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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有关新中国外交问题的论著大都把“一边倒”作为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由此而来，有的论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倒向苏联一边的方针，就使得新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国家交往的可能，以至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也有的论者认为，“一边倒”使中国只能搬用苏联僵化的经济模式，给后来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与此相关，对建国前夕制定的外交政策，学术界还有一种情况是把当时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与“一边倒”不分顺序地并列，都笼统地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够确切的，想结合史实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边倒”的首要意义是建国的政治方针
对“一边倒”方针的第一次正式表述，是1949年6月30 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显然，毛泽东这里主要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言的。他所强调的“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其本质不是指倒向苏联，而是讲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严重对立，“一边倒”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外交方针。
撇开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政治形势不谈，我们首先看“一边倒”的理论渊源。
“一边倒”的方针渊源于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即在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早在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制定出自己的最低革命纲领和最高革命纲领。1940年1月，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可见， “一边倒”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既定的政治方针。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把“一边倒”方针的基本内涵——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革命纲领提出的时候，世界还没有形成两大阵营对垒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当时还不存在作为外交方针进行取舍的意义。相反，毛泽东倒是曾设想过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他甚至认为，在战后，“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2〕
其三，如果说“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方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年代，是为了维护同盟国的联合战线共同对敌，其外交意义不甚突出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5年之后，即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一边倒”方针的外交意义也已不再存在。但是它作为政治方针，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则一直没有改变。
可见，“一边倒”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国的政治方针，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1949年夏毛泽东做进一步阐述的时候，乃至今天，都是完全成立的，并且始终居于第一位的支配地位。
那么，能不能说在建国前后“一边倒”方针没有任何外交意义呢？不能。
“一边倒”方针的外交意义
外交方针是政治路线的一部分，是为贯彻政治路线服务的。在通常情况下，政治路线决定外交方针。因此，“一边倒”作为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在开国前被重申的时候，当然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否认或低估这一点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夸大了，把它作为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也不正确。我们认为，至少毛泽东在把“一边倒”作为政治方针论述时的论断——“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一边倒”的外交意义。“一边倒”是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提出的。
第一，如前所述，“一边倒”的外交意义不是从来就有的。新中国的大门是向世界上所有以平等待我之国家敞开的。尽管美国奉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尽管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敌视乃至企图扼杀新中国的反动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从来没有关闭过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大门，而是一再表示了自己这种博大的胸怀和诚意。这样的事例无论是在内部最机密的文电中，还是公开的正式文告里，比比皆是。1949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为中革军委起草的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的电报中即明确指示：“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3〕5月10日，毛泽东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与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谈话给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仍然指示：“对于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引者注）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4〕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更是郑重地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5〕
这里并没有提多么苛刻的前提条件，仅只是要求建交国必须断绝同旧政权——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而这是任何一个新政府在要国际承认时都必然会提出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原则条件也不是只针对美国等一直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所有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的苏联，都不例外。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态度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毛泽东曾在一则关于外交问题的党内指示中特别加写道：我们现在和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6〕
只是在美国等彻底地关闭了同新中国合作的大门并转而对之进行封锁，甚至企图武装干涉之后，具体说是6月25日， 在美英等国军舰的直接参与下，国民党海空军开始全面封锁已解放的各口岸，企图以封锁禁运造成经济上的压力使中共屈服的情况下，毛泽东于6月30 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论述新中国在政治上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同时，还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第二，对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决策，是年7月19日， 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同志传达毛泽东口头指示的一封信中曾作过精辟的解释。他写道：“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是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7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外交上的“一边倒”方针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封锁的一种策略；同时它还有力地证明“一边倒”绝不是后来导致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的根源，恰恰相反，外交上的“一边倒”方针是为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而进行的积极努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要使新中国走向世界的迫切愿望。
第三，新中国对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是基于兄弟般的友谊，是因为“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8 〕因此是真诚的、积极的。但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是一定时期的政策，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之上的，是实行平等互利原则的。因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9〕
第四，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并不排斥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新中国的领袖们在坚持既定原则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既使是对那些暂时无法达成建交协议的国家，也促进与他们的经济贸易往来。1949年12月22日，正在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毛泽东，就曾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10〕1950年1月7日，毛泽东再次由苏联致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11〕这些举措既是出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考虑，也充分表现了新中国领导者们的眼光和胸怀。
尽管“一边倒”方针在外交上是作为一种策略提出的，但由于美英等对新中国的敌视和相当国家因被蒙蔽而附和，新中国的其他外交政策，除睦邻友好政策外，在实行中大多受到制约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一个时期里成效最大的就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带动了一批国家迅速与新中国建交。正如毛泽东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预期的那样：“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12〕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就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波兰、蒙古、德意志、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尼等十七个国家与我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还有南斯拉夫、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等九个国家也已经表示愿与我建立邦交。这样，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是中苏同盟的形成，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就是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同时也使得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避免了像当年苏俄那样遭受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13〕三是在经济上帮助我们克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所造成的困难。当时苏联援建了156 项重点建设工程，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贷款，帮助培养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才，还无偿转让了大量的技术资料。这一切对巩固新生政权，对恢复和发展经济，对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有的论者提出“一边倒”方针在外交上的负作用，说是：“致使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各国交往的机会，陷于孤立”和“只能片面搬用苏联僵化的经济模式，给后来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我们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只能说，在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在理解上有偏颇或运作中有过分依赖的倾向，以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问题。但那毕竟不是“一边倒”政策本身的缘故。
独立自主——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问题的权威著作——《当代中国外交》，把“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作为建国前夕在外交上的三大决策。这一概括是很有见地的。但也有一些论著把这三大决策不分顺序地笼统并列，并且都称做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我们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为了说明此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三大外交决策提出的背景和顺序，及其各自的作用和相互的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世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最先提出的一项外交决策。师哲回忆毛泽东1949年2 月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时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14〕。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旧中国是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掌握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帝国主义的各种控制权随之被逐渐剥夺。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仍然存在，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势力和影响，也不可能一下子自行消失。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要想真正地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就必须采取步骤，“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监护和管制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15〕
旧中国在政权更迭时，新的执政者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无一例外地都表示要“外崇国信”。实际是无条件地承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侵略特权，把前政权所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所以只有执政者的升迁与更迭，中国人民的屈辱地位丝毫也没有改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正是为了同旧中国的一切屈辱外交彻底地划清界限，使中国人民不仅从国内反动阶级的统治下获得解放，而且还要望远地砸碎和摆脱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殖民奴役和压迫，以树立和维护中华民族的伟大尊严。
如果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的着重点在于对内如何肃清帝国主义势力，那么，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制定的第二项外交政策——“另起炉灶”，则主要是阐明对外的建交原则。
在建国前后毛泽东正式发表的文章中，我们没有发现“另起炉灶”这一形象的表述。但是周恩来在1952年4 月的一次讲话中曾经明确地说：“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6〕1949年4月21 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23日，南京解放。这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统治的彻底结束。但是在胜负分明的情况下，苏联大使馆却随南逃的国民党政府移至广州办公，反而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倒留在南京观望。各国政府都握着“外交承认”的王牌，想看看中国共产党人会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就是“另起炉灶”。4月25日， 中革军委特就外交问题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17〕4 月30日，毛泽东就紫石英号事件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郑重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18〕
“另起炉灶”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延续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表明中国人民在主权和国家尊严面前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19〕1949年5月30日， 苏联政府终于从广州召回了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罗申。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失去了他们的耐心，撕去其“亲善”的面孔，“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20〕在这种形势下，在外交上也实行“一边倒”，成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必然选择。
总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是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形势的发展相继制定的三项重要外交决策。虽然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实行中却是并行不悖的；虽然它们在表述上都是用形象生动的比喻，但其内容却是关于新中国尊严和主权的大问题，不容有丝毫的含混；虽然它们分别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还都不能被视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一项阶段性的外交政策。随着全国大陆的解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被驱逐，随着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权益及其企业和机关的被收回，随着帝国主义殖民思想的被批判及其文化机构和教会组织的被整顿和接收，这项针对性很强的外交政策，在建国后不久就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另起炉灶”是一项建交原则，只是外交事务中的一个方面的一项原则。外交不仅分为官方的和民间的，而且有经济的交往，还有军事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等多方面的交往。
如前所述，“一边倒”是作为外交策略提出的，是有条件的，并且不排它。在建国初的外交实践中，新中国主要针对三个方面开展了外交工作，即分别对苏东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同时开展民间友好交往。“一边倒”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外交是双向的，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外交上的“一边倒”，实际上也不存在了。
对新中国的一切外交政策都具有指导作用的，也就是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是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的结论。其实质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21〕独立自主在外交上，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另一面又与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全相一致。更由于中国有一个世纪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惨痛历史，饱尝外族压迫的中国人民深切地渴望赢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尤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22〕所以，独立自主在新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是一切外交政策的灵魂。
建国前夕提出的三大外交决策，正是秉承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针对世界上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形势，针对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基本现实，同时考虑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考虑到中国人民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强烈愿望，顶住各方面的强大压力，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三大外交决策。三大外交决策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它们的提出和实行，对内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和其盘根错节的影响，对外树立了严格的建交规范，彻底划清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限。同时解决了当时最急迫的现实问题，即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和禁运，防止可能遭受的外国干涉，并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就使得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因此，我们说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贯穿于三大外交决策的核心。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
〔2〕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页。
〔3〕〔4〕〔6〕《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8、78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6页。
〔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8〕〔9〕《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第1、6页。
〔10〕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1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22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0页。
〔14〕《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1435页。
〔16〕《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1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5页。
〔19〕《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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