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世界观形成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世界观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从建党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足迹遍布各条战线，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从客观来说，是时代的产物；从主观来说，是他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结果。周恩来世界观的形成，经过了一个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到青年时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今天我们探讨青年周恩来世界观的这一形成过程，不仅是对他的很好的纪念，而且是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宝贵的教材。
(一)少年树立远大志向
青年周恩来世界观的形成，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走过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但又有他自己明显的特点。周恩来充分肯定“五四”时代所提倡的“叛逆精神”。他从不讳言自己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后来他曾说过，如果有时间，他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他从封建官僚家庭出身转变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在青少年时代，主要是政治思想早熟，并树立远大志向。
周恩来在童年就接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从4岁开始，他便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进家塾读书；6岁到淮阴外祖父家居住，并在万氏家塾读书。他在私塾读书，虽然受的主要是旧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但同时也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外祖父家有丰富的藏书，他阅读了许多古今诗文、民间小说和史书札记，《三国》、《说岳》、《西游》、《水浒》，还有《镜花缘》、《红楼梦》，都是他最爱读的书。这些书不仅使他增长了文史知识，还初步培养了他的民族气节和敬忠憎奸的是非观念。在这一段时间里，在思想上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表舅龚阴孙和表舅家塾的塾师周先生。龚阴孙是一个革新派，是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信徒。周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思想也比较开明。周恩来在表舅家读书，向周先生学了许多文化知识，也受到了龚阴孙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这一段学习生活，对他后来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1952年他对龚家的一位亲戚说过：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
由于种种原因，父辈不能料理家事，生母和养母又相继去世，10岁的周恩来，作为父辈四房的长子，过早地担起了主持家政、料理这个濒于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重担。这时，这个家已是债台高筑，周恩来不得不靠典当和借债度日，所到之处，遇到的尽是鄙薄的面孔和冷漠的眼光。这一时期，是他最困苦的少年时代。生活的贫困，度日的艰难，世态的炎凉，激起了他对封建社会的深切憎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和对封建社会的强烈不满，成为周恩来走上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的初始动因。
1910年，周恩来随伯父去奉天(今沈阳)，先后在铁岭银岗书院和东关模范学校读了3年小学。这个时期是周恩来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期。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1]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亡，民国肇兴，封建专制思想大受冲击，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小学。在这里，他读了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报》、《民立报》，这些革命书报深深地启发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周恩来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时说，他13岁读章太炎的《国粹学报》，虽不大懂，但也启发他的爱国思想，以后读顾炎武、黄梨洲等人的书，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周恩来的言论和行动，都充满着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思想。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时，周恩来深受鼓舞，不但自己首先剪去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表示同清政府决裂，还以极大的热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演讲会上，发表了禁烟救国的演说。在这里，他树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周恩来后来回顾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历程时曾说：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从爱国到革命，到为民族的解放和强盛而奋斗，这几乎是一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但像周恩来那样在少年时期就树立爱国革命的思想，却是不多见的。
1913年8月，周恩来小学毕业，随同伯父从沈阳来天津，到南开学校读中学。经过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华大地民族意识迅速觉醒，民主精神空前高涨，新文化运动波涛涌起，周恩来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也被卷进了这个巨大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周恩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前进，接受民主和科学的熏陶，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南开学校，周恩来一方面勤奋刻苦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在学好学校规定课程的同时，还读了许多课外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和历史。他尤其爱读的是《史记》、《资治通鉴》、《汉书》、《三国志》等，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的著作，以及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也在此列。通过这些学习，他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文史知识，拓宽了视野和思路。当然，推动他迅速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还是革命爱国斗争。入南开学校的第二年，即1914年3月，他和三位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创办了他任主编的会刊《敬业》月刊，同时，还编辑出版了《校风》周刊。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他在《敬业》、《校风》上写了很多提倡民主、科学，解放女子，打倒孔家店的文章。面对袁世凯窃国和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局，他在1915年冬写的一篇题为《多难以固邦国论》的作文中，历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史实，大声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表达了他反对列强，拯救民族危亡的爱国革命思想。在1916年10月，南开学校召开了愤怒声讨法帝国主义武装占领天津老西开侵略罪行的全体大会。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中国现实之危机》的演讲，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这篇演讲中，周恩来指出了中国存在亡国亡族的现实危机，分析了造成这种危机的两个原因是“武人政治”和列强侵略，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在于缺乏“直捣黄龙，剪除旧类”的彻底革命精神，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敷衍姑息，以至造成“今日之时代危机”，指出了爱国青年学生的使命，是要忧国家民族之所忧，急国家民族之所急，奋起斗争，救亡兴国。[2]102-107它不但表明了周恩来强烈的民主思想、爱国思想和远大志向的实质内容，而且说明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相当的深度。
一个革命者的成长，特别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成长，主要的是他的革命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也与他自己的品德、性格和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不但志向远大，思想上进，而且品德高尚，性格优良，情感丰富。这些优秀的个人品质，在南开学校时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锻炼。他从年轻时起，就把个人品德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他在一篇题为《尚志论》的作文中写道：“志固尚己，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3]25“计其大”，就是把思想品德和立志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要放在首要地位。
(二)南开学校奠定哲学基础
南开时期的周恩来，为了实现远大志向，寻找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十分重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后来他去日本留学，在加入新中学会时发表演说，希望会员们要有“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积极从事救国运动”。[4]28这也是他对自己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积极从事革命爱国活动的体会和总结。
南开时期周恩来的哲学学习和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重视哲学，自觉地为救国救民的活动寻找哲学武器。因此，他的哲学学习和研究就不是空谈哲学，而是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指出道路。其次，把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比较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接受了素朴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这种研究方法，也是后来他确立自己的世界观时所运用的在几种主义中“推求比较”的方法。再次，在这个时期，周恩来的哲学思想发展非常迅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有了显著的提高和进步。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成果，集中地体现在1916年3月至11月他在《校风》上发表的几篇哲学论文之中。从总体上看，这几篇哲学论文，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解，对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都有明显的进展。在这些论文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表达比较明确的，有这样三篇。
一篇是他发表于1916年3月20日《校风》第22期《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开始表达了素朴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此文表明，这时周恩来已经认识到物质世界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他指出：“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是盖有道存焉”。和唯物论倾向比较起来，这篇文章中所展现出来的主要还是辩证法思想。文中对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解释，说明他对辩证法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老氏主退让，赫氏主竞争，二者不但“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他认为，老氏“为道德五千余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老子的退让不过是竞争的一种形式；赫氏“倡物竞天演之说，开文化之先河，破耶氏之教论”，二者都有打破权威，探索新路的共同特征。他主张，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要把“退让”和“竞争”紧紧地结合起来。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2]40-43充分表明了他自己的辩证法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已经初步形成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在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也了无几人。后来的实践说明，把“退让”和“竞争”紧密结合的哲学观点，是周恩来非常重要的思想，在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周恩来关于老子、赫胥黎哲学思想的文章主要表达了他的辩证法思想，那么，他发表于1916年9月8日《校风》第38、39期上的《吾校新剧观》一文，则着重表达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倾向。他写道：“物虽微，理所据也。事虽细，神所系也。观一物之结构，而后知万象之生理。察一事之组织，而后洞人类之精神。”就是说，即便是世界上细微的事物，也都是道理和精神的根据，认识世界万象，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在这里，周恩来表达了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路线。更为可贵的是，周恩来不是把这一思想局限于认识某一局部事物，而是把它当作普遍的道理。他写道：“此观察事理政治如斯也。移而观察国家之精神，学校之精神，亦何莫不然。”[2]67从这里可以看到，南开时期的周恩来已经能够把素朴的唯物论思想，推广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了。
周恩来发表于1916年11月29日《校风》第48期上关于“奢靡”问题的文章，表明他已经能够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并接近了唯物史观的某些基本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对一个国家的强弱、人民生活状况与科学技术、生产能力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研究，对奢靡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发展的分析，并力图探讨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原因，找出强国富民的道路。首先，文章认为，当时的世界处在“汽力”的时代，并向“电力光力”的时代发展，英美诸国已经进入了“汽力”的时代，而在我国，“汽力之兴，仅见诸二三工厂”，“此英美德日所以日趋于强盛，而吾国所以日就于衰弱也”。不仅我国，当时的印度、埃及等落后国家，都是这样。就是说，“汽力”是否发达，是一个国家富强还是衰弱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汽力”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代表；提出了与生产力状况是一个国家富强还是落后的根本原因相接近的思想。其次，文中论述了要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观点看待“奢靡”的思想，认为“奢靡用之于文化进步之国，则其奢靡且足以助文化之进步，非徒无害也。若盛行于吾文化蔽塞之邦，则吾行见其促国于亡”。因此，奢靡“施之于文化进步之国，则因其生活程度之高，虽奢靡不得谓之奢靡也。若吾国，文化黑暗，生活低微……虽欲与世界诸强同其步趋，亦将谓之为奢靡。”再次，文中从我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分析了造成“国匮民贫”的原因，努力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他指出，“国匮民贫”状况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束缚造成的。而根本原因，还是我国的“汽力”不发达，“汽力之兴，仅见诸二三工厂，他何有焉”，即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低下。在文章的最后，他指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增进文化，与英、美、德、日同列于富强之境，生活高优之所”，或者是“为匮国贫民与埃及、印度、安南、朝鲜同厕于亡国之列生活低微之邦”，选择哪一条道路，全“在吾人之自择”。[2]108-112当然，他的分析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他是主张走前一条道路的。
(三)东渡找到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为了探寻救国道路，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寻找救国道路的情形，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5]1469-1470周恩来正是抱着寻找拯救国家危亡，解除人民苦难之途径和方法的目的，漂洋过海，留学日本的。
从1917年秋南开学校毕业，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回国，大部分时间周恩来是在日本度过的。在这里，他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周恩来的思想发展进程，和李大钊、李达等人基本上是同步的。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并不是直线前进的。周恩来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间也有过彷徨和曲折。在他到达日本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境况，几乎苦闷到了极点。但是，对祖国、对亲人深挚而热烈的感情，使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个念头，很快下决心要坚定志向，从“新”做起。他在农历戊午年春节的日记里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在这前几天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人总是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4]25-26在这里，他把“三新”方针的提出，看作是“忽然的醒悟”，是“大领悟”，“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他说：“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3]35在“三新”方针的指导下，他重读了《新青年》第三卷，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豁然开朗。他2月15日的日记对这一段思想的发展做了一个小结。这天日记的开头写道：“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这两句诗，表达了他这时的兴奋心情。日记中写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3]34这时他还明显地受着进化论的影响，这个“新”究竟是什么样子，“大同理想”是什么样，一时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能真正在模糊中“见到一点光明”。
周恩来在1971年1月和日本朋友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他在日本留学的经过时说：“我来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3]42当时的日本比中国先进，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比中国要高。马列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比在中国要迅速和广泛。
十月革命刚一胜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日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以及反映十月革命和各种社会思潮的书籍，在书店里随时可见。由于青年周恩来是带着寻求救国真理的目的去日本的，所以他主要研读的是社会科学的书刊。1918年4月23日晚上，他到东京堂去买书，从一本叫《露西亚研究》的刊物中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十月革命中党派情况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后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看法：以列宁为首的过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认为，过激派的这一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4]27
这年暑假，他回国探亲，9月初回到日本，由于亲眼看到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使他更加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时他已20岁了。他在10月20日的日记上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3]43虽然有相识恨晚的感觉，但他明确地看到已经找到了真理。后来他和王朴山合写了：“浮舟沧海，立马昆仑。”表明了他找到真理后要以四海为家，站在世界思想的高峰上，探讨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雄心壮志。他以极大的热情，仔细地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以及《新社会》、《改造》、《解放》等进步刊物。特别是《社会问题研究》，从第一册起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它的阶级斗争学说。从9月到第二年3月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这些学习和研究中，他初步地、然而是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19年初，他又从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了《资本论》。这时他已经自认为是一个革命者了。
在离日归国的前夕，周恩来在1919年4月5日写的一首白话诗《雨中岚山》之中，对他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用形象思维的语言作了某种总结。在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界真像雨中的岚山一样，“潇潇雨，雾蒙浓”，看不到真理的光辉。当十月革命的胜利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像雨雾迷茫之中“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就是岚山上的樱花，也显得格外美丽好看。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和各种新思潮一齐涌来的，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难辨真伪，真感到“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而当他做了一番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初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4]29这些清新的诗句，既表达了青年周恩来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征途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喜悦心情，也标志着他在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
(四)五四运动初步形成唯物史观
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
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了斗争的实践，周恩来深感立即组织新的革命团体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掌握锐利的思想武器之重要。在五四运动中，在周恩来、郭隆真等的倡导下，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了天津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革命刊物《觉悟》。周恩来积极组织觉悟社的社员学习、研究新思潮。他强调人们的思想要“合于现代‘觉悟’的潮流”，要从“回想”、“考察”、“比较”中选择革命的真理。[2]180-182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新思潮，诸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工读主义等等。对这些主义，他们既不简单否定，也不盲从，而是通过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区别真伪。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带头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他就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等书的中译本。1919年12月，天津各界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新的高潮。这是五四运动在天津的继续和发展。25日，当局将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的办事机构一律查封，并张贴布告宣布其为非法组织，声言要公开镇压群众运动。但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倒，反抗却更强烈了。1920年1月29日，发生了天津五四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示威运动，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反动当局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20多人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以高昂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组织难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用了6个晚上，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和剩余价值学说。那时，中国能够比较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很少，除李大钊、李达外，恐怕就是周恩来了。这雄辩的史实表明，周恩来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加快了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
第一，正确理解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五四”时期周恩来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已经基本上是唯物的和辩证的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觉悟”的解释上。他在给《觉悟》创刊号写的《〈觉悟〉的宣言》和《觉悟》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人生的环境“因着时间、空间种种的不同同变迁”，或者“因为各种事理的不同同变态”，就会“生出许多‘觉悟’”。在其中，“总起来凡人不满意现状，必生出感觉；由感觉而悟到一切真的事理——为人类大多数生存进化，比较现状为有进步的——是谓之大‘觉悟’”。就是说，人的“觉悟”是被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所决定的。现状是客观实在，感觉是感性的认识，“真的事理”即真理是理性认识。周恩来的这一阐述，是很符合由物到感觉再到思想这样一条认识路线的。文章表明，这时他不但认识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十分重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他写道，一旦有了“大觉悟”，“从‘觉悟’中生出来的效果，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纵横起来说：“横性的‘觉悟’，是利己利人，永无边境；纵性的‘觉悟’，是解放改造破坏建设，永无止境。”[2]178-182就是说，真理一旦被人们所掌握，就会转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在承认社会意识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基础上，又强调了正确的社会意识巨大的能动作用。
第二，初步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他不但认识到社会现象是客观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而且意识到要从变化发展中看问题，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早在1919年4月9日，他就在日本写的一首诗中指出：“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2]146在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之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按社会的进步说，社会上一切事理，是变化无穷，没有止境……一方人类的进化，是具有一种递嬗的作用，生生不息，才能够向比较前进的方向走。看这两种作用，知道事理的变化无穷，人类的新陈交谢也永远不尽。”[6]
第三，能够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的认识和对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分析，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关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对象，他在《<觉悟>的宣言》中指出，在中国“应当铲除”的反动势力是包括军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在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包括党阀和官僚在内的封建主义势力。只有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才能得出这样的认识。对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他在1919年8月写的《敬告日本来华的学生》一文中，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区别开来，强调指出：“现在诸君既知道军阀不好，侵略主义不好，社会要改造，平民势力要增加，人类要平等，诸君就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倒你们的军阀。”[2]162只有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够把外国的人民同帝国主义者区别对待。
第四，比较牢固地树立了群众观点。十月革命的启示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使周恩来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树立了依靠人民群众改造中国社会的坚强信念。在运动中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救国单靠学生不行，必须唤醒同胞。他于1919年8月9日在《会报》上发表的《讨安福派的办法》中提出：要推翻军阀统治，必须依靠群众运动。10月13日在《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中指出：“‘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2]171出狱之后，他在1920年8月初觉悟社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一年多来天津学生运动的经验，提出今后救国的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之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带领许多进步青年，到工厂和工人居住区，调查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积极开展平民教育工作，并且同罢工联合会等工人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共同进行斗争。
当然，这时周恩来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是初步的。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还缺乏理解，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认识还不很深刻，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没有深入地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在他旅欧前期进一步完善起来的。但是，这段时期是他前进道路上的关键时期。经过这段时期，他从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革命进步活动的青年学生，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时，他刚刚22岁。
(五)旅欧坚定树立共产主义信仰
1920年12月，周恩来来到了欧洲。他在刚到欧洲时给他表哥的信中写道：他到欧洲，“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7]24来到欧洲，周恩来不仅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紧密联系欧洲国家的社会实际，通过对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最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在重大的抉择面前，保持特别审慎的态度，是周恩来终其一生的一贯作风。在确定自己的终生信仰问题上，它表现为经过长期的、细心的反复比较，最后才毅然做出最后的抉择。在国内的时候，他就在运动中对西方来的各种思潮做过比较研究。
到达欧洲后，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最后确定自己的信仰，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但是，究竟哪一种学说才是科学的，要救国应该走哪条路，改造中国社会要用哪种方法，周恩来还在继续深入细致地思考着。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他一到欧洲，便“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7]41这时在他的面前摆着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造方案，一种是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另一种是英国的做法，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他还没有看准。他认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7]24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俄、英两种社会改造方式中，周恩来虽然没有完全确定选择哪一种，但到真正付诸实施的时候，他明显地倾向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
周恩来对各种学说主义的推求比较，不是只靠书本凭空而论，而是紧紧结合对欧洲国家社会实际的考察进行的。他刚刚登上欧洲大陆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动荡不安，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阶级斗争都很激烈。周恩来在旅欧通信中写道，当他踏上欧洲的土地后，“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7]399这使周恩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7]406他已经明确地看到，一场社会大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中国的社会革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刚到欧洲时还没有解决。而当他认真考察了英国的工人运动以后，也很快地形成了自己的正确观点。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特别是煤矿工人运动，在欧洲各国是规模最大的，劳资双方斗争非常激烈。周恩来对这个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7]582他强调工人运动成为20世纪“社会上最切要之事项”，具有“举足轻重之势”。[7]476周恩来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考察研究，帮助他对当时各种流行的主义进行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经过对于许多主义的“推求比较”，周恩来终于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学说，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同时，周恩来在组织上也加入了共产主义的组织。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在巴黎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组织的要求，并得到了实现。此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中国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了，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它在欧洲所组织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在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周恩来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终生，也为他走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1921年春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思想上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是还没有最后完全彻底地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思想上完全彻底地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即思想上彻底入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这年的秋天。
对于周恩来何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也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的认为在1923年，有的认为在1921年。①前一种说法把周恩来坚定地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时间定在1923年，这就太迟了。在1923年，周恩来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在欧洲建立党团组织，已经做了大量的有效的工作。后一种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说“三年左右”，还是有些模糊。我们认为，周恩来完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在1921年秋。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当时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应该以他自己的说法为根据，清楚地确定这个时间。他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8]275《西欧的“赤”况》是周恩来1922年3月写的。“去年秋后”，当指1921年秋后。在差不多同时他给国内同志写的一封信中也说，他直至1921年“十月后才正式决定了”[8]270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与《西欧的“赤”况》所说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定妥”、“正式决定”，都表明了周恩来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周恩来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建立在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基础之上的。他在坚定信仰前后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比较系统。他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包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能够这样比较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还是不多见的。二是注重把握精神实质。在学习和研究中，他非常注意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他在读英文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教导》一书时，对书中所引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讲自己的三点新贡献的一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这说明，他开始注重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了。他还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寻找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俄国无产阶级之所以“终能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超过了欧美先进国家中兄弟们向来成就的记录”，根本的一条，就是俄国共产党遵循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两说”，发动了以劳动阶级为“主动力”的革命运动。他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使人们得以真正“看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8]275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他向战友们庄严宣告：“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9]54-56这些表明，青年周恩来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完全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万丈高楼平地起，全赖地基的坚实。周恩来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直到他逝世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逝世后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纪伟人。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地、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不但自己一生克己奉公，谦恭无私，而且要求家属和亲人不谋私利。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青年时期就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
注释：
①王建初著《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认为，周恩来“在旅欧三年多的时间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胡华著《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说周恩来在旅欧三年半的时间里“迅速成为一个坚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1920年12月到欧洲，这样算来就在1923年。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认为：“他在日本时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经过五四运动风暴的洗礼和半年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比较推求，前后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深思熟虑，才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周恩来1918年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样算来就在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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