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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法，既经历了特殊的考验又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五十年风雨，五十年辉煌，五十年的艰难与曲折，才换来今日的祥和与安康。为此，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创作最优秀的作品，作为向祖国与人民的献礼。电视艺术工作者自然也不例外。到“十一”前后，献礼节目的播出，达到了高潮。其间《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西藏风云》、《共和国往事》等给人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22集电视连续剧《开国领袖毛泽东》可以被视为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这绝不仅仅因为它的场面宏大，题材显要以及结构上的独到，而是因为它的出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对于以往同类创作的重要突破。
无论共和国开国时期的历史，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形象，都已被诸多影视作品一再表现与塑造过。《开》剧的贡献在于，它以1949—1954年间，共和国成立前后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与第一部宪法的推出作为背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共和国的主要创建者与缔造者毛泽东的形像。在全剧6000万个镜头中，毛泽东的形像就占了3300多个。在长篇连续剧中以如此比重的镜头来刻画毛泽东的形像，可以说是从未有过。
艺术家紧紧抓住的是毛泽东与共和国的密切关系。伟大的革命，造就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又领导着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更大的胜利。1949—1954的历史，便形像而辩证地显示了这一真理。艺术家把一个个历史事件作为了对革命领袖的一个个考验，毛泽东的性格在“击打”中显现出了夺目的光彩。在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时刻，他把进驻北平，当作了“赴京赶考”；在进驻北平的第二天，他又请来挚友黄炎培，再次与之商讨国家兴亡的周期率怪圈。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罪案时，他大发雷霆之怒。也许，这是我们在银屏上见到的毛泽东情绪最为激动的时刻。剧作者能这样去写，演员能够这样去演，显然是一个明显的突破。这里的毛泽东，已经完全摆脱了以往创作构思时的理念化的束缚，他们做到了让毛泽东这一人物，在特定的艺术情境中自主地行动。他可以非常清醒理智，也可以盛怒或流泪。唐国强的富有创造性的表演，使毛泽东的形象获得了更大的个性魅力。
《中国命运的决战》、《西藏风云》也都是宏篇巨制，也都是艺术家的倾心之作。我未曾拜看，不可妄议，但从观众与传媒的社会反响看，其影响似乎均不及《开国领袖毛泽东》。其中原委，估计形像刻画的高下得失，形像塑造的聚散浓淡，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说上述作品是以史诗的风格，重大的题材，领袖巨人的刻画，描述了共和国的诞生发展的历程；那么长篇电视连续剧《共和国往事》、《咱那些日子》等则以细腻的笔触，平民生活的反映，时代巨变的投影，同样描述了共和国诞生、发展的历程，唱出了共和国的颂歌。
《共和国往事》取材于孙成蕙一个家庭中四代人的生活。“家族史”的结构方法既有利于笔墨的集中，又有利于人物不同性格之间的对比。五十年的时间跨度，更使它显示出了可贵的历史感。这里的人物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但他们却承担起了历史的磨难，在不屈的抗争中，默默地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些平民英雄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共和国的航船终于驶进了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平民形像，英雄性格，是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咱那些日子》有别于《共和国往事》的特异之处在于：《共》剧人物，明显地对应着国家的发展与命运；而《咱》剧的人物，则除对应社会发展以外，还突出地对应着一座城市的命运。所以人们也把《咱》剧看成是一位妇女与一座城市的故事。它以女主人公白玉莲的命运为主线，打开了大连市从抗战到改革开放的一幅幅的历史画卷。在充满地域特点与传奇色彩的故事描述中，我们与白玉莲一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人生之路。
如果要说不足，《共》剧失之于人物过多，头绪过繁；《咱》剧失之于针脚欠密，人物性格缺乏更严谨的连续统一性。长篇连续剧虽说可有广厚的容量，但一部作品要“连续”写好十余个人物，难免顾此失彼，同时使观众情感不易聚积，难以全神投入、目不旁鹜。《咱》剧中白玉莲的形像开始时较为模糊分散，中段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描写又不够细腻，作品结束前改革开放中发家又写得过于简明，形像的感染力未能充分得到发挥。
献礼片是1999年电视剧创作生产的一大特色。艺术家的热情应予以充分地肯定，艺术家创作的实绩也不应低估。但从宏观而言，似乎缺乏统一的筹划。明显的缺憾是品种的单一、体裁的贫乏。内容的深广与底蕴的深厚，如与五十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相比，我们还是只能说文艺有愧于时代，电视有负于社会。
对一般观众而言，1999年的电视剧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就是《雍正王朝》与《还珠格格》了。前者为历史剧，为正剧；后者为古装戏，为带轻喜剧色彩的通俗剧。一凝重，一轻松，前后映现，相互补充，获得了广泛的瞩目，构成了一时电视剧的收视、议论之盛。
无疑，《雍正王朝》是近年电视剧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创作者似乎早就预料到自己的作品将产生轰动效应，不惜代价，广为宣传。播映之后，收视情况确为他们所料。综观各种评价，叫好的普遍认为：形像塑造成功，尤其焦晃、唐国强分饰康熙、雍正，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题材开掘新鲜，主题立意深刻；叙事精彩，节奏起伏跌宕，曲折有致，疏密得当；具时代感，能与今天的改革呼应，吸引人们共鸣。然而，批评的意见亦很尖锐，主要为：过于美化封建帝王，抹煞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历史上的雍正生性多疑，冷酷残暴，作品中他大兴文字狱，实行特务统治等劣迹都不见了，显然是一篇越翻越乱的翻案文章。也有人批评剧作前半部康熙的戏过多过长，以后观众在心理上长期不能接受雍正、认同雍正。
不能否认两方面的意见都各有所本，各有所据。在我看来，问题出在剧作的样式把握上。非常明显，创作者的创作本意并非要再现历史真实，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来刻画雍正的形像；而是要借雍正的衣冠，来诉说今日改革、创业的艰难，一吐今人心中块垒。因而，严肃、凝重的风格中，实际贯串的是一种浪漫化与理想化的情怀。也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导致了人们情感上的接受与理智上的拒斥的冲突。也许，问题的解决需要观、创双方的共同努力。创作者需要提高、增强自己的类型意识，使内容与形式更协调有机；观众也需要提升自己的审美水准与开阔审美视野，并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要严格对应生活真实、历史真实的。历史评价并不是任何的时候都可套用到艺术作品的评价上的。有了这两方面的共同提高，我们的文艺才能有更多的鲜花的怒放。
《还珠格格》的这一矛盾显然更为突出。一方面是一大批青少年观众如醉如痴、入幻入迷；一方面则是家长怨声载道与评论家的冷漠无言。青少年观众的痴迷使饰演“小燕子”的赵薇一夜窜红，身价百倍；家长的埋怨与评论家的冷漠又使众多传媒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地。
实际上，问题依然出现在对作品理解、认识的错位上。青少年观众之所以喜欢《还珠格格》与小燕子，是因为它们迎合了青少年观众的心理需要。不可否认，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的青少年观众，尤其是城市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压力、精神困惑还是很大的。他们从小燕子身上，体会到了一种顽皮、解放的欢乐；在成人的“恩宠”中，感受到了一种关爱，从而也确证了自身的部分价值。“小燕子”的平民身份与屡犯错误又屡被原谅，化险为夷，不能不使他们从认同到同情到赞许，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由衷地希望自己能够与小燕子一样，在轻松愉快中享受自由，享受幸福，享受关爱。而家长担忧的恰恰正是这一点。他们知道现实的严酷，知道生存的不易，幻想不但不能改变现实，反而容易使子女走上歧路；所以他们不但抨击作品，甚至还不允许孩子们打开电视。
谁能评判二者的是非得失呢？功利与审美，现实与幻想，物质与精神从来都存有矛盾与冲突，我们绝对不能采取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态度。就作品而论，我们应该承认艺术家的成功，他们牢牢把握着作品的人物、情节与情绪走向。
小燕子身上寄寓着的天真纯洁带有人类童年特征的美德，确实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人类成年社会现实的诸多丑恶，恰恰正是人类的不幸。以现实的严峻而放弃对于理想的追求是可悲的；同时不顾现实，沉溺于虚妄的幻想，也确实容易使人走上歧路。也许，评论家的责任之一就在阐明艺术欣赏的立场与特点，对《还珠格格》这样的“娱乐片”，我们应该强调“欣赏”与“超越”；而不应使青少年耽于幻想甚至去幼稚地模仿。
据说，在一年一度的“飞天奖”的评选中，长篇连续剧《走过柳源》与《雍正王朝》、《牵手》一起成为了一等奖的有力竞争者。有评论家称赞前者是一部“立意明朗”、“内涵丰富”，“是目前在全党开展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的好教材”这样的评价自然不错，但对于作品来说，毕竟是比较表面，容易看到的。如果我们要求评论并非只是一种直觉的反映，而是一种理性的、独到而深入的体察与感悟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说《走过柳源》最宝贵的恰恰是展现了一种深度反思的精神。
它的构思的独特性，细节的真实感，故事的生动、曲折性，都是我们所容易看到的。省委书记包治平等人查究民冤的决心也是我们容易感觉到的。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与“柏家四虎”的斗争中，最大的障碍既不是柏家，也不是庇护柏家四虎的县政法委书记应平章等人；而是受冤人夏莲的亲人与父母。一直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坚持与柏家四虎斗争的夏莲，此刻也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与矛盾之中。作为受冤者，歹徒的威胁利诱都无法熄灭她胸中的怒火，无法磨灭她坚韧斗争的意志。但是，她却无力面对恋人的背弃、无法拒绝父母的请求。她选择了自尽，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借着这样一些情节，艺术家把对“腐败”问题的思考，引向了我们的自身。在以往诸多“反腐败”的电视剧中，我们还从未见到过这样深入的、触目惊心的描写。
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它的整体结构才显现出真正的巧妙。在看似“侦破”的剧情中，每个人物都象在进行着一场表演；而他们所以表演的推动力，正是剧中情节与人物的利害关系。这样，最终包治平主持的结案陈词便成为了“反思”的复现，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面对着一场又一场的不免尴尬、难堪的被“反思”。可惜的是艺术家缺乏足够的经验，他们想以更曲折、更丰富的情节来满足观众的需要，结果在作品中部插进了过多的故事，反而分散了观众的精力，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走过柳源》的开局的精采，为多年来的电视剧所少有。如按此风格与水准贯彻到底，那么它一定是一部无须争议的精品。
1999年引人注目的长篇连续剧还可以举出《补天裂》、《大学女孩》、《昆仑女神》、《光荣街十号》、《济南战役》、《北京女人》等。
《补天裂》系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拍摄而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独特的香港抗英题材，都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共鸣。艺术家的成就体现在爱国主义主题的深化与文化意蕴的开掘上。在一群爱国者的形像刻画中，显示了中华民族永远不灭的浩然正气。作品的头尾拍得较好。开头由远及近，娓娓道来，环环相扣，自然流畅。结尾主人公易君恕驳斥林牧师的祈祷的虚伪与不公，可谓如金石语掷地有声。林若翰并非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但作为一个英国臣民与西方文化的传承者，他会自然地发出这样的心声；但作为一位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易君恕却绝对不可能接受他那样的祷告。爱国精神的大力弘扬与民族文化的意蕴开掘，在这里成为了一体。在谭钟麟、邓伯雄、眉娘、倚阑等人物的身上，创作者同样灌注进了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魂。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可以被打败，但他们却绝对不会被屈服。
《昆仑女神》、《光荣街十号》、《大学女孩》均为现实题材作品。《昆仑女神》的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的手法，深情讴歌了献身喀喇昆仑军营的一群女兵的高尚品格。高原奇寒缺氧等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女性柔弱善感的形像成了强烈的反差。薛莲等五位女战士的品格在这种反差中得到了真实而动人的体现。我们不能不感佩主人公们那种以血肉之躯对抗大自然的顽强与坚韧。也不能不感佩她们对于战友同志的无私的爱。作品的可贵还在于它的现代意识。它没有停留在传统的英雄颂赞之中，它还写出了随着军队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终将结束这种人与严酷自然的直接的对抗。医疗站撤销了，以及改为了汽车乃至直升机的巡医了，但女兵们的精神永存，她们奉献的价值永存。
理论批评家曾一再指出：历史题材的创作需要充分考虑作品的现实意义；而现实题材的创作，为了获得丰厚深广的内涵，必须充分考虑人物、事件的历史的成因。《光荣街十号》可以说是一部以现实映现历史的佳作。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称之为“以传统的光荣再现了光荣的传统”。这里的三位主人公，都是我军离退休的高级军官。长期的军营生活与党的严格的教育要求，养成了他们特有的原则性与对生活理想的执著的追求。他们可以为党小组的决定而放弃心爱的宠物，也可以为人民服务，放下将军的“架子”而在十字路口义务指挥交通。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违犯了国法的儿子送上法庭。他们只有一个是非的准则，那就是党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站在今天拜金主义的立场，这一切都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
但这就是老军人们的作为，从“现实”中，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历史”。他们从历史中走来，今天的“光荣”是昨天“光荣”自然的延续与发展。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又折射出了我们党与军队的光荣的传统。在这一主题的开拓上，我们看到了片名“光荣街十号”中蕴藏的深意。
《大学女孩》是一部不多见的“青春片”。它描写一群女大学生在“家教”中的见闻与成长。艺术家没有把当代大学生们仅仅作为接受社会教育的知识青年，而是也把他们作为社会的主体，让他们在与社会的交流融合中，充分展现自己的风采并显现自身的价值。全剧充盈着青春的气息与浪漫的理想，让人充分领略了明朗与温馨的美。在艺术上，作品不但选取了独特的叙述的角度，采用散文化的风格，而且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为了一体。如果说《昆仑女神》更多体现在了带传奇色彩的故事与巧妙构织的人物关系上；那么《大学女孩》的浪漫主义，则更多体现在人物情感的纯净与理想的追求上。也正因此，如有评论家所言，它“带着一股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不但使观众真实地领略到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而且也使观众受到一次青春和理想的洗礼。”
回顾1999年的电视连续剧，绝对不应忘记的是还有一部叫作《牵手》的作品。人们不但夸赞它的戏好、抓人，更夸赞主演蒋雯丽的出色的演出。因为我并未看到，所以无法评论。但观众的口碑，以及诸多的评论家的好评，是足以证明它的成功的。部分评论家的夸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魅力既体现在故事的巧妙上，又体现在叙述的淡雅细腻、委婉曲折、情深意长上。
陈芳同志把它概括为“新瓶装旧酒”，也就是以新的叙述方法在演绎一个较为传统的故事。按她的介绍，这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就是“一改传统戏剧中以矛盾冲突为中心，故事情节大开大合，跌宕起伏的结构方式；而是在基本事件和冲突的基础上，充分展示生活的具体细节，将生活的原始状态呈现出来，……”实际上，这涉及到了情节剧的改造的课题了。
我们赞成并支持艺术家们改造情节剧的努力。许多年前，在评价潘霞导演、赵明明主演的长篇连续剧《女人不是月亮》时，我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改造情节剧”。所以要改造情节剧，是因为以往的情节剧过于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常常偏离了生活的真实性，而影视艺术总体上又是以逼真生活为特色，所以无论以情节剧本身与适应影视艺术而言，它都需要改造。《牵手》实现了成功的改造，意义并不局限于一部作品的成功。
在电视短剧上，有三部作品不可不提。一部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飞来飞去》，一部是解放军二炮的《小哨所》，另一部是北京电视台电视剧部的百集电视短剧《咱老百姓》。
近年来，张绍林以导演《水浒传》而名声大振，人们几乎忘记了他原本最为擅长的电视短剧。《飞来飞去》一出，人们突然发现张绍林在电视短剧的导演上，又悄悄地跃上了一个台阶。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情感性的故事，但它又是那样的平实，那样的从容，那样的蕴藉。我们可以说童雨欣的回国，一次次地飞回，是寻求失落的温馨，是为了给孤苦的孩子找到一个她可以放心的归宿；但事实上，她找到的又何止于这些。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凄婉的美；但这看似感伤的凄婉中，又包含着多少坚韧的刚强。现代化的职业，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生活，但真正的美与爱，却依然无法离开传统的土壤。《飞来飞去》的成功充分显示了电视短剧的魅力。它可以以短小的篇幅，巧妙的构思，独到的视角，较为单纯的性格与人物关系，演绎出深广的主题，产生强大的感人力量。
二炮电视中心的《小哨所》不但是一部优秀的短剧，而且还是一部优秀的喜剧。喜剧一再被观众与评论家、领导所呼吁，但优秀的喜剧依然少而又少。从前，人们常常责怪环境的紧张，而现在，我们却只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无能。喜剧之难难在与生活的“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失去喜剧，而完全“不似”又难免胡编乱造之叽。因而，喜剧是以喜剧精神、喜剧方法对生活的独到的观照与体现。它体现为“笑”，但根子依然深扎在生活中。看得出，高原小哨所中两位老兵与两位新兵间的矛盾冲突均出自生活，源于性格；但艺术家却把它放置在一个军队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中。站在这样一个高度，这里的一切都自然地充满了喜剧性。他们有分歧，有矛盾，有冲突，甚至于互相的算计；但他们的目标又是一致的，最终的追求又是共同的。看似对立的一切实质上都是“成长”中的合情理的磨合、提升的过程。喜剧正是在这样的“差异”与“悖反”的情境中自然流动，它确有一种既令人忍俊不禁，又启人深思的力量。流贯于全篇的，是一股沁人心脾的暖意。
北京电视台电视剧部的同志们两三年前提出了“百名编剧，百名导演，百部短剧”的宏大计划后，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然而他们的顽强的努力证明了自己是克服困难的强者。去年，他们拿出了三十多集，获得了评论家的广泛的赞誉。今年，他们又拿出了三十多集，平均水准有所提高。
他们的经验有两条：一条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写老百姓爱看的剧，演老百姓爱看的戏；另一条是遵循短剧规律，出之以精巧的构思，生动的形像、耐人寻味的意趣。《地震风波》、《奶娘》、《拜师》、《遗赠》、《最后一天》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人们把短篇小说称之为“小说中的小说”；那么，我们也可以把短篇电视剧称为电视剧中的电视剧。这种电视剧中的电视剧的首要的要求就是鲜明的形式感，它要以特定的形式去负载特定的内容。
《地震风波》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以一小市民的嫉妒心理为“种子”，使它发芽，发展为一部完整的剧作。他以谣言捉弄、报复别人，结果自己也被卷入谣传的怪圈之中，最终使自己也深受其害。情节故事的荒诞中，内蕴着生活的高度的真实感。我们能说这样的小市民不可笑吗？我们对这样的小市民又能仅止于可笑吗？
如果仅仅作为一个普通的年份，我们似乎不该对电视剧的创作去作过于严格的要求。但问题是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正处在一个向新的历史时期跨越的转折点上。文化、文艺作为一种产业的激烈竞争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弱点与不足。我们必须在自己面前竖起一根需要跨越的横竿。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年度的创作、生产中，我们还未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趋势。我们平日在圈子里听到的，往往只是对电视剧产品互相拒斥，“自我保护”的埋怨。确实，除了“创作”，我们更应该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待电视剧了。从“生产”的角度，我们很快可以发现，我们的电视剧还不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产品。据说，现在电视剧的年产量，已达到近万部（集）；而可播出的，却只有6000部（集）左右。按每部（集），平均成本20万元计算，4000部（集）的经济损失就高达8亿元。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播出的6000部（集）中，多数也还是平庸之作，观者寥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极其低下。首先，自然是单个作品本身的质量的低劣；其次，是体载、样式、风格、类型的单调；再次是缺乏足够力度的创新之作。创作心态的浮躁，创作目的的急功近利，创作过程的马虎、随意，无疑都是重要的原因；但“生产”的对象模糊，理念的混乱，技巧、技术的低劣，力量的分散，方式的落后，却更应引起警觉。显然，这样一些产品是缺乏吸引力、感染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在国内、省内、市内都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又遑论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力了。现在，我们都已认识到，文化是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毫无疑问，它应该承担起增强国力的严肃任务。目前，无论从经济到精神，无论从自身生产到服务群众，从创造良好文化氛围到提供精神动力，我们电视剧的贡献都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跨越这根横竿，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