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49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延误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两千年来“家天下”的世袭王朝体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出现小小的高潮。但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繁，致使中国社会内部缺乏起码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同时，外部面临的国际环境又急剧恶化，这不能不对转变中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影响，严重阻碍了中国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延误的原因，本文主要就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家对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和初生的市民社会的压制
在本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曾形成两个小小的经济增长的高潮，加之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政治分权的形势，从而加速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等工矿企业的民营化即民间化，或称之为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化过程。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纺织、采矿、面粉、加工等行业较为突出。国家直接掌握的企业逐渐缩小到造币、兵工、造船等国家机器运转及军事有关的企业。这一变化加强了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和商品的竞争能力，使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夹缝中成长起来。1920年至1927年八年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矿业年平均增长率为8.5%至8.6%①。借助政治势力，迅速集中资本而建立起大规模企业集团的，北方有周学熙，南方有张謇。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这一时期虽得到较快发展，但由于它本来就先天不足，又缺乏资本，企业技术落后，起点低，基础是很薄弱的，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体制，因此绝无力量单独对抗国际资本和国内官僚地主势力，独立推动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其它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一样，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国家对发展战略的选择、支持和推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族资产阶级“想要保障一个拥有数亿农民、面积几乎独占一个大陆的国家的团结、独立和发展，显然是力不胜任的。中国的市民阶层，包括其坚强的先锋——资产阶级，如果反对国家，或者脱离国家，没有它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②但是，如果国家忽视资产阶级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支柱，也是难以发展的。
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支持了打倒军阀的北伐统一运动。蒋介石的军事政权是得到上海与江浙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才在南京建立并稳定下来。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加速国家统一化的进程与政治中心的南移。在此后几年中，南京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特权、收回关税自主权、裁撤厘金制度和大幅度提高关税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和成果。但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政权的官僚化和资产化。在经济方面，就是在所谓“节制资本”的政策下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垄断。1928年在南京建立了中央银行，后又设立农业银行，用加入官股形式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家银行有发行钞票权，拥有中国新式银行资本和储备金额的2/5，以及存款总额的一半以上。1929年将全部铁路正式收归国有，后来又独占了新兴的航空运输业。这样就控制了金融和交通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变，后来形成了以四大家庭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
政府通过重建工作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走自辛亥革命以来享有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动权。例如，通过统一税收和改定税则，多次提高税率，开征了卷烟、棉纱、火柴等名目繁多的“统税”，使刚恢复的海关自主权没有起到保护国内工业的作用，而是起了充实国库的作用。在“训政时期”的借口下，清王朝的政治遗产——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又逐步重建，并加强了对工商团体的整顿与控制。在“以党治国”的美名下，竭力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甚至连全国性的抗议日本侵略者的人民群众运动也被力图纳入国民党当局的掌握之中。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公民权得不到保障。到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意大利、德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反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官方学说受到倡导，并曾试图以德国作为现代化模式，建立国防经济体制。这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屈从于新的极权官僚政治结构之中。资产阶级鼓吹了民族主义，结果却成了它的首批牺牲品。
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陷入了历史悖谬：在国民党政权未巩固之前，有限的多元化趋势促进了资产阶级力量较快增长；而国民党政权巩固并强化国家官僚机器之后，资产阶级的发展反而受到抑制。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或是由于得不到国家的强大支持，因自身软弱无力而难以发展；或者投靠军事化的国家机器，而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附属物与牺牲品。
二、中国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即资本积累严重匮乏
中国传统的王朝财政体系非常落后，完全不适应于发展现代经济事业。民国初年，从内部积累资金投放于经济建设事业不是变得容易，而是变得更加困难。这并不是说国民收入中没有剩余。据经济学家巫宝三统计，1933年国民收入中，仅地主富农的地租收入就有30亿元，除去消费，可积余12亿元。据台湾刘大中教授估计的数字就更多一些，可能积余26亿至3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3%-15%。根据罗斯托的计算，西方日本等国“工业起飞”的资金条件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10%，因此，如果中国能把这些积余用来办工业，资金是不成问题的③。但是投资环境与投资取向，首先取决于政治稳定与国家统一。而这一时期内，军阀割据、内战频繁、民营企业遭受到外资企业的排挤，这些政治因素构成了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最大障碍。
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的积累、配置和投放完全是私人企业家的事。而在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中，市场需求和资本供应都相当微弱，银行也不具备向工业贷款的巨大能力，因而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共和初期，中央权力衰落，无力掌握全国的收入来源。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占各种收入最大份额的土地税仍划归各省占有，这样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80%左右都取之于仅占国民收入10%-15%的关税、盐税、统税及其他杂税，这就加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负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大约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这些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偿还内外债务、赔款和军事开支。北洋政府时期这两项支出占年度支出80%以上，南京政府时期略有减少，所占比重仍高达70%左右。以1937年的国家预算为例，军务费占39%，债务费占32%，这两项开支就占国家总支出的2/3，而用于建设事业的基金(7%)与教育文化支出(4.28%)两项加在一起只占11.28%。这是一个被政治严重扭曲的不合理的财政体系。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可能掌握的岁入和资源已经有所增长，但大部分却在内战和偿债中花费掉了，那里还能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一书指出：“当时经济未能显著增长的原因是国防经费占去政府开支的一半。政府花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造上的钱有限。”④事实上，当时历届政府都靠借外债度日。在1927——1931年不到5年间，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库券额高达10.06亿元，比北洋政府15年内发行的6亿余元公债超出很多，都主要用于军事开支。这种极端反常的情况，正如上海总商会的快邮代电所指出：“穷全国积蓄以养兵，而兵有菜色；竭全国公产以举债，而债额累增。”⑤
由于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中国工业化要从国外取得资金也很困难，因为外国投资者也不愿冒巨大政治风险大量投资。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是很有限的。1902年至1930年外国政府和私人投资总额超过18亿美元，而上海就几乎占有外国投资的一半，东北占有1/3。据统计，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按中国人均计算只有6.97美元，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其它欠发达国家（印度为20美元，拉美为86美元，南非除外的非洲为23美元）。外国投资大都在房地产、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及某些轻工业方面，而很少投在重工业方面（东北除外）。
“贫困的恶性循环”仅仅是欠发达国家经历的多种恶性循环之一种。但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既是欠发达状态的原因，又是欠发达状态的结果。这一点也早有史学家指出，虽然立论不够全面。
“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不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因为资本穷乏生产落后的原故：因为资本穷乏生产落后帝国主义的势力才乘机侵入；因为资本穷乏生产落后才不能抵抗帝国主义；因为资本穷乏生产落后才酿成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到了后来更成为一种循环性：就是内部的混乱越长，生产力就越减退，失业的游民越增加，帝国主义的资本势力越扩大；这个解释我想不是无根据的妄谈。”⑥
三、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困难和农民的贫困化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在这种条件下，从传统小农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西方农业的现代化始于商业化，曾经出现过三种形式：土地贵族转入商品经济的经营形式（如英国）；土地贵族迫使农民转入商品经济的经营形式，贵族再进入市场交易（如法国）；土地贵族把自由农民重新纳入农奴制以增加商品谷物出口（如德国东部）。在中国没有发生地主阶级领导的商品经济革命，辛亥革命也没有农民的发动，传统小农经济结构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度都没有被突破；而这一突破却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要条件。
这并不是说中国农业完全没有变化。事实上，中国的小农经济体系从清代前半期以来即开始经历了长期的农业商品化以及伴之而来的阶级分化。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中，商品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使商品化程度较之过去三个世纪大改观。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中国的农业已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蚕丝、茶叶、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商品生产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由此也使商品化了的农业不再只受国内市场动向的影响，同时要受国际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这样中国农业除受到国内天灾人祸的沉重打击之外，又受到来自国外的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衰退的打击。中国小农经济已不再是一种封闭的自然经济，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原有的小农经济结构被迅速解体。相反，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事实上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入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中国没有出现早期西欧农村出现的那种“原初工业化”，而是旧式家庭农场经济吸引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过剩，旧式的商业资本利用了只具低廉机会成本的家庭农场劳力，跟新式现代纺织厂进行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现代工业的市场。这样，巨大的人口压力与牢固的传统社会结构相结合，维护和支撑着一个停滞而落后的小农家庭经营生产方式，而阻碍了农业生产较快地资本主义化。
在本世纪的前30年代，农业生产的增长大体上仅能跟上同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由于生产工具、技术、投资等各方面都很少有变化，人均农业产值始终踏步不前，1931年至1937年平均约38元。这就是说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仅能维持在最低水平。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3.15亩下降到2.94亩。约有50%的农民与地主有租佃关系。军阀割据加速了土地的兼并与集中。军人兼地主把暴敛的大量财富投放于土地，用武装强制收租，迫使不堪重负的佃农沦为雇农。至于30年代出现的连年不断的天灾，受灾区域之广，更属少见。
由没落的地主阶级和新兴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历届政府都不关心解决农民问题。城市现代化推进的最初影响是农民的劳动和福利条件的恶化。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苛捐杂税日趋严重，田赋特别是各种附加税大都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加之祸不单行，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我国农产品出口锐减，粮价低落，农村破产和凋敝的形势更形严重。破产农民大量外出逃荒，劳力减少，荒地面积增大。30年代初，每年要从国外进口粮食1.8亿担至2.6亿担。中国以农立国，而粮食进口数量这样大，说明农业危机的严重。据当时调查，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农家是负债的。农业危机的加剧，导致农民的贫困化和半无产化。贫农经济的增长，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抑制了经营式农场节省劳动力与扩大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不利于推动农村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广大农村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渗透的影响。土绅阶级的急剧衰落和地方政权的官僚化，带来的是乡土社会秩序的解体。土豪劣绅与恶霸滥用权力，蹂躏乡里，农村与国家的关系处在紧张状态，最后是导致农村的动荡与贫农的革命化。
“没有农业生产率的明显增长，我们就难以理解国家总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是如何实现的。”⑦据估计，中国在20年代每个农民平均生产谷物1400公斤，美国却是20000公斤，而中国4/5的劳动力都被农业所占用。这是阻止中国经济巨大增长的障碍。忽视拯救农村的极端迫切性和严重性，是民国历届政府统治基础不稳的基本原因。
四、中国现代化的外部条件的急剧转变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20世纪上半叶，世界形势发生巨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第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它造成了一场破坏现代生产力的经济大衰退。然后又是一场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才告结束。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变化，西方史学家或称之为“大动乱”、或称之为“大灾变”。这场大变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双重的影响。一是邻近中国的俄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影响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大转向。另一是东邻的日本脱离华盛顿体系的约束，走上法西斯主义化的道路，加紧推行独占中国的大陆政策。日本对外扩张的趋向引发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转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流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异军突起，传播迅速。到30年代，一般社会思潮也发生明显转变，这从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举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专题征文讨论中可以看出。征文中完全赞成中国的现代化应走西方或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倾向于采纳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五篇；而主张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取混合发展方式的占最大多数。这表明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双重打击之下，公众舆论的转变。到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争取人民民主的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高涨，这时要想把中国拉回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那就明显地违反时代的大潮流了。
以上是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的革命化的影响。至于另一个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和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影响，则是对本世纪初以来经济增长势头的当头一棒和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灾难性打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徘徊与停滞，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除苏联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大萧条更是造成国际经济秩序的大混乱，经济壁垒森严，国际贸易锐减，并以邻为壑转嫁危机。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大的阻碍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加紧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使之完全殖民地化，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尤为严重。东北的沦陷，使中国丧失了30%的煤，71%的铁，28%的电力，47%的水泥。外国投资也因此大为减少。当中国还没有从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招来的一连串灾难中恢复过来之时，日本在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次大战火使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立的沿海沿江的大部通商口岸城市陷入敌手，其中以上海、南京、武汉等工业中心的损失尤为惨重。据有的资料估计，沦陷区工业资产遭受损失程度：上海达50%，南京80%，武汉12%，广东31%⑧，全国工业的精华地区几乎全遭到重大破坏。据粗略的估计，这场战争使中国经济所受的直接损失当在100亿元以上，人员伤亡1800万，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共计约4000亿元以上，折合美金1800亿元（按1952年币值）⑨。
总之，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把近30年来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据饶斯基的估算，1914——1934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5%。按此推算，如果不发生这场战争，1933——1953年20年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应增加1.63倍，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只增加了28%。这就是说，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20年时间。
注释：
①黄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8-329页。
②白吉尔：《1911——1937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前言》，译文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1987年，上海版。
③《陈振汉教授谈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④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台北东华书局，1977年，第475、480页。
⑤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⑥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书店，1930年版，第625页。
⑦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译本，1989年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105页。
⑧韩启桐编著《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中华书局，1946年，第32页。
⑨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见《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标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