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图书馆_抗日战争论文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图书馆_抗日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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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标志。但实际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因此本文就以日寇对我国东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破坏和掠夺作为开篇。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图书的掠夺,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进行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了原被沙皇俄国控制的长春以北至大连的南满铁路和旅顺港。1906年成立了“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为“满铁”。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实际上是以经营铁路为名,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策服务,在华建立的最早、最大的殖民侵略机构。1907年满铁创办了图书室,1913年扩建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图书馆”,1922年改称“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简称为满铁图书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地区中国图书的主要机构。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图书馆通过各种手段搜掠中国的珍贵图书有著名的《永乐大典》、沈阳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宋、元版的善本图书和方志以及历朝珍贵的书画等。为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满铁图书馆还搜掠了诸如《奉天海口大小炮台图》等中国军事地图。上述这些珍贵的图书资料,如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等,在“九·一八”事变后被陆续运往东京,成为日本汉学收藏的一部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满铁图书馆形式上属于“满洲国”,实际上和整个东北地区一样,完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满铁图书馆利用攫取的图书资料加以整理,汇编成各种文献。如:有关东北和朝鲜自然地理、人文风俗的《满铁百科全书》、《大清历朝实录》;有研究中国纺织印染和东方艺术史的《纂祖英华》等。1933年日军大举进犯我国热河时,满铁大连图书馆举行热河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的图书资料展览,直接为日本的侵华服务。满铁大连图书馆出版的《满铁调查资料》、《满铁调查报告书》等原始记录,新中国成立后被拍成微型胶卷,成为我们研究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资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八年战争中,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更是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日寇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和劫掠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直接毁于日军飞机轰炸和地面进攻的战火之中。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在侵占平、津的战斗中,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近代史料室馆藏在战火中全部焚毁,南开大学图书馆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八·一三”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后,上海东方图书馆、上海暨南大学图书馆以及浙江、南京、长沙、广西、汕头等省立和市立图书馆的馆舍与藏书,或全部毁于战火或遭受严重损失。据国民政府《第二次教育年鉴》等资料记载, 上述作为非军事目标的图书馆并非全是战火中的客观损失, 如1938年4月1日,日军派机在湖南大学上空集中投弹50枚,使建成才4 年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和8万册藏书被毁大半。湖南省立南岳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和西南联大图书馆,也在1939年后的敌机轰炸中几乎全部被毁。1939年远在大后方的兰州图书馆也遭日机轰炸,损失书刊近10万册。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第一年,上海、江苏、河南、浙江毁于日军战火的图书馆即达1242所。

第二种情况是日寇在占领区对沦于敌手的珍贵文物和图书进行劫掠和焚毁。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寇抢走了蟠龙里图书馆珍藏的大宗图书和朝天宫院内埋藏的文物及寺庙里的大钟铁鼎。清华大学在北平沦陷后被日军占领,图书馆被改为外科医院,阅览室改为病房、书库用作手术室和药房、钢书架被全部拆毁、20万册图书被劫掠一空。至于沦陷区各图书馆内被日寇视为“赤色”、“反日”的进步书刊则被全部焚毁。八年抗战中,日寇在占领区究竟焚毁了多少册图书,已经成了无法确切统计的历史之迷。

第三种情况是各地图书馆在奉命西迁的途中损失的。如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37年11月从南京先迁至汉口,又迁至岳阳,后又返转汉口西上入川迁重庆,1940年因遭敌机轰炸又再迁江津县白沙镇。在辗转迁徙中,致使十几箱书刊下落不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四百余箱图书1935年已先行安全运存汉口,抗战爆发后先是西运重庆北碚,后又转运昆明,在两次迁徙转运途中,毁于敌机轰炸的图书计有中文图书5338 种10660册,另28605函又50包;西文图书3288册,西文期刊97种4904册。 在这些书刊中有珍贵的善本中文书10074册和西文书62册。 清华图书馆最后运抵昆明的图书仅2.3万册。中山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达30多万册。 八年抗战中先迁云南,再迁粤北坪石镇,三迁东江,连县。三次迁移中图书杂志损失达20多万册。损失最为惨痛的是安徽省立图书馆,安庆失陷前图书馆在迁移金寨县途中不仅无任何损失,而且于1940年在金寨县复馆,可是随着金寨县迅速沦陷,20万册图书、期刊全部毁于战火。

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仅战区和沦陷区就损失图书馆2118所,藏书损失1052万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刻,我们不能忘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劫难,同时,也不应该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和掠夺;但是在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保护、保存祖国的图书所付出的流血牺牲,他们在西迁途中和在敌后抢救祖国珍贵图书所表现出的舍生忘死的大无畏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更应该缅怀和纪念的。

193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鉴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省图书全部沦于敌手的教训和日寇进逼华北的紧迫形势,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各地图书馆做好紧急转移的应变措施保护珍善本图书。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4年即将甲、乙善本书库珍贵图书秘密转移至上海公共租界,计有善本书5千种6万余册,敦煌写经9万卷,历朝碑帖5千种,中西文科技及东方学期刊近4千种,以及西文参考书、历代官书数千册, 旧藏内阁大库与各省舆图近8千幅。上述珍本先是秘存于法租界和英祖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眼看英法租界即将不保,20年代自美国大学图书馆专业学成归国的学者,当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便冒着生命危险由重庆潜至上海,组织力量将甲库善本中特别珍贵的古籍秘密运往美国,借存于国会图书馆。这批图书计3千种,3万余册,其中有宋、元版本4百余种,明版1千种,各种手抄本5千种, 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原始档案、文件和刊物等等。这些书刊分装102箱, 在日伪严密控制的上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分三批运至美国。当第三批书刊刚刚离开上海港时,日伪军警即赶往租界进行搜捕,但为时已晚,载有这批珍贵图书的轮船驶过战云密布的太平洋,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前三天安抵美国。抗战胜利后,这批图书又运回到祖国的台湾中央图书馆。

由于日伪在沦陷区大肆搜集珍善本图书劫运东京,为了保护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下组织人员潜入上海、香港、广州,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名义作掩护,紧急搜购因战火而散落社会的私家藏书。在二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购得江浙、广东一批著名的私家藏书,如江苏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在这些善本书中,有很多是稀世珍本,如金泰和8年(1208年)的《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 元刻本宋罗从彦撰《罗豫章集》,元至正年间(1341—1367)徐氏一山堂刻印的《礼部韻宝》,朱墨套印本的《金刚经》,明万历刻本《殿粤纂要》和《常熟文献志》,明刻本《环宇通志》等。除上举外,还有宋版书20余种,六朝及唐人写经40余卷,《永乐大典》15册。此外,他们还购得不少珍贵的金石拓片与舆图,如1942年购得番禺沈氏藏金石拓片700余种,1943年购得孟氏旧藏金石拓片1500种。 在深入敌占区冒死搜购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派员在敌占区抢购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罕见刻本。由于他们舍生忘死的奋斗,终于使这些珍本至今还珍藏在中国人的手中。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们、牺牲的英烈们的业绩和爱国主义精神,将作为永恒的遗产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代代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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