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与难点在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论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民主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企业论文,难点论文,现代企业制度论文,社会主义民主论文,民主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确定的今后15年的战略任务之一。理论界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作者认为这还不够，还应该从上层建筑领域找原因，并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建立现代企业民主制度的新观点。作者同时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在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并在指出具体的难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值得读者深思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 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民主制度 分权制 产权 官僚主义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强调必须围绕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提出的今后15年的战略任务之一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要求加大改革力度，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并强调“搞好国有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显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已为许多论者所论及是现代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则尚未有论者论及。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要求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讨论中，理论界强调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其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是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民主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的要求。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股份公司制度，就是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后而日益成熟并迅速发展的。与封建专制相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权力由多数人执掌并实行以法制为保证的选举制、任期制、分权制以及监督制度。法制既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保证，又是其内容。这种政治制度必然要求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由多数人出资建立的股份公司，为保证每个出资者的合法利益，按民主制度依法建立自己的组织制度与运行机制。作为传统企业形式的私人企业与合伙企业，则由于其所有权掌握在个别人或少数几个人手中，缺乏社会性，因而不可能贯彻现代民主原则。
股份公司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委员会与监事会四部分组成的社会性企业。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公司的重大决策必须得到股东大会的认可与批准才能生效（但是股东大会不是法人代表与执行机构）。董事是股东的代理人，他可以是股东，也可以不是股东；董事与股东之间是信托关系，前者是受托人，后者是委托人。股份公司是通过股东大会选举的方式进行委托、产生董事的。股东赋予董事代表股东的权力，董事则以股东利益为唯一行为准则。公司的总经理与部门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也有的公司部门经理由总经理指定。行使股东资产使用权的经理委员会的任务是执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决议，实施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并向董事会报告执行决议的结果以及阶段性经营业绩。各国公司法对总经理都作出了不得有违背董事会决议的越权行为的规定。监督机制是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股份公司是最民主的现代企业，它既要建立一套高效运行机制，又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以保证高速运行的列车不越轨颠覆。广大股东虽然拥有监督权，但是股东们力量分散并缺乏知识和经验，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由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并能真心实意代表股东利益的人组成的监督机构——监事会。我国规定监事会部分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和罢免，部分成员由职工民主选举与罢免。董事、经理、监事皆有一定任期。
股份公司制度与其他企业制度相比，其显著特点还在于产权的相对独立上，公司以独立的法人资格拥有直接处置公司资产的各种权力，包括买卖、租赁、抵押和任意使用资产等权力。股东以其出资额对公司经营风险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则以全部资产对自己的经营行为承担无限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股份公司又称企业法人制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正是企业民主制度的典型表现形式。
从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与运行机制来看，它完整地体现了由多数人执掌权力并实行选举制、任期制、分权制的民主原则，而且它是以企业法人身份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所以，股份公司制度实质上是现代企业民主制度。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建立现代企业民主制度
认识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现代企业民主制度的要求，有利于人们抓住建立企业民主制度这个深化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从而调动广大企业，特别是非股份制企业的领导者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近年来，在有关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讨论中，许多论者热衷于讨论“现代企业制度是什么”的问题。论者虽然提供了多种模式，但是从本质上看只有一种模式——股份制。由于论者尚未深入研究本质问题，所以给读者的印象是“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股份公司制度”，“为什么”的疑团始终不能消除。仅一种股份制模式难以指导我国的众多企业皆投身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洪流中去。因为通过改造实现公司化的企业只是少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规范化的公司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15%左右。这是近年来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中只有占我国企业少数的股份公司和那些适宜改革成股份公司的企业有积极性，其他大量企业则作壁上观的重要原因，也是某些已改造成股份公司的企业只重形式，不重实质而被称为“翻牌公司”的重要原因。
强调了股份公司制度的实质是企业民主制度，以上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国的各个企业，包括市场经济已相当发达的地区和社会化程度相当高的企业以及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和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企业，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只要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并能按民主制度的要求建立股东大会或与股东大会职能相似的由品德高尚、有一定思想水平和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与经验的适当人选，组成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让其行使审议、批准并监督执行企业决策，选举并监督乃至罢免企业高层领导者等职能；只要企业领导班子内部能按市场经济和分工协作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科学地分配权力并明确各个部门及其领导者相应的责任；只要企业严格实行选举制、任期制与监督制，并在企业内部推行以人为中心的尊重人的现代民主管理制度，那么它们在企业制度改革的实践中都可以有所作为，并适时建立各种独特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反，那些已经挂上了股份公司牌子的企业，如果它始终依赖于政府的指挥与关照，并推行寡头决策制、集权制、任命制、终身制等，那么这种股份公司制度从实质上看也不能算作是现代企业制度。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是贯彻社会主义企业民主原则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是贯彻社会主义企业民主原则，因为民主不仅有形式问题，更有内容问题。选举制、任期制、分权制等只是形式，其实质内容是为哪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从民主制度的内容考察，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本质不同的民主制度，其一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民主；其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为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民主。
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诞生的，所以在私有制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比较容易，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理论界只有充分认识并认真研究这一难题才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讨论的深入。
首先，企业产权制度的构建就是最大难题。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制度，明晰的产权是投资各方应有的责任、义务和利益的依据。产权的直观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是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产权的客体是财产，主体是人或人组成的集团。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的规模与范围都已扩大到了项点——全社会，因而产权主体的构成比私有制产权主体的构成要复杂得多，它牵涉着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旧的产权关系意味着调整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其难度显然很大，新旧制度“转轨时期”必然较长。在旧的产权制度下，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企业中人人都是主人，人人又都不是主人的“产权主体虚设”现象，致使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殖、损失与浪费均无人问津；同时还存在着代表人民的政府无视企业职工应有的主人翁权利和企业领导者应该掌握的经营权，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的“侵犯民主”的现象，致使以政代企、政企合一的弊端长期未能消除。两种现象从两个方面成为企业制度改革的羁绊。而且，产权是一个内容复杂而多样的概念，它并非一项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组权利或一个权利体系，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与使用权等，所有权又表现为物权、债权、股权等。政府则有中央、省、市、地、县政府（块块）与国务院各部、委、办与地方与之对应的部门（条条）之分。显然，在指导和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府各部门都要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产权在政府的条块关系中如何合理地分割和政府要不要与在多大程度上下放产权以及下放哪些产权给企业，以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的难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一句空话。
产权制度是制度化的产权关系，是承认、尊重和协调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政府的条条块块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的规范。产权制度建立不起来，科学地分配企业中各类权力的分权制以及选举制、任期制等民主制度的建立必然失去根基。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是政府各部门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其次，革命导师早就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因而是虚伪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因而是真正的民主，最高的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公司制度中，企业民主只是拥有投票权、特别是拥有控股权的少数大股东的民主，对于广大中小股东与企业职工则无民主或无多少民主可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股份公司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必须变少数人的民主为大多数人的民主，变股东与非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为统一，使各方结成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一个需要经过艰苦的工作才能解决的难题。
第三，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这种分离就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但是，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没有这种分离，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建立起来”〔1〕。 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广大劳动者不可能享受民主。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则直接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必然决定了已成为企业主人翁的广大劳动者应该完完全全享受社会主义民主。然而，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广大劳动者同样要按社会分工的要求分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劳动者个人谁都不可以自由支配公有制财产。这种组织形式与原则既可能使思想认识不清的管理者产生官僚主义，也可能使许多看不到本质问题的被管理者产生雇佣思想，因而不会主动争取民主权利。要从制度建设上解决这类问题，显然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探索过程。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既是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者，又是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对象的国有企业的投资者、所有者。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将这两重身份分开，但是怎样分开的确是一大难题。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的我国国有企业多效益低下，竞争力差，如果得不到政府在财力和政策上给以的照顾与支持，它将失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失去基础，致使我国政府不得不长期采取各种办法照顾与支持国有企业。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则要求政府公平、公正地对待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乃至三资企业，均一视同仁，以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这会使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政府认真解决迄今尚未解决的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分开，既要维护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又要遵守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法则的难题。笔者认为，许多论者针对改革十多年来政企不分等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抨击政府不愿对自己进行改革，不愿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有失偏颇，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有谁阻挡改革，改革的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而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均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难度的确很大。我们应持的正确态度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系统地分析问题，全面总结经验，齐心协力想办法，否则，改革是深入不下去的。
四、我国的企业制度改革应该与政治制度改革同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然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那么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成果必然要反映到企业制度改革中来，只有使企业制度改革与政治制度改革同步并在改革中创造性地应用政治制度改革的成果，我国的企业制度改革才能迎来一个新天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领导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改革我国政治体制的号召，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 〕。邓小平指出的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邓小平对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他指出：官僚主义的存在“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进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个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4〕。
邓小平对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危害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5〕。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现象， “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6〕。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以及家长制、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基本得以克服或改变，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原则得以全面贯彻。然而我国企业制度中存在的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制原则的弊端却未得到克服。从80年代初开始，承包制经过两轮实践，几乎推行到全国所有的企业。推行承包制既是国家为保证财政收入而推出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又是国家在两权分离理论指导下，根据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推出的简政放权，让企业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主制度的重大举措。但是过去的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却同时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而“下放”给了企业。实践表明，承包制企业多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等弊端。
在许多承包制企业中，权力过分集中于个别或少数几个承包人身上，具有法律效力的承包合同难以约束他们的行为，企业内部也缺乏民主监督机制，企业中的官僚主义同样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不负责任， 不守信用”〔7〕等等。显然，不消除承包制实践中的负面影响，现代企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某些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以后，仍层层推行承包制，以包代管，因而民主制度一直不能确立并趋向完善。
企业制度改革只有加快速度，跟上政治制度改革的步伐并促进政治制度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最终建立起来。
首先，坚定地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停步，应该再接再励，不断深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以推动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等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彻底消除官僚主义，为企业制度改革提供更加成熟的经验。
其次，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分权制。分权制是保证多数人对企业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民主制度。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将管理宏观经济的权力与管理企业的权力分开，可以象有些地方已经做的那样建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由公司派遣代表以大股东的身份执掌董事会大权，其权限不能超越董事会应有权限。改革之初有关“两权分离”的提法不科学，操作性差，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两个相互涵盖的概念，在理论上难以具体分开，对实践的指导性必然很差。以包代管的确是“两权分离”，但是这种使管理水平倒退的实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分权制应理解为分权与自主权，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的有机统一体。即使不宜改造成股份制的国有企业照样可以建立分权制，可以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代表与经理人员和职工代表组成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等。
第三，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指出，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目的有三：一是“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人民权力”〔8〕；三是给以组织上的保证。 企业制度改革应以这三条作为衡量成败的标准。第一条是改革的目的，改革者的心中应始终装着全体职工，始终以维护全体职工的利益为行为准则。那种“穷庙富和尚”的改革肯定是不可取的。第二条是建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完完整整地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除分权制外，这些制度还包括选举制、任期制、民主生活会制度，有职工代表参加的审查监督制度和管理制度等。第三条是按民主制度的要求建立正常的企业管理者晋升制度。邓小平在要求改变单从上面指定干部的不民主做法的同时还指出：“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干部要顺着台阶上……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职称。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拔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办法”〔9〕， 要把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真正德才兼备者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千万不可忽视和降低领导者的品德标准。从制度上杜绝不学无术者、庸才和腐败分子混进领导班子。
第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是贯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当前，在围绕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深入进行的改革中，一方面要求企业领导者充分尊重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帮助他们建设好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推行民主管理，建立重大决策交由广大职工讨论的民主机制，即使在股份公司里，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也应得到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认可；另一方面，企业、社会和政府在企业改造、改组过程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而且要创造条件多方面逐步分流企业富余人员，急职工所急，想职工所想，才能安定职工队伍，克服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困难。
收稿日期：1995年8月30日
注释：
〔1〕《资本论》第1卷，第769页。
〔2〕〔3〕〔7〕均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87页。
〔4〕〔5〕〔6〕〔8〕〔9〕《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87—288、288—289、289、282、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