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的军事意义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战论文,美国论文,意义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100年中， 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小战争不少，但是，从规模、时间及在战争史上产生的意义和影响看，没有一次能与美国内战（1861—1865）相比。
其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美国内战建立在新的技术革命基础之上。新式武器的使用，大大改变了原有作战样式，在军事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一
美国内战的军事意义，首先表现在武器装备的改进和战术的变化上。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又说：“装备、编成、 编制、战术、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2〕。19 世纪上半期，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技术的发明，科学的应用，铁路的修建，轮船的通航，使生产和贸易成倍地增长。这一切促进了军事技术的革新和装备的改进，引起了技术的变化。
拿破仑时代，步兵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燧发式滑膛枪，它有两个显著缺点：一是有效射程比较近，最远也只有一百码，二是滑膛枪只能依靠燧发，受气候影响比较大，一场大雨就可使其失效。19世纪前期，科学家发明了雷管，将雷管技术应用于滑膛枪，便解决了引发的问题，步枪不再依靠燧发来点火，从而也不再受天气的限制和影响。美国内战中，双方都使用了比较先进的米涅式来福枪。这种新式武器，不仅射击比滑膛枪更准确，而且，有效射程最远能达到五百码，大大超过了滑膛枪的有效射击距离。随之，战术也发生了变化，火炮被退到步兵后面，成为一种支援性武器。步兵可以在五百码射程内就向敌人发射，而不必等到一百码距离发射〔3〕。
铁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第一次施加了它对战争的重大影响。拿破仑战争时，军队的调遣和机动，只能依靠两条腿，行动慢，持续力有限。南北战争中，双方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铁路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军队的机动性能大为提高。铁路系统发达的一方，能够在决定性的作战地点集结所必需的兵力，赢得时间上的主动和兵力的优势。内战中，铁路在后勤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北方把波托马克集团军第六和第七军25000人、10个炮兵连及其战马和100车行李，从弗吉尼亚运送到查塔努加。在11天的时间里，两个军行程1200英里。途中，很多铁路路段还常常遭到破坏，只好修复好再行进〔4〕。如果不是借助于铁路运力，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多军队和物资运送这么远，是无法想象的。这场战争中，在战术的发展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变得越来越困难，造成的伤亡越来越大；二是野战工事或者说战壕成了战斗的伴随物，防御变成了一种比较有利的作战形式。这两者都是使用先进的来复枪带来的结果。
因为来复枪的有效射程达到五百码，在这个距离内，攻击的一方向防守的一方发动冲锋或强攻，总是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或者是只能以失败告终。1862年12月13日，在弗雷德里希保，联邦军队向邦联李将军率领的军队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正面进攻，结果，北方军队在遭到惨重伤亡后被迫撤退。1863年7月3日，在葛底斯保，李向米德率领的北方军发动正面强攻，结果也败退下来。1864年6月3日，北方的格兰特将军在冷港重蹈覆辙，遭到同样的下场〔5〕。出于相同的原因， 骑兵的冲锋也变得无用了，刺刀己基本上废除不用。约翰·B·划登将军， 通过对内战的观察得出结论：“当在冲锋的正面上，刺刀的闪光是很可怕的，可是，它们却很少有为鲜血染红的机会。刺刀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6〕军医G·哈特也曾经指出，除了偶然的几个外，他的伤员中很少是由拼刺刀负伤的。
因为来福枪的使用，使铁锹逐渐变成了步枪的补充品，防御成了比较有利的作战形式。士兵站在战壕中，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场所，而对进攻者却构成极大威胁。李曼上校总结经验说：把步兵部署在战壕里，在后面的小山头上设立一个炮兵阵地，那么，即令他们不是非常良好的军队，也还可以发军“以一敌三的效力”。北方军队中的另一位上校也说；他的军队对于向战壕里的敌人冲锋“已经感到厌倦”了。一般的士兵都认为，一个躲在工事后面的人，可以抵得在工事外面的三个人〔7 〕。由于战壕有这么显著的作用，所以在整个南北战争中，到1864年为止，格兰特和李将军在弗吉尼亚荒原上所进行的每一场战斗，“都是壕沟防御式的战斗。”从欧洲到美国来观察战争的官员也认为：堑壕战是美国内战最显著的特征〔8〕。 联邦军将领谢尔曼在向亚特兰塔的长途挺进中，在作战方面所显示的灵活性，不仅在于他调遣部队的技巧，而且在于他有着使“战壕工事随之一起移动”的能力。
在美国内战中，双方还使用了其它一些新的作战武器和手段，具有重要的意义。北方军队率先使用了铁丝网作为降碍物，南方军队称之为“只有北方佬才能发明出来的鬼东西”。1864年5月，在一次交战中， 南方军队被铁丝网所困，而且，“象鹧鸪一样被屠杀”〔9〕。 手榴弹、有翼的榴弹和火箭、机关枪，都曾使用过。人们还试验了鱼雷、水雷、地雷、野战电报机。双方还使用了气球。南方还有人设想制造有“窒息作用”的毒气弹。1862年3月9日，在一场规模不大的海战中，联邦海军使用了装甲舰艇，思格斯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认为其意义深远，“结束了木质军舰的漫长时代”，“开创了装甲舰在海上进行战争的时代”〔10〕。此外，霍勒斯·L·享特利曾建造了一艘潜水艇，1864年2月17日，该潜艇在查尔斯顿附近的海面上，击沉了北方军队的一艘战舰，但自己也随之沉没了。
美国内战，是第一次全面检验工业革命对军事影响的大规模战争，与此前一些战争相比出现了许新情况和新问题。但是，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没有引起西方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们的高度重视，没有去认真研究美国内战中的经验教训，5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战场，重蹈了美国内战的覆辙，双方以大炮、战壕和铁丝网所构成的大规模的阵地战，打得非常艰苦，死伤枕籍，直到战争中后期，随着坦克在战场上的出现，这种阵地防御才找到了比较好的突破方法。
二
从战略上讲，美国内战并没有提供战术上那么多有价值的新东西。整体上看，南方处在战略防御的态势上，北方处在战略进攻的态势上。北方在实践中对南方实施了长期的海上封锁，力图断绝南方与外界的联系。在西部战场上，北方军对密西西比河流域、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实施了远距离的打击和分割包围，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结局。但美国内战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东部战场上所打的拿破仑式的高潮型的歼灭战，双方都积极寻找对方的主力进行会战，企图以一次或几次战役来决定战争大局。
战争开始后，南方邦联所面临的困难是明显的，工业基础薄弱，人口资源比北方远为贫乏，没有海军。南方作战的目标，主要是迫使联邦政府承认其独立，保持奴隶制种植园制度。戴维斯只要采取如同华盛顿的爱惜人力的防御战略，把战争拖下去，北方就很可能因为失去耐心而被迫承认南方的分裂事实。然而，在一个重要方面戴维斯无法重复华盛顿的战略路线。面对英国海军对十三州沿海的封锁，华盛顿顶住了要他把军队沿海岸部署的要求，他把革命军保持集中，让大部分海岸地区利用他们自己的防御工事和民兵，尽其所能进行自卫。但邦联各州在有关本州的安全和政治权利方面感情十分强烈，独立性很大，它们希望从里士满得到的军事保护至少不得比从联邦政府那里曾经得到的少。因此，戴维斯受到把他有限的军事力量分散部署的压力，对邦联上英里里边界提供至少是表面上的防卫。这样做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是，邦联不仅在一些点上而且会在许多地方防守薄弱，北方如果实施林肯总统提出的“全线施加压力”的思想，那邦联部分防御就会崩溃，最终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令人黯然伤神的前景，迫使邦联的军事首脑们制订出不同于戴维斯本将选择的全线防御的战略方案，他们确信南方军队无法采取华盛顿那种基本上是消极防御的路线。防止北方军队在邦联周围某个地方“施加致命压力的唯一办法”，是“掌握主动权”。南方军队应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从而，“由南军而不是由北军”来决定“关键性军事对抗应该发生的地点”〔11〕。南军虽在整体上处于劣势，但可以在某些地段或关键性的集合点造成优势。
南军中以攻为导、掌握主动权的主要倡导者是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他被认是美国内战中最杰出和优秀的将帅之一。李坚持认为，拯救邦联的唯一办法是集中兵力进行进攻。他说：“只有把我们的军队集中起来，我们才能赢得具有决定意义的优势。”“我们必须在因为不行动而肯定遭受损失以及因为采取行动而承担风险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12〕。
一般意义上讲，北方在内战中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从战略上讲，也有难言之隐。这一点往往被一般论者忽视。首先，北方必须征服南方，而南方却只需保存自己。北方的普遍舆论，在支持征服南方的感情上，比起南方的舆论支持保卫邦联的感情来，要更加分裂一些。北方的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对这场战争混杂着不同的感情。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担心这场战争正在破坏由开国先辈们写下的宪法，同时担心它正在成为努力确保共和党政治优势的一场党派活动”〔13〕。废除奴隶制最终被确定为北方进行战争的第二个目标，这对北方舆论产生了强大的分裂效果，因为它恰好触及了那个最敏感的种族问题。对于北方来说，甚至葛底斯堡战役之后，邦联仍然有继续生存的希望，如果民主党能在1864年大选中获胜，它就有救了。
其次，北方在人力物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并不是没有穷尽的。北方22个州有2300万人口，南方11个州只有900万人口，其中350万是奴隶；但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奴隶必须计算在南方人口内因为正是他们的劳动才使南方的白人可以被动员起来去参加战争。居住在同邦联接壤的那些州有约300万人口，其中奴隶4万多人，这些州虽然没有分离出去，但在感情上一直摇摆不定，因此，不能完全计入北方的人口。当然，在南部也存在某种分离。然而，边界州的存在，加上总的说来公众舆论不如南方统一，这就意味着北方不能充分地把它的潜力转化为实际参战的人力。不定时地在北方军中服役的有210万人， 而具体时候的最高兵力约100万。在南方军队中服役的有90万人，最高时的兵力约60万〔14〕。 南方有把兵力分散保卫邦联边界的倾向，而北方因为以永久征服为目的，不得不在每征服一地之后就建立占领军守备部队。南方也偶然入侵北方州，但那只是临时性的，北方随着南方的推进，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来越分散。
第三、从后勤方面讲，北方需要比南方庞大得多的后勤队伍，进一步加强了北方兵力的分散。北方士兵“习惯于”较南方士兵为高的生活标准。北方舆论分歧大，这就为了保持北军士气，生活标准应维持在南军水平之上。南军基本上是在自己友善的领土上活动，取得后勤方面补给比较容易，而北军越向南方深入其供应线就拉得越长，越易受到南方游击队的袭击，必须分出更多的兵力来维持后勤供应。
第四、平时常备军比较少，战争爆发后，军队大部分是临时招募的民兵。民兵服役期比较短，缺乏正规严格的训练，纪律松驰，很不稳定，不利于长期在军队中作战。这一问题双方都存在，但北方更为突出。
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要求北方联邦政府不仅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战争爆发时，联邦政府的陆军总司令是75岁的温菲尔德·司各特。他支持拿破仑以前的战争观，建议对南部邦联实行一次大包围，用海军封锁邦联合港口，逐渐地扼杀邦联经济。在陆地上，在装备和训练好一支优势军队之前，先不采取大胆的军事行动。他想指挥一场用常规和审填的方法进行的战争。他的这些计划不久即被北方舆论嘲笑为“莽蛇战略”。这种嘲笑发自北部人民不愿为有此耐心打仗的心理，司各特的战略需要时间，他们不愿意等待，当时北部流行的口号是：“一下子打到里士满去”。
南方的李将军了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积极出击，寻找会战机会。北方公众求胜心切，燥动不安，催促发动进攻。于是，双方沉湎于拿破仑式的高潮型战斗的狂热之中。司各特和麦克莱伦离任之后，北方的哈勒克和格兰特为代表的新一代司令官，特别钟情于拿破仑的战斗观念，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军队看成高于一切的目标，想以几次壮观的奥斯特里茨式的胜利赢得战争。格兰特的信条是：“天天打，不停地打，自始至终把敌人置于自己军队的控制之下”。他命令北军将领米德：“李的军队将是你的目标点。李跑到什么地方，你也要跑到什么地方。”他指示谢里登将军：“敌军不亡，我军追逐不止，敌军撤向何处，我军亦跟向何处”〔15〕。格兰特实行的这种高潮型的歼灭战略，自己方面的损失也不能不是巨大的。南方的李将军，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里，他的战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使他成为最令北军害怕的将领。但从整体上讲，南方经受不了一系列会战带来的损耗，终因资源枯竭而战败。
是东部战场上双方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战，还是北方军对佐治亚的远征和机动作战对内战的结构起了决定作用？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先生坚持认为：西部战场上的战斗的意义被人们长期忽视，而实际上，“决定性的战斗行动是在那里发生的”〔1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问题，认为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波托马克河西岸不是最重要的战场，夺取里士满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但在军事上，“却不解决任何问题。”战略的重心，应是田纳西河上游的查塔努加和多耳顿，最南部最重要的铁路中心；其次是夺取亚特兰塔和佐治亚，以切断另一条铁路线；最后是攻占梅肯和戈登，破坏南方东西两部之间的最后联系〔17〕。但大多数观察美国内战的战略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们，把眼光盯在东部战场上，认为这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战场和战略重心，这里发生的战斗具有典型的意义。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格兰特和李将军“在弗吉尼亚进行的你来我往的板羽球与毽球式的对抗赛”被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将军们“以更加大量、更加无成效的方式从1914年至1918年在法国战场上忠实仿效”〔18〕。而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经验还指导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实践。美国坚持以英国为基地，横渡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与德军作艰苦的正面作战，反对英国从地中海和东南欧发动进攻的“间接”战略路线，这可以说是直接承袭了内战中东部战场上的经验。
三
北方军队对南部邦联所进行的资源之战和心理攻击，是美国内战在军事上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
交战双方利用一切机会夺取或摧毁对方进行战争所依赖的资源，并非是美国内战中的发明。但是，18世纪在欧洲人相互进行的战争惯例中，由陆军发动的有组织有部署的摧毁对方资源的战争，甚至由法国革命激发起来的带有强烈思想信仰和民族感情的战争，也“没有使攻击敌方资源的经济战争成为陆军的一般行动”。那个时候，欧洲各国的财政和经济都还很不稳定，所进行的战争还不是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国民生产总值战”，供应军队给养所需要的产品和资源依然很有限，很简单，因而，一个相对有限的经济就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战争了。但到美国南北战争时，这种状况开始有了变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美国内战还远不是那种敌对国总的生产能力进行竞争的战争，但是，部队的后勤需要已经变得很大很庞杂，以致于发动针对敌人资源的战争变得相当诱人，特别是当战场上的其它手段对于决定战争胜负不那么令人满意时，尤其是如此。内战中，虽然也有南方军队偶尔深入北方自由州作战的情况，但整个战争期间，基本上是北方军队在南方叛乱州的领土上作战，所以，对资源的开战，主要是北军针对南方的。而且随着战争的拖延，双方的仇恨越来越深，北军将领们逐步意识到，对南军的几次胜利，不足以赢得统一与和平，在对叛乱诸州的军队进行作战时，应该同时夺取或摧毁支撑其作战的能力，想以此打击敌方的士气，动摇其民心，缩短战争。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针对南方资源的战争便开始了。格兰特对在西部作战的谢尔曼下令说：“我计划由你前去攻打约翰斯顿的部队，把它打得四分五裂，同时尽你所能深入敌境内部，对于他们的战争资源进行你所能够进行的一切破坏”〔19〕。
对于什么物资应划归为战争资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定。一般说来，在作战区域内，凡是不能来支援或供养自己方面的军队但能为敌军所用的东西，都被当作战争资源来处理。比如：食物、牲畜、饲料、工厂、火车站、铁路、房屋等，都属这一类。格兰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读到他亲身经历的破坏南方一家纺织工厂的事。他的军队占领了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城，他命令谢尔曼留在这里直至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铁路枢纽以及军需生产城市“加以摧毁”，而谢尔曼则是“非常有效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和谢尔曼一起走进一家工厂，命令工人和工厂主离开，几分钟后，整个工厂和棉花就变成了一片火海〔20〕。1864年，格兰特就谢南多亚河谷的那些农场指示谢里登说：“如果战争还要延长一年的话，就应当让谢南多亚河谷继续成为颗粒不收的荒原。而谢里登则马上回信说，他已烧死了二千多头家畜，屠宰并向部队发放了不少于三千头羊”〔21〕。
在针对南方进行的资源战方面，谢尔曼率领军队横穿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州所造成的破坏，给人印象尤为深刻。他的特别之处，是他不仅比其他人更有计划、更广泛地进行了打击敌人资源的战争，而且，还发展了一场针对敌方普通老留姓的恐怖战略，打破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战争常规，回到了野蛮主义时代。谢尔曼认为，美国内战与其说是两个政府之间的战争，倒不如说是两种制度下的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敌方人民的抵抗意志是战争的首要因素，如果敌方人民的抵抚意志被摧毁，随之而来的是敌方军队的崩溃。正是从这个角度上，他的认识具有了20世纪整体战的含义。谢尔曼说：“我觉得对敌人国土的纵深远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场战争，不同于欧洲的战争。，我们不仅是在和敌对的欧洲作战，而且是在和敌对的人民作战。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分男女老幼，穷人富人，都感觉到战争以及有组织的军队的无情力量”〔22〕。在他这里，普遍的老百姓成了作战的重心，而恐怖则是其基本的因素。在进军佐治亚时，他宣称：“除非我们可以让人重新居住到佐治亚，否则，占领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彻底地摧毁公路、房屋和人民，将会削弱他们的军事资源……我能进行这一远征，并且使佐治亚嚎噘”〔23〕。谢尔曼在对南方的远征途中，他的军队每到一处，当地就被洗劫一空。攻下亚特兰塔城后，他强令该城市平民百姓全部迁出，然后将城加以蹂躏。谢尔曼认为，“战争就是残酷，你不可能使它变得文雅”〔24〕谢尔曼在佐治亚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据他自己估计，其价值大约在一亿美元左右，而这其中只有二千万美元毁坏“符合我们的利益”，其余的完全属于“浪费和破坏”〔25〕。破坏了佐治亚后，接着把南、北卡纳来纳洗劫一空。
谢尔曼的行为，遭来了许多的议论，他自己手下的一些军官也表示过严重的不满，南方的报纸更是进行恶毒的批评和攻击。但谢尔曼对这些指责高视阔步，振振有词，他认为：他在佐治亚和亚特兰塔的恐怖，将使南部的人民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我们是认真的；二、如果他们在到处叫喊那个流行口号‘战至最后而死’时是真心的，那么，这个机会很快就会到来”〔26〕谢尔曼认为，他的恐怖行动将促使南方早日放下武器，缩短战争进程，因为，“恐怖是理智的开始”〔27〕。
就19世纪欧洲流行的战争伦理观念来说，谢尔曼完全是一种新型的将才，他打破了旧的战争常规，摆脱了欧洲的传统影响，他的残酷无情可以与加尔文相比拟，“不过他是用剑，而后者是用舌而已”〔28〕他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恐怖打击，使战争观念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民已经成了战争中“决定性的因素，求和的能力，已经由政府手中转到了人民的手中，而和平的制造成为了革命的一种产品”〔29〕。
对于美国内战中这种恐怖和心理战争的背景，富勒先生有深刻的见解。他指出：谢尔曼、格兰特、谢里登和北方其他一些将领，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是美国制度的“标准产品”。他们指导战争的原则，也就是“改变他们的机器的原则”，即“提高效益”的原则。在资本支配下，效率、利润是唯一的目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不管什么手段都认为是合理的，凡是对于这一目的有所阻碍的，那就不管它是什么道德，或是什么精神，甚至传统行为，都将看作是不能容忍的〔30〕。
可见，美国内战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战争观念等方面，都有革命性变化，是世界近代战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注释：
〔1〕、〔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卷3，第206页。
〔3〕、〔5〕、〔9〕、〔23〕、〔25〕、〔30〕、（英），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92、93、95、98、89、96页。
〔4〕（美）拉塞尔·韦格利：《美国陆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年，第234页。
〔6〕、〔7〕、〔28〕、〔29〕（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战士出版社，1981年卷3，第91、91、87、87页。
〔8〕、（美）、皮特·帕来特编：《近代战略家》，新泽西、 1986年，第419页。
〔10〕恩格斯：《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卷15，第524页。
〔11〕、〔12〕、〔13〕、〔14〕、〔15〕、〔19〕、〔21〕、（美）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第119、125、156、158、173、177、180页。
〔16〕：（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202页。
〔17〕、马克恩、恩格斯：《美国内战》、《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卷15，第522—523页。
〔18〕、利德尔·哈特：《谢尔曼：军人、现实主义者，美国人》，转引自《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185页。
〔20〕、（美）《U、S、格兰特个人回忆录》、转引自《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180页。
〔22〕、〔24〕、〔26〕、〔27〕拉塞尔·韦格利：《从华盛顿到马歇尔的军事思想》纽约和伦敦，1962年，第86、87、87、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