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_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_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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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明确认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把它正式写入了党章。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世纪之初作出这样重大决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其中的焦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究竟变了没有?向着什么方向变了?它是不是在离开马克思主义?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梳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本文仅以社会发展理论为切入口,探讨“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逻辑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精髓

“三个代表”思想有一个内在的形成逻辑,即:应时而生、与时俱进、实践推进。这个逻辑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实践,而实践正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精髓。

第一,“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世纪之交国情党情世情变化的客观时势所作的积极回应。对时势的回应本身就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

“三个代表”思想是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党的历史方位和现状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势下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倾听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的意见,经过反复酝酿和科学分析才提出来的。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应时应势而生的,是以扛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实践呼唤的积极响应,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最大的现实,就是当今的时势。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石,也是其逻辑起点和精髓。时势和社会实践实质上是相通的。社会实践,总是在当时的时势下展开的,社会实践的总和本身就构成了特定的时和势。它们都是客观的社会存在。这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都是时代的产物;理论不管它自觉不自觉,也总是以自己独特的形式正确地或者歪曲地反映着时代。“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就具体体现了“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这一客观要求。

第二,“三个代表”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它合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思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特点。是把人类社会看成是活的有机体,它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因而,反映它的理论也应当是一个随着对象的运动变化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的开放的活的结构。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社会实践,它是亿万人改变世界的活动,是社会历史变化发展之源,也是生生不息的认识之源。正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彻到底,不仅以彻底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而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理论,包括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充实更新自己的内容,一旦僵化起来,就必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将实践引入哲学使马克思主义有了理论的自觉,即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力不在于权威或者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于是否科学,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对象,是否能够随着对象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所以,它内在地要求自己的学说与时俱进。面对着事实,它无所畏惧,既敢于肯定已经取得的真理性认识,也敢于批评和否定一切权威性的、至高无上的但并不合乎实际的东西,甚至也敢于否定自己,从而实现自我超越。这些内容正是江泽民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深刻含义。

“三个代表”思想应势而起,也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在肯定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基础上的要求,否则就无所谓进,也谈不上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稳定和变化发展的统一。唯其有稳定性的一面,才有凝聚全党的主心骨,才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唯其有变化的另一面,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才不会枯竭,稳中有动,方显理论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最为根本的就是其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自觉地站在社会实践的主体,特别是当今时代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思考和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代表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我们通常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社会实践主体)的立场,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特殊规律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坚持其精髓,即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彻底唯物主义和彻底辩证法相统一的方法。在这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强调的“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正充分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的坚持。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我们则要进行科学的分析,“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8页。)。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至今,已经150多年了。其发展大体上有两个向度。一是横向的,即跨越了国界,运用到情况不同的国家实践中去;二是纵向的,即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与时俱进的问题。这两个向度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侧重点又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进入列宁主义阶段应该说是强调了时代的变化。而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列宁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中的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是第二个向度。在世纪之交,社会历史发展出现了许多重大的新情况、新特点,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出现了巨大的曲折,而且进入了新的实践阶段,遇到了与过去任何时候都不相同的新形势,与时俱进就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成了当务之急。这就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特殊历史背景。

第三,“三个代表”思想是理念与实践互动的结果。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党进行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实践才是形成“三个代表”思想的根本动力。这正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科学性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所依靠的是人们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说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2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重大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这就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结合”道路上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思想的与时俱进不只是跟着时代走,而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从实践经验中概括和提炼符合时代精神的理论构架和操作方式,并且在指导新的实践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探索和发展理论。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每时每刻都在创新,他们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真正推动者。应时而生、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一种与当今中国人民的实践紧密相联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在今后新的实践推进中,它还将继续发展。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世界也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正在逐步展现出它发展的新特点、新内涵。面对这种正在发展着的新形势,江泽民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逻辑启示我们:要科学理解“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必须站在其理论的精髓——社会实践的基点上,看它怎样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又怎样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发展动因问题上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丰富、发展了它。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的变革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矛盾。这个矛盾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关系往往相对滞后或者不适应带来的,矛盾的解决最终体现为生产力冲破生产关系桎梏的过程。这也就是说,生产实践对于人类社会起着根本的推动作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因,也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而从事生产活动的广大劳动群众则是推动世界变革的最深厚力量。无论从革命的原因还是革命的目标来看,生产力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都是终极性的。离开了这个终极性,实际上也就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来看,总的来说是坚持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因理论的。其表现为两条:一是坚持着解放生产力的目标,革命是为着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建设更是为着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二是坚持着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并且最终是为着人民谋利益。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走过许多弯路。譬如,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我们党也曾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结果脱离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动因的思想,脱离了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实际,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从反面教育了共产党人。“文革”后开始的拨乱反正,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直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重新回到了这个终极性的关于社会发展动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来,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丰富、发展了它。而“三个代表”思想则是对于这一反思过程的理论概括。

首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三个代表”的第一条,深刻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从依靠和代表实践主体方面,再一次肯定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其二,更重要的是,“三个代表”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尺度和人民主体尺度,而且以“先进”二字突出生产力发展的动态特征。这也是生产力最为突出的特点。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说,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正因为它最为活跃,才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活力。与此同时,“先进”二字也突出了生产力的时代性。江泽民是站在今天21世纪的时代来说“三个代表”的。因此,这个先进生产力,就是特指当今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情况下,在中国生产力当中代表其发展方向的部分。

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之时,正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着重大的质的飞跃之时。今天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马克思当年未能设想到的飞跃,即由工业时代向信息、网络、高科技时代的飞跃。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它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加快地向生产力转化,使之在生产力要素结构中的地位,已经由马克思说的“是生产力”,转变成邓小平说的“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基础性的变化,不仅使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今天如何看待社会发展的动因,就成为继马克思之后又一次向人们提出的重大问题。“三个代表”则是站在当今时代高度上,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任务的变化以及国际国内变化了的形势等等要求,而形成的新的答案。

“三个代表”思想突出了先进性,强调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就是突出了科教兴国,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突出了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这就坚持并且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因的观点,并且将它生动地运用到当今时代中来。

其三,“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生产力尺度和人民主体尺度相统一的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为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提供政治保障。面对着生产力要素结构的基础性变化,它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出发,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阶级阶层力量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也正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基点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才能对新的社会阶层作出新的判断、采取积极的政策,以达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其四,“三个代表”思想还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尤其是先进文化的反作用予以充分重视。所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指向着对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改革,从而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表明,我们不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所谓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也就是要以先进的文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正确的思想导向。这对于今天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社会发展的目标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最为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们奋斗的最高也是最终的目标,就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目标的思想贯彻到当今实践中来,并发展了这一思想。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从其阐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和社会主义近期实践的联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就把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的远大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当今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直接关联了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江泽民论述了经济、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虽然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与过去宣扬共产主义就在眼前的论调比起来,他更抓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更加接近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目标的学说。

“三个代表”思想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实的任务和当前进行建设的根本目标。十六大报告有着一句重要的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话:“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仅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地位。综观整个十六大的报告,认真分析一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以及后来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人的关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表明我们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的学说,而且正在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实践着马克思教诲,扎扎实实、坚定不移地迈向人类自由解放的远大目标。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对于过去错误的反思和近二十多年实践的理论提升,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最终的目标则是那句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94页。)只有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同他关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即人类的彻底解放、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才是正确地诠释了马克思的学说。但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年代里,我们所犯的错误之一,往往就是以手段代替了目标,从而使共产主义这个社会发展的目标失去了其根本的人文含义。社会主义变成了只讲革命和专政,不讲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东西。

“三个代表”思想是在对我们党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提升。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过去那种只讲革命和专政不讲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极左思潮,十分重视人自身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它所包含的人文内涵,正是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远大目标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要求,形成了一系列符合实际又充满美好理想的阐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使之不再是遥远的、抽象的目标,而成为我们现实的实践。

四、关于社会发展的机制

面对着市场经济下出现的五个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情况,面对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三个代表”思想不仅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机制理论,而且根据时代、任务的变化,在如何正确处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上,作了创造性地发展。

第一,充分贯彻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机制的辩证思维。“三个代表”思想自始至终把社会看作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并自觉地创造性地把这一机制运作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不仅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提出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个代表”的发展观不仅指经济发展,而是指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它根据当今世界科技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新特点,强调了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时,又强调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使之比较地适应。这就包含着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建设问题,就包含着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第三,不仅看到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看到了文化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反作用。“三个代表”思想强调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作用,看到了今天社会的发展本质上要靠人的素质的提高,要靠文化之发展,因而提出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也就是说,要创造有利于先进文化生长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从而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于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推进作用。

第四,根据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强调了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重要口号。面对五个多样化,我们党形成了新的理论,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举措,以做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机制思想。

第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这就抓住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运行机制的关键。社会是有着客观的发展规律的,但是这种发展规律却是通过众多人有目的的活动的合力,通过无数的偶然性实现的,尤其在今天,它往往是先进的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自觉地带领亿万群众奋斗的结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即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都要实现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这才是关键。

第六,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矛盾上,根据长期执政时期和过去夺取政权时期的不同,以及当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张动态平衡的方式以及民主与法制的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这就是动态平衡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如果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主要解决对抗性的矛盾,特别要强调斗争的话;今天在和平建设的年代主要是要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动态平衡的解决矛盾方法更显出其重要的意义。近些年来,江泽民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维理念:“和而不同”;在处理国内和党内的问题上,他强调多样化的统一。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动态平衡的解决矛盾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诸多利益上的矛盾,解决的方式也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民主、法制的办法。而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矛盾时更要运用动态平衡的方式。“三个代表”思想其精神实质也处处贯穿着这种解决矛盾方式。这是对过去革命的方式的重要拓展,对今天社会发展的机制具有十分重要而又普遍的意义。

五、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

“三个代表”思想,第一次提出了:“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既是我们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它的提出本身,又表明我们党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了。

首先,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入阐发中,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80年革命和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于150多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认识不足的,所以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急性病,屡屡都是犯“左”的错误。而这一新的论断的提出将使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比较地实事求是了,也就能够指导我们形成比较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其次,对共产主义理想之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沟通了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路径。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曾公开声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又必须作出自己的预测和描述,否则无以鼓舞和引导群众进行奋斗。这是个矛盾。长期以来,出于对未来的向往,我们做过不少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事实证明,这许多描述往往是空想,还对社会发展起了误导的作用。正是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江泽民强调,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三个代表”思想,抛弃了过去那种没有多大根据的猜测,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做了新的科学的概括,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这个概括好就好在话语不多,但抓住了本质。虽然目标高远,没有作具体描述,但它又是可以切切实实从今天做起,一步步迈进和接近的科学理想。两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则从宏观上更为清晰地展现出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当今社会发展展现出的新特点,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这个认识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下面这段话中:“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比一下过去我们传统观念中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段话中的确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新的规律性的东西。过去我们往往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阶级反对和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社会代替另一个社会的对抗过程。但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信息网络把世界联成一体,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相互渗透又相互竞争的新形势下,人类社会有了新的发展特点,即多种文明和多种社会制度的共存。这不是说没有斗争,而是斗争有了新的形式,即竞争、比较,通过长期共存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发展自己。这个认识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提出各国文明和各种社会制度的长期共存,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更应看到这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深化的认识,包括对于今天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新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简单地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而是要参与到目前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既从中取得自己发展的外部条件,又抵制它们西化分化的图谋,以达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为最终通向共产主义打下基础。

历史已一再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和当今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百折不挠,在困境中赢来一个个胜利的奥秘。而“三个代表”就是新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不仅忠实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得其精髓,在新的条件下发展着这个理论,在它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必将夺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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