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闽赣省党的建设的教训
王盛泽
提要： 闽赣省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央红军长征后，闽赣省全域游击战争未能坚持，省级机关完全解体，这一结局与其在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领导比较薄弱、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存在失误、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不到位等方面，从而造成党的领导未能完全确立，广大干部的积极性遭受打击，苏区群众基础不牢固，最终遭受失败。闽赣省党的建设的教训极其深刻，值得很好吸取和总结。
关键词： 中央苏区；闽赣省；党的建设；干部政策；群众路线
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发起建(宁)黎(川)泰(宁)战役，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鉴于闽赣苏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初作出将建黎泰及新开辟的金(溪)资(溪)、邵(武)光(泽)等新区，与闽北、信抚两苏区合组设立闽赣省的决定。5月上旬，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闽赣军区。闽赣省是中央苏区所辖的5个省之一，位于中央苏区的东北部，先后管辖福建、江西两省的建宁、黎川、泰宁、宁化、清流、明溪、崇安、资溪、建阳、光泽、邵武、将乐、沙县、浦城、南丰、南城、金溪、广丰、上饶、铅山、贵溪、建松政等县市区域。闽赣省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纽带和通道，是永远不能放弃的“战略的锁匙”。闽赣省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块红土地上进行革命实践，许多将帅都曾在这里战斗。作为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闽赣边区成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红军节节失利，黎川、建宁、广昌、泰宁等相继失守，苏区大部分沦陷。中央红军长征后，闽赣省绝大部分区域的游击战争未能坚持，仅较早与其隔断联系重新划归闽浙赣省委领导的闽北分区坚持下来，最后连省级机关都完全解体，留下悲壮的一页和深刻的教训。
式中VADC_range为A/D转换芯片的测量范围，Vin_range为二级放大滤波电路的输入电压范围。通过选取合适的增益，可以充分的利用A/D转换芯片的有效测量范围，获取更高的分辨率。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学术界对中央苏区闽赣省的研究比较少，对其历史地位和贡献评价不高，对其历史教训阐述不多，从而影响了对闽赣省的深入研究。[注] 这方面主要涉及的著作和论文有杨小冬等：《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廖明耕、凌步机：《中央苏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编：《横扫千军如卷席——“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雷建明：《闽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简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84年第4期；闽赣根据地专题协作小组：《闽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福建党史通讯》1985年第12期；朱用亚：《浅析闽赣省党和红军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11期；元晓环：《浅议中央苏区闽赣省干部好作风的形成》，《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24期；汪一朝：《中央苏区闽赣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党史文苑》2013年第24期；沈谦芳：《从中央苏区闽赣省的历史中汲取正能量》，《党史文苑》2013年第24期。 本文拟就闽赣省在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剖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以期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领导比较薄弱
党的建设是全方位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思想建设是基础性建设，由此可见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要性。闽赣省是新区边区，又担负反“围剿”战争重任，因此在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领导方面有所削弱。中共中央给闽赣战委的信中就提出，坚强的党的领导，必须使共产党真正起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的作用，成为最高的领导机关。闽赣边区党组织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闽赣省最高的领导机关中产生了各自为政、反对党集中领导的倾向。闽赣战地委员会成立后，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问题仍然存在，如建宁保卫局对待县委的错误倾向；闽赣边区对地方生产支部的取消倾向；不艰苦地去提拔与培养当地干部，对团结干部采取非布尔什维克路线，普遍地采取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方式；群众组织中党团的不健全与群众组织的缺少，使党的生活造成一种非常严重的状况，等等。[注] 《闽赣战地委员会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给各级党委及突击队的一封信》(1934年6月26日)，闽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领导小组编：《闽赣省党史资料》，1986年，第193页。 特别是到后期，闽赣省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闽赣特委形同虚设，省苏、警备司令部、省保卫局各自独立行动，许多重要问题(如战争动员、肃反等)不仅不经过特委决定，而且不通知特委。保卫局逮捕人不告诉特委书记。[注] 《中共中央给闽赣战委信》(1934年6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3页。此段中的特委应是战委。
党的基层支部是战斗堡垒，它不仅应团结党员共同奋斗，而且应充分发挥其在群众中的核心引领作用。但在闽赣省，基层党支部的作用未能发挥。闽赣省的党组织，无论在建黎泰，还是彭湃、泉上、清流、归化，都没有成为群众的党，建宁的党组织只有四五个党员，安远市虽有140个党员，但机关工作人员占90%以上。此外，闽赣省没有坚决地去创造生产的支部，导致大块苏区没有建立生产支部。如建宁、彭湃没有一个坚强的生产支部，建宁4个区中，在生产中的党员只有16个，彭湃县9个区中只有3个区有支部，在生产中的党员只有62个。闽赣省也没有打造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如泰宁、归化等县的党组织“还没有成为群众的党”[注] 《闽赣战地委员会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给各级党委及突击队的一封信》(1934年6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93-194页。 。
在组织领导上，“闽赣党的领导更弱，特别是群众斗争发展，当着敌人进攻时，各地工作除少数武装与工作人员外大部无形取消”[注] 《项英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给秦邦宪、朱德、周恩来的综合报告》(1935年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闽赣省存在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或文牍主义的领导方式，往往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写了一般的决议，在会议上做了一般的讨论，有时还通过了计划，但计划发下去、数目字分配完毕之后，就不再过问了，直到突击期满，才来一次官样文章的检查。更为严重的是，在闽赣省党组织内形成了一种普遍存在又影响极坏的脱离党的领导方式，有部分领导同志不相信党的力量，总是越过党的组织，离开支部，用个人“喊人”的方式去命令群众，这样造成党在生产中没有自己强大的核心，不能领导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同时使党的领导机关更加容易脱离群众。[注] 《中共中央给闽赣战委信》(1934年6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374-3375页。
首先是苏区党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当时中共虽然已经成立十来年，但转入农村领导革命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间不长，对于在广大农村环境下如何进行和加强党的建设，还没有积累很多经验。古田会议虽确立了建党建军的纲领，但从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来讲，这一时期还是初步探索时期，只有到延安时期特别是党的七大期间才完全成熟起来，所以党建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是完全正常的，各块苏区党建不平衡的状况也时有表现。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而真正得到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如何真正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并得到普遍遵循，更非短期就能实现。闽赣省虽然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但它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并非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对于古田会议决议的贯彻与核心区相比还是有差距，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上还比较薄弱，特别是非无产阶级意识还浓厚存在，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的加强。
二、在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存在失误
要使苏区得到发展和巩固，就必须执行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从历史经验看，在大胆提拔培养本地的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干部之外，特别要处理好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使干部实现地方化，从而充分发挥两种干部的各自优点和长处，相互配合，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才能达到目的。但闽赣省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党内、苏维埃政府内，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是从赣东北、闽北以及江西省或福建省派来的，存在不相信地方干部的观念，“往往只依靠上级调人去，而不相信本地的同志”[注] 顾作霖：《关于新区边区工作意见》(1934年2月9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82页。 。如泰宁所有区委县委中只有2个本地干部。建宁、泰宁、彭湃、泉上、归化县党组织县区委找不出1个当地的书记。闽赣省外地干部与当地干部比例严重失调，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经过当地积极分子与地方干部的包办、代替、命令的工作作风，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盛行，这也遭到了中央严厉的批评：“闽赣党的领导没有坚决耐心的培养当地干部，当地干部负比较重要领导的责任(县委与区委书记)是绝少有的。”[注] 《中共中央给闽赣战委信》(1934年6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374页。
在战争年代，干部本来就少，而且牺牲很大，加之对当地干部及下层干部的团结和培养不足，为解决干部短缺的问题，闽赣省寄希望于从外面调来干部。如闽赣省委及其领导人经常向中央局发电催要干部，尤其是军区和各县负责干部。如“军区急须建立，指挥和政委问题，望速解决。军区只余、李二人，参谋部、政治部完全空的，须加派人员来才能建立军区”[注] 《顾作霖、邵式平致朱德、周恩来电：关于成立军区解决指挥及政委的报告》(1933年5月17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88页。 。“现建宁、资溪两县委仍弱，请催江西、赣东北干部速派人来。”“工会方面至今未见一人来。”[注] 《闽赣省委致中央局电：关于闽赣省干部配备情况的报告》(1933年6月5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91页。
尽管对于闽赣省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过左的认识和过度指责，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实际状况。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在干部问题上，特别错误的是在斗争中出现的肃反严重扩大化。因为反“围剿”战争形势危急，加上“左”倾的影响，在斗争中出现一些失误，对此既不敢怀疑上级的路线问题，也不能实事求是地反省自身的不足，于是就将这些归之于干部，胡乱怀疑，在内部寻找敌人。闽赣省也受到肃“AB团”、改组派和反“罗明路线”的影响，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严重扩大化。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被当成“军队的罗明路线”受到打击，他被指责为“消极不执行上级命令”，“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黎川失守责任亦被推到他身上，由此受到撤职处分和审查。建宁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被扣上“执行了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的罪名，受到打击。建宁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心县委被取消，余泽鸿被撤销工作和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当教员。闽赣省委委员、闽北独立师政委邹琦也作为“闽北的罗明路线”的代表受到批判，被撤销职务。还有广丰、上铅的“罗明路线”等也受到批判。闽赣省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许多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领导者以及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干部受到错误打击甚至杀害。闽赣省裁判部长钟光来、建宁县委书记彭皋、闽北分区委书记肖韶等都被错杀，甚至连省委主要领导人邵式平也受到怀疑。这样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恐慌，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给闽赣省后期斗争带来严重危害。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古田会议后，中共特别注意在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总结经验、改正缺点、不断进步的重要方式。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闽赣省党内生活中极为缺乏，“闽赣党与苏维埃的最高的领导，丝毫没有自我批评”，工作做不好就怪下面，也从不检查自己应负的责任，“只是痛骂一顿下级机关”。[注] 《中共中央给闽赣战委信》(1934年6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376页。 在一些领导机关的文件上常常说到下面的许多不好的现象，批评下面同志不好，但对于自己在领导上犯有什么错误却不肯揭发。因此许多工作的检查往往是浮于表面、空泛且不切实，缺乏具体的实际的内容，使以后的工作不能真正纠正过去的错误与缺点。[注] 《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张闻天同志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上政治报告的最后一节》(1934年7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65页。
为解决干部紧缺问题，就必须创造大批干部，一种就是要在实际斗争中培养提拔积极分子，另一种就是要开办训练班，加强干部的培养。但闽赣区域“过去本省革委及各县所开办的训练班，所获效果，确实很少”[注] 《闽赣省革委会训令第32号——关于开办训练班的问题》(1933年9月13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47页。 。许多同志在工作做不起来时，唯一结论就是归结于没有干部，而对于下层干部的培养与提拔则始终是消极的。[注] 《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张闻天同志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上政治报告的最后一节》(1934年7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64页。 不少新调来的外来干部“大批开小差，江西派到建黎泰三县的干部有好几百人，至今所剩无几”[注] 顾作霖：《关于新区边区工作意见》(1934年2月9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82页。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有些地方没有选派最好的干部，而新区边区环境复杂，工作没有基础，需要最好的力量去才能领导。另一方面是派干部去新区边区前没有给以必要的训练，去后当地领导机关亦都不能给以充分的帮助，所以一部分在老区表现很好的干部，到新区边区后工作亦很积极，但新区边区的革命工作环境本来就与老苏区有很大不同，这些干部却仍然仿照在老苏区时的办法开展工作，结果终是“碰钉子”，最后产生消极逃跑情绪。
三、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不到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共一贯主张以人民利益为重，要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作为新区边区，闽赣边区与中央苏区的中心区有诸多不同，所以一些政策和做法应该与中心区有所区别，更应该努力争取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做好工作，巩固和发展苏区。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工作都要在发动广大群众的基础之上去进行。闽赣省党与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中，不仅没有发动广大群众，使一切工作开展成为群众的运动，相反，表现出来的是脱离群众的。1933年7月“资溪事变”发生后，闽赣省委指出：主要是资溪党的领导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发展到顶点。在工作中，部分干部“乱打贫苦工农，强迫命令群众”，在动员成立红七军团时，采取“不报名不散会”的办法；查田则采取简单的召集全区各乡土地委员开个会便算了事；“或则不作任何宣传教育，造成群众的恐惧，种种式式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强迫办法，不仅是脱离群众，而且使得群众不满和反对”[注] 《中共闽赣省委关于资城事变问题，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1933年7月8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17-118页。 。再如黎川“各乡的支部，最大多数还是在机关中(都是些工作人员组织的机关支部)，没有在群众中”。甚至分田查田也是一些工作人员包办，“根本不发动群众这种脱离群众的现象，使强迫命令的办法更容易的被采用，而强迫命令的结果，则是更加脱离群众”[注] 顾作霖：《关于新区边区工作意见》(1934年2月9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82页。 。有的党员干部工作做不好，就怪群众，发牢骚，说老苏区的群众什么都会、什么都好，这里的群众什么都不会，而不知道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开展群众工作。
闽赣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与群众关系系亦不紧密，游击队变成了守堡垒的警卫部队，或者只是单纯地采取军事行动，同领导群众斗争、发动群众斗争与组织群众的基本任务是脱离的。担负肃清刀团匪任务的保卫队与工作团，不仅没有争取群众与依靠群众，相反，当群众因为害怕躲上山时，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采取搜山政策，这种做法使本来没有逃跑的群众也恐慌逃跑。工作方式方法上，他们“极少经过党和群众的组织去动员群众”[注] 《中共中央给闽赣战委信》(1934年6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376页。 ，反而怪群众落后，认为只有强迫命令的方式，就是“喊下去”的办法，才能动员群众。
群众团体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这一桥梁作用在闽赣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这一地区的各种群众团体未能健全起来，很多地方青年团、工会还未成为一种群众组织。如归化只有5个生产的团员，建宁只有26个生产的团员，县工会下面没有一个支部，彭湃县团员只有79个，工会只有2个支部，五六十个会员，区一级更是未形成组织。[注] 《闽赣战地委员会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给各级党委及突击队的一封信》(1934年6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96页。 “建泰各乡的赤少队、贫农团、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一般的是按房登记，有了名字而无实际组织。”有的地方虽然建立了群团组织，但没有积极开展工作，如闽赣方面“对赤少队日常的组织和训练工作根本不做”[注] 顾作霖：《关于新区边区工作意见》(1934年2月9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78页。 。群团组织缺乏、组织活动力度不够，所以总是空喊“动员”口号，结果每次的任务都不能完成，群众团体的各项工作流于形式，十分不利于党和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形成密切联系。
实现干部地方化是使干部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了解群众真实情况的重要途径。闽赣边区当地干部少，外来干部多，而且不少外来干部又新到不久，对地方工作不熟悉，从而影响了干部地方化的进程，这就使得闽赣省缺失了密切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树立群众路线工作作风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媒介和路径。特别是在突击运动期间，脱离当地积极分子与当地干部的倾向更为明显。运动一来就组织突击队，大批的机关工作人员，从党政军工会等负责同志起，一直到洗衣队、马夫、伙夫都加入突击队，全体动员到乡村中去做宣传与寻找对象。这样不但取消县一级区一级的领导机关，而且把党仅有的生产支部也取消了。突击队代替了一切，包办了一切，不仅“脱离了上级的坚强领导”，而且“脱离了当地的积极分子、当地干部与地方党的生产支部，以至脱离了当地群众”。[注] 《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张闻天同志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上政治报告的最后一节》(1934年7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64页。
同时，有些苏维埃政府对群众利益也不够重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新区边区工作中最基本的一环，但闽赣省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不发动群众，“脱离群众的派田的现象还是异常严重的”[注] 顾作霖：《关于新区边区工作意见》(1934年2月9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77页。 ，搞和平分田，造成根本没有分田或“分假田”，群众依然交租。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斗争情绪也没有起来，土地革命得不到任何效果。正如张闻天在报告中谈到的，工作团满足于找取群众中最先进的分子，对于暂时还不愿意公开而又同情于苏维埃的工农分子却置之不理，没有想办法根据群众觉悟程度不同，把他们组织在不同的公开的与秘密的组织里，如秘密的党支部、贫农团、工会、青年团、游击小组、拥红拥苏委员会等，所以我们的工作常常得不到下层群众的响应与配合。[注] 《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张闻天同志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上政治报告的最后一节》(1934年7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63页。
故事一开始向我们介绍了主人公米加和他的朋友尼里，我选择了两幅图。第一幅是与众不同的米加，第二幅是晚上在河边洗衣服的尼里。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呢？让学生借助插图展开想象，对故事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插上了想象的翅膀，课堂上学生的发言精彩纷呈。
四、闽赣省党建问题的影响及其原因
军队方面的党建也是如此，张闻天讲的军队建设情况应该是事实。但之所以造成游击战争打不起来，只依赖大红军的现象，是因为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红军兵源趋于枯竭，许多地方武装如模范营、少先队等，都被编入正规红军，这样又使得地方武装受到很大的削弱，党的建设和军事建设都跟不上，造成无法有效开展游击战争，只有依赖大红军，从而造成了恶性循环。许多游击队由于得不到坚强的领导，“不去给以充分的注意与帮助，相当扩大之后又缩小了”[注] 《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张闻天同志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上政治报告的最后一节》(1934年7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55页。 ，于是产生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地方党与苏维埃干部脱离武装斗争，另一方面是游击队得不到党的坚强领导。特别是游击队中混进了一些不良的分子，经常发生乱打土豪、违反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现象。这些都对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党的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有些县区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创造坚强的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这一任务非常忽视，甚至不闻不问，有些则走到不相信群众、消极悲观，不能积极的去加强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领导的地步，“以至这些县的独立营大大削弱，游击队反水的事件不断发生”[注] 顾作霖：《关于新区边区工作意见》(1934年2月9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78-179页。 。这些对于军队和地方武装中党的建设影响是很大的。
一是党的领导未能完全确立，形成各自为政甚至枪指挥党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忙于战争和其他事务，闽赣省各级党部对于思想政治工作都较为忽视，党员教育也很松懈，从而影响到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难以统一。闽赣省级机关负责同志对于党的观念薄弱，似乎认为在战委中建立起集体的领导是一件多余的不必要的事情，不如“各自为政”的好，结果使各种工作不能互相配合，并且因为脱离了党的领导，产生许多严重的错误。党内生活不正常，有了错误不自己揭发出来，怕批评，这不但不能维持一些同志的威信，反而使其威信受到损害。
大寻访机遇难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阅历。听了那么多的智慧、经验，怎么也能少走些弯路。认识了更多的同龄朋友，是件愉快的事。
也正因为闽赣党在思想政治上建设比较薄弱，党的绝对领导未能很好确立起来，所以在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转入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下，闽赣军区的负责人不受省委集体领导，不服从指挥，走上了叛变投敌的道路，使闽赣省级机关和红军部队全部瓦解，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都只得到庙里当和尚隐姓埋名求生存。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是长期积累下来形成的，是党建薄弱造成的恶果。
二是打击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在工作中无所适从。闽赣省在干部政策上没有致力于增进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把工作做好。领导者完全缺乏耐心教育说服的工作精神，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成了最普遍的方式，“扣起来”代替了党内教育与斗争，结果造成干部中恐慌不安的现象。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分错误的大小、轻重，而以平均主义的方式一律对待，如当地干部逃避需要负责的工作，从前被迫加入大刀会的同志在每次到会都声明一次自己加入过刀匪的错误，偶然犯了错误的同志坚持不承认错误，因为怕“扣起来”，看见保卫局长来了即惶恐不安。[注] 《中共中央给闽赣战委信》(1934年6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374页。 建宁一年撤换8个县委书记，泰宁一年换6个县委书记，建宁里心游击队因有3人带枪逃跑，于是要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宣传部长负责并将他们“扣留起来”，这样引起地方干部的逃跑，不愿出来工作，积极的干部不敢大胆工作，甚至消沉，使闽赣工作受到很大损害。[注] 《闽赣战地委员会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给各级党委及突击队的一封信》(1934年6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95页。
三是造成苏区群众基础不牢固，最后走上解体的不幸结局。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苏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舍此别无他法。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和苏维埃政府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注]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40页。 闽赣边区总是处于应对激烈战争的状态，对于群众工作开展不够，没有用全力来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没有千方百计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各种困难，“没有及时彻底的普遍的解决”土地问题。[注] 《目前政治形势与闽赣省苏维埃的任务(草案)——邵式平在闽赣省苏维埃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3年12月9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68页。 而为了取得战争胜利，闽赣省总是动员群众扩红参军，捐钱捐物，使群众产生抵触情绪，再加上“左”倾的影响，增加了发动群众的困难，无法调动群众积极性，不仅不能扩大红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甚至引起部分群众逃跑和反水事件的发生。这样要实现党对于群众的领导是非常困难的。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为土壤水分的验证数量较少；研究中还应考虑对于模型的修正以适应不同季节特征。
(1)在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下，独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盯住目标选择，随着耐用品折旧率的下降，产出的波动性、通胀的波动性以及社会福利损失均表现出下降趋势。由于折旧率取值减小表明了耐用品使用寿命的延长，因此，表2显示，随着耐用品寿命的延长，货币政策所引致的产出波动、通胀波动与社会福利损失均下降；
新调来的干部由于不熟悉当地情况，也得不到当地干部的配合，往往很难开展工作。如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等都是很后期才调到闽赣省的，情况不熟悉，没有一点根基。闽赣军区在宋、胥、彭的把持下，不把省委看在眼里，“省委是指挥不了他们的”，彭祜“根本不受任何组织纪律的约束”[注] 杨道明：《谈闽赣省后期斗争情况》，《闽赣省党史资料》，第417页。 。闽赣省干部调动非常频繁，像走马灯似的，有的情况还没熟悉就被调走，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许多干部都是新调配的。闽赣军区司令员邵式平调走，接任的宋清泉，“年轻幼稚得很，什么都不懂，没有经验，对情况不熟悉，无威信”。随后到任的军区参谋长胥江汉，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过来的，“老牌子兵，奸滑得很，生活腐化”。只有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祜资格很老，也较早到军区任职，因此军区大大小小的权都被他掌握。军区司令部大部分都是新的干部，人头不熟，情况不熟，像瞎子摸象，连打游击也没有支撑点。[注] 马步英：《忆在闽赣省军区》，《闽赣省党史资料》，第407页。
在革命战争年代，武装力量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也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因此军队和地方武装中的党建工作非常重要。在党和军队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也使得闽赣省党指挥枪原则的贯彻大打折扣。与在原有基础上建立苏区的闽西不同，闽赣省是新区，是依靠中央红军到来后帮助建立起来的，所以闽赣省一直存在过度依赖红军的现实问题。虽然上级一再指示“应该反对依赖大红军的观点，似乎大红军一走就什么工作冒[没]办法的观点”，但这种反对过度依赖大红军的观点，只有建立在真正能够组织起群众武装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既没有大红军，又没有群众的武装组织的依靠，空洞的苏维埃机关“显然经不起刀团匪的一次截击就会完全坍台的”[注] 《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张闻天同志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上政治报告的最后一节》(1934年7月26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54页。 。地方党组织与红军部队的关系不密切，使闽赣省缺乏深厚的部队基础，客观上也造成党指挥不了军队。在地方红军部队和游击队中，党的建设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闽北军分区指挥“一贯浪漫不积极”，“肖韶、邹琦都不能驾驭他”，以至于万永诚报告反映：“最近表现更坏，让他在闽北工作危险极大。”[注] 《顾作霖、邵式平、肖劲光致朱德、周恩来电：关于闽北军分区干部配备》(1933年7月18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26页。 闽北独立师第五十八团“政治工作更难说到，政治部与党、党与团是平行对立的”。“党的工作有政治指导员不认识本连支部书记，支书不认识党团员的，有两月以上未曾开会，营长向来不过支部生活。”“其领导能力及干部之薄弱，颇成问题，如果不更换大批干部实在困难转变。”[注] 《肖劲光致朱德、周恩来、杨尚昆电：关于五十八团部队情况的报告》(1933年7月27日)，《闽赣省党史资料》，第127页。 其结果是军队官僚主义残余十分浓厚，上级军官不关心战士，行军打仗中抛弃伤病员现象较多，严重影响部队建设和军队战斗力。
闽赣省党的建设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期，这种状况给革命事业造成恶劣影响和后果。
其次是“左”倾的错误对党建的严重影响。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方面，没有认识到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而是一味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强调增加党内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工人成分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特别是自1933年以后，“中央苏区党的思想建设就有所放松，尤其是放松了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注] 廖明耕、凌步机：《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第194页。 。在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方面，搞任人唯亲和宗派主义，对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指出批评意见的干部进行排挤甚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以此达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在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取消了古田会议规定的红军三大任务，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注] 《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1932年6月17日中央局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4页。 ，从而使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优势大大削弱，军民鱼水关系和党群关系均受到破坏。
最后是受到闽赣省先天不足的条件制约。闽赣省成立时间比较迟，自1933年5月成立至红军长征，总共只有1年多时间，而且不少区域先后丧失，闽北苏区更是中断联系，所辖区域越来越小，后期才将福建省属的宁化、清流、归化(现明溪)等县划入版图。闽赣省又是由信抚苏区、建黎泰苏区、闽北苏区等多块苏区合组而成，它不像其他苏区一般是在经过革命斗争的发展而自然形成，而是通过行政手段被粘合在一起，各块苏区都有各自的特点，在短时间内要完全整合为一体比较困难。特别是闽赣省处于中央苏区东北边区，其成立不久就进入了第五次反“围剿”阶段，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方向，经常处于频繁而激烈的战争状态之中。这些不仅造成党的建设局面复杂，而且导致党的建设根本难以从容地开展，所以在党的建设方面存在这些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方东升依靠野生动物解除了自己的性命危机，但依赖野生动物为自己续命的时间越长，他内心产生的负疚和罪恶感就越深重。在外人看来，方东升几乎是完美的，不求名不逐利，获得的奖金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跟妻子数十年如一日伉俪情深，但是他活着的每一刻都是在赎罪：对妻子的愧疚，以及掺杂着巨大私心的动物研究，为此他只能用全身心投入到对野生动物的研究中去。
结语
从长时段和制度史的角度来审视党的建设历程，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种制度的形成和落实并非一蹴而就，都有一个复杂互动和反复修正的过程。尽管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但要真正落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必须经过全党上下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但不管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党的各方面建设。
文献[1]指出：席位分配属于离散资源分配问题，而适用于离散资源分配的公理总共有7条：部门无偏性公理(Ax.1)，资源单调性公理(Ax.2)，人数紧邻性公理(Ax.3)，资源紧邻性公理(Ax.4)，分配最优性公理(Ax.5)，统一普适性公理(Ax.6)，指标无偏性公理(Ax.7).这些公理不全相容，而是存在4个“极大相容公理组”，它们分别是
全椒县扶贫干部洗澡没接到电话就被通报处分一事发生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对人格权缺少尊重，也是对执纪处罚权缺乏敬畏”。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各种不切实际、不近情理的指令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出台，是因为官僚主义作祟；而下级工作者明知其不合理，却战战兢兢只能执行，生怕牙迸半个不字就得付出代价。可人再能干，时间精力也终究有限，于是形式主义便成为应对各种指令的利器。久而久之，连合理的指令也只能收获形式主义的答卷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毫不动摇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闽赣省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领导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没有使党“成为最高的领导机关”，没能“教育和团结干部在党的路线的周围”，没有建立“在群众中有强大的核心的组织——党的支部”，“党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注] 《中共中央给闽赣战委信》(1934年6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373-3377页。 从而也就没能很好地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最终导致失败。这种教训应该深刻吸取，任何时候都要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样才能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伟大胜利。
当然，讲闽赣省党的建设存在的教训，并不能否定它对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不能否定广大干部群众所付出的巨大牺牲。闽赣苏区军民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绝对不容否定，并将永载史册。
Lessons from Party Building in Fuji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in Central Soviet Areas
Wang Shengze
Abstract : Fuji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were once the important part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and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After the Long March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the whole-domain guerrilla warfare in Fuji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failed to persist and thus the provincial organs were completely disintegrated. This resul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There existed many problems in Party building in Fuji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The problems we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weaknes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mistakes in organizational line and cadre policy, and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etc. As a result,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as not been fully established, the enthusiasm of the cadres has been frustrated, and the mass foundation in the Soviet Area has not been solid. All of these have led to the ultimate failure.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Party building in Fujian and Jiangxi Province were extremely profound, which deserved to be well absorbed and summarized.
Key words : Central Soviet Areas; Fuji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Party building; cadre policy; the mass line
DOI :10.16623/j.cnki.36-1341/c.2019.04.006
作者简介： 王盛泽，男，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福建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魏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