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前沿论文,世界史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8月18—19日，由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在湖北武当山举行，来自全国34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刊物和出版单位的近70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会议围绕新形势下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世界史学术前沿问题两大议题进行讨论。与会专家以主题报告的形式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现将主要观点采撷如下。
一、新形势下世界史学科建设问题
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为学科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回顾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学者们就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诸多有益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椿年研究员对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谈了几点看法，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发展，其一，要明确世界史学科的任务和目标，摸索出可以保证学科发展的机制。其二，应通过政策引导新的研究领域，扶植和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改善学科方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推进新的学术团队和学术基地的建设。其三，推进人才队伍的培养，尤其要提高现有研究队伍的素质，包括学术造诣、研究能力、思想学风等，力争通过重点课题和重大项目培养一批拔尖人才。其四，建立世界历史学科协调小组，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情况，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立定期联系的制度，下情上达，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大环境。
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指出，世界史学科建设不仅有学理价值，还有启蒙价值和国民基本素质教育的价值。因此，世界史学科既有学术责任，也有社会责任的承担。要充分利用新的形势和机遇壮大我国的世界史学科。首先，应扩充世界史学术队伍的体量，有条件的高校应设立世界史专业或系，以及世界史研究机构。其次，各高校应利用条件创立研究基地，突出自身的研究特色，全国实行互补。同时，国家应采取政策性鼓励措施，如在课题立项上加大对空白领域的支持，以改善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最后，在目前设立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门史和整体史五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增设其他二级学科。侯建新强调，我们应利用大好形势增加体量，坚持个性发展，将质量和人才作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同时坚持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原则，关注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功效，提高世界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在“世界史研究应覆盖全球的每个角落”的报告中，以“大、特、深、广、宽”概括了世界史学科今后发展的五点建议。“大”，即壮大队伍；“特”，即形成自身特色；“深”，即选定领域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入木三分；“广”，即研究范围要覆盖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宽”，即拓展历史学在交叉学科领域的阵地，充分发挥世界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他认为，同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速度相比，世界史研究明显滞后，对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世界史研究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主要窗口，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应覆盖全球的每个角落，形成一支强大的世界史研究队伍，为我国的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赵文洪研究员在题为“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思想家的摇篮”的报告中指出，世界史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后，理应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重中之重便是成为培养思想家的摇篮。今天的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丰富和复杂，这迫切需要思想家将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理论化、系统化，建设一个既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又能赢得全人类向往的崭新的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中，只有世界历史学科可以全方位地承担这一任务。但长期以来，受国内外历史学传统和现实的制约，历史学家远离思想、远离现实，历史研究的职业化、利益化倾向突出，严重影响了世界史学科本应承担起的任务。他指出，应从培养世界史学工作者大责任、大气魄、大视野、大严谨四个方面的素质入手，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为思想家的摇篮。既要大力倡导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将学术研究与当代重大理论问题相结合，突破利益和职业观念屏障；也要有大视野，重视专业研究与通史、历史与现实、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之间的联系。大责任和大气魄是动力，大视野是知识平台，在动力的驱使下在平台上创造出思想成果，则需要大严谨。世界史学工作者都应该不同程度地具备思想家的素质，营造一个有助于产生思想家的摇篮。
此外，北京大学高岱教授针对如何培养高层次的研究性人才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例如，开设研究生研讨班，实现全国教学资源共享；加强世界史研究资料建设，并建立资料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研究生项目，或组织国际博士生论坛，扩大国际合作交流；利用国内博士研究生互访计划，加强各高校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实现国际国内资源共享。清华大学彭刚教授则介绍了清华大学世界史人才培养的经验。历史系本科生最初一年半在“人文综合实验班”接受共同训练，连续学习三个学期的主干课程“中国经典研读”和“西方经典研读”。西方经典研读分为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三个部分，分别指导学生研读西方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以及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实践表明，该课程不仅使学生对世界史不同课程的相关文化背景和历史脉络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而且使学生在早期学习阶段就对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具有较为真切的感受，对于学生选择世界史方向作为毕业论文和研究生专业也起到促进作用。
二、世界史学术前沿问题
本次会议的议题之二是世界史学术前沿问题。与会学者从“学术前沿”的界定，世界史研究新取向的研究理路、方法和意义，西方学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国内学界的研究前沿等多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既论世界史的学术前沿问题，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界定“学术前沿”。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在题为“前沿意识与世界史研究的新取向”的发言中指出，在学术研究高度多样化的今天，前沿不应该只体现在领域和主题研究的新颖上，采取新的视角、方法、材料和新的解释框架研究过去已有的领域和主题，同样也是前沿。中国人民大学孟广林教授在题为“国际视野与世界史前沿问题研究”的发言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学术前沿所涵盖的范畴应该且必定是宽泛的，它既包括当下史学界关注的社会史、环境史、全球史、历史比较，乃至“后现代史学”等领域，也包括那些在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重大学术与学理的争论，不能以“新”、“奇”作为判断“学术前沿”的唯一标准。要深入进行“学术前沿”问题的研究，具备“国际学术视野”是关键，应有对国外学术研究的动向、趋势及其重大争论进行审视、参照与借鉴的眼光与思维；应摆脱“唯新是尊”、“唯奇是从”的盲目观念，从更广阔的角度、更宽泛的范畴来看待与探讨“学术前沿”，改变我们学术研究中明显存在的“失衡”、“断裂”状态。与国际史学研究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全面系统地把握国外史学研究动态的新变化，在学术史的系统追踪与梳理中全方位地展开学术前沿的研究，不断开拓学术新方向，引领学术新潮流，建构学术新范式，提升学术新境界，推动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全面发展。
李剑鸣教授还对世界史基本取向的变化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的史学新取向及其启示。其一，在后现代主义所激发的对现代史学的反思中，曾构建起历史框架的最基本的“宏大叙事”受到质疑。这提示我们对于既存的各种宏大叙事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要对前人的各种宏大叙事加以审查和考辨，在必要的地方还可以尝试构筑新的宏大叙事。其二，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为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分析工具和研究手段。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新文化史一方面改变了我们对历史时间的概念和历史分期的认识。例如，新政治史受社会史的影响，将政治事件放入较长的历史运动中进行考察，大大扩展了政治史的视野和路径；另一方面，新文化史推动了历史解释方式从传统史学的因果分析向意义阐释的转变。例如，思想史研究者受文化史的启迪，采取意义阐释的方式，认为思想与行动的关联并非简单的因果关联。思想观念本身是人们认识世界、塑造世界的方式，它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此外，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更多地关注平民大众和日常生活，其研究路径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发现新的研究题材。
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教授以“上下左右看历史”为题，分析了21世纪的“新史学”——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治史原则及其意义。梅雪芹以“上下左右看历史”来概括环境史的研究理路，她指出，环境史既是地球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史学发展逻辑演进的结果，它聚焦于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界面，叙述以人类为主导的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关系的变迁。“上下左右看历史”的环境史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一，它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的边疆。环境史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将全球、区域、国家、城市、村庄等历史研究单位视为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人类生态系统，即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而大大突破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域，历史思维空间空前开阔。其二，环境史研究大大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效地推动了跨学科思维与研究。此外，环境史对于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很大的扩展，环境史的知识既可为社会和政府服务，也可用于环保研究及公民教育。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还需要更多同行的共同参与。
除从理论层面探讨世界史研究的新取向外，学者们还详细介绍了西方史学界的研究前沿和动态。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介绍了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主要表现。其一，学者们对拜占庭文史资料展开了更广泛的搜集和更精确的注释。例如，对《巴黎大全》和《波恩大全》的重新注释和出版；对阿索斯圣山修道院的文物手稿进行整理，陆续出版的“阿索斯档案”为拜占庭学研究提供了更雄厚的资料基础。其二，注重拜占庭学的专题研究，如文化史、经济史、货币史、法律史、政治史、思想史、建筑史、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史、外交和民族关系史、文学和语言史等。其三，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例如，使用计算机处理数字统计和目录检索，将统计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拜占庭历史文化研究。此外，鉴于目前的拜占庭学大多是微观研究，德国学者贝克主张用宏观研究的视角将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从整体上把握拜占庭历史的演化，从全局上系统了解和解释拜占庭社会变革。陈志强还介绍了我国拜占庭学的研究状况，并指出我国的拜占庭学仍处于初期阶段，诸多空白领域有待进一步开发和拓展。
浙江大学沈坚教授介绍了近十年来法国史学研究在中世纪史、近代史和当代史领域的新趋势。中世纪研究领域的发展突出体现在更多地采用相邻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受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学者们注重对性别、社会联系网络、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受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学者们一方面重视通过语言、行为、思维方式、象征物的研究来了解社会，从心态史转向新文化史；另一方面强调中世纪社会的多变性与特殊性，开辟了诸如亲缘关系、暴力、正义与解决冲突的模式等新的研究领域。此外，中世纪的学术组织、对中世纪研究的总体思考以及一些重大课题和重要争鸣均有新的推进和发展。近代史(16—18世纪)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对若干历史发展进程的关注，通过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比较，凸显出法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包括诺贝特·埃利阿斯所界定的“文明的进程”、宗教改革的进程以及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过程等。其二，重新思考法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主要探讨法国的殖民扩张、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以及法国与海外的交往史和文化传播史。其三，新文化史领域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如文化史与文学史的交叉，不仅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史，也关注文化产品的接受史。法国当代史的发展也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国大革命、“五月风暴”等应景的纪念活动增加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其二，对共产主义史、“战争文化”的概念、殖民史等论题的研究在当代史领域极具代表性。其三，注重历史方法论的探讨。尤其是新文化史的发展推动学者们对社会史进行重新定义，新文化史或被看做“表征的社会史”，或被称为“社会因素的文化史”，越来越多的社会史学家采取文化史的姿态，将表征作为研究对象。
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在题为“研究福利国家的新视角”的报告中介绍了三本代表性著作。第一本是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该书作者利用“非商品化”这一工具将福利资本主义分为自由主义福利、保守主义福利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三种模式，拓展了福利国家研究的视野，被西方学者称为一本“开创性的著作”。第二本是周弘的《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角度提供了另一种考察福利国家的视角。第三本书是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混日子的国家——今日英国的财富与福利》(The Careless State：Wealth and Welfare in Britain Today)，主要探讨新自由主义对英国造成的诸多损害。陈晓律指出，这三本研究福利国家的专著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原有福利国家研究的范畴，不仅将福利国家作为西方社会各种“类型”的研究对象，向内触及到了西方现行政治体制的根基，向外则拓展到了全球的范围。
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通过介绍2010年召开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分支学会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的议题，指出这些新的研究主题和动向带给我们诸多启示。一方面，我们应注重史学研究的时代性和对现实的关怀；另一方面，在重视学术研究科学性的基础上，应力争通过发现新史料、利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做出新解释，实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作了题为“近年来德国史学界研究动态”的报告，指出比较史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和民主德国史研究是目前德国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新领域。北京大学高岱教授则介绍了英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如将一战史与殖民史研究相结合，注重性别史研究，尤为关注英国本土不同地区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对中国及中英关系的研究，长时段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宏观性的理论研究在英国史学界也渐显势头。
与会学者还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和主题，展示了国内世界史学界的前沿动态。东北师范大学吴宇虹教授对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担的国际项目《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档案重建工程》(“Drehem Project”)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作了介绍。该项目的目的在于按时间重建贡牲中心各个官员散失的档案，为国际学术界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历史提供必不可少的、经过系统研究而恢复原貌和全貌的文献原文和译文。国际亚述学研究网站CDLI(《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工程》)和BDTNS(《新苏美尔原文数据库》)将乌尔王朝泥板文献实现网络化，这为中国亚述学者研究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状况和行政结构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信息支持。经过10年的努力，现已完成17个重要官员的档案重建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四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显示出我国学者在亚述学研究方面已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
北京大学黄洋教授在题为“古典雅典的空间、图像与城邦”的报告中指出，在古代史研究中，考古学、艺术史与历史学的交叉和融合，使学者更多地思考非文字史料，如雕塑、绘画和建筑的价值，通过研究这些图像资料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观念世界。黄洋以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和城市中的公墓、“记名英雄墙”、凡人英雄和神话英雄的雕像、“绘画柱廊”和帕特农神庙等公共建筑为例，指出历史的公共空间存在历史的内涵。雅典城邦正是利用这些有形的建筑、雕塑和绘画，将雅典民主政治、国家形象、区别希腊人与蛮族的共同体世界图景等意识形态和观念传达给雅典公民。这一研究视角紧随国外学术前沿，极大地拓展了古代史研究的路径、方法和史料。
在与会学者对世界史学科建设及世界史学术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热烈的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陈志强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后，学界同仁对学科的发展均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具体的建议，包括学科的全面布局，队伍规模的扩大，组织机构的与时俱进，建立资源共享平台，突出专业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的特色，增加刊物数量，同时大力提高世界史研究的专业化水平等。建议的落实是关键，一方面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担负起全面规划和引导的作用，同时还需要世界史同仁的共同努力，并加强与中国史同仁的合作。陈志强教授最后指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面临大好机遇，但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急迫，任重道远，这都需要世界史同仁的精诚团结、通力合作，争取在未来的5—10年把我国世界史学科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