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知识论建构的学术文化背景探析
刘克兵1，朱汉民2
（1.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2.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2）
摘 要: 朱熹知识论的建构，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学术文化背景下，应对时代问题而作出的思考与探索。其目标在于将世人从佛老虚幻的边缘拉回现实世界，同时促进儒学发展、实现儒学知识论的正常发展。探讨朱熹知识论建构的学术文化背景，对于客观地认识朱熹知识论的内容构成、思想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 朱熹； 知识论； 学术文化背景
一种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一个思想者对特定学术文化背景的考察和回应。朱熹知识论的建构，自然有着他对当时学术文化氛围的洞察。因此，如果不了解自唐代以来至朱熹所处南宋时代文化史的主要背景，就不可能认识和理解朱熹知识论建构的学术文化原因。
一、对佛老虚无之旨的批判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佛、道（或称老氏）三家（教）文化各自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三家（教）之中，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发展的主流形态，但佛、道二教（合称佛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早在宋代之前的唐代，由于政治的强盛、经济的发达、学术上的开明及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使得其时虽然在意识文化形态上仍以儒学为主体，但佛、道等宗教思想得以借势而为，大加发展，特别是佛学影响深远，一度冲击并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至宋代，虽说儒、佛、道三家（教）融合趋向加强，但三家（教）融合中的对立在宋代依旧存在，佛老思想仍然冲击儒学，进而使儒学继续面临威胁和挑战。佛老“思想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儒学思辨哲学的缺乏，因而它动摇了儒学文化的正统地位，带来了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统治阶级思想的涣散以及全民思想失向”[1]231。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们，面对自隋唐直至宋代以来佛老日渐兴盛而对儒学的冲击和影响，必须做出自己的回应。
佛老宗教思想固然有其对生命存在和意义的关怀，但也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精神。就佛教而言，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旨归是“虚无”，倡导的是物无自性、万法皆空的世界观以及出世的修行方法，让人当下参透生死、看破红尘而进入涅槃境界以得解脱。这与孔孟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相违背，容易使人们丧失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从而追求终极的虚无飘渺的佛国世界。而就道家及道教而论，则也厌世避祸，崇尚空寂。正因如此，引起了宋代理学家对佛老之学的排斥与批判。宋代理学家张载对佛教的虚无之旨所造成的危害就曾有所揭示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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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幽明不能举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2]8。
张载指出，佛教从个体精神现象的相对性出发，主张“形自形，性自性”，从而武断地推出天地万物之物质现象为幻相的结论。但这种以虚无为旨归的思路，必然会彻底否定现实世界中现象的实在性，从而脱离现实世界。这在张载看来是尤其要批判的。二程也批判了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幻化的观点，他们指出：“其说始以世界为幻妄，而谓有天宫，后亦以天为幻，卒归之无”[3]409。在他们看来，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幻化，将最终把现实世界导向虚无。二程还把道教列入“异教”之列而对它进行斥责，他们说：“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3]38北宋理学家对佛老虚无空寂之旨的批判，体现出他们对隋唐以来因佛老的兴盛而对儒学地位产生冲击的忧患意识和深刻反思。
就儒家文化学术发展的自身层面及其表现而言，早自北宋中期，儒家思想主题在经过理学家初期的努力后，已逐渐成为一种“心性之学”。在这种乖离的背后，儒家学者中随之也出现了一种高谈性命之风的现象，黄鲁直的诗句“莫学当今新进士，谈说性命如悬河”，就是真实的写照之一。特别是伊洛之学以来，程门弟子中不乏“诵其言，不能深识其意，而徒增其傲忽，遂以章句训诂为陋，至于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即高自许而意轻前辈”之学者[5]895，如龟山以反求诸身不待外求天下之理便皆备于我，尹焞以今日格明日格为非程门之言等，使得儒学走向空谈之学的倾向加剧，客观上对儒学的内在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南渡以后，此种学风愈演愈烈。乾道、淳熙之间，陆九渊心学勃起，在其“宇宙便是吾心”的思想逻辑结构下，他以反求本心为宗旨，讲求无须多求学问。他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7]395年谱亦载：“其有志于学者数人，相与讲切，不复以言语文字为意。”[7]489他同时注重非理性的内心体验，认为：“学问之要，得其本心而已”[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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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佛，老之学……其知之所及者，则路迳甚明，无有差错；其知所不及处，剧皆藏倒错乱，无有是处，缘无格物工夫也[4]485。
须是下学，方能上达。……若下学得是当，未有不能上达。释氏只说上达，更不理会下学。更不理会下学，如何上达[4]1569！
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4]3640。
朱熹从理论上痛挞了佛老二家的为学之方后，同时积极寻求儒门切实合理、具体可行的为学之法，以与佛老的为学之方相对抗，直至取而代之。朱熹在批评佛老的虚无空寂之旨归时，一方面注重发现和发挥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固有资源。他受唐代韩愈等人启发，发现了传统儒家经典《大学》的精神价值，提炼出格物、致知的为学之方和修道工夫，突出了儒家历来重视现实、重视“学”与“知”的工夫特征，借以对抗佛老的虚无空寂之旨。另一方面，朱熹注意不断挖掘新的理论资源。他致力于亲身体验，寻求万物之间的关系，并且坚持万物一体的立场。如此，他势必将触目所见之世界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视为获取知识的最初依据。在朱熹的文化理念中，重视客观世界及经验，乃是建构其知识论的客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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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面对佛老（尤其是佛教）精密的本体理论而使儒学日受冷漠，导致儒学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前，朱熹也正是以知识论为基础，建构了以修养学说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宏观理论框架。朱熹以知识论为基础的这套宏观理论框架的建立，使得朱熹在批判佛学的过程中更准确地把握分寸，提高针对性而减少盲目性；可以使他大胆地深入到佛教的理论腹地，而不至于迷失自己的方向。至此，朱熹在儒佛之间的长期论战中，终于率领儒家真正掌握了主动权，儒学处于下风的局面也被彻底地扭转了过来，实现了抗拒佛学而复兴儒学的目的。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明儒辨儒释疆界，其说皆本朱子。”“使中国此下终不竟成为禅家之天下，朱子之功为大。”[5]1074
二、儒学陷入困境的理性思考
隆兴二年（1164年，朱熹35岁），朱熹在批评当时儒家学术风气、指出儒学困境并强调儒学的内在发展延续中，重申了他的格物之说，这可视为他知识论建构的又一文化背景。
因佛老之学（尤其是佛教思想）外部的冲击导致儒学陷入困境，滑向低谷一直持续到南宋，致使儒者阵营中卓然英睿者日益缺乏，这对儒学的威胁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朱熹所处的时代，一直以来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业已陷入了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则是多层次的。就外部原因与表现而言，宋代以前，儒家的为学成圣的精神由于缺乏自身本体论的支撑而淹没于佛老之学，尤其是佛教思辩的形上追求之中，许多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将佛教的文化理念视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归宿，致使儒学的主导地位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动摇，进而使儒学开始陷入困境。这种情形直至宋代仍很严重，久而久之，一个很直接的结果便是儒学日受冷漠，儒家人才多流向佛门，从而造成了儒者自身群体的人才匮乏，对儒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程就对佛教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儒学造成的严峻挑战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如程颐晚年自涪陵流放归来，“见学者彫落，多从佛学”[6]955。在他们看来，佛教的精密本体论中“性命道德”之说远胜于当时的儒学理论，致使学人大率谈禅，蔚然成风，从而对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以致他们都发出“无可奈何佗”的感叹:
朱熹在李侗的指点下从泛滥佛老中走出来，在用李侗交给他的程门“理一分殊”之旨确认了分殊包含理一、下学以上达的基本思路后，也开始关注并批判佛老（尤其是佛教）之学。朱熹曾批判佛教道：“以其有空寂之说而不累于物欲也，则世之所谓贤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说而不滞于形器也，则世之所谓智者悦之矣；以其有生死轮回之说而自谓可以不沧于罪苦也，则天下之佣奴爨婢，黥髡盗贼亦匍匐而归之矣。此其为说所以张皇辉赫，震耀千古，而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气，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4]3377佛教对社会造成的这种冲击局面是朱熹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批评佛老思想的虚无空寂玄妙之旨以使人们回到现实世界，如何建构精密的儒学体系以迎接佛老（尤其是佛教）的挑战，成为朱熹面临和思考的问题。正如朱熹所说：“（于佛老家）真个见得是害人心，乱吾道，岂容不与之辩？”[4]1806朱熹在批判佛老之学（尤其是佛教）的过程中清楚地意识到:要真正消除佛教思想对人们的意识影响与控制，在理论上批判佛老的虚无空寂之旨和在本体论上应对佛老的挑战以复兴儒学，确立儒家思想在政治精神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必须建构用以支撑自身思想的形上理论，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佛老思想。于是，朱熹特别注意到了佛老二家的为学之方，对其缺陷与错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攻伐。他说: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佗[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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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以看出，根据行粒数×粒行数所表现出来的单穗子粒数来看，6个处理都表现为差异显著， 大小顺序依次是 T5、T6、T3、T4、T2、T1。 处理 T5的单穗子粒数分别比处理 T1、T2高 8.91%、8.57%，处理 T6的单穗子粒数分别比处理 T1、T2高 4.36%、4.03%，处理T3的单穗子粒数分别比处理T1、T2高3.62%、3.30%， 处理 T4的单穗子粒数分别比处理T1、T2 高 2.70%、2.37%。 未施加沼肥的处理（T1、T2）的子粒数明显比施加沼肥的处理（T3、T4、T5、T6）低，表明前茬沼肥的施用可以提高后茬玉米的单穗子粒数量。
对此种种儒学内部“坐谈空妙”和反理性主义的现象而使儒学陷入内虚困境之举，朱熹也曾多次作出了揭示与分析:
高校扩招学生急剧增多，新专业竞相上马，加之独立学院的设置，第二学位的辅修，在职人员培训工作的推进，各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导致师生比大大下降，教师配置严重不足。一些教师仅普通本科生的教学周时数就超过30节，20节左右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些刚上讲台的新教师就同时承担几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师自嘲“沦为教学机器”，教学没有激情，“变麻木了”。疲于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自然就没有兴趣和精力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有些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吃透教学内容，只好照本宣科，甚至借用他人的课件来讲课。有的老师一学期在教学之余要指导40多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多数论文连完整地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何谈精细指导。
可见佛老的为学之道，其弊端在于脱略“格物工夫”，同时务为“上达”而实无“下学”，其结果也只能是欲“致知而离乎物……所知者不免乎蔽陷离穷之失，而不足为知”[4]2038，“所见偏……只是空理流行尔”[4]2075。
大抵近世言道学者，失于太高，读书讲义，率常以径易超绝、不历阶梯为快，而于其间曲折精微正好玩索处，若致一吾宗，循下学上达之序，例皆忽略厌弃，以为卑近琐屑，不足留情[4]1297。
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着地[4]3600。
在他看来，这些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学者将儒家道德性命之学曲解成不认真读书就可空放言论的学问，同时不循儒学下学上达之序而直接从“悬空”处言之。这些认识直接的后果便是容易造成学者个人学识的浅薄：“今之学者不知古人为己之意，不以读书治己为先而急于闻道。是以文胜其质、言浮于行，而终不知所底止。”[4]2063学者个人学识的浅薄面一旦扩大，则会使得儒者队伍自身发生弱化，“而世之学者稍有才气，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业、圣学功夫”[4]1587。当然，对于儒家学圈内语高空寂、坐谈空妙、学为虚谈的风气，最令朱熹担忧与害怕的，是作为载道与传道的儒者群体，一旦在这种风气下迷失儒家文化的真精神而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秩序的维系和稳定，那么儒家经世治国与外王的功能就会自我消解，从而对儒学的内在延续发展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我们可从朱熹的一段文字中看出他的这种担忧，其曰:
自昔圣贤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庄敬持养为下学之本，而后博观众理，近思密察，因践履之实以致其知。……夫圣门之学所以从容积累，涵养成就，随其浅深，无非实学者，其以此与？今日学者则不然，盖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处以上智生知之流，视圣贤平日指示学者入德之门至亲切处例以为钝根小子之学，无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往往务为险怪悬绝之言以相高。甚者至于周行却立，瞬目扬眉，内以自欺，外以惑众。此风肆行，日以益甚，使圣贤至诚善诱之教反为荒幻险薄之资，仁义充塞，甚可惧也[4]1968。
儒学作为圣门之学，又乃实学，讲求以小学工夫为下学之本，而后格物穷理以致其知，进而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作为儒学的特定工夫次第，它要求儒者“从容积累，涵养成就”，进而平治天下，方为正道。然而令朱熹担心的是，今日儒者“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处以上智生知之流”，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内以自欺，外以惑众”，阻碍儒学的正常发展。
那么，面对儒学由于内外之因而陷入的发展困境，如何防止儒者群体不再归入释氏而拯救儒学？如何抵制当时儒家思想潮流中的反理性主义倾向？如何从根本上避免儒学走向空寂虚谈的危险倾向？在朱熹看来，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必然要求治此学者，将做人与治学、道德与知识统一起来，建立一种道德实践理性。而建立道德实践理性，又必须以下学为本，读书穷理，“因践履之实以致其知”，即以知识为基础。朱熹还说：“如今所说，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捡那便宜多的占了。无道问学底许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学。出门动步便有碍，做一事不得。”[4]3696可见，朱熹格外注重格物穷理，同样体现了他以知识为基础力矫儒学这种内虚之境的主张。此外，对于因儒学的虚谈而逐渐消解儒家经世治国的功能，从而使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境的现状，朱熹同样特别强调通过格物穷理所获取的知识以贯通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从而解决这一困境。朱熹说:
此亦是且依本分事，正不须把来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净处大著胸怀，将世间道理精粗表里从头至尾理会一番，交他真个通透，无疑碍处，方是向进。若只守此些个，不敢放开，每看义理，亦只拣取玄妙高远、无形无象处方肯理会，如此则遂成偏枯，倒向一边，将为有体无用之学，而与老、佛无以异矣[4]2764。
模型分析中使用的变量选取可能对中国乳制品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产生影响的两个变量:乳制品进口价格、国内GDP指数。
在这里，朱熹主张通过格物穷理获知的方式，即“将世间道理精粗表里从头至尾理会一番”，从而通透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之道。不以格物为基础，只顾拣取玄妙高远，只能使儒学与佛老之学无异而成为有体无用之学，也即无法发挥儒学经世治国的功能。
对儒学因外部佛老之学（尤其是佛教思想）影响而造成儒者学术人才日益匮乏的发现，对儒家学圈自身“不知所以为学”而走向空寂虚谈的焦虑，对儒者“不肯做儒家事业，圣学功夫”这一非理性表现的担忧，体现了朱熹对当时儒家学术文化发展形势的敏锐洞察力。也正是在这样一些儒学文化思潮发展的背景下，朱熹以知识论建构中对知识的理性强调和启示以解决这种儒学的内忧外患困境，以延续儒学内在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朱熹知识论的建构，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学术文化背景下，应对时代问题而作出的思考与探索。当时佛老兴盛、儒学又因内忧外患堕入发展的困境，同时儒学中的知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又逐渐失去其理性的色彩。在所有这些现实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面前，将世人从佛老虚幻的边缘拉回现实世界、促进儒学发展、实现儒学知识论的正常发展，成为朱熹理学思想成长中的一个根本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中，思想的论证及其相应思想教本的建构是极其重要与核心的工作。在南宋纷纭的学术论争中，在程门洛学作为儒学真传的南宋时代话语背景中，需要朱熹从本体论、工夫论、心性论的基础上创辟出另一理论体系。而朱熹通过研究整理儒家经典而致的博学与师从多方，正好使他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和南宋多元的思想资源中识得传统儒学、洛学及道南学派之正误，最终找到了这一解决时代与文化困厄的对应理论体系，即建构了所谓的知识论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朱熹在对南宋文化氛围的分析与应对中以及在对中国儒家传统知识论尤其是宋代理学家知识论的存在基础和内在发展要求的形势下，朱熹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知识论，从而使儒学的理性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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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Zhu Xi's Epistemology
LIU Ke-bing1，ZHU Han-min2
（1.Huaihua University，Huaihua，Hunan 418008； 2.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Zhu Xi's epistemology is a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times under a certain social and acade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ts goal is to pull the world back to the real world from the illusory edge of Buddhism，and at the same tim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realiz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epistemology.To discuss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Zhu Xi's epistemology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o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ideological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Zhu Xi's epistemology.
Key words: Zhu Xi； epistemology； acade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19） 09－0048－04
收稿日期: 2019-08-09
作者简介:
刘克兵，1976年生，男，湖南溆浦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朱汉民，1954年生，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标签：朱熹论文; 知识论论文; 学术文化背景论文; 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论文; 湖南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