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末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是以索洛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他的模型唯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于是，索洛用外生的（即不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由于索洛的这种做法不能令人满意，几十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试图把索洛余数内生化。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用来说明经济的生产函数里，只有两个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而罗默及与他持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则在这个生产函数里增加了另一个要素：知识。这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显得更合理了。首先，新理论表明知识（例如，懂得如何制造产品）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这一论述符合许多国家的收益率在长期中持续增长和高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集中在劳动与资本同步增长的国家的事实。其次，在新古典理论里，技术进步是天赐之福，而在新理论里，知识是一种生产要素，它象资本一样，是必须放弃当前消费才能买到的。各国应象在机器上投资一样在知识上投资。第三，由于过去在资本上的投资有利于积累知识，新理论认为有可能存在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又意味着持续增加的投资可以永久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一观点是传统理论所否认的。
可见，罗默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对现实有更强的解释力。在更近的研究中，罗默又把生产要素分为四个：资本、非技术劳动力、人力资本（可用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和点子（也许可用专利数来衡量）。不论是分成三个还是四个生产要素，罗默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不相一致。完全竞争意味着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它们接受主导市场的价格而不能改变它。在旧的理论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下这可以是事实。如果企业削减价格去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它们将得不到进一步的规模经济，就会有赔钱的可能。在罗默有三个（或更多）生产要素的理论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不见了。把所有这些生产要素加在一起，生产函数显示出递增的收益：如果你使所有这些要素增加一倍，产量可能增加不只一倍。在这个理论框架里，企业可以降低价格，增加产量，并且由于降低了成本可以比从前赚到更多的利润。在递增的收益下，竞争变成了不完全的，企业成了价格的制订者，而不是接受者。这实际上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改变。
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还是认为，在未来若干年内罗默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可能部分是因为现在经济学家已经掌握探讨它所需要的数学技术，经济理论的许多最新发展都是围绕着不完全竞争的观点展开的。放弃完全竞争可以不再意味着放弃对经济系统的大部分正规分析。罗默的理论在这方面是有前途的。罗默的理论从另一方面看也很吸引人，由于它只是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加入了新的要素，它可以被看作是对现存正统理论的扩展，这使它比较容易被接受。
如果说罗默的理论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新正统的话，那么斯考特所提出的理论则被认为是对它的主要挑战。这种理论很有特点，但不容易被接受。斯考特也认为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不能解释现实，但他不是要修正它，而是要完全抛弃它。斯考特理论的核心在于认为新古典生产函数对资本的计量方法是根本错误的。与这个生产函数相联系的是资本纯存量的变化，即总投资减去价值损耗。这意味着价值损耗是降低资本生产率的物质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也就是整个经济中减少的机器数。斯考特认为这种观点是错的。同时机器在适当的保养下是可以长年以它们应有的生产能力运转的。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更喜欢用总投资减被废弃的部分来计量资本的变化。但斯考特认为这也是错的。在变得无利可图时，机器大部分要被废弃。它们可能已被使用，但它们已不增加纯产出。这样它们的被废弃并没有使生产性资本受到任何损失。因此，没有任何扣除的总投资是资本存量变化的最好计量指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过去的所有总投资都能很好代表这个存量，因为无从知道旧资本一部分对总产出的贡献到底是多少。于是，把产出水平与资本水平联系在一起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必须抛弃。人们最好是用资本的变化即总投资，来解释产出的变化。
斯考特象罗默一样，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理解增长的关键。不过，在他的理论里，技术进步并不表现为独立的要素：他是把总投资和技术进步当作一回事来看待的。乍一看，这个观点可能似乎很费解，但确实有些事实在支持它。例如，在一项题为“经济增长中的发明”的经典研究中，施姆科勒分析了1800-1957年间世界各国在四个产业（农业、铁路、石油精炼和造纸）中近1000项重要发明，发现几乎每项发明的动机都是经济方面的，而没有一项发明的动机是纯粹为了科学发现。斯考特认为，科学进步可以增大有用创新的可能性，但创新是由与引起投资的同样的因素引起的，那就是它们被预期的可获利性。
尽管有斯考特的挑战，罗默还是认为值得花力气把知识和资本分开来分析。他指出，在近几十年中巨大的投资之所以在印度收效甚微而在亚洲“四小龙”收效显著，可能就是因为印度的投资发生在外贸和外国投资壁垒之后，是与有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知识脱节的，而“四小龙”的投资里却混合着大量的新知识。经济增长理论中出现的这种新的争论，反映了经济学家们对于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关系问题的普遍重视。
现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已显现出了重要的实用价值。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巴罗等人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罗默的理论比较了许多不同国家的增长率，统计显示这个理论是有效的。这项研究得出的结果发人深省：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而不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本投资，阻止了穷国赶上富国。随着这类研究的增多，新增长理论的价值会变得更清楚。它有可能使政治家们认识到过份集中地把注意力放在物质方面是错误的，从而对教育、投资、研究开发、贸易改革和知识产权等等之间的关系做出重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