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扩大化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异常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生活论文,党和国家论文,异常论文,反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5-0051-07
政治生活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一般来说，政治发展与不发展总是通过一定时期的政治生活表现出来的。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尤其是反右扩大化之后，我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常发展的态势。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异常发展的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和修复，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空前的政治危机的总爆发。因而，研究“文化大革命”前10年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运行的轨迹，特别是认真清理这10年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所出现的种种变异，必将对我们进一步探寻“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有所裨益。
一、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
反右斗争扩大化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同时也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开了绿灯。据不完全统计，从反右派斗争之后至“文革”爆发前为止，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式的政治运动共有十多次。这些政治运动既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方针的诠释，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我国政治生活的正常发展。
反右派斗争之后，最早开展的政治运动是1957年末进行的以“反保守”和“反浪费”为主体的“双反”运动。“双反”运动主要是一场针对知识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洗脑”运动。“插红旗、拔白旗”、“向党交心”和从思想上“兴无灭资”是当时“双反”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内容。由于广大知识分子彻底地“脱胎换骨”、根除了与党中央不一致的思想，反右派斗争被视为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使毛泽东认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1](p.549)。这样，在“继续革命”旗帜的指导下，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批“反冒进、反保守”、批“观潮派”等声浪中和对共产主义的幻想中起步，在高指标、浮夸风和放卫星、“共产”风的狂潮中沸腾，最终却不得不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滑坡、特别是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困境中悲壮地退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迫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从“大跃进”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于是，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经毛泽东率先倡导，中央开始了为期八个半月的纠“左”进程。然而，短暂的纠“左”进程很快就随着庐山会议所开展的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而被打断。
庐山会议后，一场颇具声势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右倾”斗争随即展开。“反右倾”斗争使各级党组织的300多万名干部党员遭到错误批判[2](p.367)。同时，原本停止并得到纠正的“大跃进”再度掀起。1959-1960年持续跃进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和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在严重的困难面前，1960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结构实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
由于调整本身对“三面红旗”的触动，加剧了中央上层之间的分歧。毛泽东刻意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使他再一次中止了调整期间的纠“左”进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中国政治生活的风向标再一次发生重大的转向。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随着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日益明朗和系统化，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因现实的政治需要竞相展开。1963年党中央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后，农村的“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和城市的“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分头进行。到1965年，一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又匆忙出场，随着大批判的不断升级，危害中国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采用的一种主要的领导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彻底消灭各种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残余，中国共产党继续沿用了这一领导方式。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政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斗争中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已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之际，继续沿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的这种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则是十分错误的。
首先，这些群众运动都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有相应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这些权利应该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但反右派斗争以后，因言治罪的错误做法不仅未能得到纠正，而且进一步得到加强。这样，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紧张化的气氛愈加浓烈了。同时，从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几乎每一次群众运动过后，都必然伴随着一大批人在政治上被打倒，伴随着党内外不同意见和声音被窒息及思想文化领域大片凋零。这表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导致国家政治生活恶化的一大祸根，也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毒瘤。
其次，这些群众运动也都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流行。群众运动并不等于公民正常的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建设要求广大民众参与政治，但这种参与必须是在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进行，否则只能导致整个法制建设的破坏。而反右派斗争之后，一再兴起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偏离了宪法与法律的轨道。乱批人、乱斗人，因言获罪，因思想见解获罪的现象屡屡发生。也正是由于失去了法律的依据和规范，所以这些政治运动的最后结果都是法律虚无主义的流行，最终导致宪法和法律的被废弃。因此，群众运动不断开展和升级的过程是和整个国家的宪法与法律逐渐被废弃的过程相始终并互为表里的。
最后，政治运动的领导方式强化了高层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局面的出现。反右派斗争以后所有的政治运动虽然名目繁多，花样层出不穷，但在一切突出政治和政治高于一切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同时，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地进行政治和思想的改造和清洗，因此，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同的声音都随着被打倒的人数的增多而消失，在这样一种氛围和环境下，体制上的弊端和民主监督机制的阙失必然导致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个人专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法得到贯彻和遵守。全国“一言堂”、思想定于一尊的局面也就自然形成了。
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削弱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反右派斗争之后，由于党的八大所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受到动摇，阶级斗争日渐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民主法制建设也相应受到削弱。
首先，作为从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能在反右派斗争后不断受到削弱，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始终无法担负起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
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从一开始就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冲击。随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许多全国人大代表被打入了右派的行列。到1957年底，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已有62人（党外55人、党内7人）被定为右派分子。随后，这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大代表在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的同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也相应被撤消。一些人大代表过去在履行其职责时对党和政府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在反右派斗争中也被当成右派言论加以追究，并受到批判。在这种气氛下，许多人大代表在以后的人大会议上发言时谨小慎微，所提议案逐年减少。如1957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共收到代表提案243件，其中政治法律等方面有223件，到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代表提案一下子锐减为81件，其中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只有11件。其后人大代表提案每况愈下，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案为80件（其中政治法律等方面有关政府工作的只有1件）。1960年3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案为46件，政治法律方面的提案第一次成为空缺。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随着政治气候的转暖，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提案上升到163件，其中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提案也仅有9件。虽然如此，这一数字仍未超出反右派斗争前历次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的数量[3](pp.84-87)。
人大制度不受重视还可从人大的会期制度得不到保证和其本身机构建设的不断缩小上反映出来。按照“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每届任期为四年，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而一届全国人大在1958年却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任期为四年零六个月。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推迟三次，与前一次相隔23个月之久，第四次会议推迟两次，任期达五年零七个月。由于二届全国人大任期二再推迟，三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就由规定的1963年延至1964年底举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了不久，随着政治形势的紧张和“文革”的全面爆发，人大工作终于停止。另外，从人大本身的机构建设来看，反右派斗争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法律室、研究室、编辑室、国际会议办公室、民族室、人民接待室、秘书处和总务处等办公机构，有机关工作人员365人。1959年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机构不断被精简和撤并，机关人员竟减少到百余人[3](p.103)。
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再下降必然影响到它应有职能的发挥。在监督宪法的实施方面，全国人大已经无法正常履行其职责。全国人大会期一再拖延，甚至有些年份根本不举行会议。同时，会议即使举行也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再加上反右派斗争后紧张的政治气氛和人大代表不敢讲话、人大机构的再三缩减等因素，那么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只能落空。
在立法方面，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再削弱，立法建设也基本陷入停顿。反右派斗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就发表了一段“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3](p.102)的讲话，公开支持“人治”。刘少奇差不多同时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4](p.65)。法律虚无主义和人治思想开始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些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等却受到批判。这样，1957年前已经拟出草案初稿并多方征求意见，甚至经由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修改，已交给人大代表征求意见的法律，如刑法、民法等的制订工作被迫搁浅。到1958年底，中央政法小组直接打报告称“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5](p.99)，立法工作终于陷入停顿。此后，从1959年到1966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几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和对军官服役条例进行修改外，再也没有制定一项法律[3](p.102)。
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停顿实际上是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轻法制、重人治，以革命大批判和群众专政代替法制这一现状同步发展的。由于群众运动的干扰和正常司法程序的破坏，已经制定的法律和形成的制度根本得不到执行，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削弱。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撤消了国家司法部和监察部。两个月后，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调整直属机构，撤销了国务院法制局，同时地方上的同类垂直机构也相应撤销。
由于司法、检察部门一再被削弱，全国人大对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实际上也落空了。据统计，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四次会议上，都没有再像过去历次那样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败。反右派斗争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一再受到忽视甚至人为地被排斥，人大不能充分发挥其相应的监督宪法的实施和立法的职能，不能监督司法、检察部门的工作。凡此表明，反右派斗争后，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局面的加剧，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也日益受到削弱。
其次，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和群众团体的性质不断异化，党外民主受到严重破坏。
反右派斗争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很快发生变化。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民主党派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因此而受到打击。其后，中央又不恰当地突出强调民主党派自我改造的作用，无视其作为合法的政治力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的积极作用。在国家日常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被降低。此外，社会上不少人也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发生错误的理解，以为他们只是被改造的对象。许多机关、学校、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排斥党外人士，不信任、不尊重民主党派成员的情况。这些都直接导致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要力量的民主党派开始远离政治生活，或者无法对现实政治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党所确定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单向监督。
各民主党派无法实施对共产党的长期监督，这反映了反右派斗争后经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原有的平等协商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同时，民主党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及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于受反右派斗争后总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不仅没有及时改变过去战争年代单一的执行功能，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努力提高自己在国家事务中的政治参与水平；相反，这些群众组织都在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政治声浪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相对独立性。1956年后期，工会开展的许多活动都被当作“脱离党的领导”而受到批判。同时，党对工会的领导被片面理解为党的“绝对领导”，工会的群众性和组织的相对独立性被否认。工会维护职工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也被指责为“工团主义”、“向政府争夺权利”。工会各级组织的性质也被相应定为“党的工会工作部”。
与此同时，共青团组织也在批判“右倾错误”的斗争中逐渐丧失了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对独立性。1958年，在共青团召开的三届三中全会上，团组织要“群众化”、“民主化”、“自治化”的观点被作为反对党的领导而受到批判。会议强调团的各级组织要成为“各级党的青年工作部”，团干部应当成为“党的驯服工具”[5](p.108)。
随着工会、共青团这些群众组织的相对独立性被党的绝对领导所取代，这些群众组织越来越成为自上而下的单向贯彻执行各级党政机关的指示、命令的行政性机构，而作为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充分反映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职能却无法得到正常施展，其应有的政治参与能力大大降低。社会群众团体性质不断变异的结果，使政治体制中的监督机制变得更为单一，正常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遭到破坏，民主制度建设仅剩形式与外壳，国家民主生活朝着健康目标行进的道路被堵塞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以及各类群众团体和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充分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都是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几个重要标志。反右派斗争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协商制度逐渐名存实亡，各群众团体和组织的性质严重变异，这样党和政府正常的监督机制基本消失了。制度建设上的阙漏必然导致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巨大倒退和破坏，因此直到1962年调整工作开展以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一直处于严重削弱的境地。
三、个人崇拜开始盛行
在党外民主名存实亡之际，党内民主也出现了裂痕。1958年后，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抬头，导致个人专断局面愈演愈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终于被“一言堂”和家长制所取代。
反右派斗争以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防止个人崇拜问题是比较清醒的，也相当重视。在党的八大上，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还被明确写进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6](p.143)中。但在数月后中苏两党展开的大论战中，个人崇拜开始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同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便不再提及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6](p.750)。这初步显示出毛泽东及中央已不再笼统地提反对个人崇拜了。
随后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中；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崇拜。他把尊重真理等同于尊重个人，把个人权威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由于毛泽东本人所处的特殊地位及长期形成的崇高威望，因此，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实际上对助长对他的个人崇拜起了误导的作用。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极力迎合毛泽东的观点，公然提出，“相信毛泽东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8](p.466-467)。这种明目张胆鼓吹个人崇拜的做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制止。3个月后，柯庆施竟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继柯庆施之后，康生、林彪之流又处心积虑地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59年底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思想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林彪自庐山会议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到了极点。他先是大讲“顶峰论”，说什么“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泽东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9](p.408)。继之，他又在军队系统大搞“突出政治”，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不久，林彪的做法很快由全军推向全国，个人崇拜愈加泛滥。到“文革”前夕，林彪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荒谬的口号。个人崇拜自50年代后期萌生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这显然与毛泽东个人对其默许不无关系。正是有了“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康生、林彪等人才敢为个人崇拜而效力。特别是60年代后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初见成效，毛泽东与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特别需要个人崇拜。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个人崇拜。……总是有人希望受到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10](p.209)毛泽东本人的这一态度必然导致个人崇拜的迅速蔓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康生、林彪等人的鼓吹，通过与中国广大群众对自己领袖的拥戴和热爱这一朴素感情的联结，个人崇拜到“文革”前后已经伸展到全国的各个角落，终于成为一种无法控制的政治力量。
个人崇拜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个人崇拜的结果必然导致个人专断，严重破坏党的民主生活的健康发展。从中央高层来说，随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国普遍展开，毛泽东的地位日渐突出，开始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中央高层之间的民主协商气氛已无法维持下去。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等人领导的反冒进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反冒进距离“右派”只有50米距离，“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政治问题”[11](p.637)。毛泽东的严厉态度使参与过反冒进的党中央高层领导人异常紧张。如李先念自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睡不着觉，吃安眠药”[11](p.639)。周恩来、陈云等人也因此而谨小慎微。批反冒进是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央高层的主要成员作的第一次严厉批评，其中党的“八大”选出的常委中有两位。这反映了中央常委之间不和谐的音符开始增加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批彭德怀不力，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再次受到无端的批评[12](p.871)。此后，朱德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的政治局常委仅为一虚名。60年代调整时期，陈云由于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再一次受到批评[13](p.120)。据王力回忆，1962年以后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会一般都不请陈云参加[14](p.8)。1964年12月在讨论“二十三条”时，围绕着“四清”运动的性质，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争执，这又被视为对毛泽东的不敬。也因为这件事，毛泽东开始萌生了撤换刘少奇和改组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念头[15](p.5)。与此同时，在196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指责为“两个独立王国”。这样，从反右派斗争到“文革”爆发近10年的时间里，党的“八大”选出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几乎都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责难。在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面前，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只能对毛泽东的错误做法予以默认，甚至努力从自己的思想深处反省，自觉地以毛泽东个人的是非为是非。对于这种状况，8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过一段很中肯的评论。他在列举了“大跃进”的责任问题后说：“在那种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16](p.273)“难于反对”表明，至少在“大跃进”发动的时候，党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民主协商气氛已经非常稀薄了。
最高决策层常委之间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就意味着毛泽东个人的想法与做法已不可能在高层领导人之间有讨论或协商的余地，也就更谈不上对其错误做法给予有效地制止和批评。而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来说，即使像彭德怀那样敢于犯颜直谏的高级干部可以正面提出意见，但最终还是孤掌难鸣，并难以逃脱被打倒的厄运。庐山会议和彭德怀事件表明，在党中央内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以后的历史发展也表明，凭借着个人崇拜的狂涛巨浪，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一条独排众议、不受任何制约的道路。从此，党内“一言堂”、“一锤定音”的局面铸成了。
20多年后，邓小平在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并倡导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时曾发表了如下一些总结性的论断。他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6](p.258)“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16](p.290)又说：“严格地说从1957年开始，他（指毛泽东）的确是不行了。概括说来，就是—个‘左’字。同一些老同志，党的骨干的关系也不好了。这样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毛主席一个人。因为这与党的生活和制度也有关系。”[17](p.271)“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6](p.293)
同一时期经由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党在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括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8](pp.38-39)
这样看来，由个人崇拜到个人专断、由个人专断到党内民主生活的破坏、由党内民主的破坏到国家民主生活的瓦解，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又相互循环的过程。个人崇拜的最终结果，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这种极不平衡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和不断延续，使得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和政策得到强制推行，以致全国人民最终陷入“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之中。这一历史的教训提醒人们，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是一个共生品，它的盛行必然导致党的监督制衡机制的失灵，从而最终引起全局性的混乱和灾难。
四、余论
政治发展过程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有机统一。所谓阶段性，是指一定时期，由于政治有机体内部各种矛盾的不断积聚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和变异。作为衡量政治发展的晴雨表和窗口，政治生活的变化又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观和最早发生变化的部分。1957年—1966年间当代中国政治有机体内部发生某种病变，同样也是最先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内透露出若干信息的。同一时期所出现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削弱，个人崇拜日渐盛行等政治景观，实际上都是这一时期政治异常发展的某种展示。也正是这一时期诸种政治异常发展态势的不断蔓延和积聚，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空前的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这清楚地表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实际上至少存在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历史中。因而，要探寻“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也必须从“文革”以前，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以后这十年间的历史中去寻找。
政治发展中的阶段性又必须依托于连续性而存在。发展的本质是连续，而连续的核心其实即是政治发展的不可逆性。这一点，俯瞰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总历程，也许会更加清晰。最为明显的是，自本世纪初期，民主共和体制确立以后，实行民主政治一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总方向和大目标。期间，虽然也有过民主与专制的反复争夺和较量，甚至出现过皇权复归和个人独裁的闹剧和丑剧。但政治民主的总的发展方向不可扭转。相反，一定时期政治发展中的倒退恰恰又为后一时期政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动力资源。“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8](p.149)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来说，从反右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长达20年的山重水复，以至于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巨大倒退。然而，正是这20年的政治机制内部各种矛盾的积聚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弊端的充分暴露和释放，才使1978年以后，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显得急迫和必须，从而使政治改革有了更为切实的现实依据。就此而言，反右扩大化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实际上充当了日后我们积极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老师”。而这，一方面显示了20世纪民主政治发展这一主旋律的不可逆转，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历史辨证法的魅力。
收稿日期：20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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