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远东地区近期社会经济形势分析_远东论文

俄罗斯远东地区近期社会经济形势分析_远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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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转轨期处于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其表现是工农业生产持续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债务负担沉重;长期拖欠职工工资;失业人数居高不下,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经济危机的成因主要是经济改革进展迟缓甚至陷入停顿,大中型企业未实现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重型化、军事化的经济结构不但未得到有效调整,反而更加畸型;处于远东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下的大中型企业在转轨期经营条件恶化。此外,远东地区政界的明争暗斗也是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俄罗斯 远东地区 社会经济形势

近年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同全国一样,仍处于积重难返的危机状态中。由于这个地区远离俄罗斯经济发达的欧洲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更为突出,因而它的经济危机比俄罗斯其他地区更为深重。这个地区总产值和工业产值的下降幅度、亏损企业的比例、失业人数和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数量都高于全俄平均水平。持续五六年的经济衰退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减少,失业人数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和混乱,绝食、罢工、抗议、集会频繁发生。黑社会势力活动猖獗,犯罪率居高不下。

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阿穆尔州的人口加在一起为482.88万人(1997年年初数字),将近远东人口总数的70%,仅前两个州区对联邦预算的缴款就占远东地区的60%,其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在该地区举足轻重;同时这三个州区与我国黑龙江省、吉林省有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了解其社会经济状况对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对双方睦邻友好关系的巩固和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合作都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对这三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远东地区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生产持续下降。据上面提到的三个州区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该地区经济最发达的滨海边疆区总产值在1995年比上年下降19%的基础上, 1996 年又下降了13 %, 为204190亿卢布。其工农业产值1996年比上年分别减少38.6%和2%。 另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总产值1995年比上年下降12%,1996年又下降了10%,为150720亿卢布。其工农业产值1996年分别比上年减少了13%和11%。阿穆尔州总产值1995年比上年下降5%,1996 年又下降了11%, 为107000 亿卢布。 这个州工业产值下降幅度更大, 1995年比上年减少18.5%,1996年降幅高达23.2%,1996年的农业产值减少7.2%。

1996年全俄国内总产值下降5%,工业产值下降5%,两相比较,远东地区这两项综合经济指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其经济危机远比俄其他地区严重。

远东地区经济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生产企业经营亏损,财务状况恶化,企业间三角债剧增,形成恶性循环。滨海、哈巴罗夫斯克两边疆区和阿穆尔州政府发布的正式统计资料显示,这三个州区的亏损企业多集中在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这些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这些部门企业亏损面都在一半以上,高于全俄平均水平(40%左右)。情况最严重的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全区有近半数企业亏损,亏损额达10680 亿卢布。该区工业部门中亏损最严重的是林业、木材加工业和纸浆造纸工业、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业及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这些远东地区的传统骨干产业。

企业由于经营亏损而大量负债。截至1996年12月1日, 滨海边疆区工业、运输业、建筑业欠债权人债务高达122000亿卢布,其中52%是逾期欠款。对供货人的商品、工程和服务的逾期欠款为28000亿卢布, 买主的逾期欠款为26000亿卢布。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同期欠债权人的债务,包括贷款和债券债务,总额高达117265亿卢布,其中56%是逾期欠款。欠供货人的原料款为31702亿卢布。逾期预算缴款额达11867亿卢布。债务人欠款为67243亿卢布,买主对企业的逾期欠款达34484亿卢布。阿穆尔州的债务总额,包括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农业的企业和单位的银行贷款和债券债务在去年增加了82%,达60000亿卢布,其中70 %是逾期欠款。这些部门的企业和单位欠国家预算和预算外基金的款项去年增加了2倍,达25000亿卢布。 买主欠商品(工程和服务)款达26000亿卢布。集中于生产领域的巨额“三角债”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支付危机引发销售危机,导致该地区很多企业停工,有些企业已濒于破产。越积越多的“三角债”还危及财政金融系统的稳定,也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滨海边疆区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主要成因就是“三角债”。鲁切戈尔斯克矿务局通知电力部门,鉴于后者长期拖欠煤款导致煤矿发不出工资,从今年2月1日起停止向电站供应煤炭。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第二中央热电站煤炭库存因此明显减少,发电机组不能满负荷运转,导致城市民宅停电,企业停产,而据该电站站长称,电力危机的原因在于各企业拖欠电费,目前符市电热网内各企业用户欠热电站5000多亿卢布,直接影响到电站的燃料供应和设备维修。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未解决。

远东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危机,其表现是失业人数居高不下,长期拖欠职工工资,近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高于全俄平均水平),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

远东三个州区失业人数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例都高于全俄平均水平。滨海边疆区人口最多,失业人数也最多,1996年为12.81万人, 比上年增加了15%,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失业人数到去年年底为9.43万人,占经济自立人口的12.8%,失业持续时间平均为六七个月。阿穆尔州去年年底的失业人数为6万人,占经济自立人口的11.6%, 失业持续时间平均8个月左右。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劳动就业情况来看, 有三个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再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空缺职位与失业者的比例是1:14,而1994年年底以前,空缺职位与失业者的比例是1:6.2;二是妇女失业比例高,在该州正式登记的失业者中,妇女占64.5%,这个比例还在逐渐增大;三是青年人失业率高,在该州正式登记的失业者中,年龄在16-29岁的青年人占33.9%,这对社会安定来说是个很大的隐患。

远东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长期拖欠职工工资,而且欠薪额越来越大。截至1996年12月23日,滨海边疆区拖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农业、科研、文化、艺术、卫生教育部门职工的工资近8140亿卢布,其中因直接的预算拨款不到位而拖欠的工资约2240亿卢布。欠薪最严重的部门是煤炭企业(占总额的19%),接着是教育(12%)和卫生系统(12%),其次是国防工业企业(10%)和渔产工业(8%), 而这些企业都属该边疆区的支柱产业。同期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欠工业、建筑业、农业、运输业等生产部门和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和科研等社会领域部门的工资总额达6659亿卢布,比当年初增加55%,预算拨款不到位造成的欠薪占总额的25%,同期阿穆尔州欠薪总额达5124亿卢布,超过月工资基金总额的2.2倍。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欠薪的企业多集中于生产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这些企业因经营亏损,陷入财务危机,无力给职工发工资。这种情况对该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二是靠政府拨款的事业单位处于更困难的境地。如截至今年4 月15日滨海边疆区教育系统欠薪已达2746.7亿卢布。阿穆尔州77%的欠薪都落到靠各级财政拨款发工资的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和科研单位头上,由于这些单位的职工工资只有工业部门的一半,甚至只有银行系统工资的1/3到1/4,加上长期拖欠不发,其生活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因此常常走在罢工和抗议活动的队伍的前列。阿穆尔州去年发生的59起罢工中,就有45起是学校和学龄前教育机构的教工发动的罢教。

由于大多数职工工资低而且长期拖欠,远东地区近年来社会动荡,罢工此伏彼起,各种抗议活动不断发生,其声势越来越大,波及范围越来越广。滨海边疆区去年有209个企业举行了罢工,参加人数超过1.5万人,参加罢工的有教师、电力部门职工。实际上该边疆区所有的城市和区都举行过抗议欠发工资的群众集会,参加人数在15万人以上,抗议活动波及科研、教育、卫生、公用事业、农工综合体、造船业、军事工业综合体、煤炭工业和电力、热力工业等部门,其范围之广是近年来罕见的。甚至连内务部门的警察也饱受欠薪之苦,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就有113名警员今年2月初投书《阿穆尔真理报》,呼吁市和州政府补发欠他们的5个月的工资。滨海边疆区一个治安民警队今年3月给当地政府和边疆区政府首脑写信,要求清偿从去年11月份拖欠的工资,不然就宣布集体绝食。

当然也应当看到,这些州区的少数社会经济指标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如滨海边疆区1996 年外贸额比上年增长2 %。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1996年出口占外贸额的77.1%,取得了较大的顺差。阿穆尔州1996年消费物价上涨速度稳步放慢,上半年月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 下半年则进一步降为0.5%,居民收入差别也缩小了,10 %的最富裕居民的收入是10%最贫困居民的收入的9倍,而1995年则高达17倍。 这三个州区职工月平均工资(实际收入)都有所增加,滨海边疆区增加了6%,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增加了5.6%,阿穆尔州增加了1.8%。但是,这些毕竟是个别现象。如前所述,这三个州区的大多数社会经济指标持续下降,而且降幅很大,经济明显处于危机状态。

远东经济危机的成因,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现在仍未解决的老问题,又有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既存在全俄共同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该地区自己的特殊性问题。

第一,远东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畸重畸轻非常典型,而且这一问题在转轨期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该地区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90%以上,轻工业只占5.8%。 其支柱产业是采矿和有色金属冶炼业、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业、渔业及海产品加工业。机械工业不发达,加工能力只有35%。远东工业产品以原材料为主,附加值低。农业不发达,农副产品供应缺口达50%,粮食自给率不到消费量的1/3。日用消费品的自给率也很低。

这个地区在全俄是经济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冷战时期,其整个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为满足驻在当地的150 万军队和太平洋舰队的需要而运行。首先是军工企业多,约有40家,其产值占远东地区工业总产值的9.4-10%,职工人数占全地区职工总数的12.7-13%, 固定资产占全地区的6-6.3%。许多纯民用企业的产品也面向军需订货,并以国防预算支付。这些军工企业过去一直面向国家订货,由国家预算拨款,亏损由预算补贴。

要扭转远东经济的危机局面必须调整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应当是使军工企业逐步实现军转民,优先发展能带动整个经济振兴的主导产业和新兴工业部门,提高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改变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面貌。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条件是大量增加投资,然而远东地区同全俄一样,自经济转轨以来基建投资处于不断萎缩的状况。

一是投资额连年大幅度减少。 如滨海边疆区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在1991至1996年期间下降了90%以上。1996年只有28158亿卢布, 比上年又锐减46%。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1996年基建投资额为28504亿卢布,比上年减少13%。阿穆尔州1996年的总投资额是20352亿卢布,与1995 年相比,联邦预算投资减少4%,州和地方预算投资减少36%, 企业和单位自有资金投入减少48%。至于外资的投入也是少得可怜,作为俄罗斯十个对外国投资者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的滨海边疆区,1996年吸引的外资也只有3600万美元和2000亿卢布,其中1/5是外方对合资企业的投资,其余的是各种有偿贷款。阿穆尔州截至今年1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才区区700万美元和20亿卢布, 而与这两个州区毗邻的我国黑龙江省仅1996年吸收的外资就超过10亿美元。

二是在投资额减少的情况下,资金投向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性和应急性。这三个州区的投资方向有三个共同点:

1、 投向燃料和动力部门及运输邮电等基础设施部门的资金增加较多或占的比重较大,如滨海边疆区1996年比1991年对煤炭和电力部门的投资增加了1.4倍,对运输业投资增加1.6倍,对邮电部门投资增加5.7倍。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基建投资的53.5%用于发展运输通讯,19.9%用于发展燃料动力部门。对能源和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增加投资原也无可非议,但远东的实际情况是近几年能源危机愈演愈烈,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且基建欠帐太多,现在的投资只是缓和危机、堵漏补缺的权宜之举,根本不足以对其多数工业部门特别是加工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当然更谈不到发展新兴工业部门,因此对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起不了大的作用。

2、对农业和食品工业的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幅更大。 如滨海边疆区1996年对农业投资减少37%,对肉奶加工工业减少85%;阿穆尔州1996年用于发展农工综合体的投资比上年减少了一半。这不仅使本已十分落后的农业和食品工业进一步萎缩,而且导致农副产品和食品进口增加,“吃”掉了大量外汇收入。

3、远东地区与全俄一样,投资主体已从国家转向企业、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如滨海边疆区1996 年各级预算投资只占投资总额的20%,企业和单位的自有资金占投资总额的60%,而且非国有经济成份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70%。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基建投资的70%以上靠企业资金,借入的或吸引来的资金,只有30%左右是预算资金。这种投资主体的转换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提高投资效益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是有积极作用的。不过远东地区经济同俄其他地区一样,尚处于计划体制被打破,市场机制又未发育成熟,从而不能正常运作的转型期。国家(各级政府)仍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行为主体,如果国家不担当投资主体的角色,就不能形成一种保证国家利益的投资机制,就不能使投资方向有利于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这样一个全局性问题的解决。而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在决定自有资金的投向时主要考虑的是本企业即局部的利益。

优化远东地区经济结构的主要方向之一是使大批军工企业转产民品。企业要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市场畅销而在技术上有能力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建立产品销售和原材料供应体系,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和更新。这样做没有大量投资是不行的。1992年制订的远东地区军工企业转产规划预计1992至1995年需20亿美元投资,但到了1994年所得投资还不足此数的1%。从1991年起,远东军工企业的国家订货减少20-60%, 预算开支大幅度削减,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境地,不仅军转民计划被迫束之高阁,连职工的生计都成了问题,军工企业平均工资往往相当于本地区其他工业企业平均工资的1/3到1/5,而且长期拖欠。例如远东一个重要的军工企业——位于滨海边疆区大卡缅市的“星”核潜艇修理厂职工已经半年多未领到工资,1997年又没有国家订货,绝望的职工们今年3月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纳霍德卡的公路上设置路障,以阻断这条干线公路的交通表示抗议。

第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远东地区的企业因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自然条件恶劣和经营条件的恶化而面临更大的困难。

远东地区远离俄经济发达的欧洲部分。太平洋沿岸的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莫斯科的铁路运距为9297公里,较近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到莫斯科也有7996公里,同时,远东企业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及大多数配件和技术设备均来自西部地区,这种情况决定了运费在远东企业产品成本中比重很大。另外,远东地区企业生产所用的电力80%以上是火电,而该地区热电站所用的燃料中20%的煤和90%的重油是从外地运来的,所以远东地区的动力价格比全俄平均水平高一倍,这就决定了远东企业产品成本中能源费用的比重也很大,而远东的支柱产业冶金、采矿和木材加工业都是耗能大的部门。由于这种特殊情况,远东地区企业比其他地区同类企业的生产成本高出许多,如军工产品就高60—80%。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这高出的部分是由国家预算补贴的。但从1992年起,过去由中央政府按发展规划为远东经济提供资金和物资的传统方式一下子变成企业在财务上自负盈亏,使一向习惯于靠预算拨款和政府补贴过日子的远东企业陷入困境。在国家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而资金市场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企业借贷无门,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自俄罗斯放开价格后,电费和运费不断上升使远东企业的产品成本随之上升。据《符拉迪沃斯托克报》报道,滨海边疆区的电力价格为每千瓦小时15美分,在亚洲高居首位,比中国(4.5美分)、韩国(7.2美分)、日本(6.5美分)高得多。运费也大幅度频繁上调,1995 年初上调运费后,一吨石油从东西伯利亚的上安加尔斯克运到哈巴罗夫斯克的运费为27.5万卢布,而一吨石油的价格才34万卢布。仅1996年初到今年3月, 俄交通部就先后在1996年1月1日、9月15日、12月15日和今年3月15日四次上调了铁路货运收费价格。运费和能源费用的提高增大了产品的成本,进一步削弱了远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三,远东地区经济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私有化进程大大放慢,大中型企业未能实现经营机制的真正转变。

远东地区第一阶段私有化即“小私有化”进展迟缓,较全国晚了半年到一年,没有达到全俄私有化纲要规定的该地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目标。而第二阶段私有化也与全俄一样步履艰难,速度逐年减慢,以滨海边疆区为例,私有化开始以来该区私有化企业共1270家,1993 年为641家,1994年为267家,1995年为54家,1996年只有28家。哈巴罗夫斯克 边疆区私有化开始以来实现私有化的企业有1390家,1996年仅有45家。阿穆尔州从私有化开始以来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832家,1995 年实行私有化的企业仅占全州私有化企业总数的4%,1996 年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只有6家,比上年又减少了3/4,私有化的财产和土地总价值才20 亿卢布,这些私有化企业规模都很小,6家企业合计职工也只有328人,年产值19亿卢布。由于私有化企业数量很少且规模不大,私有化收入也就很有限。这有限的收入绝大部分划入各级预算,对于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赤字累累的各级政府来说,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既未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也未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再者,第二阶段私有化的主要目标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然而在远东这三个州区1996年实行私有化的企业中,比例最大的仍然是规模较小的商业服务业企业。例如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去年的私有化企业中,商业企业占22%,数量居各行业之首。俄大中型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但私有化率不到40%,这类私有化企业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制,它们不仅内部没有建立起所有者、经营者、职工三方面各司其职并互相制约的公司治理机制,没有实现经营机制的真正转变,其外部也缺少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市场条件和法制环境,因此,很多私有化、非国有化的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显著。尽管实现了私有化的小型商业企业大多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滨海边疆区11700家小企业在1996年前9个月取得了1434亿卢布的帐面利润,但远远弥补不上数目少得多的大中型企业同期造成的5480亿卢布的亏损。况且数量如此之多的小企业创造的产值也不过54000亿卢布,只占同期全边疆区总产值的39%。可见, 还是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不取得实质性进展,不实现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不能成为按市场经济机制运行的自主经营主体,远东地区经济危机的局面亦不会根本改观。

第四,远东地区各派政治力量明争暗斗,政局动荡不宁,各级政府为政治斗争所困扰,难以集中精力去推进经济改革和发展经济。

滨海边疆区州长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长达三年之久的斗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4年当选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才八个月的维克多·切列普科夫因被指控受贿而被解职。指控他受贿的过程本身也很富于戏剧性:边疆区民警局在得知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内有一个贪赃枉法的金字塔后,为调查核实派了一个名叫沃尔科夫的侦察员,冒充商人打入市政府官员圈子并大肆送礼。后来,市检查院在接到沃尔科夫关于切列普科夫收受他送的“欧美加”表和300万卢布的举报后, 搜查了市长的办公室和住宅,发现了表和钱,但切列普科夫断言他不知道表和钱是从哪里来的。法院认为民警局的行动不合法,解除了切列普科夫的刑事责任。1995年切列普科夫又把边疆区民警局告到了法庭。去年8月14 日莫斯科哈莫夫尼克区跨自治市法院作出恢复切列普科夫市长职务的判决。8月22 日边疆区州长纳兹德拉坚科通过自己的律师向莫斯科市法院上诉。9月24日发布了恢复切列普科夫职务的总统令。切氏复职不久, 边疆区杜马就向边疆区法院状告切列普科夫作出的关于撤销符市下辖的行政区建制和取消市杜马选举等决定违反联邦宪法。如果此罪名成立,切氏将被边疆区杜马再次撤职。作为反击措施,以切列普科夫为首的市政府宣布今年3月23日在符市举行全民公决。今年4月初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萨沃斯季扬诺夫专程到符市调解,州长和市长之争才暂告平息,但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

尽管我们对这场斗争的内幕还了解甚少,但从俄罗斯一些报刊披露的材料分析,至少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初步的结论。表面上这场斗争的起因是政府官员受贿的刑事案件,但实际上它是一场政治斗争。台上的对手是纳兹德拉坚科和切列普科夫,他们分别代表着经济利益不同的两个政治集团——纳兹德拉坚科代表着滨海边疆区的实力派人物,而切列普科夫则在莫斯科的政界和企业界找到了自己的盟友。

据俄罗斯报纸报道,切列普科夫在位时力图在财政上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争得更大的自主权,甚至想把符市变成一个独立的自由经济区。然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是滨海边疆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向自认为是边疆区独一无二的主宰者的纳兹德拉坚科当然不能容忍切列普科夫自行支配这笔巨额收入而不让他介入。也许这才是州长与市长对立和斗争的真正原因。

俄《独立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有些话是耐人寻味的:“莫斯科积极地介入滨海地区的问题,因为莫斯科的某些集团对滨海地区发生了明确无误的兴趣……仅滨海地区每年上缴国库的关税就有30亿美元,滨海地区是一块肥肉……现在到了它被莫斯科的商人们吞下的时候了。如果说纳兹德拉坚科背后有地方上的力量,那末切列普科夫背后则有莫斯科。”

据俄一些报纸报道,莫斯科的“身居高位的官员”确实帮了切列普科夫的忙,他们策动莫斯科和中央的一些新闻媒体掀起败坏纳兹德拉坚科名声的运动,并且对其后宣布切列普科夫官复原职的总统令出台起了作用,而切列普科夫也作出了应有的回报,他在最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该市全部预算资金的8%即25000亿卢布将经常存在莫斯科的银行里。有的文章还暗示切列普科夫的后台是总统办公厅主任丘拜斯,而有的文章则说纳兹德拉坚科与副总理伊柳辛私交甚密。

这场背景复杂、过程曲折的斗争已进行了三年多,边疆区和符市两级政府互相封锁,互相攻讦,互相拆台,而不是协调一致地推进改革和发展经济,因此不管这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受害的总是滨海边疆区的老百姓。

应当强调指出,虽然远东各州(边疆区)同联邦中央一样,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但这种体制因缺乏足够的磨合而处于不成熟和不稳定的状态,同时还带有旧体制深深的烙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常常受到握有行政实权的政府的干预甚至操纵,不能完全独立地、正常地行使自己的职能。政府各部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积习难改,相互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因而运转不灵;政府官员办事推委扯皮,效率低下,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现象相当普遍。加上地方分离主义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立倾向在远东也很严重,并被地方领导人当作为扩大自治权力和争取经济优惠待遇而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致使联邦政府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地方上难以充分及时地贯彻落实。凡此种种也都是导致远东地区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社会形势动荡不宁的重要因素。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问题不作展开论述。

远东地区地处俄罗斯东部边陲,其经济的转轨和发展较俄罗斯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的滞后性。经济转轨中的危机在远东开始出现比其他地区晚了一年左右,危机的消除预计也会比经济发达地区晚一些,随着整个俄罗斯经济复苏和回升,远东地区的经济也将逐渐好转并最终走上振兴之路。不过,这恐怕是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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