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向经济增长驱动型出口转变——“十二五”我国外贸格局的典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格局论文,二五论文,特征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额达到22072.7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总额达到12017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实现贸易顺差1960.6亿美元，贸易不平衡度(贸易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到8.9％。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使我国外贸形势变得极为严峻，外贸整体下滑引发了对外贸发展方式的激烈争论，外贸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外贸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成为理论界共识。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这种结论无论是对外贸研究者、从业者还是政府管理者而言都是令人沮丧的。对外贸作用、地位认识的混乱局面导致我国外贸政策稳定性、连续性无所适从。2009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影响，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是随机扰动还是预示我国贸易格局即将发生根本性逆转，这个问题我们亟须作出回答。而在历史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出口、进口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判断。当前，对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之间定量研究中存在两种偏差，一是仅从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单向联系方面探讨我国外贸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增长本身对出口、进口数量增长变化的影响；二是使用净出口指标来衡量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导致对出口、进口作用认识的狭隘片面化。使用净出口指标由于没有考虑到出口、进口通过消费、投资等与国民经济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从而可能低估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外贸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相关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种观点，出口驱动型增长假说(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出口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规模经济、克服外汇约束、获得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和技术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Giles和Williams，2000)。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Buffie(1992)认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路径有其独特之处，不能移植到其他国家。Jaffee(1985)认为由于世界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对于出口的依赖不足以维系欠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①第二种观点，经济增长驱动型出口假说(growth-driven export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由于要素投入增加、要素生产率提高、政府干预等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会形成某种比较优势，有利于扩大出口规模(Lancaster，1980；Krugman，1984)。第三种观点，即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认为在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反馈关系。Helpman & Krugman(1985)认为生产率提高导致的规模经济会增加出口，而出口增加又会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生产率的提高。Bhagwati(1988)认为贸易扩展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提高又会扩大贸易规模。第四种观点，即出口与经济增长无关假说。认为在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不存在因果关系，当经济增长和出口扩展取决于经济系统中其他不相关的变量时，经济增长与出口扩张之间不会存在因果关系(Pack，1988)。②第五种观点，进口驱动型增长假说(im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进口通过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技术等进口，使进口国可以获得技术进步的信息，并通过学习和模仿刺激本国技术进步，从而推动本国经济增长(Grossman & Helpman，1991；Gob & Olivier，2002)。③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分析研究了各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外贸依存度、进口、出口依存度等)与经济增长指标(GDP、GDP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等)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杨全发、舒元(1998)，赖明勇(1998)等。第二类是基于全国或省级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或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贸易和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长期或短期关系，如Kwan & Kwok(1995)、沈程翔(1999)、许和连(2002)等。概括而言，这类研究发现为出口导向型驱动经济增长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第一类研究回归分析没有考虑数据平稳性，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另外，相关关系并非因果关系，贸易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之间正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加快而推动进出口增加的结果。其次，第二类研究虽然考虑到数据平稳性问题，但所使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样本较小，协整和格兰杰检验的功效较低，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再次，大多数研究是从出口角度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仅有少数文献从进口角度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这类文献同样存在没有考虑数据平稳性或检验功效低的缺陷。最后，两类研究中均忽视了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和政策的巨大变化。1992年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拉开大幕，外贸体制逐渐向国际多边规则规范转变，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经过5年过渡期，我国外贸体制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规则的接轨。正是这种贸易管理体制的变迁，直接导致贸易结构从上世纪80年代内资企业主导的一般贸易转变为上世纪90年代后以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这种转变可能对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很遗憾在现有研究中几乎没有被考虑到。
因此，针对现有研究不足，本文基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2006年加入WTO过渡期结束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以下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和补充。一是利用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面板格兰杰检验方法分析，分析进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期得出更为稳健可靠的结论。二是将研究样本以1992年为界分为两个子样本，考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从内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转向由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的变迁以及内生增长动力可能对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以期回答以下三个重大问题，即随着外贸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是否向经济增长驱动出口方式转变；经济增长与进口相互促进是否向进口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口与出口相互促进方式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联系。
三、模型建构和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三步程序来检验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首先，检验外贸和经济增长数据系列平稳性。其次，对外贸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验证两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应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来分析出口、进口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小及其方向。
1、面板单位根检验。本文中我们采用IPS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IPS检验的基本模型为：
2、面板协整检验。本文应用Pedroni(1999、2004)提出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我国各省(市)的经济增长与贸易数据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Pedroni(1999)的面板协整检验是时间序列的EG两步法的发展，即将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协整方程残差的检验思路推广到面板数据环境。Pedroni的协整检验利用下列协整方程的残差：
从上式可看出，由于考虑到异质斜率系数、固定效应和个体确定趋势，Pedroni检验允许面板数据具有很大的异质性。Pedroni以协整方程的残差为基础，构造了7个统计量。其中4个是基于组内尺度的检验，分别记为Panel v统计量、Panel ρ统计量、Panel pp统计量和Panel ADF统计量；另外3个是基于组间尺度的检验，分别记为Group ρ统计量、Group pp统计量和Group ADF统计量。Pedroni指出7个统计量的渐进分布服从标准正态分布，但在小样本条件下，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比其他统计量的检验效力更高。此外，这些统计量均为单边检验，除Panel v统计量以外，拒绝域均在左侧。
3、面板因果关系检验。为检验外贸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据Holtz-Eakin et al.(1988、1989)提出的方法，我们估计以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虽然通过差分剔除了个体固定效应，但差分方程中滞后的应变量和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性，应用OLS估计，仍不能得到稳健的一致性估计。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采用一阶差分GMM估计量(即使用滞后因变量的水平值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来估计方程(6)和(7)，可以得到有效的一致估计。然而，Ahn和Schmidt(1995)、Arellano和Bover(1995)与Blundell和Bond(1998)等通过理论证明及仿真实验发现，一阶差分GMM估计量的有限样本特性较差，会产生所谓的弱工具变量(weak instruments)问题。基于此，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通过增加新的有效的工具变量来减少估计偏误，其具体做法是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综合在一起，如在式(6)中加入式(4)。在差分方程利用滞后因变量的水平值做工具变量的基础上，在水平方程中使用滞后因变量的差分值做工具变量，形成新的距条件，再利用一步或二步法得到有效的参数估计。Blundell和Bond(1998)及Blundell 等(2000)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发现，在有限样本条件下，系统广义距估计比差分广义距估计的偏差更小，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广义距估计量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这可以利用Hansen检验和二阶相关性AR(2)检验进行判断。Hansen检验是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其检验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工具变量个数与待估参数个数之差的卡方分布。AR(2)检验要求估计方程的残差不能存在二阶和更高阶的相关。此外，就具体估计量而言，二步估计比一步估计更为有效，但二步估价标准差有向下的偏误(Arellano和Bond，1991；Blundell和Bond，1998)。Windmeijer(2005)对二步估计的标准差做了纠正后，使得二步稳健估计比一步稳健估计更有效，对于系统GMM来说尤为如此。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利用二步系统GMM来估计方程(6)和(7)。
4、数据说明。根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和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我们选取了我国28个省市1978-2006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及GDP指数的数据。④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对各省市的GDP数据用GDP指数调整为1978年不变价。为了消除汇率及价格变动的影响，对用当年的美元价格统计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用当年的平均汇率转化成为人民币数据，并以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调整为1978年不变价。从我国对外开放历程看，可以以1992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2年是以沿海地区开放为重点的探索开放阶段：1992-2006年是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和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阶段。另外，面板GMM估计量适用于截面维度(N)大于时间维度(T)的面板数据集，因此我们将1978-2006年的数据分为1984-2006年、1978-1992年和1992-2006年三个时期来分析进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实证结果及经济学涵义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及面板协整检验实证结果
运用IPS检验方法对1984-2006年、1978-1992年和1992-2006年三个时期的GDP、Export和Import数据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鉴于篇幅限制以及本文研究重点，检验结果不再单列。检验表明个别情形外，无论是检验回归式中只包括常数项还是同时包括常数项和趋势项，三个时期的GDP、Export和Import的水平序列，总体上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他们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三个变量序列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为I(1)过程。由于三个变量序列为同阶单整过程，我们对GDP和Export、GDP和Import、Export和Import三组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保证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分别利用Pedroni的7个统计量和Westerlund的4个统计量，对1984-2006年、1978-1992年和1992-2006年三个时期的前述三组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检验表明Pedroni的7个统计量中，panel adf、group adf、panel pp和group pp4个统计量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变量组中均能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而panel v、panel rho和group rho3个统计量则不能得出一致结论，但Pedroni(2004)证明在小样本条件下，panel adf、group adf统计量检验效果最好，panel v、group rho统计量检验效果最差。鉴于本文数据样本较小，我们主要采用panel adf、group adf检验统计量检验结果，认定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组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二)面板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
通过上述面板协整检验，我们得知不同时期的三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不了解每组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为明确每组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我们利用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式(6)和式(7))，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广义距估计量(system GMM estimator)对1984-2006年、1978-1992年、1992-2006年数据进行估计，总体来看，所有模型Hansen检验的p值均不显著，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有效的原假设，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整体有效的；各式的回归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说明滞后阶数选择具有稳健性，模型设定是合理的。
表1显示1984-2006年外贸与经济增长System GMM估计结果。在1984-2006年期间，就GDP和Export关联性，当GDP为应变量时，Export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存在从Export至GDP方向的因果关系；当Export为应变量时，GDP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系数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存在从GDP至Export方向的因果关系。因此，Export增加能促进GDP增长，而GDP增长也会导致Export增加，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增强的双向因果关系。同理，就GDP和Import而言，进口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而经济增长越快进口也就越多，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样，在Export和Import之间也是存在相互促进、强化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至此，所得到的结论除统计学意义外经济学内涵相当浅薄，因此我们以1992年为界对前后两期外贸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进行估计，通过对比我们得出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结论。
表2显示1978-1992年外贸与经济增长System GMM估计结果。在1978-1992年间，GDP和Export、Export和Import两组变量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同样成立。而GDP和Import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仅存在从GDP至Import方向的单向因果关系，而Import增加不会促进GDP增长。
表3显示1992-2006年外贸与经济增长System GMM估计结果。在1992-2006年间，Export和Import 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GDP和Import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GDP和Export之间则只存在从GDP至Export方向的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会推动出口增长，而出口增长却不能刺激经济增长。
为了便于直观观察，我们将上述表2、表3统计分析结果放在同一表中进行对比，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在1978-1992年间，GDP和Export、Export和Import两组变量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同样成立，而GDP和Import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仅存在从GDP至Imoport方向的单向因果关系，而Import 增加不会促进GDP曾长。在1992-2006年期间，Export和Import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GDP和Import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GDP和Export之间则只存在从GDP至Export方向的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会推动出口增长，而出口增长却不能刺激经济增长。
(三)实证结果的经济学涵义分析
通过对表4中因果实证检验对比，我们发现两个值得理论和实践深思的问题。
1、实证结果为支持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提供了相应证据，并预示着中国外贸格局正向经济增长驱动型出口方式转变。从1984-2006年期间来看，存在Export至GDP方向的因果关系，表明出口驱动型增长假说成立。而以1992年为界，我国对外开放划分为有限开放和全方位开放两个不同阶段后，则得出不同结果。1978-1992年有限开放阶段，出口增加能促进经济增长，支持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1992-2006年全面开放阶段，出口并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统计学意义反而并不显著，而是支持经济增长驱动型出口假说。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不具有可持续性。一项重要启示是并非出口越多，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经济增长就会越快，因为出口和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推动出口增加所导致的。另一项重要启示是出口规模持续增长仍是未来我国外贸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应理性看待这种经济增长驱动型的出口增长。那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出口规模持续扩张，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不断减弱甚者消失，这与我们的直观体验知识完全不一致，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实证检验结论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消极的，我们称之为“贸易方式效应”，即中国贸易方式从内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转向由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转变。⑤贸易方式的转变使我国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内有利于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但长期来看却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改革初期，尽管出口规模较小，但在内资企业主导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于纠正我国过度重工业化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拉动经济增长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对外开放战略推进，在鼓励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政策的作用下，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此种贸易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外贸发展被动调整的结果，顺应了国际经济分工格局演变规律，反映了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分工格局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迫使日本外贸战略转型，最终确立“日本—东亚及东南亚经济体—美国”的三角贸易格局。而进入21世纪，日本、东亚及东南亚经济体改变向美国直接出口最终产品的做法，转而向中国出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和装配后出口到美国，形成“东亚及东南亚经济体—中国—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格局。但加工贸易模式是国内廉价劳动力优势与国外技术和资本优势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贸易形式不仅附加价值低，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有限，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Amiti和Freund(2008)发现，自1992年以来中国出口总额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结构明显优化，但将加工贸易排除之后，中国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含量并未发生变化，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Branst-ettert和Lardy(2006)、Rodrik(2006)等研究也指出，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是由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导致，与内资企业无关。此外，加工贸易割断了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产业联系，也不利于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卢荻(2003)发现从地区层面来看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但使劳动非技能化，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从产业层面来看，外商投资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阻碍生产效率的改进。以上分析表明，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至多能改进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带来贸易结构升级的“幻影”，长期而言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放弃对出口规模和吸引外资规模的片面追求，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为基准，调整我国的贸易政策和招商引资政策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个原因也是消极的，我们称之为“生产过剩溢出效应”。1992年以来，伴随着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外贸经历了一次大的调整和发展。外贸发展带动了出口部门投资的增长，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实施了积极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2001年加入WTO后国外市场扩大及贸易壁垒的缩小，使得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增长。一方面，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投资所占份额却在不断上升，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容纳高额投资带来的过高产能，形成的过剩产能最终只能推向国际市场，内外环境的契合是造成我国出口规模迅猛扩展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则是积极的，我们称之为“内生增长效应”。出口的扩大潜力不再来自出口部门本身，而是来自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设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设推理背后的假定在中国不一定成立，但巴拉萨—萨缪尔森关于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的推论仍然适用。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但工资价格由于中国农村大量隐性失业的释放并不随着增长，国内非贸易品价格不变的假设基本成立。由于中国是贸易大国，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因出口品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导致价格下降会影响到国际市场价格，同时会使国内非贸易品价格出现相对于出口品价格上升的趋势。⑥这种相对价格的上升促使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另外，伴随着外贸体制改革，我国以流通业为代表的贸易服务部门结构调整加速，使国内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即整个市场交换成为全球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旧体制的破除和消亡，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分工扩大，产业细分的过程发生了，与原有商品流通联系最密切的新产业出现或更活跃了，如物流、商业地产、金融服务等。由此，经济增长模式从生产推动型增长开始向流通主导型增长转变。与生产推动型增长相比较，流通主导型增长的增加值贡献更多体现在生产过程以外，包括上游的采购、设计；生产过程的非物质投入；以及下游的营销、服务及销售等过程。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着眼于“大流通生产力”概念，通过流通环节引导生产，促进生产按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按照供应链管理原理运行，即按需求——订单——采购——生产——流通——消费的规范运作，推动中国新的流通体制、流通模式与流通方式的建立。首先，出口导向型策略不断弱化，内外贸一体联动成为必然。从满足国外市场需求品味订制生产向首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品味，再对世界市场出口的方式转变。其次，人力资本进一步向除生产以外的各流通环节聚集，同时也伴随着各类非物质产品流通的进一步扩大。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流通分工的细化，并引发流通市场结构的进一步细分，这都给出口带来了巨大活力。⑦
2、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在1978-1992年期间仅存在从经济增长引致进口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1992-2006年期间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存在进口至经济增长方向的因果关系，说明进口驱动型增长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之所以出现1978-1992年间经济增长引致进口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指导我国开放的是“进口替代战略”，进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物质短缺，进行进口替代生产。而1992年以后，由于发展战略的“出口导向型”转型，进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因素。近年来，铁矿石、大豆等商品进口一系列事件使我们开始高度关注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李善同等(2010)指出，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为，进口稀缺资源产品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弥补国内资源不足和优化产业结构至关重要；通过进口先进设备等投资品，可以提高国内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进口消费品则可以产生消费示范效应，并传导至生产环节，全面提升中国制造水平。1992年后，存在从经济增长至进口方向的因果关系，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进口的依赖。据宋泓(2010)估算，中国的实际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实际进口量将增长1.7个百分点。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更主要的是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际上，缺乏核心技术，使得我国只能凭借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从事初级低端的加工贸易，大大降低了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口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就是这一分工模式难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据。而且，随着人口“刘易斯转折点”的逐渐临近，中国劳动力成本将会持续上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将不断丧失，因此这种低级加工贸易方式也是不可维系的。所以，在利用国际市场进口稀缺资源化解我国经济增长“资源瓶颈”的同时，如何将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相协调，通过有效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解决经济增长的“技术瓶颈”，从凭借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转向凭借先进技术参与国际分工，从低级初加工贸易向高级深加工贸易发展，则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离加入WTO过渡期结束近4年时间。这4年里，按照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认识逐渐清晰，但对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细节仍停留在半模糊状态，这将不利于我们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保障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外贸体制与国际接轨不可逆转，内外贸一体化开始试水，从本文分析结论看，要理性看待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转圜，积极推动经济增长内生驱动的出口增长，充分发挥进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应是中国“十二五”规划期间妥善处理外贸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继续推进出口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特别是针对出口贸易粗放式增长产生的问题，如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密集产品、产品附加值低、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较多，从而造成贸易摩擦等，要求出口商品结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不仅要求不同地区依据开放经济的发展水平提出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任务，而且还要求在流通环节提高效率，包括提高运输仓储效率和港口码头的工作效率；规范出口经营秩序，解决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问题；进一步提高通关的便利化程度等。另外，在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建设等方面，应发挥产业聚集、商务平台、供应链融合等载体优势，积极为贸易方式转变提供资金、技术、服务等系统支撑。
其次，建立更加平衡的进出口增长格局，突出进口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转变进口贸易增长方式，建设便利于引进新技术和关键设备的新的进口管理体制，达到促进我国在技术上自主创新的目的，避免过去重复引进、过度依赖外来技术的现象。要调整进口政策制定思路，促进从生产导向型向更加中性的自由贸易型转变，放开资源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适当支持高端消费品进口，增加消费产品品种和类别。改革关税设计，优化关税结构，完善进口环节税收的征缴规范。探索新的贸易方式，建立大宗资源型产品的进口保障体系，规避进口贸易中的价格风险以及探索灵活的金融服务方式，规避外汇风险，这涉及国际期货贸易和价格话语权、涉及不同货币在贸易结算和支付中的灵活使用等新课题。
再次，建设现代开放型商务管理体制仍需探索，建立完善与贸易有关的境外经济活动服务支撑体系。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出口和进口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海外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而当前这种管理理念尚未转化为新的商务管理体制的具体实践。比如，中国企业的海外生产经营目前尚未进入中国国民经济的统计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吸引外资和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经营的新形势，采用了GDP统计体系；但现在和未来，中国面临的是海外资产增加和海外生产经营的扩大，需要由新的统计体系来反映和监测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再比如，海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及其与国内资源的整合、海外市场的开拓及其与国内市场的整合，均未成为中国发展规划的内容，以及对海外生产经营运行与国内经济运行的相关性也没有相应的监测和协调机制，甚至对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管理和其他经济管理都未成为国家经济运行监督与管理的内容。目前对企业“走出去”项目的审批和外汇使用的审批，都还是很初步的管理内容，远远达不到两个统筹的目的。
注释：
①其他观点还包括，如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认为应该通过关税、配额和补贴等手段扶持本国企业来促进经济发展；Grossman和Helpman(1991)表明利用关税来支持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更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Hamilton和Thompson(1994)认为外向型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是互补的，而且进口替代战略是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前提。
②Paresh Kumar Narayan和Russell Smyth(2004)利用中国1960-1999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出口、人力资本和GDP三变量进行协整和格兰杰检验时，发现当出口作为因变量时存在协整关系；当GDP作为因变量时，不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时，发现人力资本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存在GDP至人力资本的单项因果关系，GDP和出口之间并无因果关系。Foster(2006)、Jaqueson Kingeski Galimberti(2009)、Girma等(2003)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出口和经济增长关系中存在临界效应，即只有符合特定的条件，出口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③有研究认为进口对经济增长也存在负面影响，如Stokey(1991)、Young(1991)和Bardhan(1970)等研究表明进口带来的国际竞争，使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失去保护，丧失利用干中学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的机会，而持久陷入生产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不利局面。
④由于西藏外贸数据缺失较多，西藏没有纳入样本中。另由于海南和重庆市成立较晚，为了计量分析方便，将海南省的数据归入了广东省，将重庆数据归入四川省。
⑤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和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1978-1992年期间，内资企业出口所占比重在80％以上，一般贸易所占平均比重为68％，加工贸易为30％；1992-2005年期间，内资企业出口比重从80％降至42％，而外资出口比重从20％增至58％，一般贸易所占平均比重为43％，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为54％，其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为73％；进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类似变化。以上数据表明我国贸易结构由内资主导的一般贸易变为由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⑥彭磊：《国际政治障碍及外部冲击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72-77页。
⑦裴长洪、彭磊：《中国流通领域改革开放回顾》，《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8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