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波[1]2002年在《全球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对全球化的文化哲学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论述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与冲突,并对产生此影响与冲突的原因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了探讨。文章对国内外对中西文化发展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得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实现“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并指出实现此转变最终是文化转变的结论。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最后,文章对全球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了总体性的概括。
邱金英[2]2015年在《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帝国主义思潮是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主要话语之一,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本文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的历史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文化哲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采用宏观整体研究和微观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以及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文本解读(诠释学)的方法和语境论研究方法,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主要思想来源。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和重商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概念辨析,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了英国学者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说——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民族-国家”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话语和现代性批判话语,通过综合创新,提出了“一总叁分”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分析模式。所谓“一总”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叁分”就是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实质上是透过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和全球化思潮来进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就是渗透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之中并通过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表现出来的。为此,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考察了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指出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的异同,研究了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对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评析。第二,考察了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为例,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第叁,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思潮,研究了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和詹姆逊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系统研究表明,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主要表现为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多层结构、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形态。在此基础上,概述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理论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问题和局限性,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策略。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研究和剖析,使我们认清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实质,这不仅对于我们加强文化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批判地吸收异质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杨玲[3]2010年在《文化交往论》文中指出《文化交往论》主要研究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各民族或者国家发生在文化领域的交往实践活动的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核心议题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和理解意义系统”,主要包含着“跨文化交往的现实何以可能?”、“不同文化是否可以被相互理解或可通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否在现代性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21世纪获得新生与发展以及如何能够积极自觉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换和其转换的现实难题何在?”等具体问题,其特殊视角是解除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阈限,主旨在于寻求以文化交往实现机制为基础的对存在于全球普遍交往实践中的中国文化顺应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合理建构。本文以为,文化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其实质是作为交往主体的人自身的实践所致,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物质、精神与制度方面的交互作用,它既包括不同个体之间的文化交往,又包括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对文化交往的关注就是人类自从社会产生以来探索社会之谜、自我之谜的冰山一角。文化交往研究将回返到主体作为一定文化体系中的具体存在而获得的真正区别于自然世界的特殊规定性这一深度,通过对它的合法性前提、现实困境及其实现机制等进一系列问题的梳理,来提升人类对于包括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认识和反思,这一课题的研究既以社会认识论的基本方法为前提,也必将对社会认识论的论域、对象和方法加以拓展和深化。本文共计六章。导言首先提出了文化交往作为问题得以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指出了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第一章,开篇致力于对论题“文化交往”的本质和内涵的界定。主要以学术界已经出现的相关提法和范畴为比照,在辨析文化与文明、文化与哲学、文化交往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军事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以及文明交往等区别的基础之上,提出笔者对于文化交往本质界定的解读,明确划定出研究对象的界限和范围。第二章,从历时态的角度系统梳理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并在对文化交往的史实判断的基础之上提炼出文化交往的一般规定。本章立足于世界文化史,集中考察世界范围内人类文化交往的悠久历史,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古代农业时代(从远古到15世纪之前)、近代工业时代(从15世纪到19世纪)和现代信息时代(从19世纪至今天)这叁个不同历史阶段文化交往概貌的勾勒与分析,找寻文化交往的基本形式、具体特征、主要规律以及社会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对贯穿于文化交往史进程的几个关键问题即文化交往的自然局限、思想误区及其观念阈限等叁个层面做基本的论述和阐释。第叁章,着力从哲学本体论层面分析并试图挖掘文化交往存在的基本前提。本章首先从发生学意义上挖掘文化交往发生的历史原因、现实条件等问题,然后就文化交往实践中应当涉及到的社会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进行简要分析,进而提出文化交往作为社会现象和生命现象而存在的现实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就其作为人类努力寻求更加美好的生存生活之道的现实存在方式之一得以继续存在及其发生发展的可能性做了进一步的追问和探索。第四章,从共时态的角度指出并剖析了文化交往的几个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即文化主体合法性问题及文化主体间沟通与理解可否通约的问题等。本章首先从文化主体确定的条件、自我意识及文化主体的现实建构等方面对文化体系代表者即文化交往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做出解答;接着在指出文化交往从可能到实现之间以及从理想到现实之间存在的难以逾越但又必须厘清和跨越的实践过程之基础上催生出对文化主体间沟通与理解可否通约的深层解读;最后在本章尾声将不同类型的文化交往实践所凸显的深度、广度及其复杂程度各异的现实难题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第五章,在第叁章对文化交往的本体论探源的前提下,再从认识论的视角就文化交往的现实困境进行哲学反思。文化交往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认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主体的认识活动本身就存在着以主体——客体的方式进行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以主体——主体的方式进行的对他者的认识等两种不同的形式,在包括物和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他者这双重认识对象的认识活动中,文化交往实践的现实复杂性便由此清晰地凸显出来,尤其是不同文化的主体对于他者的认识如何转化成一种平等的理解和有效的交往。为了揭开这类复杂性问题之谜,本章就从文化交往实践过程中涉及到的交互主体性问题、文化交往的哲学解释学层面的问题定位以及文化交往实践中的几个主要关系在内的叁个层面展开分析,努力挖掘文化交往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现实困境的认识论视角下的可能性根源。第六章,对全球普遍交往实践中的中国与外域文化交往的概貌、问题和建议等问题进行一种“回归”中国现实的反思和观照。和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努力追求进步繁荣的民族、国家一样,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与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承载着不同文化理念的各文化体系进行交往的现实与未来,这绝非易事。上述基于历史分析之上的关于文化交往的现实困境和实践机制的认识虽然远远没有展开,也一定还存在着许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它的确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及其现实具在的文化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巩固、发展与繁荣需要在势不可挡的与外域文化交往的实践进程中找到生长的活力与空间,本章紧承前文,期望仅具阶段性的思考和尚不充分的论述能够为开启和深化“文化交往的中国之路”这一极具变动性的复杂研究有些许启发,而这也恰恰是本文立论的根本落脚点。最后在结语部分,展望未来,指出人类文化交往应当在逐步文明化的进程中走向最终成熟。文化交往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与和谐,而这也恰是它走向最终成熟的标志。人类文化交往的文明化理当是全人类智慧、善良和爱心的持续不断积累的共同结晶,和睦与和谐是人类的理想境界,自尊和尊他是人类的文明愿望。尽管在人类文化日益普遍交往的现实境遇中,不和睦与不和谐、自卑与排他始终是人类这种理想境界与文明愿望的伴随者,但是,文化交往的逻辑是文化主体间在疏远与亲近之间保持平衡状态的前提下每一方都在抱着对异己文化尊重宽容的广阔胸怀和对异己文化充满智慧的合理判断、成熟应对基础之上的对人类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
马荣艾[4]2007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建设,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是我们时代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空前关注。面对全球化,我们首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认识,并积极应对,决不能回避更不能逃避。其次,中国文化应自觉对异域文化进行整合。再次,在提高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进行文化的批判性重建,提高文化的民族自觉。这些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尤为迫切的。本论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对文化进行解读,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化的形上之思;第二部分论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两难境地,着重探讨了面对文化冲突和碰撞如何积极应对;第叁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也是本论文的落脚点,即面对全球化,如何进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向全球,走向世界。
张冉[5]2010年在《文化自觉论》文中指出文化自觉凸现为时代主题,成为新时代的关键热词,既是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逻辑必然。当今世界,文化力量的重要性已被人们深刻认识,各国之间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已成必然。如何在碰撞中保持个性与特色、不迷失自我,从而达到文化的共生共荣,已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文化自觉”回答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并存、冲突、渗透与交融的趋势下,各种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认识以及如何实现和谐共处的问题。中西方文化、自觉思想的溯源以及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思想是本论文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文化自觉具有存在论和价值论的理论根基。从存在论来看,文化自觉其实是人的自觉,人的自我觉悟、自我觉醒,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从价值论来看,文化自觉即是价值的自觉,是人对价值的追求和选择。总的来看,文化自觉是关于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它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的发展始终是时代的永恒主题,文化自觉是人在追问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对人的存在进行理性探询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文化自觉并不是崭新的论题,而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经久不变的主题,只是在当代它凸现出更深远的意义,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进一步挖掘。文化自觉不仅内涵丰富而且类型多样,从本质内容来看,它包括文化认同、文化比较、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文化创新等内容;从基本特征来看,它具有理性、历史性、实践性、价值取向性等一系列特征;从划分类型来看,它可以按照广度、深度、角色、形成来源等不同角度来划分。文化自觉作为一种与文化实践相伴相随的文化现象,它是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文化发展的逻辑预设内蕴了文化自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具体的生存实践活动构成了文化自觉的现实根基,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反映出人们所能达到的文化意识。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人类文化自觉的内容会随着一定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文化自觉的程度也会随着人类对自然、对社会认识的逐步深化而不断提升。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直至信息社会,不同的文化实践活动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自觉样式,相应地,不同的文化认知水平和文化意识反映了特定时期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位置,表现了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占有和实现程度。本质而言,文化自觉是一个动态的机制而非凝固的概念。实践是文化自觉生成的唯一源泉,文化自觉在实践生成的过程中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它是在感性活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交往实践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综合作用下才得以生成。具体来看,感性活动是文化自觉的现实基础,生产方式及其变迁是文化自觉形成的主要根源,社会结构转型是激发文化自觉的重要源泉,交往实践则是文化自觉的生成动力。文化自觉的产生既源于人类生存实践的生成性特性,又源于人的自我超越性特征,同时更主要是源于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文化具有自觉性,它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力图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过程,达到自身发展的理想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在人与对象世界的矛盾与张力、生成与变化、超越与束缚的双向互动过程,在人、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把握文化自觉的生成。理论层面的探讨包括对文化自觉的前提性分析、哲学思考与价值观的反思。实践层面的探讨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化自觉之路的审视。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文化自觉之路的反思与探索,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体系的拓展、深化与关照,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构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需求的回应。总结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分析阻滞文化自觉发展的因素,探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增强文化自觉意识的路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能否形成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和理性选择至关重要。
李庆霞[6]2004年在《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文中指出目前,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国也正在经历最重要的社会变迁。根据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挖掘了社会转型的哲学寓意,揭示了社会转型的深层机制——文化冲突。 全文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如下: 导论部分主要是问题的提出,文中指出了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深刻而重大的变迁,在这次变迁中文化冲突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日益突显。 除导论之外,本文的正文部分通过五章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前叁章主要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文化冲突的基本内容;后两章重点探讨了现实中的社会转型及文化冲突。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分析了文化冲突在社会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考察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冲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章重点探索了文化冲突的内在机制与外在表现。 第叁章论述了文化冲突的一般进程。 第四章指出了当代西方正在经历由现代社会向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转型,分析了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与全球化文化模式的冲突。 第五章研究了目前中国转型中的文化冲突,重点研究了现代化转型中文化冲突的现实表现和解决方式。
李睿[7]2014年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研究》文中认为文化问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文化自觉问题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点,它是关于实践主体对文化活动及其结果的感知和觉悟,是实践主体对文化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它以实践主体对文化的认识活动及其结果为对象,考察文化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和特定民族文化的特殊规律。就“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这一问题而言,它至少涉及到文化、文化自觉、政党与文化、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等几个基本和关键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诞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是一个在其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始终关注探索文化在中国特色革命进程和中国特色建设及发展进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的先进政党。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焕发着鲜明的对于“文化”的觉醒和觉悟。那么,“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便是成立的,是值得系统研究和深入探索的。本论文尝试从文化自觉的内涵和本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维度和本质、依据基础、成果梳理和提升途径等方面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以期系统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性格、文化品质及其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等。第一,文化自觉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自觉,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的首要问题。“文化自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个学理性命题,无疑都是在思考人对文化的感悟和态度、对文化的比较和反思,直至对文化的批判和创新问题,都是对文化本质的追问和对文化价值的发掘。因此,回答“文化”、“自觉”和“文化自觉”的概念内涵,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20世纪以来,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中诞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政党描绘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回顾、考察和比较这些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具备文化自觉意识、实现文化自觉的程度、它们的文化自觉对其自身发展或执政带来那些影响等,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二,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维度和本质。一个执政党的文化自觉,必然是在执政党所处文化背景当中,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文化生成机理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主要维度和本质内涵,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对政党自身文化的自觉,对国家文化建设的自觉。一是它非常注重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形成了特点鲜明的政党文化、党史文化和执政文化,在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二是它对国家文化建设自觉的核心使命和任务是推动和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因此,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本质内涵是文化角色定位的主体自觉、文化生态营造的时空自觉、文化选择探索的行动自觉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发展自觉。第叁,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依据基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范畴。一是从理论依据而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理论基点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张力,自觉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文化进步机制。在一定的理论基点上,这个问题还应当进入文化哲学视野。二是从历史依据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和丰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根本历史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充分证明和集中体现。叁是从现实依据而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面貌的变化发展,而且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激荡与碰撞。所以全球化之下国家间竞争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高水准在文化繁荣。第四,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成果梳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进步,取得了很多宝贵的成果。这些成果是考察其文化自觉问题不可或缺的支撑。一是从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思想轨迹上看,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中国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建设思想,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二是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构上看,在每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都包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目前包括毛泽东文化思想及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叁是必须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上,也曾经历过曲折并留下不少教训。这种曲折和教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自觉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过程,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过程。因此,有必要阐述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和文化思想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和沉重教训,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意识的一笔宝贵财富。第五,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提升途径。一是把握文化自觉规律。研判一个民族或一个政党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离不开考察其对文化自觉规律把握和遵循的程度。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找准文化发展目标;文化构成的多样性要求文化包容强化主导;文化建设的长期性要求持续积淀重在建设。二是增强文化自觉程度。尽管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运动,但是它在总体趋势上呈现为程度的日益深化。当然,这需要文化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推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增强文化自觉程度的着力点和正确途径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意义、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基因、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叁是破解文化自觉瓶颈。文化自觉瓶颈是指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文化本质、文化态度、文化发展思路、文化建设途径等方面自我觉悟和觉醒的关键性限制因素,若不能突破这种因素就势必会影响人对文化自觉规律的把握、对文化自觉程度的增强,甚至导致人对文化自觉问题产生曲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也存在瓶颈问题,正视瓶颈,是为了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应当注重解决好叁个问题,即推进文化创新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核心厘清文化认同与政权的关系、走科学发展之路推进文化繁荣与科技进步和市场发展的同步前进。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它从文化层面和文化高度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影响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刘国胜[8]2011年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现代化问题。能否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但是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而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全球化既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条件和历史机遇,也为中国现代化带来冲击和挑战。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要完成这一重大课题,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展开活动:一是建构中国现代性,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理论指导。从形式上看,中国现代性建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从其历史与逻辑来看,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研究,这不仅是理论和现实提出的两重要求,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大凡以西方现代性为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其现代化并没有成功,依然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这表明,只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发生改变,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没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现代性建构,其强国富民的现代化目标最终是难以实现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构建自己的现代性。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来看,现实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话语,一个是现代性的西方话语,一个是现代性的中国话语。所谓现代性的西方话语,就是受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其代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着名的“西化派”。所谓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就是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化,将传统和现代性统一起来,这不仅是现代新儒家的主张,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构想。但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上,二者出现分歧:现代新儒家主张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坚持以儒家思想作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意义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革命实践和现代化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这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样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的国家;也只有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下,我们才能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赶上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从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具体体现在叁个方面:中国现代性建构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的现实统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统一,推进主体性建构;重视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的政治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旨趣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精神和实践要求。“以人为本”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龚晓珺[9]2013年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叁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叁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叁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叁,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张媛[10]2012年在《从他者之镜看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文中研究表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全世界都处于深刻的变革发展中,这种变革不仅是政治、经济,还在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基础。无论从哪个层面或角度,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或遗失,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或冲突,都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问题自然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理性地进行文化交流,跨越差异,就不得不思考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在自我文化认同与他者的关系上,必须先思再行,理清思路。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强国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他者和文化这两个关键要义出发,推及考察其应用。撰写过程中,首先以客观和务实的态度阐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在整理丰富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时系统地将他者与文化联系起来。然后以他者概念的语义溯源和概念形成为切入点,研讨他者概念的应用,考察西方文化中的主体意识,并由此推导至文化领域的他者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者意识普遍存在,但由于他者概念由西方提出,在文化他者的研究成果里以西方中心意识的材料偏多,所以这部分从西方文化考察开始研讨这种意识下的文化现象。简要分析比较他者概念和文化研究后,进入文化问题的讨论。在研究中,将文化放入全球化语境中审视,并从全球化文化的多个要义里,追寻其根源,挖掘其特征,由此考察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现状。在经济全球化引领文化发展态势的今天,文化认同危机与争论让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识到错综的文化交流历史造成了复杂多元的当今文化背景,而全球文化中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兴起,西方中心意识的强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多元文化中寻求生存发展之路。基于他者困境的应对,在最后一部分分析了跨文化的必要性、总结了如何正视文化差异进行对话,并在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创新文化发展道路,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从西学东渐到“文化走出去”,在世界文化的总体语境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仍然是我们当前乃至将来需要不断努力和潜心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对全球化的文化哲学思考[D]. 朱波. 黑龙江大学. 2002
[2]. 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D]. 邱金英.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3]. 文化交往论[D]. 杨玲.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4].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D]. 马荣艾. 安徽师范大学. 2007
[5]. 文化自觉论[D]. 张冉.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6]. 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D]. 李庆霞. 黑龙江大学. 2004
[7].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研究[D]. 李睿. 兰州大学. 2014
[8]. 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D]. 刘国胜. 武汉大学. 2011
[9]. 哲学的民族性研究[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10]. 从他者之镜看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D]. 张媛. 湖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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