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的七个方向：以运动性心理疲劳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疲劳论文,性心理论文,方向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10）10-0003-10
1 引言
与多情的艺术相比，科学给人的印象是严肃的、逻辑的、中立的、无情的，如笔者教授的行为科学多元统计以及发表的多数实证研究论文。但是，在曾经审阅过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中，曾有一篇让人潸然泪下。那是我的一名研究生做的硕士论文，主题是运动性心理疲劳，采用的是质化方法。作者在论文中曾这样描述：
“在集训的时候，我曾和队员一起，（晚上）10点出馆，草草吃过晚饭后，顶着星光，一起流着眼泪在天桥上唱歌，互相鼓励；曾在一名队员几乎将自己完全封闭，每夜训练结束后就把自己关在厕所不愿与人做任何交流的时候，敲开了厕所的门，听她说出自己的委屈，抱着她任她如婴儿一般号啕大哭；甚至，在我离队的日子，我也曾经接到运动员只有5个字‘姐姐，我想死’的短信，第一时间打车冲回宿舍，阻止了也许真的可能发生的悲剧。”（毕晓婷，2009）
这名研究生在进行心理疲劳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有过多次暗自神伤、潸然泪下的时刻，因为，她耳闻目睹奥运会集训的严酷和壮烈，并与运动员们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我们希望坚持传统的科学中立的原则，但也体验到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冲击：心理疲劳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也是一个动情的话题。
但是，作为学者，必须将这样一个感性的话题转换成一个理性的话题，以便开展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有序开展的系统工程。就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而言，这一系统工程主要围绕7个问题展开，即概念解构、测量方法、群体差异、相关因素、作用功能、发生机制和行为控制。表1以记忆为例，展示了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从表1可以看出，心理学研究往往以概念解构作为起点，将行为控制作为终点，并依此不断向前循环。
遵循同样的思路，我们运动心理学研究团队对运动性心理疲劳这一主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张力为、林岭、赵福兰，2006），提出了8个问题，并据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试图对这一主题有更加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将以概念解构、测量方法、群体差异、相关因素、作用功能、发生机制和行为控制这7个研究切入点为框架，介绍最近5年的研究成果，并讨论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概念解构
如前所述，科学是始自概念解构的系统工程。分析方法，或者分解方法，是近代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孙小礼，张增一，2004）。分解的问题，往往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正如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Burton Richter所说：“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洋葱，你剥掉洋葱的一层会发现什么？还有一层；你接着再剥掉一层后是什么？还有一层。”（萧扬·里克特，2002）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就是剥洋葱。翻开心理学的教科书，读到感觉、知觉、注意、记忆、表象、思维、人格、智力、应对等重要概念时，人们很快就会感到，不断分类是贯穿全书的探究思路。例如，人的聪明程度可用智商和情商衡量；智商又可分解为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言语智商的测量可分解为常识、理解、心算、两物相似、背数、词汇6个部分，而操作智商的测量则可分解为图像组合、填图、图片排序、积木拼图和译码5个部分。
同理，探讨心理疲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疲劳可以分为几类？经验告诉我们，一次力竭性体力运动（如最大摄氧量测试后造成的疲劳）、一次力竭性心算工作（如背诵圆周率1000位50 min）和10年单调枯燥的训练并不断在高压下参赛这三种诱因都会形成人的疲劳状态，但这三种疲劳的性质似乎有天壤之别。人们或许可将这三种疲劳状态分别称为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和心理疲劳。因此，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是：
问题1：如何有效区分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和心理疲劳？
显而易见，这一问题关乎心理疲劳的基本性质，而这些基本性质可以通过测量范式体现出来。
体力疲劳的典型测量范式是力竭性体力任务反应测试，例如最大摄氧量的测试。
脑力疲劳的典型测量范式是力竭性认知任务反应测试，基本思路是要求研究参与者完成短时间、高强度的认知任务，诱发脑力疲劳，并测量反应时变化。例如，王璐璐（2010）的一项研究采用脑力疲劳诱导程序和《风险倾向问卷》探索脑力疲劳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该研究沿用脑力疲劳诱导范式（Braver等，2001; Van der Linden,2006），编制了脑力疲劳诱导程序。程序安排如下：字母在计算机屏幕上持续依次出现，每次呈现一个字母。目标实验是指以“线索探测”顺序出现的字母，即线索字母A先出现，探测字母X随后出现。3个干扰字母在线索字母和探测字母之间出现。字母表中的其他字母作为无效线索字母或非目标探测字母或干扰字母出现，由于字母K和Y与X较为相似，因此，将K与Y剔除。字母顺序以伪随机顺序出现，目标实验出现频率为70％，非目标实验出现频率为30％。非目标实验被分为3种，每种占10％：无效线索—目标字母的BX类（*—X）实验；有效线索—非目标字母的AY（A—*）类实验；无效线索—非目标字母的BY（*—*）类实验。屏幕背景为黑色，线索字母和探测字母为红色，字母为大写，24号字，字体为Helvetica，持续时间为300 ms，呈现在屏幕中央。干扰字母为白色，3个干扰字母依次呈现，每个持续300 ms，刺激间隔为1000 ms。线索字母和探测字母之间间隔4900 ms。实验间距为1000 ms。研究参与者对线索字母和目标字母都需要进行反应，从刺激出现，研究参与者有1300 ms进行反应。对每次反应给予正误反馈，在屏幕下方显示为“正确”或“错误”，持续时间为300 ms。反应时间超过这个限度将不会被记录并给予反馈（“超时”）以督促研究参与者提高速度。记录反应错误率和反应时间（精确到1 ms）。预试需要进行30次反应，预试数据不计入正式实验内。反应时间即字母出现到研究参与者按键之间的时间；实验间距是指研究参与者按键反应完毕到下一次试验线索字母出现的时间。每组有30次试验，共进行25组，持续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从以上描述可见，完成这一脑力工作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实验操作检验表明，脑力疲劳干预前后两次施测的斯坦福困倦量表得分差异显著（d＝－0.56，t＝－2.414，P＜0.05），效果量为r[2]＝0.16。王璐璐（2010）依此程序对32名实验参与者进行脑力疲劳诱导，然后，比较诱导前后风险偏好的差异。结果显示，脑力疲劳干预后，实验参与者的风险决策倾向有了显著性差异，脑力疲劳导致参与者进行风险规避。
心理疲劳的典型测量范式是自陈报告。例如，在一份问卷中请研究参与者根据里克特量尺表述他们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观感受。
本文着力探讨的疲劳，是指在长期、高压条件下进行单调的、大强度的训练和比赛所造成的力竭感、疲惫感、倦怠感，而不是完成一次体能性或认知性力竭任务后产生的力竭感和疲惫感。我们认为，有必要采用一种可比的测量方式在概念上将这3种疲劳进行区分。为此，孙锦绣（2010）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通过认知判断作业和情绪判断作业探讨心理疲劳、体力疲劳、脑力疲劳的差异。该研究将120名咨询工作者分为4组：MBI-GS上得高分（≥3.50分）且不完成体力或脑力任务者形成心理疲劳组（n＝30），MBI-GS上得低分（≤1.49分）且完成力竭性跳绳50 min任务的体力疲劳组（n＝30），MBI-GS（Kalimo等，2003）上得低分（≤1.49分）且背诵圆周率1000位50 min形成的脑力疲劳组（n＝30），MBI-GS上得低分（≤1.49分）且不完成体力或脑力任务者形成控制组（n＝30）。实验一要求研究参与者在信号检测任务中判断是否出现了有缺口的大圆套小圆的目标图形。结果表明，心理疲劳组的辨别力指数、判断标准、反应正确率和正确反应时与对照组无可靠差异。实验二要求研究参与者在情绪图片效价判断任务中判断情绪图片为积极、消极还是中性图片。结果表明，心理疲劳组更多地将3类情绪图片判断为中性图片，体力疲劳组更多地将3类情绪图片判断为积极图片，脑力疲劳组更多地将3类情绪图片判断为消极图片，控制组将3类情绪图片判断为积极、消极和中性图片的数量没有可靠差异。孙锦绣（2010）的研究结果提示，认知刺激的分类判断似乎难以区分3种疲劳状态，但情绪刺激的分类判断似乎可以有效区分3种疲劳状态；这进一步提示，心理疲劳似乎更多地与情绪反应相关。
对心理疲劳进行解构的最重要研究成果是Maslash等人（Maslash,1982; Maslash & Jackson,1981、1984、1986; Malslach、Jackson & Leiter,1996）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三因素模型。Maslash等人认为，心理疲劳主要由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personal accomplishment）构成。其中，情绪耗竭是最先产生的症状和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后来的许多研究均支持了对心理疲劳进行分解的三因素模型（Evans & Fischer,1993; Koeske & Koeske,1993; Lee & Ashforth,1996）。此后，20世纪90年代，Eades（1991）将大学生运动员的心理疲劳分解为6个维度，即运动能力的消极自我概念（negative self- concept of athletic ability）、情绪和体力耗竭（emotional and physical exhaustion）、心理退缩（psychological withdrawal）、由教练员和队友引起的运动贬值（devaluation by coach and team mates）、运动员与教练员期望的协调性（congruent athlete- coach expectations）和成就感（accomplishment）。最近，Raedeke和Smith（2001）又将运动员的心理疲劳简化为三维度，即情绪和体力耗竭（emotion/physical exhaustion）、成就感的降低（reduced sense of accomplishment）和对运动的消极评价（sport devaluation）。之后，对运动员心理疲劳的研究多以Raedeke和Smith（2001）的《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简称ABQ）作为三维运动心理疲劳的测查工具。我们的问题是，这一划分是否适用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在举国体制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运动员？这是需要回答的一个跨文化效度问题，即：
问题2：运动性心理疲劳三因素结构是否完备？
为回答这一问题，毕晓婷（2009）邀请6名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项目运动员为研究参与者，探索中国奥运选手运动性心理疲劳的结构。选择这样一个小群体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中国艺术体操队的训练耗时最长，要求极高，运动员伤病频频，体重控制极为严格，这种项目特征、训练安排和高度压力，使运动员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心理疲劳，有利于直接对这种现象进行行为观察和结构剖析。该研究采用追踪式的质化研究方法，在历时1年11个月的备战参赛北京奥运会过程中，以参与性观察者的身份，对这6名运动员进行了密集的行为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保留了7万多字的详尽记录。然后，使用Nvivo7.0软件对这些笔录进行了分析，获得了对运动性心理疲劳结构的主题归纳结果。所得主要成果是：运动性心理疲劳确为一个三因素结构，没有必要新增或删减任何维度。但是，该研究更有价值的发现是，运动性心理疲劳是一个三因素随训练比赛周期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中，“情绪和体力耗竭”和“对运动的负评价”两个因素的变化规律相似，均在比赛期增加，在调整期降低；而“运动成就感降低”因素则相反，在比赛期降低，而在休息期提高。
3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问题往往伴随概念解构问题而生并为概念解构服务。仅仅提出一个重要概念的因素结构，但没有相应的测量方法，往往会使科学研究停滞在概念争辩层面，无法继续向行为控制层面迅速挺进。重视创造和改进测量方法的科学哲学背景可以追溯到194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Percy Williams Bridgman的操作主义：概念与相应的操作是同义的（Bridgman,1927）。E.L.Thorndike也曾声称：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在量中存在（Thorndike,1918）。量的存在则是可以测定的。心理学之所以能够摆脱哲学，发展成为科学分支，最重要的推力之一当属各种测量方法的演进，它使实验、调查等实证研究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在运动性心理疲劳研究领域，自陈报告是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最简便、最直接的方法，《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ABQ; Raedeke & Smith,2001）被公认为是最合适的自陈报告测量工具之一（Cresswell & Eklund,2006; Goodger、Gorely、Lavallee & Harwood,2007）。但该问卷的3个分量表（成就感降低、情绪体力耗竭、运动的消极评价）相互独立，不能合并为一个总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如何综合地、整体地评价运动员的心理疲劳程度？如果3个分量表得分都很高，可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心理疲劳。但是，高到多少就可以判定为高呢？还有，如果出现一高两低或两高一低的情况，应如何综合判断心理疲劳？我们可以将这些测量方法问题归结为：
问题3：如何依据ABQ分数评价运动性心理疲劳？
为回答上述问题，张连成、张力为（2010）通过两项调查来建立一个技能类项目运动员心理疲劳的评价标准，并解决综合评价的问题。
调查一选取我国技能类项目运动员381人，对他们进行了心理疲劳和训练比赛满意感的测量。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心理疲劳可以解释训练比赛满意感总方差的35.3％。同时，根据优势分析的结果，使用标准分计算心理疲劳，得出心理疲劳的计算公式：
Z加权总分＝Z成就感降低×0.47＋Z情绪／体力耗竭×0.21＋Z运动的消极评价×0.32
进而结合教练员、运动员的意见，并参照其他人的分类，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心理疲劳得分，将研究参与者分为：无心理疲劳（下位25％）、轻度心理疲劳（中间50％）和严重心理疲劳3组（上位25％）。因此，可根据上述公式将心理疲劳的判断标准界定为：Z加权总分＜－0.55为无心理疲劳，在－0.55～0.50之间为轻度心理疲劳，≥0.50为严重心理疲劳。
调查二另选取我国技能类项目运动员192名为研究参与者，进行了心理疲劳、训练比赛满意感、运动动机以及自尊的测量，并以训练比赛满意感、运动动机以及自尊作为效标，检验调查一制订的心理疲劳评价标准。对调查数据进行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心理疲劳、轻度心理疲劳和重度心理疲劳3组在上述3个因变量上均表现出可靠性差异，且差异的方向与理论预测完全一致，即心理疲劳时研究参与者的训练比赛感、运动动机和自尊向低分方向转变。这一检验结果提示，调查一制订的标准对于评价技能类项目运动员的心理疲劳，在理论上和操作上是合适的。
自陈报告虽然是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最简便、最直接的方法，但用其他方法对运动员的心理疲劳进行交叉检验，从不同侧面考察心理疲劳，也是极其必要的。一般来说，对某一心理特征的测量与评价，多维度方式优于单维度方式。从不同维度测量与评价心理疲劳的具体研究问题是：
问题4：可以用生理和生化这两类指标评价运动性心理疲劳吗？
马群（2009）曾探讨过采用电生理指标测量与评价运动性心理疲劳的可行性，具体研究方向是：不同心理疲劳程度运动员的心率变异性（HRV）和脑电图（EEG）特征。该研究（马群，2009）以48名较高水平射击运动员为研究参与者（健将级运动员15人、一级运动员20人、二级运动员7人；平均年龄20.52岁），采用3×3混合实验设计进行电生理测查。具体的操作路线是：首先，根据《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ABQ）和张连成（2008）建立的心理疲劳评价标准，将研究参与者分为严重心理疲劳组、轻度心理疲劳组和无心理疲劳组。然后，以减法心算为应激源，采用“基线期—应激期—恢复期”范式，利用生理相干与自主平衡训练系统（SPCS）和Spirit BioTrace＋生物反馈系统同时记录这些运动员的HRV和EEG信号。对这些信号进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心理疲劳程度运动员在HRV部分线性分析指标上存在可靠差异，但在EEG节律上无可靠差异。这一结果提示：HRV线性分析指标对运动员的心理疲劳程度较为敏感，严重心理疲劳运动员的HRV的功率谱呈现总变异性相对较大及低频增加的特点；相对而言，EEG的功率谱分析指标对运动员的心理疲劳程度不敏感。
孙锦绣（2010）最近利用心理学广泛应用的另一种电生理指标事件相关电位（ERP），探讨了运动性心理疲劳与一般性心理疲劳及常态之间的差别。该研究（孙锦绣，2010）将咨询工作者22人分为两组：MBI-GS（Kalimo等，2003）上得高分（≥3.50分）者形成普通人心理疲劳组（n＝11），MBI-GS上得低分（≤1.49分）者形成普通人对照组（n＝11）；将运动员20人分为两组：MBI-GS上得高分（≥3.50分）者形成运动员心理疲劳组（n＝10），MBI-GS上得低分（≤1.49分）者形成运动员对照组（n＝10）。所有运动员实验当天晨尿尿蛋白含量均不超过“15 mg／dl”，以控制生理疲劳的影响。实验一要求研究参与者在信号检测任务中判断是否出现了有缺口的大圆套小圆的目标图形。结果表明，完成认知刺激分类判断任务时，各组ERP的N1峰值／潜伏期、N2峰值／潜伏期和LPC（400～600 ms）平均幅值上均无可靠差异。实验二要求研究参与者在情绪图片效价判断任务中判断情绪图片为积极、消极还是中性图片。结果表明，完成情绪刺激分类判断任务过程中判断消极和中性图片时，LPC（400～600 ms）平均幅值能够检测到运动员心理疲劳组和运动员对照组在不同脑区上的可靠差异，而普通心理疲劳组和普通对照组则无可靠差异。孙锦绣（2010）的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完成情绪刺激分类任务时，电生理学指标ERP的LPC（400～600ms）平均幅值对运动性心理疲劳较为敏感。
竞技运动领域中，经常运用生化指标监测运动员的生理疲劳。那么，这些测量生理疲劳的生化指标与测量心理疲劳的心理指标有何关系？可以用生化指标反映运动员的心理疲劳程度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林岭（2006）曾对某省射击射箭队备战全运会的37名健将以上级别运动员（男19，女18）进行了12个月的追踪调查和追踪实验，结果表明，反映机能状态的生化指标（血色素Hb、血睾酮T、血尿素BUN）与心理测量指标（POMS、ABQ）间均无可靠相关。这提示，心理疲劳与生理疲劳性质明显不同。
在对运动性心理疲劳测量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之后，总结出如下两点看法：
第一，生理疲劳的鉴别标准似乎比较成熟，可以参照多种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如晨脉、血乳酸、肌酸激酶、血睾酮、血尿素等。但是，相比而言，心理疲劳仍然缺乏明确的鉴标。因此，尽管自陈报告存在社会期待效应等明显缺陷，但运动员关于训练、比赛的主观感受对于运动性心理疲劳的诊断来说，总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HRV和ERP这样的电生理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评价心理疲劳的指标，但血色素Hb、血睾酮T、血尿素BUN这样的生化指标不能作为评价心理疲劳的指标。
4 群体差异
在概念解构和测量方法两个领域取得进展之后，科学研究几乎是立刻向群体差异挺进。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区别对待总是有助于个体发展和种系进化，而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是最容易吸引人们注意的群体差异方向。在竞技运动领域，教练员的心理疲劳是较少得到重视但对训练竞赛和运动员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2010年中国女排频繁换帅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孔宁，2010），但或许也与教练员的心理疲劳有关。我们的一个研究问题是：
问题5：执教年限不同的教练员心理疲劳会有差异吗？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张力为、赵茜（2006）曾对208名执教时间自5～35年不等的教练员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他们以Raedeke等人（Raedeke,1997; Raedeke & Smith,2001）的运动性心理疲劳测量构想为基础，从成就感降低、情绪／体力耗竭、运动负评价3个心理疲劳维度出发，将测量运动员心理疲劳的《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ABQ; Raedeke & Smith,2001）修订为测量教练员心理疲劳的《教练员心理疲劳问卷》（CBQ）。测量结果发现，以中位数12年为界将教练员分为两组时，比较而言，执教时间长的教练，心理疲劳程度高；执教时间短的教练员，心理疲劳程度低。具体表现为，执教时间长的教练员，情绪／体力耗竭得分更高（t＝2.83，P＝0.01），对运动的消极评价得分更高（t＝3.90，P＝0.00）。但是，在成就感降低维度上，执教时间长和执教时间短的教练员之间无可靠差异（t＝0.12，P＝0.90）。该结果与王燕（2005）对教师的测试结果相同（工龄11～20年的教师的情绪衰竭程度显著高于工龄5年以下组和工龄6～10年组），但与叶科（2005）的综述报告不同（40岁以下的教师比年长教师更易产生职业枯竭感）。张力为、赵茜（2006）的研究还发现，在构成教练员心理疲劳的三因素中，情绪体力耗竭得分高于成就感降低得分（12.25 vs.10.86; F＝26.37,P＝0.00），成就感降低得分高于对运动的消极评价得分（10.86 vs.9.93；F＝16.07，P＝0.00）。这提示，教练员的心理疲劳更多地表现在情绪和体力耗竭的主观感受上。相对而言，教练员对运动的消极评价不甚明显。更准确地说，教练员对所从事的运动仍保持着相对积极的评价。
赵茜、张力为（2007）的另一项研究利用CBQ对296名教练员（22～58岁，平均年龄为39.28±7.24岁；执教年限5～35年，平均执教年限为12.05年）进行了测量并调查了他们的工作特征，重点分析了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相关因素。标准回归分析表明（表2），对于成就感降低维度起预测作用的有3个变量，分别是文化程度、执教年限、每周工作小时数；对情绪体力耗竭维度起预测作用的是执教年限、工作量主观感受程度；而对于运动负评价维度起预测作用的有执教年限、工作量主观感受程度、周工作小时数等3个变量。表2的结果提示，教练员执教年限与心理疲劳三因素的关系均有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执教年限越长，情绪／体力耗竭感和对运动的消极评价越多，但成就感降低越少。
5 作用功能
在科学研究中，某一心理学构念的作用与功能（如同情心、攻击性、成就动机、完美主义的作用与功能）主要是指某一构念或某一现象对其他心理构念的影响，对工作的影响，对健康的影响，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等。就运动性心理疲劳来说，相应的研究问题是：
问题6：心理疲劳对训练质量、比赛效果等训练学变量和成就动机、训练比赛满意感等心理学变量有何影响？
有许多感性的资料、定性的资料可以说明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消极作用。以下的话取自运动员的原话：
“我是真的不行，我太疲了，我现在是既不想打，也不想练，我就想休息。”
“别让我看见网球拍别让我看见网球场别让我看见教练队员别让我看见绿的红的，我现在看见网球场我就犯困，我再这么下去我只能越打越差。”
“让我放个大假吧，不然就让我彻底放假吧。”
“我们现在每天就是在这耗，根本不是在这练，大家做动作的时候完全没什么表现力，谁还有那心思？”
“说了休息休息说了多少次了，说比赛完就休息，结果呢？再不休息我们都练成傻子了，你看谁还有表情？”
“如果为了奥运会还得这么弄一年，我不想参加奥运会了。我练这么多年，不是我怕累，其实训练量不大，可是心理上不想练啊，我恨不得就用训练绳把自己勒死算了。”
同时，也有一些理性的证据说明运动性心理疲劳的作用。如前所述，张连成、张力为（2010）的一项研究选取技能类项目运动员381人，对他们进行了心理疲劳和训练比赛满意感的测量。多元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将运动性心理疲劳作为自变量时，它可以解释训练比赛满意感总方差的35.3％。应该说这是一个大效果量了。张连成、张力为（2010）对另外192名技能类项目运动员的研究还发现，无心理疲劳、轻度心理疲劳和重度心理疲劳三组在训练比赛满意感、运动动机以及自尊3个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的方向与理论预测完全一致，即心理疲劳时，研究参与者的训练比赛感、运动动机和自尊向低分方向转变。
上述两项结果提示，如果运动性心理疲劳可以作为训练比赛满意感和运动动机的重要预测变量，那么，它或许也可以预测运动寿命的长短。有理由猜测：运动性心理疲劳越严重，运动寿命就越短。或许这可以解释中国运动员运动寿命较短的部分原因：早期专项化训练、高强度的密集训练、完全定向于比赛成绩的高压力导致运动性心理疲劳，进而导致运动员尽管成绩显赫，但选择较早退役。当然，这一假设性解释需要跨文化实证研究的检验。
6 发生机制
发生机制主要是指某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影响因素和中枢机理。我们对心理疲劳的探索理应包括对心理疲劳产生原因、影响因素以及中枢机理的探索。因此，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问题7：运动性心理疲劳的产生原因和中枢机理是什么？
关于运动性心理疲劳的产生原因，刘方琳（2005）曾对4名优秀田径运动员（平均年龄22.75岁，平均训练年限9.50年，2男2女）进行过一项访谈调查，经过分层内容分析，从原始访谈记录中提取出51个与心理疲劳影响因素有关的原始主题，并向上层层归纳，生成了21个一级主题、12个二级主题、6个三级主题，最后集结为两个一般主题：外源性压力和内源性压力。内源性压力包括认知因素、人格因素和年龄因素，外源性压力包括社会因素、训练比赛因素和项目特点因素。在另一项研究中，刘方琳（2005）还对13名田赛教练员（平均年龄40.92岁，平均执教年限16.38年，高级职称7人，中级职称6人）进行了一项访谈调查，结果表明，教练员心理疲劳的内源性因素除了认知因素、人格因素和年龄因素之外，还包括投入因素；外源性因素则包括工作内容因素、组织因素和社会因素。刘方琳（2005）认为，运动性心理疲劳更多地是源于过大的身体负荷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自我高定位、对社会评价敏感等内源性压力，或者缺乏社会支持、职业高风险等外源性压力。
林岭（2006）对不同项目（射击、射箭、柔道、手球、跆拳道、举重、曲棍球、垒球、摔跤、田径）125名健将级以上的运动员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则发现，影响运动员心理疲劳的主要因素包括训练因素（选择人数占81％）、环境因素（占75％）、社会支持因素（52％）、个人认知因素（占48％）。关于训练因素，训练组织方式（如单调、沉闷等）是最主要原因，其次是训练负荷；关于环境因素，管理制度不合理、管理环境太封闭、队内环境不和谐是最主要原因；在社会支持因素中，最主要原因是缺乏沟通与社会交往、忧虑个人前途、缺乏教练的信任与支持；在个人认知因素中，个人目标定位过高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据此，林岭认为（2006），外源性的训练因素和管理因素是运动员心理疲劳的最重要原因。
关于运动性心理疲劳的中枢机理，前述的孙锦绣（2010）的ERP研究提示，完成认知刺激分类判断任务时，普通人心理疲劳组、普通人对照组、运动员心理疲劳组、运动员对照组4个组ERP的N1峰值／潜伏期、N2峰值／潜伏期和LPC（400～600 ms）平均幅值上均无可靠差异；但完成情绪刺激分类判断任务过程中判断消极和中性图片时，LPC（400～600 ms）平均幅值能够检测到运动员心理疲劳组和运动员对照组在不同脑区上的可靠差异，而普通心理疲劳组和普通对照组则无可靠差异。这一研究结果提示，运动性心理疲劳更多的是情绪变化症状而不是认知功能变化症状。
总的来说，在运动性心理疲劳发生机制的探索方面缺乏严格进行实验控制的研究，因而缺乏有力的因果关系的证据。原因之一是在实验室诱发心理疲劳（包括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有道德限制，且操作困难。
7 相关因素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建概念系统。学科内部重要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概念系统的基础，也是学科研究的重点。相关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关系：前因、后果、尚无法确认因果关系的关联性因素。一般而言，只有实验研究才能确认因果关系。但由于主动诱发运动性心理疲劳并将其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存在道德上的限制和操作上的困难，因此，运动性心理疲劳相关因素的探索更多地还是局限在相关关系层面的探讨，而不是因果关系层面的探讨。在构建运动性心理疲劳概念系统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问题8：在理论上，运动性心理疲劳应当与哪些心理学构念和心理学现象有关？
赵福兰（2007）曾对心理疲劳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研究参与者为举重、柔道、摔跤、跆拳道等8个项目66名高水平运动员（男32人，女34人；健将和国际健将61人，一级运动员5人；平均年龄22岁；平均运动年限为8.71年）。该研究表明，运动员感知到的教练员社会支持与成就感降低（r＝－0.41，P＜0.01）、情绪体力耗竭（r＝－0.29，P＜0.05）及对运动的消极评价（r＝－0.30，P＜0.05）均呈中低度负相关。与她的理论预测相符，运动员感知到的教练员社会支持越多，心理疲劳程度越轻；运动员感知到的教练员社会支持越少，心理疲劳程度越重。该研究提示，教练员的社会支持既可能是运动员心理疲劳的诱因，也可能是运动员心理疲劳的解药。当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有待实验研究或具有交叉滞后性质的调查研究的检验。
柴岭（2008）曾对160名女子柔道运动员（二级运动员26名，一级运动员62名，健将运动员52名，国际健将14名，另有6名运动员运动等级不详；平均年龄为21.72岁）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用［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量表］（16PF）和［运动员心理疲劳量表］（ABQ）对她们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在16项特质中，兴奋性对成就感的降低以及情绪／体力耗竭两维度均有可靠的负向预测作用；稳定性对运动的负评价维度具有可靠的负向预测作用；紧张性对情绪／体力耗竭有可靠正向预测作用。在次元人格中，适应与焦虑对成就感的降低以及情绪／体力耗竭均有可靠的正向预测作用；内外向性对成就感的降低、情绪／体力耗竭以及运动负评价有可靠的负向预测作用；应用性次元人格中健康者的人格对成就感的降低、情绪／体力耗竭以及运动负评价均有可靠的负向预测作用。研究还发现，16项特质中，稳定性、敏感性对临赛前成就感的降低维度的变化有可靠的负向预测作用。这提示，随着比赛的临近，应该更加关注稳定性低的运动员以及敏感性低的运动员，给予合理的干预措施。次元人格中，内外向性对临赛前成就感的降低以及情绪／体力耗竭维度的变化有可靠的正向预测作用。这提示，随着比赛的临近，应该及时调整外向者关注的焦点，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来。
赵茜、张力为（2007）对296名教练员（22～58岁，平均年龄为39.28±7.24岁；执教年限5～35年，平均执教年限为12.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与理论预测相一致，教练员心理疲劳与教练员工作满意感呈负相关关系：成就感降低程度越轻（r＝－0.393，P＜0.01）、情绪体力耗竭感越少（r＝－0.337，P＜0.01）、对运动负评价越少（r＝－0.243，P＜0.05），工作满意感越高。
8 行为控制
科学的目标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描述、预测、解释与控制。控制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当然也是最重要目标。目前，关于控制运动性心理疲劳的实证研究不多，仅见的几例包括Gould等人（Gould等，1996）对少年网球运动员进行的调查研究、Cresswell和Eklund（2003）对橄榄球运动员进行的调查研究、林岭（2006）对射击射箭运动员进行的干预研究、许昭（2009）对山东省备战十一运会部分运动员心理疲劳的干预、李靖等人（李靖、蒋丰、王旭东，2009）评估和比较了自选音乐与放松音乐对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治疗效果。对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控制，应当从产生原因入手。根据前文分析，运动性心理疲劳的产生原因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根据林岭的研究（2006），外源性的训练因素和管理因素可能是运动员心理疲劳的最重要原因。根据毕晓婷（2009）的研究，运动员的自控感是影响心理疲劳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控制运动性心理疲劳，或许应当特别重视改善训练方式、提高管理质量以及提高运动员自控感等。同时，也要针对其他原因进行系统调节。在此，介绍控制运动性心理疲劳的8种方法。
8.1 进行系统监测
“预防比治疗更有效”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因此，应当对运动员进行心理疲劳的系统监测。一旦发现早期症状，及时进行干预。而运动性的心理疲劳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运动员最初可能只是感到有些厌倦，此时如果不给予必要关注和干预，这种厌倦感就可能会发展成为疲劳感甚至是耗竭感。系统监测有助于防患于未然。
8.2 增加自主决策
毕晓婷（2009）的研究发现，训练周期和心理疲劳的调节措施同时以运动员的“控制感”为中介对心理疲劳产生影响，导致了运动性心理疲劳的动态变化。因此，对心理疲劳的干预从根本上应当指向如何帮助运动员提高控制感。而增加自主决策的机会是提高控制感的有效手段之一。教练员应为运动员提供尽可能多的自主决策的机会，增强运动员的自控感，减少运动员的被练感。例如，每月一次，让队长或训练表现最好的运动员在身体训练计划范围内决定身体训练的方式，如决定去游泳、踢足球还是打羽毛球。自控感或自主决策的感受可以帮助运动员维持训练兴趣和训练动机。
8.3 变换训练方式
著名的感觉剥夺实验（Bexton、Heron & Scott,1954）提示，2～3天的极度“安静”会损害人的各种心理功能，使人“发疯”。刺激或刺激的变化如同水、食物、阳光一样，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同理，具有不断重复特点的长期训练所造成的单调感和枯燥感也会对运动员产生不良影响，其主要标志便是训练兴趣减弱和训练动机下降。应对方式之一是不断改变训练方式，如准备活动的音乐、身体训练的内容、技术训练的形式、训练场地的布置等，以缓解训练的单调和枯燥。
8.4 变换休息方式
变换休息方式的主要目的是转移运动员对训练比赛问题的注意，以避免中枢神经系统不断加工训练比赛信息时可能产生的保护性抑制。应当鼓励运动员和教练员发展训练以外的兴趣和爱好，鼓励他们在休息时间投入自己喜欢的课余活动（如读书、编织、上网等）。同时，也需要经常性地组织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集体休闲活动，如拓展训练活动等，以丰富运动员的业余生活，防止运动员由于过度关注训练比赛而造成的心理疲劳。
8.5 提供社会支持
张力为、梁展鹏的研究表明（2002），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运动项目、运动等级、训练年限，2.70％，F＝0.61，P＞0.05）和个人自尊（15.40％，F＝20.48，P＜0.01）对一般生活满意感总方差的预测贡献之后，社会支持（包括教练、队友、朋友、家庭、与重要他人的相似性、与重要他人的和谐性）仍可对一般生活满意感总方差做出实质性的增值预测贡献（13.90％，F＝3.50，P＜0.01）；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运动项目、运动等级、训练年限，7.40％，F＝1.75，P＞0.05）和个人自尊（4.50％，F＝5.59，P＜0.05）对训练比赛满意感总方差的预测贡献之后，社会支持（包括教练、队友、朋友、家庭、与重要他人的相似性、与重要他人的和谐性）仍可对训练比赛满意感总方差做出实质性的增值预测贡献（18.10％，F＝4.42，P＜0.01）。张力为、梁展鹏（2002）的研究还表明，在教练、队友、朋友、家庭这4种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中，教练支持对于运动员训练比赛满意感的预测贡献最大，朋友支持对于运动员一般生活满意感的预测贡献最大。而人在高压力下，在遇到困难、挫折和严峻挑战时，寻求社会支持的倾向会提高。因此，社会支持对于长期处于高压力下的运动员尤为重要。赵福兰（2007）的研究发现，运动员感知到的教练员社会支持与运动员心理疲劳各维度之间均有显著相关，且成就感降低维度与运动员感知到教练员社会支持相关更为密切。这一成果提示，运动队应当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使运动员和教练员在伤病、失败、家庭问题、退役问题、与重要他人产生矛盾等重大生活事件和日常困扰面前，能够方便地寻求到社会支持。
8.6 设置短期目标
训练和比赛的短期目标容易使运动员更快得到积极反馈，进而维持对训练的兴趣及提高自信，减少成就感降低的可能性。因此，应当帮助运动员设置多样化的短期目标，包括技术训练目标、身体训练目标、心理训练目标、伤病恢复目标等。这些目标应可操作，可检验，时间短（如每天的目标、每周的目标）。
8.7 诚心悦纳自我
接受自己的缺点与优点，接受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保持乐观豁达的态度，有助于以良好心态应对困难，保持自信，减轻心理疲劳的感受。
8.8 注意营养补充
一些食品中的营养物质有助于控制心理疲劳。例如，吃黑芝麻、核桃仁、瓜子仁，或者吃巧克力等可提高色氨酸利用率，保持5-HT的正常水平（提高则产生抑郁），提高抗抑郁的能力；适当补充面包、麦片等有助于保持血糖值稳定；适当补充碱性食物，如各种蔬菜水果，不使γ-氨基丁酸等代谢产物（中枢神经抑制性介质）增多。
9 总结
本文从概念解构、测量方法、群体差异、相关因素、作用功能、发生机制和行为控制7个方面介绍了我们运动心理学研究团队在运动性心理疲劳问题上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在前6个方面，正在积累实证研究成果；在行为控制方面，正在萌发实证研究设想。我们认识到，在运动性心理疲劳研究领域，这7个方面的研究有不同的重要性。一个研究团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解决所有7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哪些领域是更值得投入的领域呢？哪些问题是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本文认为，运动性心理疲劳的原因和控制可能是需要更多关注的方面。研究表明（如毕晓婷，2009），控制感、自主性可能是运动性心理疲劳产生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些因素可能也是控制运动性心理疲劳的有效方式。因此，自我控制与心理疲劳的关系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同时，其他诱发心理疲劳的可能原因（如社会支持）是否可以成为心理疲劳的控制方式，仍需要通过实验研究明确其间的因果关系。
收稿日期：2010-08-30；修订日期：201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