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变迁_人口密度论文

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人口论文,胡焕庸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开启了中国现代人口地理研究的先河。从“胡焕庸线”提出至今的80余年里，胡焕庸先生及其后续学者们围绕“胡焕庸线”开展了广泛的研究。部分学者对“胡焕庸线”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食物和就业是制约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丁金宏、何书金，2015)；亦有学者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或其他人口统计资料对中国人口集疏格局和稳定性进行研究，指出“胡焕庸线”两侧人口与面积比重的细微变化，并对中国人口总体格局进行了重点分析(葛美玲、封志明，2008；刘睿文、封志明，2010)；部分学者则利用新方法对“胡焕庸线”进行了验证分析，他们依托遥感技术获取的土地利用、夜间灯光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密度进行模拟分析(C.P.Lo，2001；刘纪远等，2003；田永中等，2004；卓莉等，2005；Zhuo L、Ichinose T、Zheng J、et al，2009)，得出与“胡焕庸线”相同的结论；还有学者就我国人口分布的合理性，人口与环境的适应性(原华荣，1993；王静爱，1998)，如何突破“胡焕庸线”(王铮，2014；张永岳、宋艳姣，2015)及我国城市、交通、经济等空间格局与“胡焕庸线”的密切联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胡焕庸，1990；王桂新，1997；刘泰洪，2001；董春等，2002；李雨停、丁四保，2009；封志明、唐焰，2007；吕晨，2010)，但鲜有学者从民族人口的视角出发来审视“胡焕庸线”。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人口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分布区域。长期以来，中国民族人口分布的最基本格局是：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原及东南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规模日益扩大，传统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正逐渐发生改变。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尤其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变动，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边疆巩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及其变动的研究应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

       近年来，国内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及其变动的相关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部分学者依托人口普查资料，对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格局和迁移变动趋势进行了宏观研究(李红杰，1995；张善余、曾明星，2005；骆为祥，2008；郑长德，2013；郭未，2014；焦开山，2014)；部分学者则以省域(或地区)为研究尺度，具体分析少数民族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或流动迁移趋势(赵书，1993；马戎，2000；金枫，2005；刘聪粉等，2010；卢守亭，2009)；还有学者对少数民族的集聚状况、居住格局及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高向东等，2013；马宗保、金英花，1997；王俊敏，1997；单菲菲，2006)。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虽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及变动特征进行了研究，但大多都集中在少数时点或某一区域，对总体分布格局和其连续性变化研究不足，相应的成因解释亦存在不足。据此，本文通过梳理1953～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数据，系统构建1953年以来中国人口普查县级单元的空间数据库，依托GIS空间统计分析技术，计算和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尤其注重考察“胡焕庸线”两侧民族人口的分布变动规律、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引导民族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科学合理布局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1953～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市常住人口数据，主要参考《1953-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等；人均GDP等经济数据主要参考《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文中的少数民族人口指的是除汉族之外的各少数人口数的总和(包括未识别民族，但不包括外国人加入中国籍)。文中的2010年县级行政区划图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为方便对比分析，文章以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共计2334个单元)为基本研究单元，将前5次人口普查数据统一到2010年的县级行政区划之中。对于变更调整过的行政区划，则参照1953～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的县级行政区划资料，对变更区县的矢量边界和人口数据进行同步融合处理，确保前后数据的可比性。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需要和资料的获取难度，文章未将港澳台地区列入考查范围。①

       关于“胡焕庸线”的绘制，本文依托ArcGIS的空间分析切割技术，以黑河、腾冲两城市地理的坐标点的连接来绘制，通过延长切割，将中国版图划分为东南半壁、西北半壁两个部分。关于人口空间分侧统计，对与“胡焕庸线”相交的县市采用人口密度分割方法，即以两侧区县的面积为权重划分人口；而对其余不相交的县市则直接使用其人口数。

       2.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人口密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来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其空间关联性，选用人口重心模型、人口集中指数等来分析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和空间集疏特征。

       2.2.1 人口集中指数

       为了度量民族人口按区县在全国地理分布的集聚或分散趋势，本文引入人口集中指数这一指标。公式如下：

      

       式中P、S分别为人口总数、国土总面积；i表示某一民族，j表示某一区域；

表示某一区域j中i民族的人口数，

表示i民族在区域j中的面积。C值越小，越接近于0，表明人口向某一区域集中的偏向越小，人口分布越均匀；反之C值越大则表明人口分布越不均匀(高向东，2003)。

       2.2.2 人口分布重心

       人口分布重心是指特定区域内人口地域分布的平衡点，反映人口区域总体分布状况。公式为：

      

       式中

为某地区人口分布重心的经纬度坐标；

为加在第i区域的权重；

分别为第i区域的中心坐标。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高向东，2003)，以人口规模作为权重来计算，

为各县级行政区的中心坐标。

       2.2.3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从全局层面衡量空间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通常用Moran's I统计量来度量，公式如下：

      

       2.2.4 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的常用度量指标有G统计和LISA等，本文采用

指数来度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公式如下：

      

       3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3.1 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态势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已达到了13397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137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49％。同第一次人口普查相比，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迅速，已由1953年的3582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11379万，其增速远高于全国总人口增速。从1953～2010年的57年里，汉族人口增长124.91％，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增长222.17％。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总体上也在不断增加。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6％，到了1964年由于这一时期汉族人口增速高于少数民族人口，这一比例略有下降；1982年这一比例又上升到6.67％；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49％(见表1)。

      

       从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的分布来看，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东多西少，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的态势。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内陆、边疆或沿海地区。笔者应用ArcGIS10.2软件，根据“胡焕庸线”将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分为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两部分，这两部分的民族人口情况见表2。

       总体来看，我国东南半壁人口稠密，以43.36％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国93.36％的总人口，全国75.13％的少数民族人口也分布于此侧。由于东南半壁为汉族人口的传统分布区域，因而该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重较低，仅占6.74％；少数民族人口密度为20.48人/

，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西北半壁的4倍(见表2)。东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广泛分布，但主要集中在几大区域，形成了几处少数民族人口的高密度分布地区，主要有辽东半岛、内蒙高原东部、华北平原北部、东南沿海地带、云贵高原、鄂渝湘三省市交汇区。

       图1 2010年中国分县少数民族人口密度图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Minority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in 2010

      

       与之相对，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稀疏，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6.64％，而人口仅为全国总人口的6.37％，24.87％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于此。西北半壁为维吾尔族、藏族、回族等众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分布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重较高，达32.78％。该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区域承载能力有限，同时存在大面积的无人区，因而人口密度普遍较低，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绿洲等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的区域，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分布区域主要有呼伦贝尔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宁夏平原、湟水谷地，四川盆地西部、藏南谷地、天山南北两麓(见图1)。

      

       从表2可以看出，“胡焕庸线”不仅为全国总人口的突变线，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人口的分界线。少数民族人口的75.13％分布在其东南半壁，略低于总人口的比重，一方面，它验证了“胡焕庸线”所表现出的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有其特殊性。

       3.2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了揭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集聚程度，本文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进行了分析。根据Open-GeoDa软件计算得到中国1953～2010年六次人口普查2334个县级行政单元的少数民族人口密度分布的全局Moran's I值(见表3)。

      

       在全国开展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局Moran's I值均为正，说明县域单元之间少数民族人口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分布，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在Open-GeoDa中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来对Moran's I值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标准正态分布99.9％置信区间双侧检验值临界值Z约为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密度正态统计量的6期数值均大于该临界值，这说明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值在显著度水平为0.001下显著，统计结果可信。其空间关联特征是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与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相邻接，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与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相邻接，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同质性较强(见表3)。

       从Moran's I值的变化趋势来看，1953～2010年间全局Moran's I值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县域少数民族人口在传统分布区域的集聚度降低。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从具体时段来看，1953～1964年县域少数民族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有所增加，空间依赖性增强；1964～2010年县域少数民族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趋于降低，其中在2000年出现小幅提升。说明县域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集聚在小幅集聚后发生大幅扩散，其总体格局在1953年的基础上发生波动变迁后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

       3.3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Moran's I值可以反映各区域要素整体上的空间关联特征，但很难反映区域内部的关联模式，而局部空间自相关弥补了这一局限。因此本文利用Moran散点图进一步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密度局部空间特征。Moran散点图4个象限按其性质分为第一象限(“H-H”，表示某一区域和其周围地区的属性值都较高)、第二象限(“L-H”，表示某一区域自身的属性值较低而周围地区属性值较高)、第三象限(“L-L”，表示某一区域和其周围地区的属性值都较低)、第四象限(“H-L”，表示某一区域自身的属性值较高和其周围地区的属性值低)。其中，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为空间正相关，表示同质性较强；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为空间负相关，即异质性较强(见图2)。

       少数民族人口密度在1953年时落入第一象限约占总数的12.95％；落入第三象限的约占73.12％，合计有86.07％的地区空间正相关特性显现，即少数民族人口密度高值区集聚分布在一些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密度低值区域相邻的现象最为普遍。到1990年空间正相关地区占86.96％，其比例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第一象限占比增长至16.12％，第三象限散点数趋于减少，减至70.84％。其后空间正相关地区数量逐渐减少；到2010年时，空间正相关地区占比降至84.93％，第一、三象限比例分别降至15.8％、69.13％，可见少数民族人口集聚程度趋于降低。

       图2 1953～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密度Moran散点图

       Figure 2 Moran Scatter of Minority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from 1953 to 2010

      

       3.4 少数民族人口热点分析

       G统计是区分高值聚类和低值聚类分布区域的重要指标。根据局部自相关公式，利用Arc-GIS10.2软件中的热点分析(Hot Spot Analysis)工具来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热点区域。ArcGIS中选取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会使热点分析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热点区域的差异不是很大。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一阶Rook空间权重矩阵能较好识别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集聚的热点区域。

       根据公式(4)，计算中国各区县的G[*][，i]统计量Z值，根据Z值绘制1953～2010年的热点分析图，在1％显著水平下，根据Z值标准正态分布的标准差进行划分，将Z值大于2的定义为显著热点区，Z值介于[1，2]之间的为次热点区，Z值在[-1，-2]之间的表示随机分布区域，Z值小于2的为显著冷点区域。

       图3 1953～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热点分析

       Figure 3 The Hot Spots of Minority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from 1953 to 2010

      

       热点分析的结果表明，1953～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在辽东半岛、辽河平原、宁夏平原、湟水谷地、天山南北两麓、鄂渝湘三省市交汇区、云贵高原、海南南部等地区形成多个热点区域。这些热点区域与少数民族传统分布区域大致重合。宁夏热点区域形成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关系密切。1953年宁夏地区还是次热点地区，195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为回族人口在此居住和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中国很多回族人口回流于此集聚，促进了该热点区域的形成。辽河平原热点区域的发展是由于改革开放后辽河平原下游和沈阳等大城市的发展，对劳动力有较大需求，使得周边传统少数民族集聚地的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离开家乡在此集聚。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少数民族热点分布区域，在一些大城市尤为常见。1953年北京市仅为次热点区域，到2000年作为热点区域初显，同期上海、深圳也发展为次热点区域，但到了2010年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集聚规模增大，使得这三大城市的热点特性更为显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随机分布的区域较为广泛，除上述显著热点区域外，少数民族人口在大部分区域都是随机分布的；而少数民族人口较冷点的区域主要零星的分布在华东、华南、西南一些传统汉族集聚区，另外还有部分西北内陆地区(主要为无人区)。同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在空间上并未形成显著冷点区域，可见其分布之广泛。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少数民族人口较冷点的地区必将会越来越少。

       4 少数民族人口空间演变特征

       4.1 人口集中指数变化

       根据公式(1)，计算得出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集中指数值(见图4)。由图可见，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集中指数变化趋势相同，整体均呈下降趋势。整体趋于下降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使得民族人口格局在局部区域出现小幅度变迁；其在1982～2010年呈小幅度上升，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吸引各民族人口在一些城镇区域的集聚。具体来看，1953～2010年，汉族人口集中指数从0.658降低到0.647，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特征，其下降幅度不大，这是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广泛分布的结果，这一方面表明汉族人口在全国县域上相对均衡的分布，同时也表明汉族人口正朝着分散化的方向发展。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人口集中指数相对较大，也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特征，其下降幅度明显高于汉族。1953～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集中指数从0.688下降到0.652，降幅度达5.2％，比汉族高出3.6个百分点。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的集中指数表明，虽然中国民族人口的总体分布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在局部区域却发生了小幅度的调整，中国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依然稳定。

       图4 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分区县集中指数变动图

       Figure 4 Concentration Index Dynamics of the Han and the Minority Populations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from 1953 to 2010

      

       4.2 少数民族人口重心移动

       1953～2010年中国民族人口重心空间位置的变化可以反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空间差异的动态演化特征。由图5可见：(1)2010年中国汉族人口分布重心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汝南县境内，少数民族人口分布重心比汉族维度偏南1个维度，经度偏西8个经度，处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境内，二者直线距离相隔近800公里。这一分布状况与我国当前的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趋于一致。(2)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重心移动轨迹上看，与汉族人口分布重心较为稳定不同，少数民族人口分布重心趋于活跃，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199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重心从104°53'12.78″E，31°20'7.26″N迁移到106°43'25.879″E，32°3'17.422″N，向东北方向迁移了约189km。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民族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家开展了民族成份的恢复和更改工作，这些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少数民族人口重心的东部，且规模较大，因而促使了少数民族人口重心向东移动；其次是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为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解除了束缚；同时东部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吸引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向这一区域的迁移。第二阶段，1990～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重心从106°43'25.879″E，32°3'17.422″N迁移到106°6'23.678″E，31°54'20.212″N，往西南方向迁移了约60千米。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人口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原因主要在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宽松，因而少数民族人口重心以西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增量显著高于东南区域的一些少数民族，从而促使人口重心向西移动。

       图5 1953～2010中国民族人口重心变化轨迹图

       Figure 5 Trajectory of Change of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in in China from 1953 to 2010

      

       4.3 “胡焕庸线”两侧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

       统计数据显示，1953～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由58260万人增长至133972万人，其中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比重一直相对稳定。统计1953～2010年“胡焕庸线”两侧民族人口的变动情况，结果如表4所示。东南半壁人口比重持续微弱减少，从1953年的95.35％微减到2010年93.63％；西北半壁人口比重持续微弱增加，从1953年的4.65％微增到2010年的6.37％。

       同时，“胡焕庸线”两侧少数民族人口的75∶25的比重也一直相对稳定。1953年东南半壁、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分别为73.5％、26.5％，到了2010年东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微增到75.13％，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微减到24.87％。在近60年里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仅增减1.63个百分点，低于同期总人口1.72个百分点。纵观1953～2010年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比为75∶25的特征一直相对稳定；相对西北半壁而言，东南半壁始终保持显著的人口规模优势。另外，从两侧少数民族人口密度来看，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比值也保持在5左右。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突变线。

      

       4.4 “胡焕庸线”两侧主要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化

       据统计，2010年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壮族、回族5个主要少数民族人口达4985万，占据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4.52％。统计“胡焕庸线”两侧的这5个少数民族人口变动情况，结果如表5所示。受传统分布区地理位置的影响，维吾尔族和藏族主要分布在西北半壁，西北半壁占据了其各自99％、96％以上的人口；蒙古族和壮族人口则主要分布在东南半壁，蒙古族的71％以上、壮族的99％都集中分布于此；回族人口在两侧的分布较为均衡。

       1953～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变动趋势来看，东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持续微增、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持续微减。与少数民族人口总体的变动趋势不同，除回族外，各少数民族人口均在其传统分布区保持微增态势。其中维吾尔族、藏族人口在西北半壁比重保持微增，而蒙古族、壮族人口则在东南半壁比重持续微增。回族人口由于流动性较强，其在两侧的比重变化较大，1953～2010年回族东南半壁人口比重由1953年的48.44％增长到2010年的57.02％，共增加了8.58个百分点。可见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和超稳定性的两大特征在主要少数民族上也有着深刻的体现。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主体分布趋于稳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迁移日趋活跃，向东扩散的趋势也愈发显现。以维吾尔族为例，新疆作为维吾尔族的传统集聚区，维吾尔族人口的99％以上都集中分布于此。除新疆地区外，1953年维吾尔族仅在湖南省桃源县有集中分布，中国仅有5.7％的区县有维吾尔族人口分布；到了1984年维吾尔族人口向东部区域小幅扩散趋势稍显；而到2000年维吾尔族人口向中国扩散趋势显现，统计显示2010年全国70％以上的区县都有维吾尔族人口分布。

       5 影响因素分析

       综合定性和定量分析，自然因素、社会历史条件、民族和人口政策、区域经济差异等是影响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在“胡焕庸线”两侧变动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数据的获取难度和质量，定量分析主要选取2000年以后的数据。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口分布的首位因素。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总是趋向选择气候温暖、湿润，水源充足的地区。东南半壁大部都属于温暖湿润区；西北半壁则多为寒冷干燥区。多年以来，中国自然环境总体稳定，“胡焕庸线”两侧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特征基本稳定。关于中国人口分布与地理因子的相关研究已取得大量的成果(胡焕庸，1935；张善余、曾明星，2005；吕晨，2010)，这里不再累赘。

       历史因素奠定了我国民族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我国各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是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传统的分布区域。长期以来，我国民族人口分布的最基本格局是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原及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这一历史形成的基本格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人口政策是影响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增减变化的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以来对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带来了深刻影响。但计划生育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宽松，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高，区域自然增长率占据相当的优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西北半壁的新疆、西藏、宁夏、甘肃、青海五省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值为7.86‰，是同期全国平均值4.81‰的1.63倍；东南半壁各省市在这一时期的平均值为4.6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北半壁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的总人口比重及少数民族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重持续微增。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的机械增长。由于东南半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人口流动强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90％的流入和流出人口都集中在东南半壁，也就是说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流动都在东南半壁内部消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虽小，2010年仅占全国流动人口的2.62％。图6a显示了2010年东南半壁人均GDP与东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呈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决定系数R[2]仅为0.0093，解释度较低。图6b显示了2010年西北半壁人均GDP与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相关关系并不十分显著，决定系数R[2]仅为0.0101，解释度较低。虽当前区域经济差异对少数民族人口增量的影响较小，但随着少数民族人口向东南沿海迁移流动的趋势日显，其对“胡焕庸线”两侧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影响也将逐渐显现。

       图6 2000～2010年“胡焕庸线”两侧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Figure 6 Factors Affecting Migration of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Hu Line”from 2000 to 2010

      

       民族政策因素。在20世纪60～80年代，中国开展民族成份恢复和更改工作。根据相关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数在1200万人以上。仅湖北、重庆的土家族的恢复和更正工作，使土家族的人口在1964～1982年间增长了4.14倍，湖北省少数民族人口在整个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1964年的0.46％增加到1982年的2.68％，湖南的比重也由2.68％增至3.31％。受其影响，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东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提升了1个百分点。

       6 主要结论

       在GIS空间技术分析的支持下，本文构建了1953～2010年的六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利用空间分布特征和空间演变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近60年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状况、变动态势及其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变动趋势，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而，各民族之间的一些基本差异还将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民族地区将得到较大的发展、少数民族人口再分布将随着日益活跃的人口流动而不断改变，但少数民族人口总体分布格局和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局面将长期维持。

       (2)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少数民族人口在传统分布区形成多个热点区域，一些新兴热点区域在东部一些大城市也正逐渐显现。少数民族人口在东北、西北、西南、东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形成的热点区域，一方面验证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有其特殊性，高度集中分布在其传统分布区，同时经济社会因素对于新兴热点区域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具有非凡的稳定性。1953年东南半壁、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分别为73.5％、26.5％，到了2010年东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微增到75.13％，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微减到24.87％，在近60年里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仅增减1.63个百分点。“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比75∶25的特征一直相对稳定。另外，从两侧少数民族人口密度来看，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比值也保持在5左右。可以说“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突变线。

       (4)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区域迁移扩散的态势显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虽其集中指数度高于汉族，但与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封闭状态相比已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尤其是近30年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加强。

       (5)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民族间的杂居现象将更为普遍。随着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区域迁移扩散，各民族之间联系、交往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各民族之间人口流动数量也将日益增多，从而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融合、团结，推动民族共同繁荣。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合理的人口布局。少数民族人口的科学合理布局，包括两方面：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加速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第二，在“一带一路”发展契机下，引导民族地区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科学布局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注释：

       ①本文所有图表数据均来自以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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