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和声调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母论文,声调论文,起源论文,语音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声调是单音节语的一种普遍类型特征。它的起源问题的讨论大多着眼于韵尾的消失和变化。根据音节结构的响度变化原则和汉语方言的声母变化对声调发展的制约作用，我们认为制约声调起源的关键因素是声母位置上辅音语音特征的变化，韵尾的消失和变化对声调的起源和发展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现实语言的音变机理可以印证我们的假设。
一 字的单音节性和声调产生的条件
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形式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这涉及到语言系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问题，其中包括寄生于音节的非线性语音特征。声调的起源和发展需要联系这种结构特征进行讨论。基本的情况是：词是多音节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是单音节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的超音段语音特征是重音，着眼于词内音节之间的强弱对比；字的超音段语音特征是声调，着眼于音节内部的音高变化。它们的共同性质都是使其所控制的音段能够成为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结构形式。字虽然是从汉语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但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适合于东方单音节语的研究。声调是字的一种语音特征。
根据声调语言的研究，人们发现不同语言的声调类型非常相似，但它们都是独立形成的，不是同一祖语的分化。例如汉语、藏语和越南语。所以，声调是单音节语的一种普遍类型特征，与发生学没有关系，不能用来进行不同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这一性质决定了声调起源的研究必须从音节结构的原理中去寻找它的成因。
音节结构的原理是什么？这可以从汉语的音节结构的原理中得到明确的线索。字的基本结构原则是一个音节联系着一个意义，形成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这样的基本结构格局，一一对应；而一个音节的结构原则，如不考虑单位本身的具体内容，也是一一对应的结构，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一个声调”构成；声母由辅音充任（包括零声母），韵母部分可分韵头、韵腹、韵尾，也是一一对应的结构。只有这种单音节结构的语言才有可能产生声调。这种音节结构的规则如用公式来表示，就是：t／o（m）n（c）。这个公式中的o表声母或音首，m表韵头或介音，n表韵核或韵腹，c表韵尾，t表驾驭整个音段的声调，（）中的成分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这虽然是从汉语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结构原则，但却具有普遍理论意义，不仅适合东方单音节语的研究，而且对西方多音节语的语音结构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为音节的深层结构原理大致是相同的。美国语言学家从汉语音节的声、韵、调分析中受到启发，创立了韵律单位层级说，促进了生成音系学、非线性音系学的发展。据生成音系学的创始人M.HaLLe告知， 他们在各种语言的韵律规则的研究中都发现了辅音在音节首和音节尾的功能不同，因而发现汉语音韵学的音节层次结构说原来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原理已被普遍接受，其惊人的解释力令许多音系学家震惊（王洪君，1994，310）。 这种已被普遍接受的模式的结构原理可以简述如下：音节的核心是音核，由元音充任；音核前的成分是音首，其后为音尾。从音首到音核，音素的发音响度渐次增强，而从音核到音尾，响度则渐次减弱。汉语音节结构的各个位置都只能出现一个音素，情况比较简单，如像印欧系语言那样，音节的音首或音尾多为复辅音，那么复辅音各个音素的线性组合就需要严格地遵守“音响顺序原则”（sonoritysequencing principle）排列： 从音首到音核方向的各个音素， 其响度逐渐增强；从音核到音尾方向的各个音素，其响度逐渐减弱；音核的响度最高。已经确定各种音素的音响度的级别为：元音＞介音＞边音＞鼻音＞阻塞音（石毓智，1995）。这种响度说的基本精神与以往的紧张说是相通的，因为紧张说也是以元音为核心，在元音音峰前紧张渐次增强，音峰后紧张渐次减弱，只是没有强调首、尾辅音的作用的差异。声调是单音节语的一种后起的超音段现象，寄生于音节，它的起源和发展无法摆脱这种一般结构原理的控制。
那么，是不是最小的句法结构单位只要是单音节的，语言中就会有声调呢？那也不一定，因为单音节只是语言是否有声调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例如七世纪时藏文文献所反映的藏语，现在甘肃、青海地区的藏语，其结构单位都是单音节的，但是都还没有声调，究其原因，就是音节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辅音有清浊的对立；有前置辅音；韵尾有单辅音韵尾（如b,d,g;m,n,η;r,l,s ）， 也有复辅音韵尾（ms,nd,ηs,bs,gs,ld等）。所以，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声调的有无，还得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单音节的结构规则比较简单，如果借用汉语音韵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声母和韵母中的韵腹、韵尾都只能由一个音位来承担；即每一个位置只能出现一个结构成分，相当于我们所说的“1 ”（徐通锵，1991c）。这种结构格式如代之以公式， 大体上类似汉语的上述的音节结构公式，只是（m）位置上的音不一定象汉语那样成系统。 公式中的每一个位置大体上只出现一个“1”， 这可能是一种语言是否能产生声调的一个充足条件，因为语音的简化减少了语言的区别手段，需要声调之类的新区别手段的补偿。苗语（大南山）
音节中的复辅音声母是向“1”演变过程中的残留现象，因为和苗语有亲属关系的勉语、畲语等已单化为一个音素（马学良等，1991，611）。这就是说， 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单位如果是单音节的，而音节中的o，m，n，c位置又只能出现一个“1 ”，那么它就有可能产生用音高变化来区别句法结构单位的声调。
在已经形成以“1”为基础的音节“o（m）n（c ）”中是各个位置的音素与声调的起源都有关系呢，还是只有其中的某一种音素与起源有关？根据音节的响度分布原则，可靠的回答应该是后者，即只有在音首位置上辅音的标记性语音特征（如±浊、±送气等）的变化才是声调起源的关键。为什么？音节结构以元音充任的音核为核心，其前面音首部分的音素的发音响度渐次增强，语音特征的变化会使它的高低强弱的音量转化为超音段的语音特征；其后的音素响度渐次减弱，语音特征的变化会改变韵母本身的结构，它的减弱了的音量无法直接转化为超音段的语音特征。汉藏系语言（此处泛指东亚有声调或可能有声调的语言和方言，下同）在声调没有产生以前，它的音节结构的公式，参照现代音节结构还比较复杂的语言，大体上是：P·O·M·N·C·S。P 代表前缀音，S代表后缀音，O、M、N、C仍旧分别代表音首、介音、音核和音尾， 只不过音首和音尾有可能是复辅音。根据音节响度的分布原则，我们提出如下的假设：元音是音节的核心，“心”前的音素由于响度逐渐增强，因而它的标记性语音特征的变化会引发音核元音高低强弱的演变，导致声调的产生；“心”后的音素由于响度是渐次减弱的，它的变化或消失只会影响音核元音的长短或松紧，难以对高低强弱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与区别性声调的起源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假设可以成为声调起源研究中的一条指导原则。我们下面联系具体语言，参照这一假设，探索声调的起源和发展，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 “声调起源于韵尾的变化”说不可信
声调的起源，目前最流行的看法，大多都归因于韵尾的变化。这与我们的假设直接相冲突，因而需要首先进行讨论。
韵尾的变化导致声调的产生，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就是法国语言学家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发表于1954 年的《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该文认为越南语原来没有声调，但问声—跌声调（相当于一般所说的去声）有韵尾辅音-s，
再往后，大约在十二世纪，由于浊音清化，这个三调系统分化为六调系统，清高浊低。奥德里古尔的这篇文章影响很大，成为后来人们研究声调起源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之点就是韵尾决定声调的起源，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决定声调的演变。中外语言学家大多都循着这种思路研究声调的起源,波莱齐克（J.Placzek,1985）还根据马蒂索夫（L.A.Matisoff）等对东南亚各语言的声调的研究提出一种声调起源的标准理论：1.韵尾辅音决定调型；2.韵尾辅音的消失产生音位性的声调；3.声母辅音决定高低；4.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使声调一分为二，清声母读高调，浊声母读低调；5.这些声调以随机或非常复杂的方式形成现代语言的声调系统。这种标准理论在奥德里古尔的文章中已经形成雏形，基本的要点就是“音尾”定起源，“音首”定发展。马伦（Maren,L.W.）后来对这种标准理论作了一点改进，进一步把声调起源于韵尾说具体化：1.无调阶段；2.韵尾形成舒促的对立，这时虽然还没有声调，但可能已有音高模式；3.“完全冗余”，音高与韵尾相对应；4.消去韵尾辅音，产生声调。马伦特别强调“完全冗余”的作用，认为这是产生声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张振江（1987）在介绍了这些理论模式之后指出，它们有片面性，忽视了声母辅音在声调起源中的作用；而且都没有很好地论证，带有较大的思辨性。张没有否定声调起源于韵尾说，只强调它只是声调起源中的一种类型。我们认为，导源于奥德里古尔的音尾决定声调的起源、音首决定声调的演变的二元论观点值得商榷。起源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因为起源就是一种演变、一种发展，而发展、演变也就是一种现象的起源。汉语的平上去入因浊音清化而产生的阴阳二调，既是汉语声调的发展，也是阴平、阴上、阳平、阳上之类的声调的起源。决定这种起源或发展的音变机理应该是相同的，不可能是这种二元论的格局。现代的语言变异研究已经证明：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但变异必须受语言结构格局的支配，不能超越格局所允许的范围，因而变异有其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正由于此，语言现象虽然容易发生变化，但支配变化的音变机理古今不会有重大的差异，我们完全有可能用现在的音变原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W.Labov,1972；徐通锵，1990）。我们曾根据这一原理考察汉语声母系统的演变和阴阳对转的规律，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一些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徐通锵，1994，1996）。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这一原则来考察声调的演变与起源的关系。
声调起源于韵尾的消失和变化，大多依据假设，语言事实的根据并不充分，但声调演变的研究，有理有据，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声调演变的音理去考察声调起源的标准理论的正误。说韵尾决定调型，“-h韵尾的
这就是说，韵尾并不能决定调型。其次，从韵尾变化对声调演变的影响来看，我们看不到相互间有什么有机的联系。例如，汉语阴声韵、阳声韵韵尾的变化与声调的形成、分化、合流都没有关系；入声韵韵尾的消失也没有给汉语调类系统的变化带来什么影响，它或者继续保持入声韵的独立的音韵地位（如湘方言的韶山、湘乡、银田等方言点），或者并入其他声调。所以，从现实音变机理的种种迹象来看，把声调的起源归因于韵尾的变化，实在有点牵强。人们可能会说，汉语的情况不典型，难以代表其它语言的韵尾与声调的关系。那好，我们不妨看看缅语（据汪大年，1986a，280—282 ）和马伦所强调的“完全冗余”的关系。
每一类韵母都有高降、 高平和低平三个声调，说明声调的起源不能从韵尾的消失中找答案。不同类型的韵母如果声调相同，那么“双元音韵母不仅声音比单元音韵母长，而且调值也不完全相同。在各种声调类型中几乎都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如低平调从22变成21，高降调从53变成52，高平调从55变成53”，双元音韵母的553调后面的下降趋势，“这是受到鼻化的影响， 但是它与高降调不一样，它有一个持续的高平阶段”。从这里可以看到，单、双元音韵的调值差异是“完全冗余”的，因而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种“冗余”的差异是以单、双元音的韵母差异为基础的，无法形成独立的声调；只有将来双元音韵单化为单元音，而且与原来的单元音韵对立，它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声调，但那只是想象中的事，可能性不大。
根据历史比较法拟测相应的韵尾，这自然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它能不能成为某一声调起源的根据。前面说过，声调是单音节语的一种普遍类型特征，不同语言的声调都是独立形成的，不是同一祖语的分化，相互间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越南语固然属于孟—高棉语，但是它的声调是独立地形成的，其它语言的类似韵尾很难成为立论的根据。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现代孟—高棉语的情况。刘岩（1996）的《孟高棉语声调研究》考察了德昂、布朗、佤等13种孟—高棉系的语言和方言，发现它们的声调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中，有的趋向于定型，有的还处于萌芽状态中。这对于研究声调形成的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妨选择其中布朗语的勐昂话为例来考察韵尾与声调起源的关系。勐昂话有四个声调：中平（33）、高升（35）、平降调（331）和低降调（31）。它们和韵尾的关系如下表：
促韵尾舒韵尾-h韵尾
中平调33
+ + +
高升调35
+ + +
平降调331 - + -
低降调31
+ + -
舒韵尾包括无韵尾的元音韵和-m、-n、-η。其它语言和方言的韵尾与声调的交错对应情况与此相似。这种交错对应说明了好几个问题。第一，远在韵尾消失以前，不同声调的调型已经形成，因而同一个声调往往有几个不同的韵尾；即使一旦消失了韵尾，也不会改变业已形成的声调系统。汉语的韵尾变化没有影响声调系统的调整可以为此作出一个很好的注释。第二，不同的声调可以具有相同的韵尾，例如促韵尾与中平、高升和低降三调相联系，-h韵尾与中平、高升二调相联系，因而某一个韵尾的消失或变化不可能导致某一个特定声调的起源。
人们可能会说：不同语言的声调既然是独立地形成的，您的这些材料也就无法证明越南语的问声—跌声（去声）不是源自-h韵尾的消失、锐声—重声（上声）
说明它们不是产生某一特殊声调的音变机制。现实的音变机理否定了声调起源于韵尾的消失或变化的论断。
历史比较法无法确定声调起源于特定韵尾的消失，现实的语言事实又不支持奥德里古尔的结论和声调起源的标准理论，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应的根据。汪大年（1983，47—48）曾在这方面进行过很大的努力，根据历史碑文和现代缅语的比较，认为-h韵尾的消失产生长元音，并由此进一步产生高平调：
确实，-h韵尾的消失产生了高平调，但问题是高平调不一定来自-h韵尾，原来的单元音韵、来自-m，-n，-η等韵尾消失的单、 双元音鼻化韵、
汪大年（1986b,115）的认识很明确，认为不能同意把-h韵尾与高平调的起源等同起来的意见。现据汪大年1983、1986a的文章摘录几例，以资比较：
这说明，高平调的形成原因另有它途，不是-h韵尾的消失，不然就无法解释无韵尾的单元音韵和其它韵尾所形成的高平调。
前面的分析说明，肇始于奥德里古尔的声调起源于韵尾消失的理论既经不起语言事实的检验，在理论上也有漏洞。这可以从反面证明我们关于声调起源的音变原理的假设。根据音节结构的响度分布原则，韵尾是韵母的一个组成成分，处于响度减弱的末尾，因而它的变化和消失首先会直接改变韵母的结构，影响音核元音的长短或松紧。声调是以音高变化起区别作用的结构单位，是一种驾驭整个音段的语音特征，与只属于音核元音的长短、松紧不处于一个层次，即使与元音的长短、松紧一起伴随有一定的音高变化，也难以把它看成为有区别作用的声调，因为长短和松紧已经区别了不同的韵母。这种说法自然暗含一种可能，即：如果元音因长短、松紧对立的消失而仍旧保留原来伴随性的音高变化，那么它就有可能转化为声调。这只能视具体语言的不同情况而进行具体的分析。总之，韵尾的消失和变化难以对声调的起源产生直接的影响。
很多学者都循着这种思路去探索去声和上声的起源，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加拿大著名汉学家蒲立本（PuLLeyblank ）和美籍华裔学者梅祖麟。他们使用的方法不是历史比较、碑文考释，而是对音考证和方言例证。奥德里古尔的前述文章已经说到汉语的去声源于韵尾-s，其根据就是汉越对音，因为用来对译汉语“寄卦嫁袋义露”这些去声字的越南问声—跌声都有-s尾；“汉语读‘上’声的字，在越南语里读作锐声—重声调”。蒲立本和梅祖麟等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去声来源于-s尾，而且认为这个-s一直保留到六世纪，并由-s变为-h，与越南语的演变方式一样（据梅祖麟，1977；丁邦新，1982）。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证明声调起源于韵尾的消失。这是一种新的论证方法，能否成立，需要进行一些剖析。
蒲立本的去声来自-s尾的说法，主要的根据是越汉、梵汉的对音。对音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固然有重要的价值，但如果没有音系内部的根据作基础，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一种语言往往是用本语言中相近的音去对译外语的专名（主要是人名和地名），很难做到“等值对译”。罗常培（1931）的《知彻澄娘音值考》根据梵汉对音等材料拟知为t，彻为t'，等等， 结果处置失当， 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陆志韦，1947，14；李荣，1952，121；王力，1985，174）。即使避开这一点不说，也还有很多其它的问题。比方说，汉语社团的最小语音感知单位是音节，具体表现为字，而印欧语社团是音素，具体表现为字母，因而在对音、译音的时候就有可能用一个汉字去对译外语的某一个字母，也有可能用两个汉字去对译多音节词中的某一个音节，或者用一个汉字去对译两个音节。正由于此，对对音的解释往往因人而异，光凭一两种材料，很难成为立论的可靠根据。比方说，下列梵汉对音的材料是蒲立本拟测去声有-s尾的根据。我们依据对音时-s属前属后的处理把它们分成两组：
下带黑线的汉字与梵语的s有关。A组的s属前一个音节，好象可以成为带黑线的去声字的韵尾，但B组的s在对音中却属于汉语后一个音节的音首辅音，表现为汉字的声母，用霜、师、莎、尸、沙、娑等字去对译含有s或sh的音节，说明汉人是把s看成为一个独立音节的辅音的，这犹如现代汉语用“阿司匹林”去对译英语的aspirin那样， 拿“司”字对译字母-s-，而不能把s看成为“阿”的韵尾。
语言现象是复杂的，为某一种说法找几个例子并不难，问题是这些例子能否纳入系统性的框架？相互间是否有矛盾？上述的对音材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汉语社团的处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s 真是去声的韵尾，是音节的固有成分，汉语社团就不会把它处理为第二个音节的声母或独立的汉字。这些事实说明，我们不能把不成系统的对音材料作为汉语去声有- s 尾的拟测根据， 不然， 人们也可以根据梵语的Aristaka之对译为汉语的阿犁吒、阿梨瑟吒，KuKKutapadagiri 之对译为屈屈吒播陀（均据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认为k 是去声吒字的韵尾、g是平声陀字的韵尾，诸如此类。这就是说， 声调和韵尾的拟测如果完全以对音为根据，不考虑不同语言社团的语音感知方式的差异和不同音系的结构特点，那么同一个声调就能整理出好多个韵尾，整个音系也就会因此而乱套了。总之，对音用来拟测汉语声调的起源，其局限性非常明显，难以成为可靠的根据。
梅祖麟想弥补这一欠缺，提出了三方面根据：第一，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方言上声字仍然保存有喉塞音，尤其是定安方言上声字的字尾鼻音之后好象有个同类的塞音跟着；如果认为这是声调形成之后发展出来的，就很难解释这种现象。第二，从佛教经典中可以确信中古汉语上声字的调值高而短，而语音实验的证据证明，调形高而短的音节通常以无声塞音结尾。第三，在汉代的汉越借字中，上古上声字与越语的锐声—重声这两个声调的字对应，依据奥德里古尔的理论，这两个声调就是由喉塞音发展而来的。这三种证据中值得研究的是方言所提供的线索。现在东南方言的上声字收喉塞音尾的情况，梅祖麟的分析很简单，只列出温州和蒲城的材料，可能是那里的上声都是高调（温州为45的高升调，蒲城为55的高平调），可与梵汉对音的“高而短”的拟测相印证。作者认为，“闽语一向被认为直接从上古汉语分支发展而成，没有经过中古汉语的阶段，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上古的喉塞音只在闽语区出现，而其他方言区几乎已经消失（温州除外）”（178）。
吴方言上声字带喉塞音尾的也不限于温州，黄岩方言也有此类现象，不过它的位置不在“尾”，而在音节的“中”。赵元任（1928，84）早就指出浙江黄岩方言“上声字单读时（尤其是阳上），当中喉头关一关，作一个‘耳朵’音，把字切成两个音节似的”。北方的山西方言也有类似现象。1964年，我们曾带领中文系汉语专业高年级的学生去山西的晋中地区进行过一次实地的方言调查，发现孝义、太谷等地的降升调也有借助于喉塞音使一个音节分裂为两个音节的现象。王福堂在回京之后写了一分题为《晋中榆茨、太谷、祁县、榆社、平遥、介休、灵石、孝义方言语音特点简述》的调查报告，没有发表，现征得作者同意，将其中“降升调分裂语音的作用”一节摘录引述于下，以飨读者：
孝义方言的降升调（上声和阳入）还使整个音节发生分裂：声调在下降到最低点时，产生一个强烈的喉塞切断音节，然后喉塞迅速解除，声调继续一个回升的阶段，如“走”
述2、3两项变化的同时，还丢失了入声韵尾，从而在音节结构上与上声字完全一致。例如：
上述例字无论就听感或发音动作来说，都“像是两个字似的”（发音人的话）。看来孝义方言中一个字确实可以念成两个音节。但这种特殊的音节结构毕竟只存在于降升调单字读音的条件下。上声字和阳入字（没有快读）如果在连字变调后不再读为降升调，则这一特殊现象也就完全消失，各自恢复了原有单音节的面貌。如“黑老鸦”
（斜线后为变调的调值）。既然音节分裂的现象只是在降升调的条件下才发生的，本身并不具有辨义作用，我们就仍然把上声字和阳入字看作单个音节。
降升调分裂音节的现象极其特殊，并不多见（晋中太谷方言也有类似现象，但只限于阳入字，如“活”
山西地处北方，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分支，谁也不会认为它的喉塞音韵尾直接来自上古。梅祖麟认为闽方言与汉语其它方言的分化时间比较早，
丁邦新（1982，276）在分析梅祖麟所据以拟测的方言材料时， 也曾指出海南岛的“海口、万宁、澄迈的上声字因为是低降调的关系，有一个附属的喉塞音”“建阳、定安、文昌都是偏低的上声调，情形非常相象”“徐州话中阴平调的字因为是低降升调的关系，听起来也有喉塞音或喉头紧缩的作用”。所以，现在方言舒声调带喉塞音的现象是特殊调形造成的，与某一个特殊的声调无关。基本的情况是：只要是一个短促的音节，就有可能增生一个喉塞音；即使像山西方言的“嵌1字”， 也会因一个音节分裂为两个音节，第一个音节因其发音短促而产生一个喉塞音（徐通锵，1981）。
现在有的学者还想借助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证明汉语的去声来自-s尾，理由是汉语的一部分去声字与藏缅系语言收-s尾的音节相对应。这在方法论上就难以成立，因为汉语和藏缅系语言的声调都是各自独立地形成的，没有任何发生学的联系，无法进行历史比较；即使汉语的去声字全部对应于藏缅系某一语言的-s尾，它也不能成为汉语去声字有-s尾的根据。
上述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证明：声调的起源与韵尾无关，奥德里古尔的假设难以成立，后来对它的种种论证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根据的理论对语言研究产生的误导。
四 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是声调起源的关键
韵尾既然在声调起源中不起关键的作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一种语言产生有区别作用的声调？有的学者认为是音核中的元音。持此说的学者观点不尽相同。王力（1957，86）认为汉语的声调起源于元音的长短，“先秦的声调除了以特定的音高为其特征外，分为舒促两大类，但又细分为长短。舒而长的声调就是平声，舒而短的声调就是上声。促声不论长短，我们一律称为入声。促而长的声调是长入，促而短的声调就是短入”。袁家骅（1981）、严学宭（1959，43—45）关于声调的起源也着眼于元音，不过不是它的长短，而是松紧，认为松紧元音与声调的制约关系“多半是紧元音念高一点，松元音念低一点，结果有的语言有了高低之分，而消失了元音的松紧，于是产生了声调”“在汉藏语系里，声调的产生和元音松紧的转化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还据此认为“原始汉语也是以元音的松紧区分音位的，声调只是伴随现象。后来声调的高低跟元音的紧松相应结合趋于稳定，成为区分元音音位的组成部分，才逐渐区分词义，转化为声、韵、调三足鼎立之势”。这些观点恐怕都难以成立。元音长短的对立往往与某种韵尾的消失有关，王力的元音长短说是根据《公羊传》的“长言”“短言”的注释推断出来的，带有思辨性、推导性的特点，语言材料的根据并不充分。学术界同意此说的人不多。松紧说的诞生时间比较早，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它的立论根据不充分，难以解释声调的起源，因而此说的影响也日渐缩小。从理论上说，元音的长短、松紧与特定韵尾的消失有关，既然韵尾的变化与声调的起源关系不大，那么这种长短、松紧自然也不会给声调的起源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在声调起源的研究中排除了韵尾和音核中元音的作用，自然会把注意力转向声母的语音特征的变化。
声母的语音变化与声调的起源有关，这不是新观点，早就有人谈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奥德里古尔的前述论文不仅转述了马伯乐在这方面的观点，而且也谈到了浊音清化是越南语声调再分化的原因。但是，集中就声母的变化来考察声调的起源，恐怕还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应推胡坦（1980）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他认为藏语原来没有声调，后来由于声母的浊音清化产生了高低二调。韵尾的变化在声调的演变中有没有作用？胡坦的看法比较灵活。他一方面认为韵尾的简化引起高低二调的再分化，“通常舒声韵尾（-m，-n，-η，-r，-l）使声调变平（高调变高平，低调变低平升），促声韵尾和擦音韵尾（-b，-d，-g，-s）使声调变降（高调变高降，低调变低升降），但另一方面又认为“高低调的再分化，从现状看，常常伴随着韵母上的某些差异，找不到干净利索的‘对立’；从历史看，这是由于辅音韵尾的简化引起声调和韵母同时起变化的结果”，可以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处理，每种办法“各有巧妙不同，只要承认其前提条件，均可言之成理”。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对立的原则先用于音段的分析，韵母已经对立， 即使伴随有音高的变化，也不宜处理为独立的声调。 瞿霭堂（1981，182—183）、黄布凡（1994，7—8）在胡坦的研究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韵尾的变化对声调的长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布凡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很具体，并列出形成长短的条件。这主要是：有韵尾——无韵尾、续音尾（-m，-n，-η，-r，-l，-s ）——塞音尾（-b，-d，-g）、-s尾——非-s续音尾、复韵尾——单韵尾、开音节与词缀合并——无词缀。这里用顿号隔开的两组音，一般都是前长后短，黄布凡还列出了长短高低的数据。语言学感兴趣的是有区别作用的“对立”，如与此无关，语言研究可以对这种长短忽略不顾。例如北京话上声的时长比去声的降调长，但起区别作用的是高低升降的变化，不是长短，语言研究不一定要追究这种长短的形成原因。其次，长短如已与特殊的韵尾相联系，那么起区别作用的是音段的对立，长短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伴随特征，缺乏独立性。瞿霭堂（1981， 182）也对藏语声调的长短作过分析， 认为藏语 “元音的长短缺乏独立的性质，它始终同声调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即声调与元音的长短有互补的对当关系：短元音出现在一类调里，而长元音出现在另一类调里”。根据我们的认识，瞿的论断需要作一些调整，宜为：韵母的元音已分长短，相互对立，因而伴随它们而出现的音高变化缺乏独立的性质，不宜看成为不同的声调。藏语的声调有几个？历来颇多分歧，少的只有两个，多的有三个、四个甚至六个（参看胡坦，1980，22—24），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把元音的长短和音节的舒促都看成为独立的声调。对比汉语，一种方言有几个声调，完全是“硬”的，有几种音高变化就是几个声调，不可能有像藏语那样的弹性。伴随着元音的长短、松紧而出现的音高变化不宜看成为独立的声调。
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导致声调的起源，这有音理的根据。前面说过，音节结构的一般原理是以元音充任的音核为核心，其前面音首部分的音素的发音响度渐次增强，其后的音素响度渐次减弱；响度渐次增强的标记性语音特征的变化，其增强的音量不会因语音的变化而消失，而需要转化为别的区别手段，以补偿已消失的语音特征的区别作用。在单音节语中，只能转化为音高变化的声调。我们可以采用前述的公式“P·O·M·N·C·S”，联系具体语言的声调产生过程，讨论声调的起源问题。我们先讨论有迹可循的藏语的声调起源问题。根据藏语提供的线索，前缀辅音有
这种前缀音在结构上是矛盾的：离音核最远，是音节结构的一个边缘成分，响度有待增强而还没有增强，因而容易发生变化；但另一方面，它的响度可能强于它后面的音素，与规则不一致。这种矛盾也是结构不平衡性的一种表现，自然会使它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方式，藏语（拉萨话）是与它后面辅音的清浊相一致，以符合响度结构的原则。这里我们根据胡坦（1980，31—32）的文章，选择r-，s-，-g，m-四个前缀音，从中各引三个例子，然后再来讨论相关的问题。请比较：
胡坦根据这些材料，认为“前缀音对声调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次浊声母字。凡不带前缀音的次浊声母字，今读低调；古时带前缀音的次浊音母字，今读高调（zla例外）”。如果着眼于系统， 这里的音变规则似乎是：前缀音的语音特征发生了一次清浊的逆同化，即它的清浊与后面的辅音一致，因而后来就随浊音清化的规律产生高低二调的变化，即清辅音读高调，浊辅音读低调；古时带前缀音的次浊声母字为什么念高调？可能是由于这些次浊声母本来是清化音，德格方言至今还保留这种清化音的痕迹（请比较义为“鼻”字的读音）。这就是说，音核前最边缘的那个音，不管它原来是什么音，需要服从音节响度结构的原则，是响度最低的一个音，因而容易发生变化。另外，zla 这个“例外”很有意思，这说明s-前缀早期可能也是一个浊音，因为例外中隐含着规律。前置辅音对声调的影响在藏语方言中还有不同的表现，黄布凡（1994，7 ）曾有具体的分析，“多数方言点都以次浊声母是否带前置辅音分高低，带前置辅音的念高调，不带前置辅音的念低调。……”。这些考察对声调起源的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
藏语产生声调的关键是声母的浊音清化，并由此产生了高、低两个声调。浊音清化是声调起源和演变的一条最重要的规律，但不是唯一的规律，因为像汉语这样有声调的语言，是先有声调，后有浊音清化，并影响声调的演变。这说明，汉语声调的起源应该追溯浊音清化以前的那种语音特征的变化，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前置音或复辅音的变化。
汉语平、上、去、入这一声调系统形成于何时？确切的年代难以确指，但根据汉字谐声系列提供的线索，那时的汉语有复辅音；复辅音还不是一个“1”，声调产生的条件还不完备， 至少还不具备使声调系统定型的条件。复辅音的简化和声调的产生，这是两个有内在联系的问题。根据藏缅系语言提供的线索，复辅音出现于音节的“头”和“尾”。汉语的谐声时代，“头”的部分有复辅音，线索比较清楚，一般学者对此已无异议，而“尾”的部分已很难找到复辅音的痕迹。汉语的音韵结构，上古时期是阴、阳、入三分；所谓“三分”，就是说韵尾系统已经定型：阴声韵以*b，*d，*g收尾，阳声韵以*m，*n，*η收尾， 入声韵以*p，*t，*k收尾，在韵的位置上都已经是一个“1”， 没有复辅音，而四声调类系统则是在韵尾系统定型之后发展起来的，因而阴声韵和阳声韵都有平、上、去三声。韵母的这种分类系统已经清楚地说明，我们不必在平、上、去三声以什么音收尾上做文章。这一问题前已讨论，这里不赘。
汉字谐声时代的复辅音是类似印欧语那样的复辅音呢，还是像藏语、苗语那样，是前置辅音？根据汉语音系结构的特点，应该类似于藏语的前置辅音。有迹象显示，汉语音系的结构有很强的对称性。声母的发音部位早期只有双唇、舌尖前和舌根三个系列（徐通锵，1994），韵尾系统的b、d、g、m、n、η，p、t、k与此前后对称；汉语韵母的结构是“韵腹+韵尾”，我们推想声母的结构与此类似，应是“声首+声腹”，这“声首”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前置辅音，所谓“复辅音”其实是一种简化的说法。介音介于声母与韵母之间，不属于声，也不属于韵，或者说既可以归属于声，也可以归属于韵，不属于这种对称结构的范畴。这就是说，声母位置上的复辅音（声首+声腹）不是一个“1”， 不符合产生声调的条件。这种“声首”的前置辅音是什么？比较藏缅语音系的结构，我们猜想，可能是浊塞音（b，d，g）、次浊音（m，n， η，r等）和清擦音s-或送气音h-之类的音，由于它们的消失， 遂导致平、上、去三声的产生，和以-p，-t，-k收尾的入声韵一起构成汉语的四声调类系统。s-可以和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谐声，是一个重要的前置辅音或前缀辅音，这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承认（李方桂，1968，24—26）；h-可以和m-谐声（董同龢，1944），也已引起人们的关注；b-，d-，-g和m-，n-，-η，r-，h-等前置辅音是否存在？ 现在虽无确证，但从同谐声系列的字的声母有清浊、送气不送气的差异来看，暗示它们有存在的可能。张琨（1984，244）对此有一种假设， 认为“谐声字最有希望的、能做得出一点东西的就是复辅音。谐声字也还有一个大问题，恐怕也是只能猜想。比方说，在一套谐声字里头，按现在的读音，有清声母，有浊声母，有吐气，有不吐气，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我猜想原来可能是一个词根，前面有不同的词头。就是说，词根的声母本来是一样的，但由于受到不同词头的影响而使同一个声母有种种不同的变异。西藏话就有这种情形，一个词根，前头有d，或g，或m什么的， 然后它在现在的方言中有各种各样的读音。谐声系列的声母不同，恐怕是由这种情形造成的”。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假设，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新领域。
先秦时期的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和平上去入的四声调类系统是否已经定型？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就是：复辅音之类的现象越多、越复杂，声调系统就越难以定型，因为一个字一个音节，有复辅音起区别的功能，也就没有必要有一个独立的声调去实现同样的功能；反之，如果没有声调，那复辅音之类的现象一定比较复杂；声调系统没有定型，也就说明复辅音之类的现象还在向单辅音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完全形成我们前面所说的以“1”为基础的音系结构格局。 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产生过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方面的音变原理。周耀文（ 1992 ，133—150）根据对37种汉藏语系的语言的研究，发现28种语言有声调，5种没有声调，4种正从无声调向有声调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声调的语言的特点是：“复辅音声母多、声母总数多”，“辅音韵尾多”，“音节结构形式多、辅音在音节中出现的频率高于元音”；而有声调的语言则是“单辅音声母占优势、复辅音声母少或者没有”，“辅音韵尾最多只有7个”，“音节结构形式趋向简化”； 至于那些处于从无声调到有声调的演变过程中的语言则是“有一定数量的复辅音”，“单辅音韵尾大多还保留”，“音节结构的形式还比较多”，“音节已开始出现音高对立的声调”。作者根据汉藏语系语言的这些特点推断“周秦时代是古汉语从无声调向有声调发展的过度时期”。不过我们想在这里补充一句，就是它已处于过渡的晚期，因为《诗》韵就其主流来说已是同调相押；《说文》的读若，本字与读若字的声调相同的已占89.4%，而去声与平、上、入三调一样，自成一类，说明那时候的四声调类系统已经基本定型（谢纪锋，1984，317—318）。平上去入的四声调类系统是否定型可以看成为以“1”为基础的结构格局是否形成的标志。
汉语中制约声调演变的关键音素是音首的声母，其中最重要的语音特征就是清浊，因浊音清化而使中古的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在有些方言中分化为八个声调。这是声母的清浊制约声调演变的生理基础。历史上的浊上变去，北方方言的阳入归入阳平、阴入入派三声，宁波方言依声母的清浊发生舒声调的合流（徐通锵，1991a，4—13），山西晋中地区（祁县、太谷等）阴入的调型调值与平声同、阳入与上声同（徐通锵，1991b，196）等等，也都是这种生理基础和音变原理的具体表现。正由于此，像藏缅语言、侗台语、越南语等，不管与汉语有无亲属关系，声母的清浊才能对声调的形成和演变产生相互类同的影响。我们把声调看成为单音节语的一种普遍类型特征，依据的就是这种共同的音变原理。影响声调演变的语音特征还有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这在藏缅、侗台语中都有表现，不过在汉语方言中比较少见。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首先注意到江苏吴江话可以根据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而分出“全阴上”和“次阴上”，“全阴去”和“次阴去”（盛泽），“全阴去”和“次阴去”、“全阴入”和“次阴入”（黎里）。叶祥苓（1983，32—35）根据赵元任提供的线索对吴江话的声调进行了一次再调查，发现送气与不送气对声调差异的形成确实存在着系统的影响，因而某些方言点的声调总数就不是人们一般印象中的七个或八个，而是十、十一、十二个。现实方言的音变机理可以用来说明声调起源的机制，因为一种语言的结构格局很稳固，古今的音变机理大体是一样的。
注释：
* 本文曾在第30届汉藏语会议上宣读过。会后，王洪君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具体的讨论，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材料。我参照大家在会上或会后提出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调整、补充和修改，但基本观点没有变化，因为我所了解的语言事实反对现在流行的声调起源理论。对于同人的帮助，本人谨在此致以谢忱。