出土的祢氏家族两方墓志研究等方面的内容。2011年9月8日,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以“唐代官墓背后的故事”为题,再次做了详细报道。

⑧拜根兴:《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铭〉关联问题考释》,《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

⑨2011年12月中旬,韩国济州大学金荣官教授来西安访学,他与笔者及张全民研究员见面,了解新发现的祢氏家族墓志情况,我们亦将未发表的论文稿予他参考;在2012年1月28日韩国新罗史学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金荣官宣读了他撰写的《中国发现百济遗民祢氏家族墓志铭检讨》论文,进而成为韩国第一篇有关新发现的祢氏家族墓志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韩国古代史研究著名学者权悳永教授2月中旬专程来西安,韩国古代史学会会长李泳镐教授2月下旬率10余人的学术考察团也来西安,其目的均是了解最新发现的百济移民墓志研究状况。另外,因为祢军墓志有“日本”两字的缘故,日本学者东野治之继王连龙先生有关祢军墓志论文之后,发表有《百济人祢军墓志中的“日本”》(《图书》2012年2月号);正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郑州大学副教授葛继勇也刊出《关于祢军墓志的备忘录》论文(日本专修大学《东亚世界史研究年报》第6号,2012年3月出版);日本明治大学2012年2月25日举办“新发现百济人《祢氏墓志》与七世纪东亚及‘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张全民、王连龙两位中国学者出席会议并宣读论文,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江川式部、田中俊明、金子修一、小林敏男等学者也宣读了论文。可见,祢氏家族墓志的出土,在短短的时间内,已在中韩日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⑩关于新发掘的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的考古信息,参见张全民《新出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考略》,《唐史论丛》总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

(12)见上述拜根兴发表于《百济研究》、《东北史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的论文。

(13)王连龙先生论文中运用《周礼·地官·大司马》、《左传·宣公二年》两书中涉及的“植”与“军”两字的关系,“植谓军植,‘植’与‘军’意义关联,故为祢军改名所用”,说明祢军就是祢植。但笔者认为上述论据并不能说明祢军就是祢植,而恰恰可以证明祢军、祢植两人的兄弟关系,即祢军和祢寔进的兄弟关系。因为从名称上讲,兄弟两人名讳用相似或相近意义的文字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另外,王连龙文中对笔者认为祢寔进就是祢植的看法并未作任何指正,只是笼统地予以否认,故而不利于树立自己的学术观点。

(14)据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张全民研究员所言,发掘清理祢氏家族墓当时,在祢寔进墓北侧70米处还有一破坏十分严重的砖室墓,其时代和南侧呈品字形状的祢氏家族墓相同,他推测该墓很可能就是被盗的祢军墓,但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核实认定。问题是兄弟两人死亡埋葬相隔只有六年,身为左威卫大将军的祢寔进的墓制为双室土洞墓,而右威卫将军祢军的墓则为砖室墓,其中也有难于解释的问题。

(15)关于唐罗战争,可参拜根兴《论罗唐战争的性质及其双方的交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拜根兴:《唐罗战争关联问题的再探索》,《唐研究》总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三国史记》卷28《百济本纪·义慈王》。

(17)有关此两合墓志,台湾学者叶国良教授,大陆学者王维坤、韩升、荣新江、王勇等教授,日本学者伊藤宏明、金子修一、铃木靖民、气贺泽保规等先生均有论文发表,具体综述见拜根兴《杜嗣先、井真成墓志与唐代中日关系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8辑,三秦出版社,2011。

(18)祢寔进墓志中称为祢誉多,是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还是“名”与“字”之间的关系,对此,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19)史料分别见于《隋书》卷64《麦铁杖传》;《资治通鉴》卷192;《唐文续拾》卷14。

(20)《三国史记》卷27《百济本纪·武王》。

(2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第62~63页。

(22)张沛在《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中对上述三个兵府均有考释,其中秦州三度府具体地点无从查考,而汝州梁川府在今河南省临汝县辖内,虢州金门府具体地点亦难以知晓。

(23)拜根兴:《唐罗战争关联问题的再探讨》,《唐研究》总第16卷。

(24)《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文武王》。

(25)《祢寔进墓志》录文,见上引赵振华、董延寿先生论文。《祢军墓志》录文,见上引王连龙先生论文;《祢素士墓志铭》、《祢仁秀墓志铭》录文以及两座墓葬考古发掘资料,均见张全民《新出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考略》,《唐史论丛》总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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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白暨豚家族墓志铭研究_百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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