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夷夏观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朝夷夏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夷夏观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观念。起自朔漠、雄居北方、被视为“夷狄”的契丹族，在建立政权以后，随着中原文化渗入的加深和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他们逐渐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中的夷夏观念，并加以发展，为其所用。
一
辽朝初期，其统治阶级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从中原地区输入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并借用了大量的制度文化，但处于文化深层结构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安于过去被称为“夷”和“蕃”的名号。辽太宗时，在入主中原的问题上，太宗耶律德光和述律太后之间产生了分歧，太宗主张积极进取，而太后则极力反对，他们俩有一段对话：
述律太后谓帝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帝？”曰：“石氏（后晋出帝石重贵——引者注，下同）负恩，不可容。”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所不及。”又谓群下曰：“汉儿何得一饷眠？自古但闻汉和番，不闻番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注：[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在述律太后看来，契丹人不能做汉地的皇帝，与其争一个“胡人”（契丹人）不应得的中原地区的帝位，不若坐等后晋来求和，而契丹人却不能主动去与后晋言和，理由是契丹是“蕃”。这是她从以往史事中，从契丹族文化心理中接受下来的观念：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很困难的，只要能取得“汉和蕃”的成果就足够了。这表明她还是把契丹族当作“夷”，把它和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等量齐观。
辽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晋宫，接受百官参拜，他对身边的侍臣说：“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这反映了辽太宗耶律德光尚有较深的因民族文化较中原文化落后所造成的自卑心理，对称帝中原缺乏信心，甚而对辽政权和自己“天子”的“权威性”都感到信心不足。
北京房山辽塔出土的塔砖上有文云：“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注：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四《房山辽塔出土砖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这与后来辽人习惯在年号之前冠以“大契丹”“大辽”字样迥然有别，说明在太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前后，辽人犹自称为“蕃”。曾经在辽朝生活了七年，于周广顺三年（辽应历三年，公元953年）从辽朝逃归的胡峤，在他的《陷北记》中写道：
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中原）？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诸国事，曰：“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
这里胡峤所说，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他所说契丹人把自己视为“夷狄”，是可信的。他们甚至认为辽朝地区“非人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非人境”这一说法，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中原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把契丹人当作非人看待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契丹人在先进的中原文化面前所表现出的卑弱心理：作为“夷狄”的契丹人是不能战胜“中国”的。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辽朝初期，契丹人的夷夏观还没有大的变化，他们对中原王朝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心存景仰，有较强的自卑心理，因而安于长期以来被中原王朝称作“夷”、“蕃”的名号。
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人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契丹人的夷夏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甘心于被称为“夷狄”，想求得与中原政权宋朝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辽、宋结盟后互为兄弟之国，这大大促进了契丹民族自信心的增强。
辽朝使臣萧和尚于辽圣宗开泰（公元1012-1020年）初“使宋贺正，将宴，典仪者告，班节度使下”，又送锦服给他做礼服。这种做法是把他当作蕃部的使臣看待。萧和尚反对说：“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国之使相礼。且以锦服为贶，如待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预宴。”在他的力争之下，宋方不得不“易以紫服，位视执政，使礼始定”（注：《辽史·萧和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萧和尚作为辽朝的使臣，对这种含有降低辽朝地位的做法的敏感说明他们已不甘心被视为蕃部。萧和尚的这次努力，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宋使至辽与辽使至宋在接待宴会的位次上仍然不是对等的。辽圣宗太平七年（即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萧蕴等至宋贺乾元节，萧蕴指出“中国使者至契丹，坐殿上，位高；今契丹使至中国，位下，请升之”，被馆伴使程琳以“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而拒绝（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天圣五年四月辛巳，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增加岁币之后，萧偕使宋，再次提出要求，仁宗不得不下诏：“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并移坐近前。”（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一月壬申。）从外交礼仪上最终获得了平等的地位。
辽方曾经想把宋方称为南朝，自称为北朝。“契丹遣使论国书中所称‘大宋’‘大契丹’（按：当时辽朝的国号为契丹），似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注：《道山清话》，《丛书集成初编》本。）由互称“大宋”、“大契丹”到想改称为“南朝”、“北朝”，实际上是想提高辽朝的地位，使两朝平等，居南方者为南朝，居北方者为北朝。其实宋真宗也有过这种想法。“景德（公元1004-1007年）中，朝廷始与北虏通好，诏遣使将以北朝呼之。王沂公（曾）以为太重，请但称契丹本号可也。真宗激赏再三，朝论韪之。”（注：[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中华书局1985年版。）宋人杨仲良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五《新征契丹》载有王曾反对称南、北朝的理由：
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手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与之亢立，首足并处，失熟（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契丹足矣。
王曾反对以“北朝”、“南朝”代替“契丹”“宋朝”的理由仍是从夷夏之防出发，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辽朝此举是为了提升辽朝的地位。实际上辽朝在澶渊之盟以前就已自称北朝了，由宋战败入辽的王继忠在景德元年闰九月给宋方的信中有言曰：“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闰九月。）已以北朝自居。结盟后更是常以北朝、南朝指代辽、宋。辽圣宗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出使宋朝的副使杜房与宋朝馆伴使程琳争论位次时说：“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卿，可乎？”程琳说：“南北朝安有大小之异？”（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天圣五年四月辛巳。）这表明辽人已以大国自居而小视宋朝，而宋人也不得不承认辽与宋为平等的南北朝关系。至庆历二年增币时，辽兴宗已不满足于所取得的与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想做“宗主”了。他坚持在宋、辽和约中将宋朝所送岁币称为“献”，“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众所周知，“‘献’乃下奉上之辞”（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兴宗之用心，昭然若揭。
在我国历史上，当几个平等的政权对峙时，它们几乎都声称各自的政权是正统，为其政权的存在和扩展找“合理”的依据。一般说来，当汉族建立的政权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时存在时，中原的“夏”政权被视为当然的正统王朝。而“夷”政权亦安于非正统地位。辽朝初期是如此，至中后期则不然。辽朝中期“宝谷务农，从绳纳谏。惠养鳏寡，钦恤刑名。禀道毓德，恶煞好生。洽前代无为而治，见时政不肃而成。四民殷阜，三教兴行。开拓疆场，廓静寰瀛。东振兵威，辰卞以之纳款；西被声教，瓜沙由是贡珍。夏国之羌浑述职，遐荒之乌舍来宾。”（注：《全辽文》卷六《圣宗皇帝哀册》。）宋人纳币请和，国内经济、文化发达。辽人认为辽朝已是尽善尽美的“天朝”（注：《全辽文》卷二《遣萧好古册高丽王太子诏》。），是当然的正统王朝。辽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注：《辽史·仪卫志三》。）。与中原地区的一般认识一样，他认为哪个政权有传国宝，哪个政权就是正统。早在太宗灭后晋时，就把后晋的文物、典籍运到上京，帝玺也由中原带入辽朝，辽圣宗曾不无得意地吟诗曰：“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注：《全辽文》卷一《传国玺》。）辽兴宗的做法，不言而喻，辽朝有传国宝，辽朝就为正统，宋朝没有传国宝，宋朝就不是正统。兴宗以之作为科举考试的试题，表明这种看法在辽境有一定的影响。这次考试，兴宗“御清凉殿试进士，赐邢彭年以下五十五人第”（注：《辽史·兴宗纪一》。）。中举的五十五人写的赋，各自所表达的看法与兴宗的看法一定比较合拍，否则兴宗不会赐给他们进士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辽境，不仅契丹人的思想在变，汉人的思想也在变，应试者绝大多数是汉人，汉族地主阶级的读书人也认为辽为正统。他们事实上把契丹族看作是中华民族各族中平等的一员，其建立的政权，也可以是正统皇朝。
这是辽朝中期的情况。契丹人及其辽境的汉人，其夷夏观念的变化，主要是致力于提高辽朝的地位，不再把自己当作“夷狄”，也不能容忍宋人把他们看作“夷狄”，并开始认为辽朝为正统皇朝。
三
辽朝后期，契丹人的夷夏观念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褒贬祖《春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寓褒贬于“书法”、体例中。他自然是以大汉族主义的正统目光，作夷夏之辨，把当时与宋朝对峙的辽朝的建立者所属的民族契丹族的历史，作为“四夷”之一，附录于书后。其书流传到辽。引起了辽方人士对宋朝和欧阳修的强烈不满。《辽史·文学下·刘辉传》云：
寿隆（昌）二年（公元1096年），（刘辉）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
刘辉认为，辽朝与辽宋朝互称兄弟，而宋朝的臣下修史，却把辽朝当作“四夷”附录在《新五代史》后，着实令人气愤；为了报复，辽朝也要把宋朝皇帝赵氏初起之事，作为“四夷”附在辽朝国史之后。刘辉的观点引起了道宗的共鸣，所以“嘉其言”，并提拔他为礼部郎中。不仅不承认辽朝为“夷”，而且要把宋朝当作臣服于辽的小属国。这并非出于他个人夷夏观念变化的偶然表露。辽朝经圣宗时的封建化改革，到道宗时，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已灿然可观。中原文化为绝大多数契丹人所接受，儒家的政治思想在辽朝的统治思想中已占据主要地位，道宗时期是儒学大盛的时期，人们的观念、思想，与辽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辽人的夷夏思想到此时也已趋于成熟，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辽帝国物华天宝，制度修举，国泰民安，与中原盛朝无异。因而欧阳修把辽视为“夷狄”的作法，必然引起辽方人士的不满。在新的情况下，辽道宗的夷夏观更是使人耳目一新：
帝（道宗）聪达明睿，端严若神，观书通其大略，神领心解。尝有汉人讲《论语》……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道宗）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注：《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
这条史料，向我们透露了以下信息：其一，道宗心目中的“夷狄”是以文明的高低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荡无礼法”者谓之“夷”；“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者”谓之“夏”。其二，道宗时文物彬彬，与中原不异，辽朝的文明程度已比以前高了很多。其时大兴文教，“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注：《辽史·道宗纪一》。）。“诏求乾文阁所阙经籍，命儒臣校雠”（注：《辽史·道宗纪二》），“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注：《辽史·道宗纪三》。）。都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学习接受中原文化。其三，道宗的这种思想是直接来源于中原文化，他正是在研读大量的中原文化典籍之后，“神领心解”，得出这一观点的。他以“礼”作为衡定一个政权的文明高低，区别一个民族是“夷”是“夏”的标准，和孔子重“礼”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其四，道宗时辽人已经不承认自己是“夷狄”，而是“绍百王之正统”（注：《全辽文》卷二《遣萧好古赐高丽国王太子册》。）的正统王朝。活动于道宗天祚帝时期的耶律俨（原为汉人，赐姓耶律），在他所纂修的史书中，“称辽为轩辕后”（注：《辽史·世表·序》。）。这样，为契丹族非“夷狄”找到了血统上的依据（且不论其说法是否科学）：契丹族与汉族同源，都是炎黄子孙，具有相同的血缘，因而应具有相同的民族地位。这正是当时辽朝君臣夷夏观念的反映。
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道宗“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注：《辽史·道宗纪一》。），惜其诗已佚。所幸懿德皇后同时作有《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在《焚椒录》中被保存下来：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注：《全辽文》卷三。）
这首诗为“君臣同志”之作，可以代表道宗及大臣们的思想。诗的主旨是倡导“华夷同风”，认为其时辽朝之“今”可以和“虞廷盛轨”之“古”比美，辽朝承天意而行，深得各族拥护，文治声教，被及遐迩，因而辽朝可以自视为堂堂华夏的正统了。
契丹人的夷夏观念，必然影响到他们对其统治下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态度。他们在摆脱“夷狄”的帽子之后，却给其他少数民族戴上了“夷狄”的紧箍咒。契丹族贵族东征西伐，把许多少数民族纳入其统治之下，边疆内外各民族纳贡称臣，这更助长了契丹族统治者的自大心理。他们开始称这些少数民族为“夷”了。早在辽统和二十八年（公元1010年），萧敌烈谏圣宗伐高丽时，已将高丽视为“岛夷小国”（注：《辽史·萧敌烈传》。）。刘辉在道宗大安末年上书言边事云：“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注：《辽史·文学下·刘辉传》。）刘氏将西部的少数民族称为“诸番”，将辽朝国内之人民称“中国之民”，这说明辽人已俨然以中国自居了，而附属于辽的其他部族包括高丽、西夏等都被他们视为“夷”。
深受中原文化浸染，“善诗歌”的天祚妃萧瑟瑟在她有名的《讽谏诗》中写道：“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她写这首诗的背景是“女真乱作，日见侵迫。帝（天祚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注：《辽史·后妃传·天祚文妃萧氏》。）。作诗的目的是为了讽谏天祚帝，要他振奋精神，来对付勃兴的女真人，诗中的“夷人”指女真族。契丹族贵族中更有人很轻蔑地说：“阿骨打朔北小夷。”（注：《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
辽朝君臣自视为泱泱大国，在其统治下，已达到“华夷同风”。它一方面用武力对付周边各族，另一方面又以儒家“修文德以徕远人”为标榜，用文治教化作为其统治的另一手。辽朝统治者自视为圣朝，辽主自视为圣主，高高在上，就连宋朝每年输入的岁币，也要说是“献”或“纳”。“统和五年，以宋降军置七指挥署”，名其军曰“归圣军”（注：《辽史·百官志四》。），其意为这些宋军弃暗投明，来归我圣朝、圣主。道宗也说：我“示信以怀远方”（注：《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至于辽朝江河日下，天祚帝万般无奈，与女真讲和，阿骨打要求称国号为“大金”，用天子仪册封阿骨打为帝，与辽约为兄弟之国。满脑子夷夏思想的天祚帝，认为女真族不过是“朔北小夷”，怎么能与堂堂大辽相对等呢？所以改“大金”国号为“东怀国”，册仪也只用诸侯礼。阿骨打的谋臣杨朴看出，“仪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东怀国乃小邦怀其德之义，仍无册为兄弟之文，如‘遥芬多戬’，皆非美意，彤弓象辂，亦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轻侮”（注：《契丹国志》卷一○《天祚皇帝上》。）。和谈最终成为泡影。天祚帝在《降金表》中仍念念不忘地表白自己是“正统”王朝皇帝，他说：“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拓土周数万里，享国余二百年，从古以来，未之或有。”（注：《全辽文》卷三《降金表二》。）
总之，契丹族人接受中原的夷夏观念，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辽初虽有大量的中原文化涌入辽朝，但处于更深层文化结构的思想意识的转变，则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他们自认为是“蕃”是“夷狄”。圣宗时，契丹人不再甘心于被宋人视为“夷狄”和处于蕃部的地位。兴宗时，辽为正统的思想拥有一定的市场。道宗、天祚帝时，契丹不仅不承认自己是“夷狄”，而且自视为承天意、得民心，继唐虞而下的正统皇朝，而辽朝境内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则被他们斥为“夷人”。这一呈阶段性发展的过程，与中原文化的传播和被吸收的进程相一致。契丹族在吸收中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接受了势所必然存有一定民族偏见的“夷夏”观念和正统思想，并加以改造，为其所用。从契丹族对中原文化中的“夷夏”观念的接受与改造上，可以看出辽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夷夏”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观念，契丹人自认为“夏”民族，汉人及其他民族对契丹“夏”民族地位的认同，反映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它说明，“华夏”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是由各民族长期互相认同、兼容、融合而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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