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文化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源自于哲学与文化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在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基础上，提出新的哲学性的解释理论和分析工具，从而将文化人类学组成一个有系统、有灵魂、有核心概念和围绕核心概念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由于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理论都有着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进行哲学的抽象和概括，并试图为一切研究人和文化的人文科学提供研究的出发点，在哲学的基础上形成抽象完整的人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就此而言，现当代文化哲学人类学就是文化哲学的典型形态之一，它实际上是对生物哲学人类学、心理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等部门哲学人类学的概括、总结和整合。另一方面，哲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哲学理论观点、方法渗透其它学科，使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就此而言，文化哲学是一组哲学学科群，它具体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实际上，哲学和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西方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的两种对立的传统。以学科特征而论，就是以文化人类学（实证的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哲学人类学传统和文化哲学（思辨的历史学）传统；以国家、地域而论，就是英美传统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传统；从文化哲学思潮的角度视之，这两种传统所体现的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
一、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微观考察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大致是通过如下各种学派的对立互动来实现的。
1.早期文化进化论学派 早期文化进化论学派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个具有实证传统的文化哲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的泰斗——泰勒等人。他们从达尔文、孔德、斯宾塞的理论出发，逐渐摆脱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束缚，认识到人类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从思想方法来看，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它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为可贵的是泰勒首次对人类文化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定义，对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早期文化进化论学派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一是欧洲文化中心论，他们把当时的欧洲文化看作是进化的顶点，并依此去评判非西方文化的优劣；二是文化发展的单一性、直线性，忽视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三是从个人的心理本质推导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四是忽略文化要素的传播及其功用，有把文化要素与文化整体孤立、割裂开来的倾向。早期文化进化论的缺点埋藏着它被否定的种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随后出现了许多批判早期文化进化论的学派，如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派，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更成了早期文化进化论学派的劲敌。
2.文化相对主义学派 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该派的鼻祖、美国人类学大师博厄斯所倡导的“文化相对”的观念和理论，对文化哲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1949年发表的《人类及其创造》一书标志着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最终形成。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德国的李凯尔特、韦伯、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则为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文化相对主义学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为反“文化中心主义”而出现的，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反对以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去评价其它民族的文化。同时，它也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这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次飞跃，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由于过分强调各个文化发展的差异性，而否定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观点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对文化评价的否定，导致对文化比较的否定，以及对文化发展中主体能动作用的否定。正是这样，文化相对主义学派又受到了新文化进化论学派的批判。
3.文化功能学派 与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相联系，文化哲学发展中出现了文化功能学派和文化结构主义学派，这两个学派实际上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思想的补充和升华。
文化功能学派的开创者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而对文化功能学派做出最主要贡献的则是德国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所有的文化特点都有正面的功能，他在收集和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文化的功能，把诸文化现象分为四类：物质设备；精神方面的文化；语言；社会组织。马林诺夫斯基从功能入手研究文化，认为文化是活动，这就比较深入地触及到了文化的本质问题。对文化哲学体系的系统阐发是由当代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完成的。卡西尔不仅继承了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发展和超越了康德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局限于“纯粹理性的批判”，卡西尔则尽力把它扩展到“人类精神赋予实在的形式的每一方面和每一原理”，从而实现了从纯粹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的巨大变革。卡西尔明确地打出了“文化哲学”的旗帜，主张从哲学上来研究文化问题，并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卡西尔认为，人的功能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合形式的活动，符合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合形式——神话和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很显然，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理论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轴心，这就是人的问题。
4.文化结构主义学派 文化功能学派在强调文化的活动功能的时候，也看到了文化的结构，但是他们的理论兴奋点在文化的功能上。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文化人类学家则把注意力投向文化的结构，形成了文化结构主义学派。当然，他们也并不否定文化之功能。因此，文化功能学派和文化结构主义学派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结构主义学派对文化哲学作出重要成就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主要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本尼迪克特作为博厄斯的学生，一方面她的思想是建立在博厄斯某些关键性概念基础与修正之上的；另一方面她又受到当时德国哲学和心理学影响，狄尔泰、斯宾格勒、尼采、弗洛伊德的学说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则为其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她从文化相对主义入手，强调各种不同类型文化单元具有整合机制，从而发展了文化有机论和文化整体论。本尼迪克特文化哲学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深入地探讨文化的结构问题，从而更深化了文化相对主义。本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哲学”。这里仅以结构主义的“巴黎五巨头”之一列维—斯特劳斯为例。他“把功能学派的人类学思想作为资料来源，而把法国实证的唯理主义结构学派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活动，始终有着一个同样的出发点，即是什么使得“人之所以成为人”这一问题，他的答案是“文化”。他的研究课题就是从人的文化即人的精神中找出普遍性的东西，并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得出“整个文化最终将被看作是一种巨型语言”的结论，从而开创了一条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
5.新文化进化论学派 从否定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弊病出发，在早期文化进化论黯然失色40年以后，一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又重新回到了文化进化论的立场，建立了新文化进化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怀特及其门生萨林斯以及斯图尔德等人，其中怀特被认作是新文化进化论学派的巨擘和文化科学之父。新文化进化论学派力图对早期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加以扬弃，克服其不足，吸取其所长。在新文化进化论学派看来，文化进化有特殊和一般两个方面。从特殊看，各民族文化进化是平行的、相对的；从一般看，人类文化从总体上又是向前进的。可以说，这一观点体现了西方文化进化论学派发展的综深化和精密化，对文化学和各门类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极有意义。事实上，文化人类学早已突破了自己学科的局限而与整个人类文化问题发展结合在一起了，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哲学。
综上所述，早期的文化进化论学派是欧洲文化中心论者，他们忽视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文化相对主义学派否定了文化历史研究中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但由于过分强调了各个文化发展的差异性，而否定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这样，它后来受到新文化进化论学派的批判。与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相联系，后继的文化功能学派和文化结构学派实际上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思想的补充和升华。新文化进化论学派力图对早期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观点加以扬弃，克服他们的不足。从早期的文化进化论到文化相对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再到新文化进化论，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完成了一个圆圈，经过了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注：洪晓楠：“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演变”，《光明日报》1995年2月16日。）。
二、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宏观审视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经历了一场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嬗变。就其整体发展态势而言，20世纪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学和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
1.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 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这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基本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其代表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及其学派可以看作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和中介。历史主义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科学背景是近代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再加上数理逻辑的话，那么，波普尔及其学派和历史主义的主要科学背景则是20世纪以来的科学尤其是从相对论开始的现代物理学，加上最新的科学史研究。从本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被奉为“标准”科学哲学，在科学哲学舞台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可是，几乎从一开始它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总结地写道：“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注：纪树立编：《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科学的人文性、文化性亦复如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有自觉意图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在笔者看来，就是他的文化哲学。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总的倾向是距离标准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同时也是距离理性主义越来越远。从逻辑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它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着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科学哲学的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了一种新的综合。罗蒂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批判者，他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相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从现代科学哲学转向后现代科学哲学，它表明了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2.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 尼采是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虽然尼采生活在19世纪，然而他的思想对整个20世纪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化问题、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化问题始终是尼采心中的核心问题。尼采一生几乎都以犀利的眼光审视批判西方的文化传统，并为西方文化的觉醒与更新提供了许多不乏深刻的见解。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辟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注：考夫曼编：《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页。）。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而且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体系，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种“历史理性批判”大体相当于卡西尔所说的“文化的批判”。他以施莱尔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的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的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范围，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总之，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的运思旨趣一直企图颠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但是，尼采由于把“强力意志”作为世界的本体和人生背靠，被海德格尔称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家”；当海德格尔本人也执着于“存在”意义的终极追求时，德里达认为他也最终返回到形而上学的故里。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福柯、拉康、巴尔特、德里达等人在对结构主义的自我批评中来改造结构主义显示出反结构主义的特色，他们把批判的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传统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不妨说是一正一反地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东西背后尚有更深刻的东西，要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就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了、窒息了，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注：甘阳编：《中国当代文化意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568-569页。）。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福柯的“人类死了”，标志着人类对于自身文化认识的深化，也是哲学走出自身投向文化的两个里程碑。
如果说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化哲学、文化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文化哲学、反结构主义文化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诸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人文学哲学”或“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的文化问题或文化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社会批判理论”或“文化理性批判”，有人甚至认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对政治、经济问题的注意转向对哲学、文化问题的注意，例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的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这种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工具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日常生活批判，从不同的侧面所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的文化—历史困境，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综上所述，科学主义文化哲学存在着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它从技术上着手排除那些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它将哲学的范围限定为实证科学寻求证明和辩护的狭小领域中，它试图以精致的逻辑和语言来修补业已失落的启蒙时代的文化理想，从而表现出充溢于这个时代文化的否定性特征：与科学主义文化哲学相反，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重建形而上学的倾向，这种重建是以否定性的语言作为它显著的特色。20世纪以来的各种主义、学说和命题，在它们的称谓前常冠有否定性的限定词来引伸出它的基本命题，诸如“非理性主义”、“消解主客体二元对立”等等，而即使未曾冠有这样的限定词的，在其内容上也几乎无一不是立足于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例如，在海德格尔看来，二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因而也就是西方文化）实际上遗忘了真正的根源、真正的基础，因而现在必须花大力气“重提”这个“被遗忘的问题”——“存在”，克服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可以说，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一正一反地表达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共同倾向：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一元、形而上学的哲学被粉碎后，就是多元、无体系的哲学。于是，西方哲学实现了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与始于弗雷格而完成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向”、从舍勒到兰德曼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的转折”大体同步，它具体体现为早期维特根斯坦向后期维特根斯坦、前期海德格尔向后期海德格尔、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解释学和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向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阵营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其中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等人致力于积极推进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杰姆逊、伊格尔顿、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理查·罗蒂等人则试图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客观的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的客观性”、“永恒的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注：参见洪晓楠：“后现代文化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
总的来说，从哲学到文化（自上而下）和从文化到哲学（自下而上）的两大相对运动，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哲学越来越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主导视角。如果说从文化到哲学的文化—哲学人类学派注重实证研究而比较缺乏理论的进一步升华的话，那么，从哲学到文化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学派则长于理论思辩而比较忽视实证研究。因而，展望21世纪文化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的文化哲学的建构，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吸取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精华，克服其内在弊端和缺陷，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贡献哲学的睿智，从而开拓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综合创造未来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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